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過勞，山也過勞」
－－高山環境退化，搜救人員過勞：向山致敬一周年檢討記者會
　
去年的今天，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向山致敬」政策，全面開放台灣美麗的山林，未來，除了國安因素及生態保護區域外，政府不應再以危險為由，禁止或限制人民進入山林，國人能夠自由親近山岳環境，不再需要「爬黑山」。
　
同時，行政院提出「開放山林」、「資訊透明」、「便民服務」、「教育普及」等五大政策主軸，強調未來將簡化入山管理及申請、並提供更完善的山屋營地、步道、指示及山區通訊系統，推廣各級學校山野、戶外教育，並呼籲登山者也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
　
身為一個山友，站在空間解嚴，親近山林的角度，我們肯定開放山林的政策方向。然而，政策上路一年後，許多問題逐漸浮現。
　
今天上午，我與廖子齊 新竹市議員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雪羊視界 Vision of a Snow ram的黃鈺翔、登山補給站負責人蔡及文、山谷登山會發起人蔡日興，討論高山環境退化與搜救人員疲於奔命的現況，一起來探究解決方法。
　
#搜索業務應朝專業組織化發展
　
首先，學生時代就是山社一份子，到目前還繼續爬山的廖子齊指出，開放山林加上疫情無法出國，造成登山人數的大量成長，同時推升了山難救援的數字，讓本來就相當吃緊的搜救人力，更加過勞與疲憊。
　
目前，山難搜救機制以消防單位為主力，其他單位雖然也會出人支援搜救行動，但消防員還是負擔最重，同時消防員還要負擔其他勤務業務，結果就是讓消防員疲憊不堪、過勞加劇。
　
為什麼會讓消防單位疲於般命？原因在於，山域中「搜索」落難者的位置，和已知位置後投入「救援」，兩種任務性質和所需技能略有不的，但現況下，消防員兩件事情都要做。
　　
為減輕消防人力負擔，以及加強台灣山岳救難搜索的專業能量，政府應思考，未來將兩者由不同的組織負責並合作。消防員仍負擔投入人力救援的工作，山域搜索的專業累積，應逐漸改由其他組織承擔。目前，民間已有組織及專業人士參與搜救行動，未來或可考慮以行政法人或民間單位等適合的組織形式發展。
　
山谷登山會發起人蔡日興進一步解釋，在山上根據受難者可能的移動蹤跡，判斷去哪裡找人的「搜索」，和能使用搬運吊掛，安撫及給予第一時間的施藥急救的「救援」，其實是需要不同的技能及知識的。能夠執行搜索的工作，最基本應該具備登山探勘的能力，若再加上蹤跡觀察與分析，符合資格的專業人士恐怕不多。
　
他認同長遠來說應該將搜索獨立出來減輕消防負擔，但人才的培訓應是當下的第一要務，目前可以考慮將消防單位執行搜索工作的參與時間，明訂在地方自治條例中，減輕其工作負擔。
　
#維護山野環境總量管制立法
　
疲累的不只是搜救人員，更是我們的山野環境。
　
許多知名的高山景點，例如嘉明湖戒茂斯、阿里山眠月線鐵路、水漾森林等地，在網路美照的宣傳推波助瀾下，吸引大批登山客造訪。
　
原就十分脆弱的環境與生態，容受力有限，有些地方可能行走人次多一點，就會讓路徑侵蝕裸露的程度增加，短期不易恢復。
　
同時，登山客遺留的廚餘、排遺、衛生紙等生質類垃圾，在高山上低溫環境下，腐化分解的速度遠比平地的環境要慢，造成環境髒亂。而遺留的廚餘，更可能會影響山上動植物的食性與習性，對高山生態系造成負面影響。
　
我認為，未來應以統計資料與科學證據，根據山域的環境容受力上限，設定登山客總量管制機制。
　
目前的登山路線及景點，雖然在國家公園區域內，尚可依「國家公園法」依法裁罰與管理，但仍有為數不少的熱點不在國家公園內，而是在林務局及其他單位管轄的國有林與公有林。目前的法律，並沒有授權讓主管機關能夠積極地實施總量管制與裁罰，行政院應該積極研擬相關機制與修法。
　
雪羊則補充，開放山林至今的所有亂象，可以說都源自於「人數超載」。以眠月線、水漾森林、加羅湖、奇萊南華、戒茂斯、小溪營地而言，本屬開放或默許的區域，加上社群媒體與商業團大肆廣告行銷，吸引眾多人潮前往。卻因本來沒有總量管制、環境維護人力，而使遊憩品質日漸低落。
　
反觀，熱門依舊的玉山，卻因為有總量管制的庇護，而未因登山狂潮受到影響，仍維持著既往的遊憩品質與環境，說明了總量管制的必要。
　
除了納入總量管制，同時政府要給山域管理單位更多預算和人力，讓熱門地點能加派人力駐紮管理。
　
#登山商業團納管遏止成本外部化
　
這些超載的旅客，許多是由名義上「個人自主揪團」，實際上已發展成「類旅行社帶團」的團體帶上山的。這些登山團收取費用，專業領隊、嚮導一應具全，還有幫忙揹登山裝備甚至提供煮食服務的協作者(或稱揹工、挑夫)。
　
我認為，朝商業團並非壞事，但如果營運形態既已接近旅行社，就應該以法律納管以保障團客登山安全及權益。同時，為防止商業團為求利益去剝削協作者、長期佔用特定景點營地或山屋位置，排擠個體戶使用權益等成本外部化效應，登山商業團模式應逐步納管，以保障消費者權益及永續登山環境。
　
#深化山野戶外教育強化風險意識
　
山上的行為，反映的是山下的教育和素養。然而，目前學校和社會教育推廣的山野、戶外教育，仍然相當有限。
　
登山補給站負責人蔡及文表示，開放山林後，政府能盡量做到登山環境友善，但登山者自己要負責很大部分的登山安全。這是登山自律的精神，也是登山者應有的公約。
　
要做到自律，就必須準備好自己，就是要從登山教育的面向去培養。他認為，政府在登山教育上能夠精進的地方包括：管理單位應可更明確揭露步道風險程度及個人應做的準備；建立登山教育專業人才的培訓機制及人才庫；國中小的戶外教育，也要更重視「風險管理」的課程；輔導各登山協會或商業登山公司辦理登山安全訓練；救難單位也要教育民眾如何正確使用搜救資源。
　
廖子齊舉例，以新竹市而言，2019年全市僅7所學校提案。部份學校在推動過程中，缺乏正確的登山觀念與專業支持，規劃出來的活動可能無益於學生正確認識山林，甚至在登山活動中會有危險。
　
她曾聽說，有小孩子明明已經有疑似高山症症狀，卻仍在老師同儕家長的鼓勵下堅持登頂，這樣的行為卻被當作正面教育範例，不但不適當，還很危險。應該讓教育部與林務局共同合作，由林管處熟悉在地山區的專業人士，協助學校規劃活動及設計教案，推廣更適切的山野教育。
　
這個記者會，只是個起點。我們會繼續邀集相關部會，從搜救、生踏、管理、教育等面向，解決「人也過勞、山也過勞」的困境。謝謝今天來到現場的登山界朋友。

【文摘 / 醫療廣角鏡】原住民的基因是全球頂級商品

鄭春鴻於8/21日投書民報，跟我們分享了近年來基因庫商機崛起後，原住民族基因炙手可熱的各種前因，並且精準的將矛頭指向眾多財團與政府大型計劃裡，缺少包容性與公平性的利益共享模型。

到底原住民的基因主權該如何爭取？是被當成動物、還是能夠與全球科學研究一起共享研究成果與獲利？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文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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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醫學治療大多是針對「標準化病人」設計，同一個病，用同一個治療準則，甚至同一藥物。這種「標準治療策略」雖然在許多病人身上曾經很成功，但對某些病人卻無法奏效，因為這樣的「概全性治療」忽視了病人的個體差異和疾病的異質性。而「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就是在針對病人體質差異和疾病的異質性的特殊考量下，所訂定出來的疾病預防和治療策略。舉例來說，罹患同一種癌症，即使又是同一期別的病人，但不一定吃同一種標靶藥；而必須進行基因檢測，分辨其基因表現的異質性，再來進行不同的治療。

人類基因數據，已成為全球「頂級商品」

很早就有人喊出「二十一世紀是精準醫學的世紀」。而這些精準醫學科技發展必須仰賴於：（1）大規模生物數據資料庫（例如 human genome sequence, TCGA database）；（2）可以獲得生物資料的科技 （例如: 基因微陣列、大規模平行DNA定序、蛋白質體學、甚至行動醫療裝置科技等等 ）；以及（3）可以分析大量數據的電腦工具，目前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就有這個能力。

近年來，原始數據，包括從人類基因組獲得的序列數據，已成為全球「頂級商品」。這種轉變是如此新奇，以至於專家們仍在評估這種數據在全球市場上的價值。2018年，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就以3億美元的價格將其包含約500萬人的數位序列數據資料庫的查找權出售給了全球三大藥廠之一的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ine）。今年稍早，23andMe又與西班牙製藥公司Almirall合作，Almirall正在利用這些數據開發用於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型抗炎藥，這是23andMe首次簽署用於開發藥物的一項許可協議。

原住民的血液和基因數據可以換鑽石

我們一家都是「人」，但是每個人都是上帝獨一無二的作品。人與人之間，族裔與族裔之間，都存在其獨特性、異質性。

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人類學系，全球衛生計劃和原住民實驗室的凱魯·福克斯 （Keolu Fox） 博士，7月30日在新英格蘭學期刊（NEJM）最新發表的〈包容的錯覺—「我們所有人」研究計劃與原住民的DNA〉（The Illusion of Inclusion — The「All of Us」Research Program and Indigenous Peoples’ DNA） 指出，在非洲南部的內陸國博茨瓦納（Republic of Botswana）經營的盧卡拉鑽石公司（Lucara Diamond Corporation）最近開始將所有零售額的5％分配給基於社群的利益者共享。結果，博茨瓦納政府開始使用鑽石特許權使用費來做為基礎設施、醫療保健和教育計劃提供資金。可見原住民的血液和基因數據，理當可以成為「利益共享者」來「兌換鑽石」，在藥品開發的商業機制裡，這絕對是公平的。事實上，製藥行業諸如Variant Bio之類的初創公司正在探索長期利益的共享模型，在這種模型下，將使用集體利益模型，來共享使用特定於社群的基因數據開發的藥物，並給予特許權及使用費。

凱魯·福克斯博士研究指出，涉及人類遺傳變異的大規模研究中，諸如Geisinger Health System，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AncestryDNA和23andMe之類的公司已經成為最強的基因數據庫。為了推動該領域的發展，涉及從血樣、問卷、認知調查和其它對參與者進行的測試中，收集精確的測量值。但是這些方法對於參與者來說是「昂貴的」，並且在生理和精神上都是沉重的負擔。但顯然地，科學家可以從這些數據發現全球罕見但本地常見的特定人群的生理變異。

原住民基因組成是未經探索的「變異寶庫」

世界許多原住民人口在地理上已經隔離了幾萬年。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種群已經適應了他們的環境，從而在其基因組中留下了特定的「變異特徵」。因此，原住民民族的基因組成為了未經探索的「變異寶庫」。這些變異會被諸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All of Us」研究計劃識別出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領導人雖然已承諾，該計劃的參與者中至少50％應該是代表性不足的少數族裔的成員，包括美國原住民社群（美國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明確地將多樣性與該計劃的目標聯繫在一起，以促進平等享受精確醫學的未來利益。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承諾可能是一種幻想，開空頭支票而已。

原住民DNA數據早就被商品化

凱魯·福克斯博士說，先前的政府曾資助的大規模人類基因組測序工作，例如人類基因組多樣性項目、「國際人類基因組單體型圖計劃」（簡稱HapMap計劃），都提供了修改開放源數據的方法的範例。HapMap項目和1000基因組項目描述人類遺傳變異的常見模式，用於查找影響健康、疾病的遺傳變體和反應藥物和環境因素的影響。 該計劃產生的數據對於研究是「免費提供」的，可以不受限制地、開放地查找有關特定人群的生物標誌數據，最終卻使製藥和血統檢測公司產生了價值近10億美元的利潤，但完全沒有分給受測者一分錢。如果「All of Us」計劃使用相同地採不受限制的數據偵測和共享協議，那麼將沒有內置機制可以防止原住民DNA被商品化。

製藥公司的科學家們發現B4GALT1基因突變與居住在美國加拿大的原住民艾美許人（Amish）族裔的膽固醇水平較低和纖維蛋白原水平較低相關，這一發現可能會產生新型的膽固醇藥物。

非洲血統中鑑定出的基因確可開發新藥物療法

作為藥物開發工作的一部分，許多族裔參加了有關人類遺傳變異的大規模研究。例如，Vertex Pharmaceuticals的下一代囊性纖維化雞尾酒Trikafta（elexacaftor / tezacaftor / ivacaftor和ivacaftor）是利用囊性纖維化患者的數字序列數據和囊狀纖維化症基金會（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的資金開發的。在非洲血統中鑑定出的基因座導致了PCSK9抑製劑的開發。最近，美國製藥公司Regeneron（生元製藥，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的科學家們發現B4GALT1基因突變與居住在美國加拿大的原住民艾美許人（Amish）族裔的膽固醇水平較低和纖維蛋白原水平較低相關，這一發現可能會產生新型的膽固醇藥物。艾美許人是很獨特的族裔，它們是基督新教重洗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

儘管這些研究的參與者可能會從新療法的開發中受益，但尚不清楚是否使用從這些人群的研究中獲得的數據開發的任何藥物給予它們甚麼補貼、特許權使用費或知識產權。而且，這類新藥物的價格常常使被研究人群中的大多數病人難以承受的。例如，Vertex的囊性纖維化藥物每年定價超過30萬美元。科學倫理上規定，在進行人類受試者研究的通用規則明確指出：「不應對無法從結果中受益的人群進行研究」，上述結果，新療法使受測者無法負擔藥價，這當然違反了該項原則。

藥廠科學家吃香喝辣，原住民分不到一杯羹

原住民理所當然地會擔心從他們基因組研究獲得的藥物被商品化的趨勢，因此，他們有時不願參加基因組研究。所有的科研調查人員都有興趣從本地人群中招募參與者，但鑑於涉及原住民民族的遺傳研究歷史悠久，包括印第安人保護區是美國印地安原住民Havasupai人起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案例，在該案例中，部落成功起訴大學以不當方式使用其成員的血液樣本。也因此印第安人保護區會繼續對參加NIH的最新研究保持警惕，也是理所當然的。總不能藥廠科學家拿了印第安人的基因發明藥物賺了大錢吃香喝辣，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被當成「動物」研究，卻分不到一杯羹。

數據和政策的商品化允許不受限制地使用數據，從而擴展了族群被邊緣化的歷史，並剝奪了原住民就如何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自己的生理數據做出決策的權利。如果「All of Us」的調查人員都想招募原住民社群成員，就應該將原住民納入有關數據進行測試、數據使用和知識產權的政策制定中。提倡「原住民基因數據主權」這一新概念的倡導者，呼籲原住民更多地參與數據和生物樣品的管理，並呼籲使用定義樣品使用權的數位工具，以提高使用過程中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也就是隨時可查考誰用了這些數據。

將平台的收益分配給共享其DNA進行研究的人們

促進向「公平利益共享」標準化邁進的一種方法是，確保原住民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數據的控制權，現已經使用了兩種方法來實現此控制：個人利益模型（也稱為股東模型，涉及股票的部分所有權）和集體利益模型（涉及社群信任）。LunaDNA是社群所有權的生物醫學研究平台，也是部分所有權模型的一個範例。這家公益公司將平台的收益分配給共享其DNA進行研究的人們。可以與NIH和製藥公司合作建立社群信託，不僅可以提供對藥品的補貼，而且可以對參與基因組研究的社群進行再投資。事實上，在多個行業中，存在基於社群合作夥伴的利益共享的先例。2019年11月，南非政府宣布根據《名古屋議定書》，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Khoi-San）將分享豐厚的利潤。

預防醫學的未來必須兼具公平和包容性

當我們繪製預測和預防醫學的未來的地圖時，公平和包容性應引導著美國的創新軌跡。正如礦採業一樣，當我們想要在某地挖取石油，總會先探勘什麼環境可持續性取得利益一樣：同樣地，當數據是有爭議的可商品化資源時，我們也要提出問題：什麼是社會和文化可持續性？誰可以取得基因數位序列數據？依賴共享寶貴數據集的伙伴關係會是怎樣？應如何分享利益？以及我們如何以尊重各族裔的貢獻並鼓勵對被邊緣化群體的投資和能力，用來建設開發藥品，同時仍然為藥品開發和商業研究與發展提供激勵？

「All of Us計劃」的成功將取決於回答這些問題。隨著新技術在人類驅動療法領域的融合，利用人類遺傳變異研究數據開發貴重藥物的機會將成倍增加。在這一領域將需要進行公平的創新，以確保真正實現「All of Us」的利益。

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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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基因成為頂級商品
#預防醫學應兼顧公平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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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看] 閱讀香港鬼片(2): 《三更之回家》中的香港終結(?)

前幾天我們在中元節看過了小時候常看的經典香港鬼片《生化壽屍》，裏頭那種青春無路可出的存在主義式瘋狂讓香港人的97城市顯現一種封閉感。這樣的封閉意象在《三更之回家》中，更以一種魔幻寫實的風格且淪為集體意識的方式帶出香港城市的公共與記憶。《三更》這部片想必大家一定都看過，它的生產帶著一種後殖民的懷舊策略，這是陳可辛導演最拿手的部分。下面我們談談這部電影，並且為97後的香港城市下一個註解。

《三更之回家》中消失的空間
　
相較於葉偉信《生化壽屍》的「日常性」，陳可辛的《三更之回家》點出的是「非日常性」、Abbas式的超現實記憶空間。故事的場景主要發生在一個廢棄的香港舊式公寓群，以及一個可穿越幽冥與現實生活的老式照像館，故事的主軸為一名男子以古老的中國醫藥術企圖復活他死去已久的女友，活人與生人一如往常般過著生活，替她穿衣、淨身、聊天、看電視，這一個計劃被一名警察與其兒子闖入，破壞了復生儀式結構。最後，女友復活，但在香港警察的介入下，男子反而在追捕中車禍生亡。

泛綠、復古、老舊、殘破、封閉、無人、居民流動、無法久住的舊住宅，充滿虛幻的性格，沒有夜晚的時間設計(警察都是執晚班，故出場都是白天)，顯示對黑夜的恐懼。一切的空間詮釋，直指香港社會對未來充滿著參著期望的恐懼，面臨著瀕臨消失的危險。Abbas指出，「消失」（disparu）的意向緊扣著殖民地的特色，儘管英國統治權結束，但這並不代表是現在香港當地的資本主義隨之終結，因為之前的殖民城市已事先勾畫出日後全球社會的面貌，以及「回歸中國」下的空間表現的逃避（陳浩揚，2002）。

當出現在香港的殖民主義特色面臨著自1984年到1997年之間的政權交換時，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和全球主義這三者之間的關聯，在香港產生出很多弔詭的現象。《三更之回家》中，香港城市(舊住宅的隱喻)是一個充滿偷渡客、移動居民(移工、華僑、無業遊民、無居所的長期租賃者)的「過客」城市，對於這群人而言，香港只是一個處介於過客的出發點與目的地之間的暫停點而已，所以，過往存在於香港的身分認同也以一個暫時的型態飄浮在香港社會。隨著1997年「中國人」這種來自異地的人種(進行復生儀式的男女二人，來自北京)之來臨，如此不穩定的身分認同將在政權交移的那一刻，不得不面臨被侵入而產生不安。為了在短時間內應付如此的不安，香港的文化空間上因此出現了所謂的「衰退」(decadence)（朱耀偉，2002），彷彿電影中封閉的廢墟建築。

Abbas強調所謂的「衰退」並非意指相對於發展進步的衰退之意，而是指當經濟發展成為某一封閉領域內的唯一發展方向時（警察為了生存日夜顛倒地工作，無法照顧兒子，也沒有日常生活），所謂「香港文化」的內容便難以辨認，這也是所謂「消失」之意。當香港文化因為無法被辨識而被誤認為不存在時，這反映香港文化正處於「消失的空間」(l`espace disparu)內，當中專注於生存的經濟取向下，讓我們無法看見現實的文化空間，在文本中，則不斷的出現指向歷史的懷舊、殘破和特定的封閉建築。

《三更之回家》中地點意義的消失，像是透過無法辨識的「消失的空間」給予香港多種不同的身分認同，製造各種身份認同之間的模糊點，以此一系列身份掏空「香港人」之主體性，並消滅所有身份認同具體形成於香港的可能性，於是我們看見片中的建築群，游離著生人、死屍、靈體，重疊著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模糊身份。

游離／變態‧流通身份下的矛盾狀態
　
在《三更之回家》與《生化壽屍》中，香港人面臨著兩種狀態，虛幻幽冥的游離鬼魂與傳染病式的變態屍變。陳可辛處理人物的生死轉換，以及舊建築間的幻見鬼魂，其實是延續著他的前作《甜蜜蜜》(1998，陳可辛)所關注的華人離散與身份認同。而葉偉信的電玩式電影內，青少年們則面臨著藉液體(血液、精液、污染飲料)傳染的屍變，像是香港青少年直接面對身份變異的憤暴或對主體的追尋。

恐怖類型特別關切死亡的恐懼，死亡可能發生的各種方式，以及死期突然降臨的本質。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力量》（Pouvoirs de l`horreur）（彭仁郁，2003）處理關於死亡的表徵，殘骸、屍體所呈現的意象讓觀者聯想到滅絕，然後焦慮從不死者的概念化中浮現，抗拒著結束的概念，顯示非肉體或著次人類的恆永苦痛。按照這個模式，每個怪物都代表著死亡、終止，以及更關鍵的「差異」可能性。因此，「不死者」（《三更》中復生儀式、飄動的鬼魂）或「行屍走肉者」（《生化壽屍》中的僵屍）是本質上的表徵形式，毫不誇張地將「異類」的狀態具體化，這個異類本質上跟「我群」(生人、非屍、青少年)有關，但終究是一種跟「我群」類似而且具有威脅性的表現。

可以把這些形貌酷似「我群」的「異類」視為一種隱喻，這是一種特別威脅、恐懼與矛盾衝突的投射，不能與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範例和公認的正統相提並論。「異類」也可以視為我們對週遭恐懼的一種直接、無拘束的表達，它能夠描繪出人類任何一種主要感受、認知的瓦解或不穩定。Stephen Neale認為形貌酷似者是人類跟非人類之間的終極描述，由「異類」的精神分析決定論觀點，他更進一步指出這種怪異是一種對去勢和自我否定的恐懼投射（彭小芬，2003）。這些「異類」無論如何產生，無論做了甚麼，都可以把他當作一種干擾破壞現狀的模式來運作。

Kristeva認為，這種恐懼的狀態，源自於「對身分認同、體系和秩序的擾亂，是對界限、位置與規則的不尊重，是一種處於兩者之間、曖昧和摻混的狀態」的壓抑與制止（彭仁郁，2003：12）。因此，恐怖片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呈現出個體面對干擾時，如何試著對自己的生命保有控制權。例如《三更之回家》中，警察為了確保自己與兒子的生存環境，不斷地去刺探並試圖對抗進行復生儀式的男子(儘管他沒有惡意，只是浪漫地想與女友相聚)，警察只對現狀的脆弱野蠻以及他習以為常的規範提出批評。

基本上，恐怖片和社會化結構的瓦解是吻合的，從個人、社區、國家已至於全世界，任何一個身份的層級都可能受到「異類」的威脅，不是產生激烈的轉變，就是被消滅。這個些社會結構帶給人們一種目的與秩序感，而「異類」則促使之瓦解或產生疑惑，其實他們是「我群心中的異類」、平空捏造的「他者」。殊不知，在復生儀式後生死轉換，在與殭屍體液交換後，「我群」和「異類」的分際便顯得模糊，甚至一體兩面，而者些身份狀態是游離的、是變態的、是「變通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的過程。

游離的不確定與變態的跨界，是香港居民在面臨兩種殖民情境下對「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的操作與想像。「跨國性」為國家與資本提供建構身份認同的一種新型式，這種身份建構雖然能夠彈性跨邊界，但同樣需要扣連到權力的機制內(電玩式的追捕砍殺)，所以跨邊界並非等同於能從原來的空間鎮壓下逃逸無蹤，這種「變通公民身份」也只能在被控制與逃離所產生的相互動力中形成。

香港的終結與香港的開始
　
在將恐怖電影文本與香港都市經驗對照後，在對話間我們揭露了香港作為一個後殖民城市的兩個表徵---消失的空間、變通公民身份，經過分析，回歸後的香港電影中的「本土」被疑問化了，帶出了有關身份認同所形成的建設性提問。觀看同時間的香港電影產出，在那看似純真的本土身份(如陳果的《香港有個荷裡活》、《細路祥》)和跨國想像(如周潤發與成龍的跨國明星形象)之外（黃宗儀，2003），我們在恐怖片中兼顧了另一種對香港居住經驗的認識向度：香港居住空間和香港公民身份的全球本土混成辯證。「消失」、「游離」、「變態」訴說，「香港」本土意識可說是一種虛構，而它的出現是在政權轉換、全球資本流動間迷惑自身的政治性手段，這些狀態是早就預設的。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經濟形塑，香港人一直甘願天真地在政治經濟所劃定的虛擬空間中找尋自我，到最後卻又消失在「中國人」之中。

在恐怖片的表徵空間中，真實／虛構混雜，突破了二框架，促使「是不是香港」的疑問翻動，本文原企圖顯示出恐怖片中的種種表徵力量可以說明「香港」重建的契機，但我們不應該假設所有的離散、流動、跨界或著混雜的東西都可以從內顛覆權力結構。在《三更之回家》、《生化壽屍》的文本脈絡中，自我認同和空間的生產並不是穩定存在的，而整個恐懼的情節鋪成應該被視為「形成的過程」。kristeva指出，「賤斥體」(abjection)作用的開始，正也是主體出現的最早時刻（彭仁郁，2003）。影片中，這是一種強烈的恐懼(對鬼魂、殭屍)、厭惡(對屍體、血液、污染食物)之排斥感，好像看到了腐敗物而要嘔吐，而這種恐懼、厭惡同時是身體的自然反應，也是象徵秩序，使人強烈的排斥抗拒此外在的威脅，然而此外在威脅其實也引發了內在的威脅。如片中對「異類」、「死亡」的抵抗，這種抗拒，始自於主體對於母體的抗拒，因為若離不開母體，主體永遠不會發生。「香港人」在消失空間及流動身分上的現象，在恐怖片分析中其實便是一種成長的過程，在離開「英國殖民」與觀望「中國殖民」的過程中，產生「終結」而建立「我」。

回頭看Abbas所言：「『香港的終結』再另一意義上正是香港的開始。它是一種對香港歷史與文化特異性的濃烈興趣的開始，從改變了在此之前幾乎專一迷戀於香港經濟成就的狀況」（陳浩揚，2002）。而九七回歸後出現的「香港」意識的新一次「分解」，面對流動身份依然迷惑的狀況下，Abbas所言似乎還須待歷史實證。在當下的情勢而言，一再天真地隨著政治經濟而蛻變的香港人身份與普及文化，以不再天真的姿態刻意融入政治及經濟因素，到底是消失、游離、變態的不間斷迷離，還是蛻變而重建主體，便是本文所不能解答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