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中電執行長：「碳密集型企業到2050年麻煩會很大⋯」 依賴燃煤電廠的中電 決定轉向零碳排！（09/10/2021 財訊雜誌）

不要把永續投資想成縱身躍入未知的領域，而是當作避險策略。看看中電集團（CLP）的例子。

中電集團是亞太區最大規模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投資遍及香港、中國內地、澳洲、印度、東南亞及台灣的能源市場。集團業務涵蓋能源價值鏈每個主要環節，包括零售、輸電和配電，並擁有多元化的發電組合。中電一向著眼長遠發展，不斷積極推動公司革新，讓業務可持續發展，迎合未來需要。

作者: 瑞貝卡．韓德森

中電是亞洲數一數二的民營電力公用事業。2004年中電宣布，截至2010年，它的電力將有5%來自再生能源。2007年，中電再加碼，承諾在2020年前實現20%的發電來源來自零碳能源。這是亞洲電力公司當中最有抱負的目標，然而若以傳統標準來衡量，這樣的目標根本沒有道理。

中電的大部分發電廠都是燃煤電廠，這在亞洲相當普遍，因為煤很容易取得，而且價格相對便宜，自然成為發電首選燃料。

在2007年，燃煤電力比太陽能、風力或核能都要便宜許多。即使到2013年，太陽能和風力成本已經大幅下降，中電仍然假設風力的成本會比煤高出30%，太陽能的成本更是煤的三倍。

那麼，中電這個算盤到底是怎麼打的？我認為中電考慮的，是繼續重度依賴燃煤發電的風險。燃煤發電隱含著重大的政治風險，發電廠是不動產，運轉期間長，成本又高，一般需要花三到五年建造，之後可以運轉發電二十五到六十年。

由於無法移動，又往往是當地唯一的供電來源，燃煤電廠要成功營運，關鍵在於跟社區保持良好關係，也就是取得一般所稱的「營運社會許可」。中電相信總有一天，燃煤電廠所在社區很有可能會把汙染、淹水的責任怪到電廠頭上，屆時電廠的營運社會許可就會出現大問題。中電擔心政府可能會採取行動懲罰燃煤電廠，也許透過某種形式的碳價或碳稅提高煤的價格，也許直接勒令燃煤電廠關閉。

繼續採用燃煤發電也會有技術風險。中電相信，太陽能和風力的成本很有可能大幅下降。新技術在剛推出的時候，價格往往比較高，例如第一支可攜式消費性手機在1983年推出時，要價3,995美元，換算成2018年的幣值就是1萬美元多一些。

但大多數技術都會沿著所謂的「學習曲線」發展，當需求增加，企業便會投入更多資源在研發上，而隨著技術愈來愈普遍地用於產品中，企業的製造能力也愈來愈強。雖然在2007年，太陽能和風力比燃煤貴許多，但遲早比燃煤便宜的機率顯然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中電有沒有為這兩種風險訂出確切的機率，但我在2008年問了好幾位公用事業公司的高階主管，他們認為這兩種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結果答案非常一致。這些高階主管大多認為，未來二十年中，再生能源的成本可與化石燃料競爭的機率是30%左右，而公眾施壓迫使政府實施某種形式的碳稅或碳價的機率也是大約30%。我們把這兩種不確定性以四個象限表示：

這張圖的右上方界定了「一切照常不減排」的世界，即沒有法規管制碳排放，再生能源相對於化石燃料的價格也仍然昂貴。我有時會說，這叫做「老天保祐」的未來，因為有那麼多的企業、花那麼多的時間，祈求這樣的未來。根據那些能源主管的說法，有大約49%（70%×70%）的機率，到2030年時，我們的世界跟現在差不多。左下方界定的是「綠色天堂」，在這樣的世界裡，碳排放是要付費的，再生能源也比燃煤便宜。在2008年，許多公用事業主管認為這種未來不太可能發生，機率只有9%。但其他兩種未來：「再生能源有競爭力」和「法規管制碳排放」，發生的機率都是21%左右。

這張圖解有兩處頗有意思：第一，它顯示未來世界跟現在差不多一樣的可能性小於50%；第二，每當我在會議中亮出這張圖，大家總是覺得很新鮮，通常一開始會嘲笑那些堅信綠色天堂即將來臨的夢想家，再慢慢轉到苦惱該如何兩邊押寶避免損失。中電的領導層認為，未來世界能夠一切如常不減排的機率實在很低。2013年，時任中電執行長的包立賢（AndrewBrandler）這樣說：

我們認為，碳對任何企業都是長期威脅。如果是碳密集型企業，到2050年麻煩會很大，很有可能到時你已經被淘汰。中電成立超過一百年，我們希望到2050年，中電還在經營，但我們不能等到2049年才開始行動，必須一步步朝著目標邁進，隨著世界的變動，為每一個轉彎預先做好準備。

這是了解中電策略的關鍵，危機就是轉機。亞洲的電力事業如果要去碳化，那麼在競爭白熱化之前搶先轉向零碳能源，將會是極具吸引力的商機。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重新想像資本主義 》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3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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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保障】SEC要管加密貨幣

無論是在華盛頓、華爾街、還是矽谷，這已經成為一種猜謎遊戲，人們想弄清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根斯勒（Gary Gensler）對加密貨幣的看法—業內遊說人士關注著他在國會的證詞，律師們分析他的講話。高盛的財富顧問最近在一份研究報告中不無自豪地說，他們從根斯勒在麻省理工學院（MIT）長達29小時的「區塊鏈和貨幣」課程中尋找線索。這項工作可能既繁瑣又沒有新意，因為該課程的影片已經積累了數百萬的網上觀看量，就連根斯勒自己也感到驚訝。

在首次就數碼貨幣熱潮接受詳細的採訪時，根斯勒暗示，他對這個課題很有興趣並不意味著他支持撒手不管的監管方式—那是很多熱衷數碼貨幣的人希望看到的局面。這個幾乎不受監管的1.6萬億美元市場呈現爆炸性增長和劇烈的價格波動，對此應怎樣回應，決策者非常掙扎。根斯勒正考慮強而有力的監管制度，主要是建立對數百萬數碼貨幣投資者的保障。「我花了三年時間進行教學和深入研究，可說是對此興趣濃厚，我對這項技術持中立態度，但我對要保護投資者的態度並非中立的，」根斯勒說。「如果有人想猜，那是他們的選擇；但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有義務保護投資者免於受騙。」

根斯勒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法律，該法可能賦予SEC監管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法律權力，但他說SEC的權力範圍已經很大了。近年來一直多有圍繞哪些數碼資產該落入SEC的監管範疇的討論，比特幣就是不在這個範疇之內的例子之一：它像種貨幣，因此被列入大宗商品的範疇。但根斯勒說，還有另外數千種資產，其中大部份是未註冊的證券，它們必須遵守SEC的規定。

#SEC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GaryGensler #加密貨幣

（本文節選自《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第227期，如欲查閱全文，歡迎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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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回合經濟談
〔#有錢還買不到疫苗？#疫苗管制必要嗎？〕


經濟學家常常說市場經濟才是最有效率的，那為什麼藥廠卻只賣疫苗給中央政府、政府才有權利分配疫苗？

雖然八百不是公衛專家，但還是想跟大家聊聊經濟學裡的疫苗市場。為什麼政府要介入？政府介入又有什麼選擇？


▌ 你知道嗎？早在前期研發時，政府就介入了

有一派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減少管制」才能讓市場更有效率地運作。

這樣的論述是基於買家會自行衡量、承擔風險，且最需要（也付得起）疫苗的人能最快接種疫苗、極大化經濟效益，部分企業考慮為員工施打疫苗也應證了這點。

那，新冠疫苗的研發是自由市場的功勞嗎？或許不然，如果政府不介入的話，有些藥廠可能不會投入新冠疫苗研發。

以一般藥物的研發進程來說，國家的醫療體系只需要確保能幫納稅人篩選出安全有效的藥物、鼓勵研究。

藥廠與投資者自己需要承擔研發失敗、競爭與銷售風險，在經濟面上（撇除技術困境），這就造成許多疾病是沒有大藥廠投入研發其疫苗的。

但新冠疫情嚴重衝擊各國經濟，疫苗研發有其急迫性，讓各國的中央政府紛紛扶持疫苗發展，在還不知道結果時就投入資金、預先下單、替藥廠承受成本壓力。

這顯示了新冠疫苗研發並非單純市場經濟下大型藥廠的功勞，其本身就已是政府介入下的產品！


▌ 藥廠賣給中央有什麼好處？

雖然前期的政府下單，基本上就會造成後續「公賣」的結果，我們還是可以從經濟的邏輯來思考疫苗政策。

首先是藥廠的商業考量。

即使沒有管制，藥廠也有動機想與中央政府合作、降低商業風險。尤其藥廠本就常面臨因為不良反應而起的集體訴訟案，這些並非依循正式管道上市的新冠疫苗有更高的法律風險。

而透過「緊急使用授權（EUA）」的規範，並讓中央政府負責去配給，藥廠享有「訴訟豁免」的權力，也能更好地杜絕黑市疫苗問題。


▌ 從理論來看，政府為什麼會考慮介入？

我們可以想像，公共政策的目標常是極大化社會福祉（social welfare）。

以經濟學來說，社會福祉的公式不只是包含低死亡數，還要考量群體免疫、最小的經濟損失（GDP）等等，就上述衡量政策手段。

首先，「外部性」的觀點支持政府介入。因為新冠疫苗能降低傳染率，所以它並不是純私有財──「施打疫苗」是典型的具正外部性的行為。

一個人去施打疫苗不只是他個人得到保護力、連帶也產生了社會利益。

更有趣的是，施打疫苗的正外部性來自於消除掉「不打疫苗」的負外部性（傳染給他人）。

一個理性的市民在分析風險效益的時候，並不會考慮（內部化）這種正外部性，因為個人的預期私人效益沒那麼高、就容易施打不足（Brito et al., 1991）進而讓社會較難達成群體免疫。

所以說疫苗的本質其實就是政府介入市場、管制分配的一大理由（就算跟其他也有正外部性的產品比），要避免能出高價搶先施打的人並非社會最適的優先施打對象。


▌ 交給市場會怎樣？

然而，不管是市場經濟或是政府介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如果政府不介入，藥廠真的會將疫苗直接賣給最有錢的人嗎？而政府介入就等於能辨認出誰才是社會最適的優先施打對象嗎？這些問題都備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討論。

與社會福祉相連的還有公平性（equity）。

市場經濟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在追求效率之時，犧牲了公平性。如果新冠疫苗以市場機制交易，短期內價格有可能高居不下、造成有錢才能最快有疫苗。

尤其以疫苗市場來說，因為藥廠需要龐大的資金與多年累積的技術與經驗，才能有效率地研發疫苗，造就了疫苗市場高度寡頭壟斷（oligopoly）的格局，新的廠商難以加入競爭就無法壓低價格。

同時，因為不打疫苗的負外部性，若特定群體在自由市場下拿不到疫苗，就可能壓縮社會利益。

如此公平性的問題可以窺視「各國競爭採購疫苗」市場的例子，許多國家確實都是透過大筆訂單、早期投資、過量購買來確保能優先得到疫苗；

同時，部分國家成為市場經濟的弱勢，卻也因為全球供應鏈緊密性的威脅全球性的社會利益。


▌ 政府介入的手段怎麼選？

綜合以上，政府是有很好的理由來介入疫苗市場。但政府介入市場的手段有很多，如藥品也分處方籤與否，為什麼疫苗必須要走全然的配給、提供公費施打？

行政與採購效率或許也是一個原因。歷史證明了在緊急狀況下，全面管制可能對政府而言是最快速也最能掌握安全性的方式。

如果採取其他措施（如開放私部門採購）也必須增加追蹤疫苗分配、審核與行政程序，可能造成更大的效益損失。

而另一個在經濟學上可以討論的是，政府提供免費疫苗是否有最大化效益？

如我們所提到的，政府介入是要讓原本沒有動機施打的人都去打疫苗 — 比如透過補助來降低施打疫苗的成本（內部化） — 以此提升社會效益。

全面免費施打的經濟問題在於，有一部分的人其實就「施打疫苗」的預期效益是正的，他們本來就會自掏腰包去打疫苗、並不需要公費的支援。

就此而言，補助這些人施打疫苗就沒有達到資源的有效分配。

不過，實際要能夠辨認「真正需要補助才會去施打」的族群卻很困難、耗費成本，在經濟上也能成為全面補助施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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