【香港01】內地新居港人士　收入學歷上升　粵語普及率值得深思

統計處本月發表《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報告，主要涵蓋出生地點為內地，持中國國籍並報稱香港為永久居留地，而居港少於 7 年的人士。在2016年中，該群體共有 16.6 萬人，比十年前低約 3 成。

內地新來港人數有下降趨勢。然而，我們要小心闡述數字，釐清人口概念的誤解。首先，這不等同單程證人士數目，在 2009 年中至 2016 年中，約有 31.9 萬人持單程證來港。同時間，報告剔除了幾群人口，包括：一、7.7 萬名報稱香港非為其永久居留地的人士（例如短期留港工作或就學）；二、多數時間在境外居住的人士；三、又沒有包括在普查期間離港（例如暑假回鄉）的人士；以及四、中港家庭的子女，抵港時會即時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也不會納入在這份報告，等等。這某程度上解釋了永久居住人口較單程證持有人數字低。

由此可見，我們切勿理解為單程證人數近年下降。事實上，近 5 年的數字飄忽不定，2015年只有 3.83 萬人，但2016年全年有5.74萬人，每日平均數字超出 150 人，創十多年新高。報告只調查該年年中數字，未能反映全年數據。另外，有 7 萬多人報稱香港非為其永久居留地，而且每年來港數字也起伏不定，這對港府規劃學位、住屋、醫療設施增添困難。當新增服務需要時間籌備，移民如果遇上生活問題，往往未能立下解決，就會出現爭奪資源的現象，社會摩擦很可能隨之產生。

雖然報告未能完整理解內地來港非永久居民的全貌，但如果比較同類群組過往和近期的社會和經濟特徵，我們仍可觀察到一些趨勢，例如十年來，擁有專上教育的學歷的比例上升一倍多，每月主要職業收入至少 1.5 萬元的比例也有明顯上升，升幅較全港人口快，其中相當人口投身建造業。當然，兩組數字仍比香港整體人口低，內地來港定居者屬於低收入的比例，仍然較全港人口高。然而，不少南來人口有一定經濟能力，並非坊間認為依賴福利、靠政府過活的刻板印象。

有幾個少人提及的趨勢，值得政府和民間注視。第一，在房屋特徵方面，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的人士，有四分之三比例居於全租單位，比例較全港人口高；比較房屋類型，有 57.7% 居於私人永久性房屋，反而居於公屋、居屋的人數和比例在近十年下降，趨勢遠較全港人口明顯。這似乎反映不少這類人士租住在私人單位和劏房。內地移民家庭團聚，內地移民和港人也有組織家庭的意慾，香港房屋單位卻短缺，業主遠比租客有優勢，屋租就高踞不下。不論是新來港或者本地人，一同面對住屋開支沉重的問題。

第二，是使用廣州話為「慣用交談語言」的 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穩步下降，由 2006 年的 83.8%，到 2016 年的 69.8%。這與民政事務總處及入境處在單程證人士首次抵港時搜集的資料吻合。同時，以普通話作為慣用交談語言的比例，在 2016 年達到 13.5%。這未必過於令人憂慮，擔心廣州話的普及率下降，因為廣州話「作為交談方言」的比例同時上升。這個比例估計是指本來不認識廣州話的人，到掌握基本對話的比例。「慣用交談語言」和「作為交談方言」兩者合計仍然超過 9 成。

港人有時會嘲笑茶餐廳任職侍應的內地移民，廣州話發音不標準，但這也表示這群新來港群體用廣州話跟顧客溝通，融入本地文化社會。相對之下，一些在金融機構任職的人，不時寫文慨嘆業界不少內地員工和「海歸」，主要用普通話溝通，甚少用廣州話，群體間鮮有交集，他們才更抗拒融入本地社會。粵語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部份，港人應該盡力保護，尤其要推廣流行文化。企業主管和老闆，不分高級和基層，也應要求員工有基本的廣州話語言能力。

第三，俗稱老夫少妻的情況仍然普遍。有 5.79 萬位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的女士，當中有一半較丈夫年輕至少 8.8 歲。坊間認為此類個案容易出現婚姻危機，甚至衝突。按比例來看，內地定居未足 7 年人士的離婚比例較全港人口高，有學者用 2007 年數據指出年齡差距是表面因素，男方收入低和財政壓力是主因。學者和政府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了解經濟和婚姻年齡差距的關係。政府也應考慮提醒港人，成家立室前應該要衡量經濟能力。

不少港人對於內地新來港人士有很多不滿，部份是制度使然，例如審批入境制度不清晰透明，部份是政府提供資源有限，導致互相爭奪，見諸於醫療和教育方面，部份是文化身份認同。民間大可以向政府爭取更符合香港利益的人口政策，更好規劃香港未來，但對於長居在港的，有一定的公民資格的內地移民，港人應該盡力令他們早日融入社會，消弭社群間的藩籬，認同公平公義的價值。

#社會

講道理，擺事實，就不會殺錯人。

//全港的劏房單位為66900個（2014年12月統計處更新為86400個），居住人數為171300人，其中35.4%的劏房住戶成員是居港少於7年的新移民，居住7年或以上的有64.6%，即新移民約佔三分之一//

//新移民人數佔輪候冊比例一直下降，由2010年的25%，跌至2014年的13%，有意安排內地家人親屬來港定居的個案比例則一直徘徊於6%至9%，即大部分公屋申請者仍是居港滿7年人士，而計劃將來加入內地家人親屬的也是少數。//

//也順帶指出，領取綜援，不是輪候公屋快慢的考慮因素，而公屋輪候冊中，綜援人士所佔的比例亦由2010年的11%，跌至2014年的5%//

//以2014年為例，內地新移民來港後，83.3%是與家庭成員同住、15.0%居住親友家中，獨居的只有0.6%，新移民或會令原有居所更擠迫，但未必全部都需要一個額外單位//

//無論是左翼右翼、本土還是大中華，都應以數據資料認清事實，減少誤判形勢、誤傷群眾//

//以事實數據作為基礎，減少犬儒式的批判，可避免不必要的社會矛盾，也能對症下藥改善民生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
A23 | 時事評論 | By 陳紹銘 | 2015-07-13

房屋問題是否新移民問題

近年，每當涉及房屋或福利的資源運用時，不論傳媒或網絡討論，都有不少人把問題扯到新移民之上，例如有指由於劏房居民大多是新移民，因此不用援助；或是公屋大都是給新移民居住所以不用興建；又或政府給予新移民住屋特權造成不公等等，彷彿房屋問題就是「新移民問題」，這些說法是否合理？住屋問題與新移民關係有多大，是否主要因素？筆者嘗試以數據及現行政策進行分析。

新移民，或新來港人士，主要指居港少於7年的香港居民，與內地旅客或雙程證人士不同，前者是已申請來港團聚、已有香港身份證的居民，後者則為內地居民，本文集中探討新移民的情況。

居住劏房及輪候公屋

近年，劏房問題受到社會關注，環境惡劣、租金昂貴、濫收電費、工廈迫遷，問題多多，但到底居民背景如何？有多少為新移民？近年最大型的劏房調查，是政府委託政策二十一進行的「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於2013年6月公布，調查全港1860幢樓宇（不包括工廠大廈），推算全港的劏房單位為66900個（2014年12月統計處更新為86400個），居住人數為171300人，其中35.4%的劏房住戶成員是居港少於7年的新移民，居住7年或以上的有64.6%，即新移民約佔三分之一【表1】；而針對工廈劏房，則沒有全港性的調查報告，現存主要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2012年工廠大廈居民住屋狀況及需要研究報告》，調查100名居於大角咀及觀塘的工廈居民，發現家中沒有「來港不足7年人數」佔73.8%，即有新移民成員的家庭約兩成多。

另一常見說法，是公屋大部分留給新移民，也成為地區人士反對附近興建公屋的原因之一；亦有說法，是新移民比永久居民或綜援戶能更快獲得公屋，是否屬實？首先，房委會設有基本公屋申請資格：「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必須現居於香港並擁有香港入境權，其在香港的居留不受附帶逗留條件所限制」及「配屋時，申請表內必須有至少一半成員在香港住滿7年，而且所有成員仍在香港居住」，即內地居民不可能獲配公屋，新移民亦不會獲任何優待或「打尖」，他們雖然可以申請，但未足一半成員滿7年，申請則要被「凍結」，期間不會獲得配編。房委會數據指出，2014年6月，因居港年期規定而被凍結的個案有6980個，佔當時255800個輪候個案中的不足3%【表2】。

此外，根據2014年的輪候冊申請人統計調查，新移民人數佔輪候冊比例一直下降，由2010年的25%，跌至2014年的13%，有意安排內地家人親屬來港定居的個案比例則一直徘徊於6%至9%，即大部分公屋申請者仍是居港滿7年人士，而計劃將來加入內地家人親屬的也是少數。也順帶指出，領取綜援，不是輪候公屋快慢的考慮因素，而公屋輪候冊中，綜援人士所佔的比例亦由2010年的11%，跌至2014年的5%【表2】。

一般而言，能較快獲配公屋的有不同因素，包括申請個案中有長者成員、透過「特快編配計劃」接受不受歡迎單位、或是透過「體恤安置」（Compassionate Rehousing, CR）上樓等，但現在這類申請非常嚴謹，每年房署只預留約2000個單位作「體恤安置」，有前線社工經驗指出，即使面對家庭暴力、身體殘障、露宿街頭，申請「體恤安置」亦非常困難，佔較大比例的是醫療因素，而是否新移民或申領綜援不會作特別考慮。

新移民的住屋需求

還有，坊間常說每天150個新移民來港是房屋問題的「元兇」，的確，人口的增長固然會帶來住屋需求，但以每天增加150人來衡量似乎未必準確。首先，每天150個單程證名額一般未有用盡，近年徘徊在每年4萬多人。

此外，已申請來港的單程證持有人未必長期於香港居住，例如2005至2011年的單程證持有人總數為319341人，但2011年人口普查的主題性報告指出，在2011年居港未足7年的人數為171322人，比單程證持有人總數少約46%【表3】，這部分與人口普查的調查方法及時間有關，但同時也反映單程證持有人總數未必能直接反映住屋需求（如有部分家庭於內地居住）。

其實，絕大部分的單程證持有人都以家庭團聚為由來港，根據民政事務總署及入境事務處的數字，以2014年為例，內地新移民來港後，83.3%是與家庭成員同住、15.0%居住親友家中，獨居的只有0.6%，新移民或會令原有居所更擠迫，但未必全部都需要一個額外單位；而當中75.2%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政府援助為8.5%，親友援助為9.5%，大部分新移民來港「領綜援、等上樓」的說法似乎也不成立【表4】。

以上的分析，絕不是要否認新來港人口會帶來額外的住屋需求，而旨在分析其影響有多大，推測是否標準（也可參看筆者2013年10月17日《信報》A20「『新移民』是房屋問題的元兇嗎？」）。

對症下藥 拒絕犬儒

將房屋問題簡單歸咎於「新移民問題」，難免有點像梁振英將民生問題約化為「土地問題」；兩者的確有關，卻未必是最主要因素，背後也其他複雜的問題，約化的說法未必有助處理問題。

筆者認為，無論是左翼右翼、本土還是大中華，都應以數據資料認清事實，減少誤判形勢、誤傷群眾，例如，若然公屋並非專為新移民而設，因討厭新移民而反對興建公屋則不成道理；又或如果新移民的確是房屋問題的主因，擁護新移民權利的人士亦應務實回應香港資源分配問題。當然，筆者理解，社會上有些論者或行動者，認為一個新移民也嫌多，又或相反，再多的新移民也要協助，這涉及更複雜的意識形態及社會經濟發展的討論，但非本文所能處理。

另外，關於房屋問題，「新移民」是其中一個因素，還有不少「中港」或「內地」因素值得繼續探討，包括過夜旅客、內地學生、內地買家等等；也有其他更大影響的因素，如土地囤積、丁屋特權、房屋炒賣、放任租管、重建清拆等等，社會亦應以更大的力度關注。

以事實數據作為基礎，減少犬儒式的批判，可避免不必要的社會矛盾，也能對症下藥改善民生問題。

影子長策會成員、香港政策透視執委、社工復興運動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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