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警壓腳事件判決分析】從法院認定的事實，看清楚真實的法律程序問題！

在看判決之前，請各位讀者先思考：
「台灣是法治國，還是禮貌國？」
如果你的答案是前者，那就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的答案是後者，那慢走不送，我們很抱歉又要「逆風」了。

關於近日在網路上被媒體、爆料粉專鬧得沸沸揚揚的桃園警遭「壓腳」事件，
由於台灣是法治國，不是「禮貌國」，
所以本粉專認為在討論態度、禮貌問題之前，
應該提醒大家找出這個案件的判決，讓大家學習著透過判決來了解法律程序以及事實。

該案判決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桃交簡字第4067號刑事簡易判決，判決公告網址為：https://bit.ly/3vP0ZXg

以下法普協助大家讀懂判決：

1. 簡易判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
在偵查實務經驗上，如果檢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九成以上是 #被告在偵查中自白認罪 者，而證據明確，為訴訟經濟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依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2542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的證據清單第（一）項「被告黃○○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為之供述」可知，被告應該是在偵查中做了不利於己的供述。

2. 自首
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簡單、白話來講，是指在偵查機關還不知道本案犯罪之前，被告先行向檢察官、司法警察等具偵查權之人說出自己的犯罪事實，且願意接受法院的裁判。

本案法院調查卷內證據後，認定被告在偵查階段「有」自首。

我們先不管這位當事警員在影片中的態度如何、也不管一般人的奇檬子如何，純就法律上來看：
這則判決認定的事實（法院調查的事實，而不是鍵盤鄉民調查的事實）是：這位上網「爆料」的網友，在偵查階段已經「自首」＋「自白」過失傷害罪。

如果這位當事網友認為自己是被「碰瓷」，那麼，身為一個法治國家的成年人，最該做的事情是在法律程序中為自己爭取權利：例如找（有律師證書的真正）律師、向檢察官否認犯罪、提出抗辯、請求檢察官調查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為什麼要在偵查中自首、自白？
如果對於警方的處理方式有所不滿，面對檢方訊問時，也有辯解的機會，為何捨此不為？
為何在法律程序中不主張自己的權利，卻把網路當成「超法律審判程序」全民公審？

當事員警的態度，或許讓一些民眾感到不愉快，對於純粹「態度問題」本粉專不予置評。
但身為法治國的公民，是不是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對於這個執法態度有所不滿、認為自己根本連「過失」都沒有的話，要 #如何在正規的法律程序中主張自己的權利？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的國家，距離法治國還很遙遠，人民比較喜歡古代「街談巷議」，而且網路公審，好像比正當法律程序還要有用。

我們建議乾脆廢除偵查機關、法院，
在凱達格蘭大道前架上火刑台，以後所有的案件，都送到總統府的火刑台上，開放直播全民投票公審好了！

【司法精神醫學體系改革2：司法鑑定的漏洞比想像還多！】

首先，感謝各方專家前輩紛紛賜教，讓我深深覺得用功還不夠，且這個領域要改革的項目實在太多，我們團隊會盡快將這些精闢意見整理，以作為我們推動修法與監督行政單位的依據。事實上，精神醫療的最大洞，是在社區預防與復健項目，這涉及錢在哪裡？資源如何分配？跨領域如何整合？等問題，我們會繼續來推動這條漫長改革的路。


今天的系列二，我們會稍微聚焦到法律問題上，先來探討在昨天「系統化攔截模型」中「攔截點3」從法庭與監獄的問題，這也是民眾最關心的，可不可以讓精神犯罪者得到適切的處遇。在勇警李承翰殉職事件一審判決後，許多民眾對精神醫學鑑定，以及法官判決感到失望，我這邊還是要來快速帶大家看一下精神犯罪者的鑑定重點為何，而哪邊應以專家意見為主，哪邊法官又需做定奪？


首先，幾乎世界所有國家，都需要有責任能力才能受刑罰，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上個月美國有個五歲男童開休旅車想「去買藍寶堅尼」。假設此男童在路上失控撞死路人，那他要負過失殺人罪刑入獄嗎？ 而若是他朝向路人衝撞，那要判死刑嗎？想當然，在此狀況下，監護人須負起民事賠償責任或可能的兒福法令刑責，然而，我們卻無法將五歲兒定罪。


因此，各國的法律制度經過兩個世紀的演變，大多把犯人（以下以精神障礙犯罪者為例）分為「完全責任能力」（依法判刑），「部分責任能力」（酌減其刑+保護治療），「無責任能力」（只需保護治療）三類，而判別準則經過演變，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20世紀下半後，不論是美國的模範刑法典或1975年德國刑法，都走向「犯罪時要有精神疾病」+「因此辨識能力&控制能力有問題」的雙重檢定法則。


但問題來了，司法鑑定，不是只有「責任能力鑑定」，在犯罪者被司法體系攔截時，為了與醫療體系互相配合，我們需要的是「三重能力鑑定」：


1. #受審能力鑑定：所謂受審能力，是指「幫助審判進行」以及「幫自己做重大決定」的能力。犯罪者必須知道自己是被告、知道被告什麼罪、知道刑事法庭是「檢察官起訴被告，律師辯護，再由法官判決」這個過程，最後要能有幫自己做決定（例如要不要上訴、認罪協商等等）的能力。


你可能覺得，管他受審能力，人抓來審就對了。然而，沒有受審能力的混亂病人，最大問題可能是無法釐清犯罪真相，導致判決不準確，譬如其實是別人殺的但堅持相信是自己殺的等等怪異思考。當然，為了個人的尊嚴與其權益，也需要他神智清楚的就審。舉個非精神疾病的例子比較好瞭解，日本「京阿尼縱火案」的犯人，由於縱火燒到自己難以言語，因而是把他醫到一定程度後再正式抓上法庭審判的。


而精神病患很多發病時，充滿幻覺、妄想，言談缺乏連結與邏輯，在法庭上根本不知道在幹嘛。因此這時就要先強制治療一段時間，評估穩定後再去審判。這也能減少「裝病脫罪」的機會，因為抓到以後先送進精神科病房治療，失去自由以外，24小時接受三班護理觀察，每天會談，還要做各種檢查，藥物治療，如果再裝就關久一點，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維持24小時戒備好幾週到能騙過專業團隊的。


2.#責任能力鑑定：《刑法》19條在2005年修法時，修法理由中提到，關於責任能力多「認以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為優」，「生理原因」指的是「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實務即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心理原因」則是「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這部分「由法官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


也就是，犯罪時有精神疾病並不能「脫罪」，而是要看他是否處於「無法辨識行為違法」，或「無法依其辨識控制行為」，要達到如此混亂的程度，其實是不多見的。就算符合刑法19-1，我們應視為「有罪但有心智疾病」(guilty but mentally ill, GBMI)，亦即「無刑事責任」（Not criminally responsible, NCR），仍須根據刑法87條監護處分。


3. #再犯風險鑑定：判斷病人的責任能力後，對於責任能力下降或失去，需要監護處分的病人，其實還需要判斷其「危險性」與「再犯風險」，來覺得後續處遇的位置，例如，「高暴力、高再犯風險」，就需要到戒備森嚴的「司法精神病院」去，若治療效果不佳，可能要長期拘留於此。而「中度風險」，則一般送到精神專科醫院的「司法精神醫學病房」。一些犯下輕罪，同時「低度風險」的患者，則是在一般精神科住院甚至社區服務治療，譬如我就聽過我們團隊的醫學顧問講過，有一個失智症的阿婆偷拿一塊豬肉被監護處分六個月；或是從小智障+聾啞人士，被拐騙去搬漂流木，結果違反森林法監護處分一年，同夥都放出來了他還在住院，這類的患者或許接受有強制力的社區治療還對他們比較有幫助。


至於風險鑑定的工具，大致分為非結構臨床分析，精算風險分析(ARA)和結構性專家判斷(SPJ)。其中，非結構分析較為主觀的，預測能力較差；而精算風險分析則是納入一系列的風險因子，根據統計提供一個數據化的預後估計值，來預測未來暴力的可能性；結構性專家判斷則納入部分專家專家彈性調整整體的風險程度。大體上，ARA和SPJ有相同的預測準確性。但某些證據累積較多的領域，ARA的預測力比SPJ好，但SPJ對於治療後的追蹤預測效果較好。


我們來看看實務層面的例子，以我國為例：


1. #受審能力：

我們的法律其實有受審能力的概念，這是來自《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問題在於，刑法已在2005年修正時拋棄「心神喪失」的傳統責任能力概念，但刑事訴訟法第294條卻未一併進行修正、仍保留半世紀前「心神喪失」的文字，因此，大概只有「對外界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的患者（如昏迷、嚴重譫妄、嚴重失智症）才符合。對於精神病極度發作，認為自已是有八隻腳和100個眼睛的外星使者的患者，並不能符合這條，使得刑訴294很難運用。


因此，實務層面我們會發現很多沒有受審能力的個案仍然被審判、被判刑，例如北投殺童案主嫌，在法院上堅持自己沒病，辯護律師主張精神異常抗辯，是國家機器派來迫害他，誣賴他有病的壞蛋，這種混亂狀態，除了讓法庭增加喜感，並不利釐清真相，追究責任。把他醫到穩定再來審，並非讓他脫罪，而是讓他能神智清楚的知道，自己必須誠懇的面對受害者與司法，無法逃避！


2. #責任能力：

我們上面講過，根據修法意旨，生理原因由醫師鑑定，而心裡原因則有法官充分根據各方證據判斷後判定，然而，實務上法官也常把後者丟給醫師，導致完全由醫師決定審判的過程，和立法精神明顯不符。


再者，許多輿論認為鑑定過程過於草率，其實一部分是沒有足夠鑑定時間與資源，或是在病患急性發作期，就趕著要求做出結論。給予鑑定團隊充分的時間，足夠的法律授權，提升刑事案例之鑑定費用，都是實務上需要的措施。反倒在同一審中找不同團隊多鑑定幾次，並不是最急迫的需求。


最後，對於「有罪但有心智疾病」的個案，目前修法方向朝向打開《刑法》87條的監護處分時間天花板，這點我也贊成。但須注意，過去立法時會設監護處分五年，是根據一些證據顯示（白話的說）「五年醫不好大概也很難好了」，問題是，延長監護處分後，對於高再犯風險個案，或是部分合併人格疾患，在精神症狀改善後，犯罪風險仍難以降低個案的長期拘禁場所如何規劃？ 在長期監護處份期間，是否能隨著病情調整治療模式？ 監護處份結束後，如何在社區追蹤（目前沒有具有約束力的機制）？這些配套措施，是延長年限以外，需要規劃的！


3.#再犯風險：

我們上面講了很多專業的風險評估方式，但是台灣實務上的鑑定報告會不會寫呢？答案一般來說是：沒有！


唯一和再犯風險評估較有關的法條是《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因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條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精神病院、醫院、慈善團體及其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處所。 」也就是說，決定風險高低的，竟然不是專家而是檢察官自己決定！ 各位可曾看過法官判監護處分，而檢查官送去慈善團體執行的？ 答案當然沒有，因此每個人都是送到地檢署簽約的醫院去，那就沒有所謂風險分級了。


這個目前或許還不是問題，但未來建立「司法精神病院」，或是監護處分年限可無限延長，病人病情改善，但仍有部分風險時，是否都仍需要昂貴的特殊單位住院治療？ 或是可以移轉到低強度的病房或社區治療？這就需要建立風險分級的制度！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要改善我們的精神疾病犯罪鑑定過程，並讓病犯得到該有的刑罰，同時接受治療，這需要很完整的配套，除了《刑法》外，還要修《刑事訴訟法》、《保安處分執行法》以及其他配套法令，這也是我們要在國會繼續追蹤的！


明天，我們團隊會再跟大家報告英國、日本的風險分級方式，以及世界各國的司法精神病院狀況，還有台灣成立司法精神病院會面臨的實務層面問題，請大家繼續指教～

【焦點評論：報告馬總統 睡大覺很糟嗎？（林鈺雄）】

老柯表示：馬前總統，請仔細看這篇文章，不要再狡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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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林鈺雄教授投稿全文：

「當法律向政治屈服，政治所獲無幾，法律則是全盤皆輸！」這是古今中外人類法律與政治史上的至理名言，日前在二審辯論終結的馬英九前總統洩密案，又再度印證這亙古不變的智慧警語。

當初夜奔總統官邸，向馬前總統洩露偵查中秘密（包含通訊監察內容！）的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已經被判洩密罪刑定讞且執行完畢。黃前總長一生檢察生涯本來有諸多被傳頌的鐵漢事蹟，最後卻因洩密案而身敗名裂，成為法律人活生生的負面教材。馬、黃留下來的鉅額司法信任負債，則由當代法律人概括承受，不知償還幾世才能翻身。

判決牽動憲政價值

馬前總統卸任後，失去《憲法》第52條的保護傘，隨後被台北地檢署偵查並起訴洩密等罪。但一審法院採信前大法官吳庚與台灣大學政治學系陳淳文教授擬具法律意見書的說詞，以馬前總統係行使《憲法》第44條的「院際調解權」而具阻卻違法事由等理由，判決無罪，輿論譁然，檢方亦不服而上訴第二審。

日前二審法院開庭辯論後，馬前總統「照例」在庭外對包圍的記者們高分貝喊冤，除了消遣蔡總統，拿「小英也以院際調解權而召開司改國是會議」來背書外，也不忘重砲抨擊檢方：難道要總統知道立法院發生集體關說司法事件時，「置若罔聞，或若無其事，然後回家睡大覺？」

相較於「庭外」看似情理並茂的喧囂砲轟，「庭內」7小時馬拉松的法律辯論，反而被外界忽略了。但內行不看熱鬧而看「門道」，針對院際調解權、總統行政特權及阻卻違法事由等專業爭點，檢方論告時引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及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林明昕兩位教授擬具的法律意見書，得出完全反於吳、陳意見書的結論。

這場「仙拼仙」的法庭論戰，究竟鹿死誰手尚不得而知，但最後判決結果無疑將牽動我國未來憲政價值的取向及法律與政治的分際。茲事體大，僅指出兩點扼要說明。

首先，無論是馬前總統的洩密或小英總統的司改，硬扯院際調解權都很穿鑿附會。這個法制史上或可遠溯到君主立憲體制時代，且於各國比較憲法及我國憲政慣例上罕見的侏儸紀怪獸，縱使要「活化」拿來當作擋箭牌，於洩密案也無用武之地。因為依照《憲法》第44條明文規定，一來客觀上並沒有發生「院與院間產生爭執」而待總統調解的前提事實情狀，二來法律上縱使行使院際調解權，也是總統「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其容許的手段根本不包含私下介入、與聞或轉知偵查核心秘密，而後者才是馬被起訴洩密罪的關鍵原因。

院際調解是煙霧彈

馬前總統抗辯的語彙，其實無關什麼深奧的憲法規定或理論，白話版，他要說的無非是：這事真的「很嚴重」，所以我才破例這麼做，而且做得還算很有分寸（所謂的「合乎比例原則」）。

明察秋毫可知，院際調解權是本案一審時才「天外飛來一筆」的煙霧彈，連馬前總統自己在2009年也坦言「總統並不適合扮演此一角色」（goo.gl/7tu1sr）。

和本案有罪無罪更直接相關、更為核心的規範判斷問題無寧在於：總統依其作為憲法機關的固有職權，於刑事個案「偵查中」，是否有「取得」、「處理」、「轉知」甚或「公開」檢察官偵查中案件之核心秘密的權力？諸如刑事個案具體案情內容、檢察官預計的後續偵查作為，甚至於通訊監察所得秘密及相關個人資料等？

簡單說，答案就是沒有，不是只有依照我國《憲法》與法律，也從來沒有一個民主法治國家賦予總統（或閣揆）這種無限上綱的行政特權，這是法律為政治設下的紅線，縱使「很嚴重」的事件也不例外。請不要忘記，本案洩露的客體還包含偵查中應絕對守密的通訊監察內容（這真的是「很嚴重」啊！），而跨紅線居然跨到這個核心秘密領域，再怎麼翻遍《六法全書》也找不出任何一項正當化事由。

違法勿言違法勿聽

說來說去，那總統難不成碰到大事也只要睡大覺？這是訴諸民粹的稻草人謬誤，從來沒有人這麼講。「違法勿言、違法勿聽」！報告總統，您那一夜該做的事情是「當機立斷」，也就是當場立刻打斷正在洩露偵查秘密中的黃總長，提醒他作為法律守護人負有「中立性、客觀性義務」，並應謹守依法偵查、依法守密的規範誡命，莫陷總統於不義；就算總統只說「總長，夜深了，請您立刻回家睡大覺」，都比當洩密共犯好，好一萬倍。

退萬步言，總統果真只會睡大覺，固然是人民的不幸，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與其縱容總統違法插手偵查中的通訊監察等核心秘密，相較之下，總統回家閉門睡大覺，真的有那麼糟嗎？如果實在太嚴重而睡不著，那何不去慢跑呢！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會執行長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80402/37975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