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自訂申論短稿之《性別為本：談女性自我認同及其框架限制》未潤飾。 ⠀⠀⠀⠀⠀ ⠀⠀⠀⠀⠀ ⠀⠀⠀「我們並不是要求您們改變國家。社會早已變遷了，這無需法庭的認可，我們是在懇求您們保住這個國家擁有改變的權利。我們的子女們，正因法律對他們能力有所謂的假定，而被各種機遇拒之門外。如果第214條法如此成立，他們將如何站出來否定這些預設？無論要花多少精力，我們都必須逐條修正這些法令，為了法律自身，也為了孩子們，您們有權開創這個先例，以讓我們就此開始這項浩大的工程。您們有權勘誤和正法。」這段台詞出自2018年，以美國大法官金斯伯格教授為原型所改編的電影——On The Basis of Sex——裡頭談及了她當年與丈夫打的稅務官司，而這也正是為當時美國平權運動所開出的第一砲，此後為法條上的性別平權開出先河。 ⠀⠀⠀⠀⠀ ⠀⠀⠀鏡頭一開始以過幕的方式瀏覽五零年代的美國社會。金斯伯格在遠遠的長鏡頭裡顯得十分嬌小，令人矚目的是，在場無一例外都是男人們，那時她以滿心雀躍踏進法學院的大門，然而隨後便是一種細微的針扎感；之後的餐酒會上，法學院長第一句話便以調侃的方式開了性別玩笑（非常不好笑），他詢問當時在場的金斯伯格和其他幾位女學生，為何想進法學院，各自說出了理由，其中一位說道自己的家庭原先希望她成為老師、護士（刻板印象的典型工作），然而她渴求成為一名律師（跳脫原先框架的隱含意義）；學院長即刻出聲打斷，便示意那位學生的理由並非一個「好藉口」；金斯伯格在這之後，談及自己的「理由」以諷刺的方式表示「是為了瞭解丈夫工作，這樣才能做個賢妻良母」回擊。 ⠀⠀⠀⠀⠀ ⠀⠀⠀在吳爾芙的觀點裡提及了男、女性在學院的差異，以上面的情節可以套用在男人走草皮、女人走石子路的隱喻。女性在整套知識體系裡是被排除在外，並且儘管試圖想擠進裡頭，也會引來新的疑問：是否是因其他原因而想接受教育？女性在原先的假定裡已經是男性的附屬，如同John S. Mill所提，女性並無自身地位價值，來自於她總是被劃分成男人的私有財產。劇中，金斯伯格為打接下來的稅務法案，並在當時的自由聯盟辦公室說道「已婚婦女甚至只能使用丈夫的信用卡附卡，才能綁定金融系統」。 ⠀⠀⠀⠀⠀ ⠀⠀⠀而此件稅務案裡，原本用以保障照護者的法條（其無需繳納稅金）卻意外限制了原告人的行動，因在這個案例中，「照護者」身分是被假定為女性（同時，排除男性的可能性）；在金斯伯格接手的此案件原告人是一名男性，而這法條形同將其視為一特殊性例外，也如此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審理時指出「假若法官們同意此法案敗訴，那麼也等於讓法律有保障性別歧視的意涵，法律是同意性別歧視的存在」。當上訴的法官試圖提起金斯伯格的訴求，是否想將性別與種族畫上等號時，她如此回覆：性別與種族是相等的，因為皆是生物特徵，我們無法改變。 ⠀⠀⠀⠀⠀ ⠀⠀⠀當波娃在《第二性》之中闡述「女人」是後天建構而成，意味著女性和男性在初始基準點並無優劣之分。女人也能做得到男人可以做的工作，反之亦然；生物性特徵並不會因此使我們有所區別，正如不會設定「數學較好的」男性無法勝任護士一職，抑或是女人就無法成為飛行員；社會以灌輸自身體制（男人建立這套規則並且執行，女人並非被涵蘊在這其中的參與者，而僅是作為配屬），讓人們深信「男人狩獵，女人養育」的這套系統。根深蒂固，卻不代表準則應是需要被謹守的。為何Iris Young是以「像女孩那樣丟球」作為敘事脈絡，以及波娃所提供的成長階段女性面臨的困惑——一再一再地顯示著，當女性試圖打破這類框架（男性所提供的假想）便會落入侷限的兩難之中，一是成為體制外「不被定義的性別元」，二則成為制度下的「角色扮演」。然而選擇前者，亦是選擇一個未知的自由；我們無法確認女性是否因為看見了另外一個性別元的崩解，也因此感到惶恐，於是又從第一個選項退回了第二個，這正是為何少女時期的女性如此地感到「精神瓦解」。Young也為此做了一個假設，「像女孩那樣」，這是基於我們對於男性的遐想之外，簡單地說，群眾已經有了一所謂「男人」的模板深植於印象，而女人幾乎從這一社會當中必須成為男人的反向。這正是回到了吳爾芙談論女性神話及貶義的問題：女人必然在這套規則裡成為男人的「鏡子」，而這幫助男人定義他自身是透過揣摩另外一個性別。 ⠀⠀⠀⠀⠀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雖然基礎是為了反擊私有制而做）提供出，為何母系婚姻制度遭到瓦解的原因，正是私有財產開始發展、被固定化，人們意識到母系將可能平分財產而進一步共產化，於是逐漸從「母親」作為家庭、社群核心，慢慢地轉向「丈夫」。如同上述情節，我們將一個社會角色設定在只有某一個性別能夠特定從事，如同簡化各種歧義性；當金斯伯格在稅務官司裡又再次說明：「此條法規是想保障照護者，然而假定性別可發展之可能性，正是以保障女性權益之名、卻也限制的男性或女性（反之亦然）。」 ⠀⠀⠀⠀⠀ ⠀⠀⠀回到上文最初所引用的文本，無論身為女性或多數被禁錮在性別價值之下的性別元，因是法條對能力有所謂的假定（而法條同時也顯示社會結構本身固有的限定，即排除女性聲音），無法破除的既要概念，女性的自我認同形成了與社會連結的矛盾。然而如同John S. Mill所言，一個正常的社會除了男人的聲音之外，我們也需要女性的聲音，而這正能使我們破除限定，走向所謂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