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很信奉一個教條：「業精於勤荒於嬉」，因為我眼中的父母總是兢兢業業又勤奮，總是不太犒賞自己，也不太享樂，又勤又儉，日復一日又一日過著相似的生活。我猜我的生命也許是他們人生的反動，喜歡活在一種豐富又多面向的狀態裡，在刺激與變動中充滿活力。

人生觀的設立，脫離不了對自己的認識，被我奉行二十多年的「業精於勤荒於嬉」，成為沈重的教條與某種程度的自虐，嚴重一點會讓我對生活失去盼望，也讓我迷惘的是，不懂自己究竟為何努力、為何而活。我依舊記得自己當時充滿怨懟與不滿的臉譜，也記得那渴望突破又擔心顧忌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夠撐起自己想要的生活，一邊畫地自限、一邊怨天尤人、一邊在編織玩樂地圖時充滿罪惡。

你呢？你可曾好好認識自己，理解影響你生涯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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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女子最近在讀《沙漠一點點：西安到喀什，4590公里的絲路日誌》這一本書。會認識點點陳是因為要去日本自助前，翻閱相關書籍時，剛好看到她的前一本作品，訴說她去東京、廣島、瀨戶內海旅行的《海島一點點》。

喜歡作者用圖畫記錄旅程的方式，是一種「隨性又不想漫無目的」的旅遊風格。書中提開始自助旅行的經驗，跟我很相似，從小不想辜負家人期待，無論是學業表現或品格都兢兢業業地，希望能達到家人、長輩的標準，但也漸漸讓自己在面臨選擇時，不敢依循自己的想法，無法和家人坦承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她提到上了大學搬出家，課業繁重加上回家路途遙遠，每每返家總是因返家頻率議題而和父親激烈爭吵，試圖溝通卻常被臆測截斷，久而久之，在這段以保護知名，拒絕對話的親子關係中，練就出只能說出部分事實的技能。

前往西安的火車上，作者敘述與父親分享即將要開始的旅程，電話那頭不諒解生氣的語氣，與作者滿心的愧疚感。為什麼就算在學業上保持前列，不想辜負父母的期待，卻讓自己在面臨選擇時，不敢依循自己的想法，甚至以謊言包裝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讀這本書時，下班女子也格外感觸，我始終記得前往歐旅自助旅遊42天前的那個星期，每一天和家人爭吵的日子。其實，我們都知道家人只是怕我們受到傷害，但誠如作者說的：「如果只是害怕危險而迴避任何事物，那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所以作者出發，而我們也得以跟作者展開一場從西安到喀什的絲路沙漠旅行。

回到上海機場後，計程車司機問起作者從哪來，她分享自己是台灣人，剛從烏魯木齊旅行回來，司機驚訝地說，烏魯木齊這麼遠，連自己都沒有去過，怎麼一個台灣的小姑娘這麼勇敢的就自助旅行地前往了呢？作者看著車窗外上海絢麗街景，心中想起了那片一望無際的沙漠，綠意盎然的草原。

她想：「如果不出門旅行，我們對於世間萬物的印象就被侷限於日常所見的風景，以為山就該遍地翠綠，海就該是一片湛藍，殊不知在遙遠的一角，有著完全不同於我們的日常。」

我喜歡 點點陳插畫事務所回應司機大哥的那句話：「只要想去的地方，都不遠。」推薦給每個對遠方有嚮往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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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振鵬博士近日就我在在1996年出版的書《香港一九九七》作評論，指為「現代預言」。最近復有日本傳媒重新關注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開始出現轉折以來，香港歷史的重大轉變。《香港一九九七》此書已經絕版，作為我人生重要經歷部分，我曾將這本書的序言重新刊在2015年出版的《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一書中，現將此文在此重刊。

洋紫荊的蛻變

（一九九六年，我在台灣出版了一本名為《香港一九九七》的書。近日有人提到這本出版將近二十年的拙著，有人引述我的序言。我重讀舊作，覺得預言雖不是十足準確，但居然大部分未過時。而我寫的序言，至少對我自己是值得留存的。故重刊在這本書中。）

有個貴族朋友在硬幣背後
青春不變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買賣陪找到處去奔走
面上沒有表情卻匯聚成就
這是從台灣移居香港的音樂人羅大佑，在九一年初創作的一首流行曲《皇后大道東》的其中一節。這首歌一度唱遍香港每一個角落，也流行到台灣及海外。
大概也是從那時開始，不知怎的，「硬幣背後」的「皇后」像，漸漸被一個洋紫荊的圖案取代了。香港的過渡期，從貨幣開始了有形的轉變。洋紫荊，原是香港的市花，漸漸變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的標誌，也取代了硬幣背後的「皇后」像。
後來，我讀到一篇對香港青年作家董啟章的訪問記。董啟章以他的中篇小說《安卓珍尼》獲得了台灣《聯合文學》的「第八屆小說新人獎」的中篇小說首獎。小說內容模仿科學性的鋪陳，真真假假地虛構香港物種的進化。在訪問中，他談到為寫這小說，他翻閱了香港動植物的資料，從資料中發現，「洋紫荊本來是不存在的，是一種混合物，雜交種，本身沒有更生的能力（不能自行通過傳播花粉繁殖），但我們竟然用它作為香港的象徵，不免有點諷刺。」
香港過去的成功，大概真的是由於香港是中西混合物，雜交種，但大概也真的沒有更生的能力。不過，這種混合物、雜交種，由於已經成功，因此它是怎麼混合的，恐怕也應該讓那些希望它繼續成功的人好好研究。
洋紫荊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之後，它恐怕仍然是混合物，雜交種。不過這種混合與雜交，已不是原來的中西混合與雜交，而是香港經中西混合後已成為一個有自己性格的實體，以這個實體與中國大陸的傳統政治文化及共產制度下的統治觀念相混合，相雜交。
另一方面，則是以金錢掛帥的香港人，與以權力掛帥的大陸人相混合，相雜交。這個新的洋紫荊（或應稱為一其洋紫荊」），會是什麼形態？會不會繼續使香港成功？全世界都在盯著，都在估算著。但有一樣東西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它同樣沒有更生的能力，即不能自行通過傳播花粉繁殖。
因為居住在香港的人，從來沒有自己主宰過香港的命運。英國人的統治不是香港本地人選擇的，九七年「回歸祖國」也不是本地人選擇的。決定香港人的命運、決定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沒有在香港通過全民投票去認可。
既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就很難對香港有歸屬感。因此，香港沒有更生的能力。香港人創造了繁榮，創造了奇蹟。香港人也志在四方，成功人士很少把根紮在香港。
然而，儘管我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但香港人卻確實奮鬥過、爭取過。在得知自己未來的命運要與中國大陸人民的命運連結一起時，十多年來，相當廣泛的香港人，既爭取在香港建立可以保障現有的法治與自由的民主制度，又忘我地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當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爭取，固然表現出了勇氣，過程也堪稱感人，卻沒有什麼效果，不僅沒有效果，甚至可能更使未來的「主人」提高了警愓，加強了對香港未來實現民主與保持自由、法治的種種限制。
十多年來香港人據理力爭的一幕一幕，筆者都經歷到，親眼看到，也參與了香港輿論界在每一個過程中的敏感反應。有些事情鬧了一陣，香港人也就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當然，不能接受或憂慮較多的則紛紛移民），然後被時光所沖洗又淡忘了。於是，談到對九七後的期待時，一些不利的因素多拋在腦後，或者是一廂情願，或者是既要在香港生活就不得不找點樂觀的理由，許多人都繼續做著香港「一切不變」甚至是「變得更好」的美夢。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文化人，我們的社會責任不應該是向人們催眠，而是要向大眾不斷發出警覺訊號。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為了使人們不要失去警覺，筆者把過去十多年就香港問題的思考與發表過的評論加以概括，對香港九七後與香港人民生活有關、與投資環境有關、與外界關注的繁榮穩定等有關的二十個問題，作出了筆者個人的分析與估計。本書的要點在介紹筆者所認識的香港過去成功的因素，以及九七後這些因素可能受到的衝擊。整體而言，筆者的結論比較悲觀，而筆者所期待的，是這些悉觀的論點，能對九七後參與香港特區政治的人士，起警惕的作用，從而防止種種不幸的出現，而使情況變得較好。

一九九七對香港來說，固然是政治上的轉折點，但真正的危機相信不會在那一年發生。因為在世界矚目之下，中共兢兢業業地收回香港王權，不但會極為小心不讓這名貴古董打碎，恐怕還會以國家的力量去促使香港的經濟發展，比如撥出中共的外匯儲存，投入香港的股市與房地產業，製造虛假的繁榮。然而，中共收回主權一兩年後，本書所提的種種干預，就隨著中共的政治習性而帶來。那時，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一九九六午二月的香港《信報》，曾發表過一篇對國際投資的占星術專家盧碧琪女士的訪問。在這篇訪問中，這位曾準確預測墨西哥經濟崩潰和金價上升的占星術專家說：「九七年香港的經濟不會有大變，會平穩，但九八年由於政策上的改變，香港的經濟增長會出現問題，但樓市應有好轉，九九年經濟會變壞，二千年將有危險。」又說：「占星術告訴我們，「一國兩制」是不可能的，中國對香港的控制愈來愈緊，而九八年以後的海關管制將嚴重打擊香港經濟。以往的種種自由，如出入口、出入境自由等的喪失，加上稅率上升，香港在二千年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而不只是一個中國人的城市。到時，香港的經濟不會如現在的多元化。在二千年，中國會把港元與美元脫鉤。」「失業問題將惡化。在九九年，不論中國政府現在說什麼，我計算到將有大批大陸移民來港求職。香港的草根階層將受很大影響。」「電視、報章和雜誌會受最大影響。香港將有十二份雜誌關閉，我當然不會說哪十二份。中國會用政策限制新聞自由。」
筆者當然不是要讀者們相信占星術，儘管據稱這位占星術專家在個別的外匯與股市的預測上，有時達九五％的準確性，但有時也完全錯誤。只不過，她的預測，與筆者根據對事實的了解所作的分析，基本趨向卻頗為相似，儘管對一些具體作法，如海關管制、出入口自由的喪失等，筆者尚未至於如此悲觀。但趨向是中共加強控制，香港會變成一個中國城市，則是可以預期的。
當然，最好的情況是，本書的種種分析與預期，都沒有發生，香港仍保有原來的洋紫荊的活力，而不是蛻變成新的混合物—「共洋紫荊」。而最壞的情況是：這本書在九七前就遭到中共喉舌的「大批判」，九七後更遭禁止發行，而筆者也因此而在香港待不下去。
趁此書之出版，筆者要對為本書寫序之沈君山校長及翁松燃教授致謝。松燃兄與我相交近二十年，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我理念上極為相近的朋友，我也從他的知識、學問、見解中獲益不少，十多年前，他即參加我們舉辦的「一國兩制」座談，其後又為《九十年代》寫過極其份量的＜「一國兩制」芻議＞，對香港問題的長期觀察、思考，使他成為我所認識的最有資格對本書作評的人士。君山兄自七一年保釣後即有文字交往。長期以來，他研究及推展兩岸關係，不僅認識深刻，而且經驗豐富。由他從台灣的觀察角度來評我的有關香港一九九七的書，自然也是適當人選。
筆者還要感謝台灣《商業周刊》金惟純先生、何飛鵬先生，他們有志於推動台灣讀者去關心香港的九七發展，顯示出他們的眼光與魄力。胡欣欣小姐幫忙整理稿件，邱近思小姐給予各方面的協助促成比書出版。編輯徐以瑾小姐、曾蘭蕙小姐的盡心盡力，使這本在極為匆忙中寫出來的書有較好的表現。
　　最後，願上帝祝福香港—我成長及給予我不少機會的地方。（《香港一九九七》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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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來香港人據理力爭的一幕一幕，筆者都經歷到，也參與了輿論界在每一個過程中的敏感反應。香港人在談到對九七後的期待時，一些不利的因素多拋在腦後，或者是一廂情願，或者是既要在香港生活就不得不找點樂觀的理由，許多人都繼續做著香港「一切不變」甚至是「變得更好」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