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學印地語嗎？
報名參加起來！
聽說只剩下幾個名額喔！

台灣唯一一個持續推動印地語教學的
就是 就諦學堂 了！
現在加開了一個新時段
趕快手刀報名！

日期：
2020年8月5日（週三)
時間：
19:20-21:50
(連續六週，共15小時)

師資 :
沈英杰 PINTU KUMAR 老師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
Traveni Satyabhama College
College in Hisua, India
來自印度比哈爾省的Hisua，
曾於印度擔任中文翻譯、導游、中文老師。
公司總經理特助等工作。

對象:
一般學生、社會大眾，無基礎者。

人數：
3-9人

教材:
本課程附教材、文具。不設補課，請斟酌時間安排再報名！

報名方式：
1. 請先於「就諦學堂」FB（臉書）專頁按讚，
2. 於本課程頁面按「參加」，
3. 再填寫報名表單 https://reurl.cc/lV9OKE
4. 匯款後請將轉帳收據拍照私訊「就諦學堂 fb
即報名成功。

費用：
學費3950元，
扣除老師鐘點費與場地費成本（第5位後）
將統一用作李三財先生贈出公益用途。

繳費方式：
3950元學費，請匯至以下帳號：

國泰世華銀行(013)館前分行
戶名：就諦學堂有限公司
帳號：001035011885

有任何問題歡迎ＦＢ私訊 或ＦＢ留言詢問!!!
(Line：0968222618
********************************************
若有任何問題請盡量透過臉書發問，若有必要可於以下時間來電

02-7725-0168 / 0968222618

週一~週五 15:00-18:00
週六日16:40-18:40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號21樓

**************************************

(備註：課程都是專業師資，小班制，品質相當穩定，並無提供試聽)。

就諦學堂 簡介

「台北市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中心」是來自香港的「台北維多莉亞韓語文教育中心」創辦人李三財先生為紀念母親而於2012年6月設立的公益團體。除了服務本地青年、僑生及新住民朋友，紀念中心也長期贊助各大學偏鄉服務社團及家扶中心等NGO的公益活動。爾後紀念中心開辦「就諦講堂」，提供免費、優質的演講活動，並在台灣及香港等八間學校設立清寒獎學金。

「紀念中心」於2012年9月與「四方報」共同創辦「五語+N學堂」，開始提供全國民眾免費學習東南亞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緬甸及馬來文等七國語言課程，以促進文化交流及族群的融合。「五語+N學堂」免費學習計畫經營一年後，初步取得推廣東南亞語言文化的成果，並於2013年的9月終止。10月陳就娣紀念中心搬遷至現址（北車）後改以免費贊助場地的方式提供新住民老師研習課程，讓部分尚未受到重視的語種得到持續開課的機會。

2013年12月成立「就諦學堂」，除贊助場地外，也開展「捐發票或800元場地費學亞州語言課程」的公益活動，讓愛廣傳。

2014年持續推動各語種的公益課程及演講。並引入台語讓更多的人受惠。並將上萬冊抬頭苦幹一書，贈予全台高中及大部份的大學分享經驗。

2015年5月起，推出以2500元捐款予家扶或慈善團體免費學亞洲語言的公益計畫(已捐出40多萬予家扶等)，加強東南亞各國語言文化課程的多元化及推廣之用。

2016年1月起，學堂以社會企業的模式運作，學費2500元，扣除老師鐘點費與場地費成本(第八、九位學員後），統一由李三財先生捐予合作的慈善團體(家扶、公督盟、僑生與新住民活動、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八所大學高中的清寒獎學金、偏鄉的書籍文具、弱勢族群的公益電影贊助、東南亞國家志工服務等)！爾後因考量許多課程因學習人數較少而無法開班，學堂調整為學費3500元，報名達三人就開班的模式，讓語言的學習與傳承得以延續，並開辦台語、上海話、寮國語、印地語等新語種課程。加強台灣和東南亞乃至全球的文化交流，促進社會和諧。

2016年，就諦學堂與金甌女中合作，於全國高中職中首創「亞洲語文中心」，開辦「免費學東協十國語文課程公益計畫」，鼓勵大眾學習東協語文，上課學員已近1000人次；2017年，李三財執行長受邀擔任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東協經營管理研究中心執行長，透過長期深耕東南亞及南亞語言教育的就諦學堂，提供優秀的十國語言師資團隊，開辦「東協+印地十國語言課程」。

2017年，學堂也推出酌收場地費的「東協講堂」及「環球講堂」，邀請東協及全球各國相關的專家學者，前來交流分享，拓展東協社會及全球文化的視野，免費的就諦公益講堂也即將邁入第100場！目前除了配合金甌女中、新店高中、民進黨民主學院、成功國小等各單位及企業，持續開辦東協課程外，仍努力開拓，出版前瞻東協系列書籍，開辦東協語文書店就諦書坊！並贊助推出東南亞風情畫全國繪畫比賽、印象東協徵文比賽！同時持續地執行我們的公益目標，推出「新住民免費學台語」、「東南亞留學生免費學中文」等公益課程。

2018年，李三財執行長更赴柬埔寨金邊成立就諦學堂分校，開辦免費中文課程，協助當地居民翻轉生命！由於長期對公益的關注，去年3月29日獲得青年獎章；同年9月並在緬甸偏鄉成立就諦紀念圖書館，希望影響更多青少年，用知識改變命運。

就諦學堂會持續秉持公益的理念及精神，帶領大家前瞻東協、展望全球之餘，期盼透過語文教育及文化的推廣，促進台灣社會與東協世界的連結，消弭種族隔閡！

#Hindi
#印度
#印地語

#魚泡泡 神也有移民的問題

八月結束，今年就剩下四個月了。
恐怖的是我覺得這八個月是咻一下過完的。
人在什麼時候覺得時間快？拚命工作的時候。

總之，我照例出來丟一個故事，證明一下自己還活著（喂）。

這次的故事裡沒有我媽。
因為據說鬼門關了，來講一個鬼故事吧。

我得承認我是個膽小鬼，就是那只從小怕黑怕聽鬼故事的人。我小的時候流行殭屍片，我爸每次租了錄影帶回來全家一起看，不管殭屍有沒有出來，我都在旁邊各種崩潰尖叫。
但我這種人是害怕又愛看，大半場都摀著眼睛從指縫裡偷窺，只要驚悚配樂一起，我就啊啊啊啊啊的先喊。

看完殭屍片之後，我特別怕黑，進個房間要先派我妹去開燈（我妹氣得要死，但拿我這個無膽的姊姊沒辦法）我連把手伸進黑暗房間的牆壁上去摸電燈開關都不敢。

後來我就明白了，我不是看鬼片的料，我也別給自己找那個麻煩，半夜嚇得不敢上廁所，還是自己受罪。總之，此後至今，我從未曾主動看過任何靈異驚悚恐怖片⋯⋯

故事就從這裡說起。

我現在住的房子，是我父母白手起家買的小公寓，空間不大，只有一個浴室，隨著孩子越長越大，生活空間也越來越緊迫。到了我大學二年級左右，爸媽終於攢足了錢，咬牙換了新的公寓，空間寬敞，四個人住起來都很寬綽。

我爸把老公寓整理起來，租給了一對緬甸華僑夫妻。

這對夫妻據說祖上在緬甸頗有財力（華人真的不管在哪裡都很能賺錢），在仰光經營交通公司，經營底下有很多車。據說緬甸當時的交通沒有很完善，這些私人公車每天開出去開回來，車錢裝得滿滿一箱。

然而緬甸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總之，有錢是沒有用的，反而更成為目標。政府魚肉人民，有很多方法可以治老百姓，而且愈演愈烈。

再加上他們是華僑，就是次等人民，孤立無援。總之，當最後政府要求強制接收他們家的交通公司時，老人家就知道，這裡待不住了。

他們一大家子分散逃亡，運氣好的去了美國，另外有些人往泰國走，當然很多人選擇留在緬甸觀望，畢竟移民多代，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是緬甸人了，總覺得公司和家產都給了國家，應該可以放過他們了吧？但結果是留在緬甸的人，死傷慘重。

總之，這對夫妻當時選擇逃亡印尼，然而印尼排華，他們過去首當其衝，吃了許多苦。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輾轉來到台灣的，只記得他們在三重的工廠上班，家裡還有個老婆婆（不知道先生的媽還是太太的媽？），不太會講中文，溝通全靠年幼的小孫子。

那個小男孩是一家子的希望，他爸媽在工廠沒日沒夜瘋狂加班，苛扣自己、拚命節省，但拚命供養孩子，補習、讀書，希望他努力上進。

我爸曾經說，那對夫妻在緬甸也是學歷很好的（據說英文說得比中文好），如果國家安定，沒有內亂，他們也是銜金湯匙的少爺小姐，但如今淪落到這個地步，非常令人不忍。

但這對夫妻是很有自尊的，他們錢不多，但據說生活得很認真，老老實實，非常勤奮。

我爸用低於市價的租金把房子租了這對夫妻，他們一次也沒拖延過租金。也許是因為過去的經歷，他們不相信銀行郵局（據說國家動亂的時候，銀行的錢都領不出來），每個月親自來繳房租。我父親過世後，我代老媽收過幾次房租，兩個人騎著摩托車來，通常是太太說話（太太的中文比先生好，也比較熱情，先生很木訥）。她從包包裡掏出錢包，一張一張數給我，那種數，非常用力，彷彿恨不得能把一張鈔票中搓出兩張來。

她會反覆數好幾遍，我猜她在來之前就點過一遍又一遍。

很多事情不用言語，就會知道錢對他們來說多麼重要。

父親過世後，我媽曾經想要提一提房租，哪怕多提一千塊也好。她跟太太說，這個租金實在太低了，套房也不是這個價錢，更何況我們是三房兩廳的房子呢。

夫妻兩人花了老半天才弄明白我媽的意思，臉色立刻垮了，不是氣憤，是驚慌。那種驚慌非常明顯，看了很令人不忍。

又過兩天，小男生打電話跟我媽說，爸媽下班後想來跟我媽談房租的問題。

他們一家三口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十一點，還帶著孩子，基本上是大人說一句、小孩翻譯一句，意思是說，他們也知道房租便宜，但一家四口，生活很辛苦，一千塊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大錢⋯⋯小孩翻譯的時候，聲音特別小，那種好像是自己犯錯的樣子，很令人不忍。

他們走了以後，我媽跟我說，窮人不易。我猜她想起了她從前跟著外婆挨家挨戶借錢付學費的情景。

又過了幾年，因為許多緣故，我接下了這個老公寓，老媽則因為腿傷嚴重，行動不便，另外換了一間有電梯的房子。

我整修了老屋，搬回從小生長的老家，感覺非常親切。

但問題很快來了。

我在老宅住著，一天到晚被嚇到！

不，不是那種看見了什麼的嚇到，而是什麼也沒看見就嚇到。我尤其經常被落地窗和門上的倒影嚇到⋯⋯說也奇怪，倒影裡明明就是我自己，但幾乎每次晚上關窗關門時，我都會剉一下。

那種剉很難解釋，但就是⋯⋯總之是嚇到了。

如果偶一為之也就算了，偏偏我幾乎天天都這樣。弄到後來，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快瘋了。

難道我是壓力過大？
還是這房子有問題？
不可能啊這是我從小長大的家！
而且這裡也乾乾淨淨的，沒發生過什麼事。

我陷入一種窘境，就是⋯⋯這種事，我沒法跟別人說，自己也想不出為什麼。我要是跟我媽說這個，我媽一定會說我神經病、神經過敏、胡思亂想、胡言亂語、胡說八道⋯⋯她會說，你讀了那麼多書還成天怪力亂神，書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

我完全可以想像我媽罵我的口吻和語氣。

於是我把這問題硬憋了回去，提心吊膽，每天晚上開著大燈睡覺。我用一種鴕鳥的思考方式在處理這事，我覺得，住久了就習慣了，會好的、會好的！

但情況沒有好轉。我越來越確定，這個老房子裡真的有點異常的事。

#今天就寫到這邊
#這都很多年前的事了
#有空再寫後半段

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香港革新論》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

=======================================
想睇更多香港政治新聞和評論，即LIKE《香港革新論》
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

訂購《香港革新論》
內容簡介：https://goo.gl/qWqRmj
訂購表格：https://goo.gl/GRTWD0
電郵：reformhongkong@gmail.com

#香港革新論 #香港政治 #新書 #書展 #政改 #本土派 #本土 #香港人 #身份認同 #方志恒 #王慧麟 #田方澤 #何俊霆 #何偉倫 #吳凱宇 #李耀基 #周日東 #房吉祥 #易汶健 #林立志 #施家潤 #柯衍健 #袁彌昌 #區諾軒 #陳智傑 #黃冠能 #楊庭輝 #雷浩昌 #鄺健銘 #鄺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