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目標的目標 在我少年時代，同學們問我將來要做一個怎樣的和尚？我頗茫然，僅回答說：「只要做一個和尚就好！」 當三十歲時第二度出家之後，有一位長者居士，聽說我要入山禁足閉關、看經自修，特地前來看我，見面就問：「法師青年有為，前途不可限量，乃是明日佛教的龍象，不過近代中國佛教，有四位大師：印光、弘一、虛雲、太虛，你究竟是要學那一位，走那一條路？」我也不以為然，只回說：「這四位大師，我都學不上，印光的淨土，弘一的戒律，虛雲的禪定，太虛的教理，依我的資質條件，不可能把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位能學得像。」那位居士嘆了口氣走了。其實我很想告訴他說：「我走第五條路。」我將盡我自己所能，去修學釋迦牟尼佛的遺教，能學多少算多少，能知多少算多少，能行多少算多少，盡心盡力，但不敢跟任何古人比較。因為從小記取我父母的兩段名言： 有一次我父親帶著我經過一條河邊，正好有一群鴨子見到我們經過，就被驚動下了河，而往對岸游過去。父親問我：「孩子！看到那一群鴨嗎？牠們在河中游水，大鴨游出大路，小鴨游出小路，不論大鴨小鴨，大路小路，都能游過了河。如果自己不游，就沒有路，也過不了河。」當時父親又告訴我：「孩子！做人也是這個樣，不管才能大小，不問地位高低，只要盡心盡力，總會走出一條路來。不要羨慕他人，也不要小看自己。」 另有一次，我的母親正在做家務，來了幾位鄰居的太太，見到我在一旁，就拿我做話題，一位太太說：「這個小男孩！好乖啊！好聰明啊！將來一定可以成為人上人，住的是樓上樓。」另外一位太太說：「嗯！好的是住樓上樓，不好，就得在樓下搬磚頭了！」我的母親看了我一眼，向她們說聲謝謝，然後發表她的看法說：「不管是住樓上樓或者是在樓下搬磚頭，只要他不做賊骨頭就好。」 我的父母都是不識字的文盲，非常平凡，但在他們心靈的深處，能夠流露出這樣智慧的語言，對我一生的影響實在很大。 由於我從小體弱多病，所以也沒有太多欲望，沒有要為自己建立功名地位，也沒有一定的目標要去完成，只是順著因緣，踩穩腳步，努力向前。尤其是自從懂得佛法，並且得了受用之後，我沒有自己的事業可言，沒有自己的目標可求，只有想到如何修學佛法、弘揚佛法。努力的目的，與其說是自己的前途，毋寧說是為了佛法化世功能的推動。 回想我六十多年來的生命過程，都不是我預先想到和預做安排的。正因為我沒有預定安排什麼，反而可以左右逢源，隨遇而安；正因為我沒有一定的目標想要完成或者是非得要完成某一項目標不可的念頭，所以落得輕鬆，沒有給自己太多的壓力，也不會受到外境和他人給我太重的壓力。是我該做而能做的，當然做；該做而我不能做的，就不做。不過我自己還是凡夫，對於利害得失名聞利養，不能完全無動於衷，但是這些問題只要通過我對於佛法的認識，就會很快地自我調整與化解。因此不管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下，也不會生活得那樣地焦慮和痛苦。 像我這樣沒有一定目標的人生觀，很可能會被一般人誤認為是消極和逃避現實。的確，如果用之不當，可能真的會變成消極，所幸我有佛教的信心，並且經常提醒自己：要以發菩提心為基礎，要用四弘誓願做前導。 我雖沒有個人的小目標，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失落全體眾生所共有的大方向、大目標。---本文摘自《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第407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釋印順」（1906年4月5日－2005年6月4日），俗名張鹿芹，法名印順，號盛正，人稱印順導師、印順長老、印順法師，中華民國浙江杭州府海寧人（今屬嘉興）。剃度師為普陀山福泉庵清念和尚，天童寺受戒時，戒和尚是圓瑛和尚，為太虛大師門徒，慈濟證嚴法師的入門師父。印順法師是一名活躍的學問僧，著作等身。在閩南佛學院開始修學三論，進而研究唯識論，後來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不似部分大乘經的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在初期大乘佛教中，重視的人物是龍樹，對龍樹綜合開闡了智慧、慈悲兼修這點有高度評價。一生著作頗豐，大致分為《妙雲集》、《華雨集》以及單獨專著三大類。曾以《中國禪宗史》一書，獲頒日本大正大學的正式博士學位，為中華民國比丘界首位博士。他畢生推行人間佛教，承繼於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主張而來。人間佛教重視「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主張「然佛法以人為本，也不應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間佛教，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這種主張被視為「一種為了佛教適應近代社會的發展而探尋其理論和實踐的運動」。其理念對佛光山的星雲法師（主張「 人間佛教性格」）、法鼓山的聖嚴法師（主張「 人間淨土」）、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主張「 人間菩薩招生」）都有不少影響。1925年，印順法師19歲時，由於閱讀《中論》，領略到佛法之高深而嚮往不已。經過四、五年的閱讀思惟，發現了佛法與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所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引起了內心之嚴重關切，因此發願：「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願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學。將來修學好了，宣揚純正的佛法。」1930年11月30日（24歲）農曆十月十一，於普陀山福泉庵禮清念老和尚為師，落髮出家，法名印順，號盛正。農曆十月底，印順法師至天童寺受具足戒，戒和尚為圓瑛老和尚。受戒後，得其恩師之同意與資助，於1931年（25歲）二月，至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求法。1932年（26歲），於佛頂山慧濟寺之閱藏樓「閱藏」三年。此一閱藏之處為印順法師出家以來所懷念為最理想的地方。1936年（30歲），武昌佛學院開辦研究班，印順法師受太虛大師之命，至武昌佛學院指導「三論」的研究。1938年，印順法師至漢藏教理院，講授中觀學。在那裡，與法尊法師成為好友，常彼此作法義的探討辨析，請求他翻譯龍樹的《七十空性論》，並為法尊法師所翻譯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協助潤文，修飾文字。1941年，時年35歲，當時演培法師受太虛大師之命前往四川合江創辦法王學院，請印順法師為導師，繼改任院長，「印順導師」之名因此而來。1947年（41歲），太虛大師逝世，由於太虛大師生前講說著作等身，卻未能及時彙整，續明法師在《太虛大師全書編纂說明》中記載：「大師弟子，均齊集上海，席間一致公推印順法師負起領導編纂全書的責任」，是以印順法師擔任《太虛大師全書》主編，全書至第二年四月編集完成。1948年，印順法師至福建廈門南普陀寺，創立大覺講社。因國共內戰，講社停辦。1949年，印順法師移居香港，在香港佛教聯合會的幫助下，繼續進行《太虛大師全書》的校對與出版工作。同時出版了《佛法概論》。2005年4月印順法師發燒，住進慈濟醫院檢查，發現心包膜積水，血壓急速下降，醫師緊急作心包膜之積水導引手術。手術本身非常成功，可是，對一位百歲老人而言，體力也是一大負擔，自此之後，身體日漸虛弱，最後，由於心臟衰竭，於2005年6月4日10時6分圓寂，享壽99歲。6月6日晨，大體由花蓮北上繞過台北回到印順在台灣的第一座道場——新竹市青草湖的福嚴精舍。6月11日，於慈濟新竹香山聯絡處舉行「印順導師追思讚頌法會」。印順法師圓寂當天下午記者會時，某位比丘尼向媒體聲稱：印順法師彌留之際曾醒來，留下一句話：「不是這樣，不是那樣，一切法皆空」。其入門弟子多人商議後，由昭慧法師代表向媒體澄清，「導師為人平實，說法不打啞謎，邏輯清楚，且符合經驗法則，更不會故弄玄虛，該話語並非出自導師之口」。

⭕️第404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玄奘」（602年4月6日－664年3月7日），俗姓陳，名禕，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南境）人，師承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為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也是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奠基人。十三歲時（615年）洛陽度僧，玄奘向被派來考查的大理卿鄭善果表示自己出家的意願是「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因而被鄭善果破格入選。玄奘出家以後看見諸位沙彌聚集放逸，大談戲論，於是告訴諸位沙彌說：「經中不是這樣說嗎！『出家之人是為了求證無為法。』豈能再像無知小兒一般一直嬉戲，徒然浪費一生光陰。」其間聽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閱讀愛不釋手，直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隨從嚴法師學《攝大乘論》更加喜愛，乃至將《攝大乘論》一次讀完，再覽就沒有遺漏，大眾皆感驚異，乃至令玄奘升座複述，玄奘法音或高或低分析詳盡，盡得嚴法師宗旨，因此博得大眾的欽敬，少年時期的玄奘已經顯露出積極的修學態度，並獲得美好的名聲。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據傳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年）玄奘私下與商人結伴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聽。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後，再次北上尋覓先德參學，到相州訪休法師質問疑惑滯礙之法，繼往趙州從道深學《成實論》，又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論》。貞觀元年（627年），玄奘重遊長安學習外國語文和佛學。先後從道岳、法常、僧辯、玄會諸師鑽研《攝論》、《俱舍論》、《涅槃論》，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說，其才能倍受稱讚，聲譽滿京師。僕射蕭瑀奏請令他住莊嚴寺。玄奘感到多年來在各地所聞異說不一，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宗（後併入法相宗）、地論宗兩家有關法相之說多有乖違，因此渴望得到總賅三乘學說的《瑜伽師地論》，以求融匯貫通一切，於是決心前往印度求法。因得不到唐朝發放的過所（護照），所以始終未能如願以償。貞觀三年（629年），玄奘毅然由長安私發，冒險前往天竺。經八百里莫河延蹟到高昌國時，得高昌王麴文泰禮重供養，復欲強留玄奘以為國之導師，玄奘「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麴文泰發覺玄奘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遂與玄奘結為義兄弟，相盟自天竺返國時更住高昌三載受其供養，講經說法。離開高昌後，玄奘繼續沿著西域諸國越過帕米爾高原，在異常險惡困苦的條件下，終於到達天竺。在天竺的十多年間，玄奘跟隨、請教過許多著名高僧，停留過的寺院包括當時如日中天的著名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向該寺的住持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與其餘經論；瑜伽行派大師戒賢是護法的徒弟、世親的再傳弟子。在貞觀十三年，他曾在那爛陀寺代戒賢大師講授《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此後，玄奘還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貞觀十七年（643年）學成以後，他立真唯識量論旨，在曲女城無遮辯論法會上等待十八天，結果無人敢出來辯難使其不戰而勝，由此名聲鵲起、威震天竺，被當時大乘行者譽為摩訶耶那提婆，亦即「大乘天」，被小乘佛教徒譽為木叉提婆，亦即「解脫天」。643年，玄奘載譽啟程歸國，帶回657部佛經。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熱烈歡迎。玄奘初見太宗時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譯經，但沒有得到批准，被指定住長安弘福寺。652年（永徽三年），玄奘在長安城內慈恩寺的西院築五層塔，用以貯藏自天竺攜來的經像。即今天的大雁塔，在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譯經院（國立翻譯院）、大慈恩寺與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00卷梵文經論譯成漢語，參與譯經的優秀成員來自全國及東亞諸國。玄奘依翻譯佛典與對經文的闡釋而開創了中國法相唯識宗，其學說卻深深地影響了其他諸多宗派。玄奘一生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目前學界流行說法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為中土一切譯師之最。而玄奘直譯與鳩摩維什意譯以金剛經（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及阿彌陀經最廣為佛教徒與研究者互相對比參考。由玄奘口述、弟子僧辯機筆撰的《大唐西域記》，堪稱中國歷史上的經典遊記。尤有甚者，由於印度歷史紀錄的缺乏，這本珍貴的遊記更成為歷史文化學者研究古天竺地理歷史時不可或缺的文獻，而近現代以來，根據該書記載所進行之考古遺跡挖掘，亦證明玄奘當時所述真實可信，允為瑰寶。龍朔三年（663年）十月玄奘譯完最後一部佛典《大般若經》之後感慨說：「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日？」玄奘於麟德元年二月五日深夜、六日子時（664年3月8日0～1時）圓寂，享壽六十二歲。初葬於白鹿原雲經寺；669年，改葬於少陵原（又稱鳳棲原），建有舍利塔，並在此興建興教寺。玄奘初葬於白鹿原古籍記載明確，但葬於雲經寺缺少證據，仍需考證。玄奘翻譯了數千卷的佛經，但陳寅恪認為譯文過於艱澀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的譯文通俗易讀。黃念祖居士謂：「羅師乃七佛譯師，應秦人尚簡之機，所譯文約義豐，精妙暢達，至理圓彰。玄奘大師之譯經，準確完備，力保原面，雖篇幅稍增，而原語具存，辭義詳明，可免誤解杜撰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