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橋上魔術師》播出後，臉書上眾人各抒己見，其中也不乏錯把光華商場當作中華商場議論著。光華商場是光華商場，中華商場是中華商場，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見人犯了這個錯誤，心裡總是默默地激動。

光華商場對我有特別的意義，我與俗女養成記的陳嘉玲同一世代，北上台北讀書，中華商場已經拆了，變成一個大工地，但光華商場那時候還熱熱鬧鬧地在八德路高架橋下。當年去學校報到註冊，辦妥一切種種雜事，閒暇之餘第一個報到的地方好像就是光華商場，其時，這個位於陸橋下的商場還擁有許多許多的舊書店。

那個非要到光華商場的古怪堅持可以追究到一九九二年。

九二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新加坡已經談判接觸了，當歷史老師說這一題聯考必考的時事題，我心底想著是我高中和異性唯一的接觸是因為要撿掉在地上的立可白，而不小心碰到坐隔壁女孩的手臂。沒有人願意跟我講話，這完全不能怪她們，因為一個成天教室躲在教室看小說，終日悶悶不樂，長得像隻狗，看起來的確是蠻卑鄙的。

有一次，女孩子們中其中一個和藹一點的，親善如女童子軍，邀一我和她們一起去看電影，一邊是長長隊伍看《侏儸記公園》，一個是空蕩蕩《鋼琴師和他的情人》，當我說我要看珍康萍，她們露出了不以為然的神情說，你幹麻不合群一點？我知道當我選擇了沒有人排隊的隊伍，我其實是已經選擇了怪胎的命運。

在獨自一人的空洞電影院中，我想像如果現在在台北，我的身邊一定會圍繞著許許多多和我一樣的狗臉吧！從此我著魔地從電視、從報紙、從小說，我打聽著關於台北的消息中正紀念堂學運、金馬國際影展、小劇場、太陽系影碟……那樣可望而不可及的羨慕，使我對台北產生了一種如光年以外星球的遙遠錯覺。我私下以為我應該是來自那個星球的，因為我的國語講得比我的野蠻同學們都好。我應該要絕地大反攻，我發誓。而我娘的警告是我應該做的事情是應該停止再去舊書攤了。

是因為變成狗臉才喜歡看書，還是看書才被孤立成狗臉的因果關係，隨著書架蔓延如癌細胞的新潮文庫遠景叢刊洪範爾雅已經無從考據。蒐集一本三十元，內封面還會蓋上體育館邊金萬字書店的藍色橡皮章的二手書，是狗臉歲月最大樂趣。至於讀了什麼，吸收了多少，現在完全忘記。記憶中留下來的只有那種似懂非懂，像是走吊橋一樣在字裡行間搖搖晃晃的美妙暈眩感。如果聰明一點，我可以像是朱高正那樣識破金萬字獨派立場的玄機，享受閱讀禁書的妙不可言。可惜我太笨，看書只看書名望文生義，偶然買到了第一版昆德拉的《生活在他方》，就心不在焉地懷念遙遠星球的同胞們，我想像他們會去誠品書店買書，去天母喝咖啡，真正的生活總是在他方。

所以當我說降臨到我的星球，形容看見了光華商場整個人興奮得發抖，就真的是興奮的發抖，那絕非不是一種修辭。光華商場是每個讀書狗臉必須一次來的麥加。多年之後，在擁有了更多的旅行經驗之後，我更確認自已在陌生的城市的第一件做的事是尋找電影院或是書店的習慣其實是從這裡起的頭。

況且我何其幸運第一次就遇上了傳說中的A片書店，那是小王子講的最美好的東西肉眼是看不見的書店，表面上是POP手繪美工書店或是大陸美術書店，但在特定的時刻就會搖身一變色情書店。地下室的潮濕霉味和封閉空間逼出來的汗酸，許多男人挨在一起，無聲無息的讀色情書，成熟的花瓣巨乳的秘密淫之教室下課後人妻日記哥哥我還要，翻動書頁的聲音和濃濃的呼吸，陌生人因為一種但卻因為禁忌產生共犯的親密感，在那個狀況下不約而同勃起的，除了是激情的同性戀人，也可以是誰也不認識的陌生人。

這種擁擠的親密感將如影隨行的跟著我後來的日子在這個星球，並成為我對台北的最鮮明的意象。中華商場淡水火車圓山動物園，這個城市的過去我來不及參與，但是我的未來的確在一窩蜂排著蛋塔的隊伍或跨年的搭捷運車廂或是華納威秀的散場電影裏，一次又一次在這些場合裏溫習這些疏離的親密感。

我義無反顧地往人潮裏擠去，習慣在人群摩擦當中取暖。我當然找不到我的狗臉同伴，但我也習慣了狗臉的面目示人，並學會對許多事情見怪不怪。當我出現在光華商場，走進了A片書店這一切就完全決定下來了。我沒有遲疑太久就擠進了人群，因為沒有與眾不同，所以很順利的就融入其中。

照片：網路上抓的

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我很擅長這項除錯的職務，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工作中，卻讓我遭遇更加焦慮而痛苦的經驗，因為我又讓自己處在不能犯錯的狀態。焦慮隨之而來，似鬼魅般如影隨形。

─

　　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

　　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https://udn.com/news/story/12674/5222004?from=udn_ch2_menu_v2_main_cate

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我很擅長這項除錯的職務，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工作中，卻讓我遭遇更加焦慮而痛苦的經驗，因為我又讓自己處在不能犯錯的狀態。焦慮隨之而來，似鬼魅般如影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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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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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