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滑坡謬誤：「西方接受新加坡，自然也接受極權新香港」？

不久前，和一位政府官員飯聚。他私下和一般現屆官員不同，會講人話，自然也知道我們對「新香港」的厭惡。在過去一年，在不同場合說了多遍「中國不能沒有香港」，他知道這論述，也不是強硬派中人，而提出了一個反問：「北京確是需要香港，但只要有辦法維持香港經濟自由開放，同時收緊對政治社會的控制，國際社會難道真的不接受？」然後，他舉出新加坡為例子，當地威權程度（暫時）比香港還高，但無損國際社會對其經濟自由的信任，隱隱然暗示，這就是某些人眼中的「美麗新香港」。

真的麼？香港能否光復，就看這個問題的答案。

以上論據，假如放在其他地方，並非不會出現。假如某地保持經濟穩定，同時滿足國際利益均沾的潛規則，政治上如何收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表面抗議之外，確實不一定有實質行動，而這的確是新加坡成功之道。假如期望美國搞理念外交，沙特阿拉伯這類案例恆河沙數，足以令希望幻滅。

問題是，香港，是獨一無二的。要是北京以為香港的自由、人權、法治急速倒退，但能勉強維持經濟穩定，國際社會就不會在意，香港就可以繼續用來「走出去」，這是典型的滑坡謬誤。假如北京繼續以2012年前的方式管治香港，在西方眼中，也許「不完美、可接受」；但渡過了2019年，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就是做不到，因為香港已失去同時出現「政治收緊」、「經濟自由」、「國際利益均沾」三者的可能。

為什麼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首先，新加坡的盟友是美國，民意在亞太區當中最支持美國領導，還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屬於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重鎮；香港則是中國特區，「一國」正在「全面管治」中。曾與一位新加坡官員有這樣的私人對話，談到甚麼主權基金淡馬錫某年虧損那麼多，答案是「算作保護費吧」。至於香港的儲備，自然也是「一國」部份，中國剛在香港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國債，為的自然是在香港吸美元，買家市傳可能包括金管局，利益歸何方，不證自明。換句話說，新加坡是威權、還是民主，都不會影響美國利益，因為後者是新加坡朝野共識；但香港要是沒有民選議會、英式法治、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制衡，避免一國以「國家利益」之名自把自為，作為保障國際利益的安全閥，各國利益還剩下多少，就只能憑北京聖斷，情況就和上海、深圳無異。

新加坡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間，確是充份合作，似乎不很符合國際企業希望所見的法治；但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制度獨立自主，高度理性、可測，卻能保障國際企業渴求穩定、符合專業操守的目標。新加坡企業、銀行的compliance、due diligence相當可靠，國際企業正是需要這些，而新加坡沒有價值觀完全相衝的「太上皇」，專業人士只需要提供專業服務、鞏固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繼續發大財，自然沒有破壞規矩做數、「行方便」的誘因。

不像香港，現在要照顧「一國」利益，國企若要求工作人員做數、填數，只要以「國家利益」之名，就可以超越「兩制」範疇；慢慢下來，就連compliance也不再有公信力。今天政權能夠因為政治不正確原因，向銀行、航空公司施壓解僱員工，為所欲為，有權用盡，他朝難道不會因為同類原因，溫馨提示有關企業在某些地方「便宜行事」？上海、深圳始終取代不了香港，就是這方面始終不能給予國際社會信心，因此香港核心價值能否被捍衛，就比新加坡的法治更關鍵。

加上新加坡高薪養廉，官員得到全球最高薪待遇，全國上下習慣了謹小慎微，作風極度官僚，卻養成了一切體系跟足規矩的優點。這和中國講求關係、圓通、面子的國情，背道而馳；這種國情在沒有核心價值支撐的香港，卻只會橫行無忌，也就是現在這樣。當一個行普通法的香港，不斷出現種種古法濫捕的案例，國際企業怎可能放心下個不會輪到自己？新加坡卻相反，就是有異見人士Amos Yee一類案件，外資依然相信有足夠安全閥，威權不會spillover 到經濟體系。

沒有法治的香港，Compliance還可信嗎？

說到底，新加坡政府，真的是一人一票民選出來的。每次說到這一點，都有朋友嗤之以鼻，提出新加坡種種威權舉措，例如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不斷更改選區版圖以利執政黨，選舉工程時間極其有限、令執政黨佔盡優勢等。但不能否定的是，新加坡人確是可以通過選票，進行政黨輪替，這條路是完全可行的，不像香港那樣，反對派得勝就叫「奪權」，親北京派在選舉只能贏、不能輸。因此，新加坡政府不可能完全漠視民意，人民行動黨除了靠法律和警察，也必須得到人民認同，上屆人民行動黨得票就高達70%，不像林鄭月娥上月支持度低至9%。

換言之，新加坡政府是有認受性的，民眾對制度理性的強烈訴求，對政權構成有效制約，這是新加坡的「社會契約」，對國際社會而言，已大部份填補了司法不夠獨立的缺憾。但香港政府卻是沒有認受性、也沒有決定權的，西方鞏固自身在港利益時，慢慢卻找不到真正的代理人，只能直接找北京。加上新加坡雖然法律嚴苛，街上警察卻極少，不像香港已變成police state，社會每天都在抗爭，而政府又只能以濫捕回應，結果又是進一步破壞香港法治，然後國際信心進一步崩潰，墮入永劫輪迴，卻不能穢土轉生。根據綜合經濟數據，整場運動至今，香港頭75個國際貿易夥伴當中，約有11%改為跟新加坡做更多生意，並非偶然。

何況新加坡是獨立主權國家，政策具有高度可測性，西方憑基本的現實主義研判，就八九不離十。香港政治卻具有高度不可測性，全面一國化之後，也就是整個中國的不可測性，都會完全轉嫁到香港。此所以在香港的國際記者就算規行矩步，也會因為國家層面的爭議而殃及池魚；孟晚舟事件後，加拿大駐港外交官就成為中國人質；英國那邊在談BNO平權，大使館職員鄭文傑就在中國被扣押逼供。這類事情並非不可能在新加坡出現，新加坡也曾對中國、美國等大國驅逐其個別利益有關方出境，但新加坡國家利益計算是可控的，行動的上下限不會太出格，不像「新時代中國外交」，未來即使在香港，也可能「去得很盡」。

這不是說全面管治下的香港，會沒有任何經濟角色，正如國際企業也會出現在上海、深圳，但總部不會在那裏；目前很多設在香港，未來卻可能搬到「真・新加坡」。既然一國化的香港，對國際社會並無大用，just like another 上海、深圳，新加坡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也有足夠聯繫，而深受西方信任，國際社會何不直接利用新加坡「走入去」？對它們而言，到了那個時候，繼續承認香港是單獨關稅區，又有甚麼好處？北京、西方、港人，哪一方最不能承受攬炒的風險？

沈旭暉，明報，2020年4月6日

//今次宏觀少少角度分析抗爭潮流，支持本Page請Click入內文比Clap，謝謝！//

前言：見倒某「學人9噏社會科學KOL」成日搬埋啲「混合式半開放政體」、「競爭性威權」啲Jargon出黎好似好勁，但其實呢啲理論都仲係停留響「阿拉伯之春」年代對社會抗爭嘅觀察；呢班社科KOL論述亦不出William Dobson於2013年出版嘅暢銷書《獨裁者的進化》所建立嘅框架之內──

問題係當呢本書都講到明獨裁者係會進化，而你仲有六七年前嘅視野去觀察呢個世界，結果當然就係錯X哂啦。舉個例，612之後仲會話「香港係政治權利少但公民自由高的罕見政體」，響濫捕濫打嘅香港話公民自由高，你係訓咗唔知醒定響度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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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的進化》紀錄了自阿拉伯之春、委內瑞拉、俄羅斯、烏克蘭、塞爾維亞等抗爭運動的情況，之後此書提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路線幾乎成為了金科玉律。甚至連最近香港發生的一連串抗爭運動，多數學者時事評論與員仍然依此框架分析。然而諷刺是《獨裁者的進化》的主題本身就是提醒抗爭者，獨裁者將會因應世界潮流而作出進化，在此書出版6年後的今天，獨裁者豈會甘心就範，而不作出再進一步的進化？

其實不止William Dobson，不少評論都愛用「混合式政體」、「競爭性威權」這些名詞來形容目前非民主政體的潮流。簡單來說，就是近代不少的獨裁者開始發現，假若要以一套完全禁止市民自由、不容任何民主成分存在的「封閉式威權」管治，那無止境監視和打壓的行政成本實在太高了。

而且人民若在政治上受太大壓迫，也會限制了他們的創新、消費意欲等對經濟的有利因素，對於國家發展亦有負面影響。所以在權衡輕重後，不少專制政權最終都選擇局部開放民主選舉、容許某種程度的資訊和網絡流通，甚至容許批評政府的新聞和言論自由。

獨裁者進化轉型很快就嘗到了好處。他們發現有限度的自由民主不但有效降低了人民的不滿，同時亦能令整個官僚體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監察。亦由於至少表面上，「混合式政體」有著與西方相近、似模似樣的選舉和媒體，這亦使得統治者們能以這些近似西方民主的外殼為掩護，在面對各種人權控訴以至經濟制裁時，談判上能處於更有利的位置。然而這些所謂自由的空間始終只是裝飾門面之用，假若人民力量真有挑戰到專制政府權威的危險，則立刻可透過戒嚴、鎮壓示威集會、取締被宣揚「非法」的組織，迫使電視台和報社自我審查等方式保住自身權力。

《獨裁者的進化》一書就是建基於這種新形態的專制政權，而為抗爭者作出建議。作者認為既然「混合式政體」提供了抗爭者發揮的空間，那就不應動輒以杯葛選舉與政權硬碰硬；而暴力抗爭更是當中禁忌中的禁忌。相反，積極培育反對黨在有限度的民主制度中與獨裁者對壘、盡量聯結那些目前與政府勾結，但卻隨風擺柳、唯利是圖的中間派；以各種和平理性非暴力而具幽默感的嘲諷手法，去讓人民藐視獨裁者的權威形象，亦令其支持者蒙羞。最終只要等待大多數民意凝聚到反政府的一方來，再加上一件觸發管治危機的事件，外強中乾的政府便會瞬間倒台：烏克蘭、塞爾維亞、突尼西亞和埃及等國的革命運動，即依此模式進行。

獨裁者察覺抗爭者變得更聰明

然而視「和理非抗爭」為金科玉律的學者和時事評論員們，卻忽略了自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民主浪潮後，倖存的獨裁者們已警覺到抗爭者變得更聰明和更具創意，如果自身不再作進化，就只有流亡或者死亡兩個結局。他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目前在抗爭運動界享負盛名，前塞爾維亞學生運動領袖Srda popovic一直堅持和理非原則，並鼓勵各個支援國際抗爭運動的組織斷絕一切對武裝起義的援助，這亦若將抗爭底牌揭露給專制政府看，非暴力就是一條不會逾越的界線。

結果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在把國家弄得經濟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反對黨來勢洶洶之際，卻準確判斷形勢的關鍵，就在於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於是他先引入了古巴和俄羅斯的軍事顧問和僱傭兵，以少數精兵監視重要的軍方將領；然後再透過優先調配糧食和日用品予軍人家庭換取他們的忠誠，最後再藉軍隊控制警隊防止其倒戈。

這種金字塔層壓式、只動用極少資源和部隊即能控制全國保安系統的策略，竟令一直堅持透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委內瑞拉反對派動彈不得，所謂的嘲諷行動亦因馬杜羅完全無恥而全無效用。反對派領袖瓜爾多雖曾鼓動軍方發動政變亦失敗收場。最後數以百萬計的委內瑞拉難民選擇流亡別國，剩下的平民只能苟且偷生，馬杜羅「挾諸候以令天下」可謂獨裁者的再進化典範。

此外，《獨裁者的進化》其實有一條相當重要的副題，卻被多數讀者忽略：收編、分化、假民主。很多學者都只將焦點放在「競爭性威權」中，極權政府如何透過發動國家宣傳機器壟斷宣傳渠道、以「傑利蠑螈」策略劃分選區肢解反對派的票倉，甚至公然在選舉舞弊打壓反對黨等，然而卻忽略了獨裁者也可以透過以威迫利誘的手段，消磨反對黨的意志，令其甘於充當專制政府的花瓶。

例如在埃及，無論是穆巴拉克還是塞西時代，他們都很擅長於培植這種花瓶式反對黨。這些「溫和」反對派會基於政府對激進派的瘋狂打壓而變得軟弱，更甚者他們會幻想自己真的在一個完全民主的議會中議事，與執政黨進行各種利益交換，最終連抗爭目標都忘記了，甘心被豢養成一隻選舉奴隸──埃及前領袖穆爾西在獄中離奇死亡，政壇竟乏人問津，反映現屆軍政府已成功進化，將反對勢力收拾完畢。

回看香港在這兩個月，轉變激烈之急速可謂前所未見，無論是身在局中的參與者，還是局外的學者評論員，若仍執迷於舊有的經驗和理論框架，則難免落後於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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