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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T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OK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E。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D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XXKOL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DJ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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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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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嫌棄妻子在家裡裸身 孟母為何狠批兒子|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到了戰國,亞聖孟子的出現,無疑給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和孔子相比,孟子沒有那麼多的花邊新聞,和他有關的女人只有兩個,一個是他的母親,而另外一個是他的老婆。兩點一線,標註了這位聖人的人生軌跡。孟子的母親是孟子人生的主角,而他老婆是配角。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這位歷史上最偉大的(注意不是之一)母親的生活。
孟子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他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據考證孟子出生在鄒城郊外馬鞍山下鳧村。
孟子的母親姓仇,父親名叫孟激,字公宜。據《天中》記載:「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祥雲自泰山來,止於孟宅上空,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閭巷皆見五色彩雲覆其居。」偉人出生時都會有些祥瑞這不過分,但是孟子出生時的祥瑞很有可能是孟母編造出來的,這並不是什麼吹噓,而是孟母對於兒子的一種期望,就像是許多望子成龍的母親一樣。
而孟母懷孕時,嚴守著古時先賢的規矩,前邊我在《周興三母》中介紹過周文王的母親胎教的一些故事,而孟母完全效仿之。《韓詩外傳》(註釋1)就記載了孟母說的一段話:「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子出生了,是個健康的男孩,但是此時孟子的父親卻要遠走他鄉。原來孟激是個懷才不遇的士人(低級知識分子),他為光耀門媚,拋別嬌妻稚子,遠赴宋國遊學求仕。
可是三年後,孟母得到的卻是丈夫客死異鄉的噩耗,從此,孟家沒有了頂樑柱,而這個女人要獨立承擔起生活的重擔。
從此在孟母的心中,她的一切精神寄託就是要培育自己的兒子成才,讓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男兒。
我們今天許多家長都在為孩子擇校,花費很多金錢,就是想讓自己的孩子獲得一個學習氛圍好的環境。
本人從小上學自由散漫、吊兒郎當,家裡又沒啥錢擇校,自然從小學到高中所上的學校都不是最好的,也理所當然的沒有經歷過那種最好的學習氛圍。但是有一點我是承認的,就是在我上大學的時候,那些名校畢業的孩子比我的英語要好(本人大四才過的英語四級),就是因為人家天天都是純英語授課,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較好的英語環境下。而我的英語老師要照顧大多數同學,不可能實現全英語授課。
這就是環境對於一個孩子的求學歷程的影響,很多望子成龍的母親不惜花費重金為孩子選擇最優秀的學習環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早在兩千多年前,一位母親就已經有了這種意識,她就是孟母。
孟子幼年時候,住在墓地附近。孟子總能看見喪禮和埋死人的一些過程,便和周圍的小朋友常常挖坑,假裝埋人,以做遊戲。孟母看見這種情形,長嘆一聲,說道:「這不是我們應該住的地方。」孟母帶著孟子搬家了,常和孟子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們怎麼也不會明白,為什麼孟軻要走?大家在一起玩得不是很愉快嗎?其實連孟子自己也不大明白,不過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他們的天性就是模仿和玩,很快孟子就忘了暫時的不愉快。
而孟母搬家到了一座集市的旁邊,很快孟子又和周圍的小朋友打成了一片,他們一撥人扮演商販,一撥人扮演買東西的人,討價還價,錙銖必較,都開心極了。孟母再次搖了搖頭,看來這也不是我們能居住的地方。
孟母又將家遷徙到學宮附近,這樣一來,孟子在遊戲的時候,就學揖讓進退等禮節。孟母認為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來,這是有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
很多人質疑過孟母的做法,一個人的成功難道與環境的關係這麼大嗎?這個問題我覺得要從什麼角度去考慮,如果是從自己的角度上,我覺得更應該處於一個更為困難的環境中去磨煉自己的意志。
可是孟母是從一個母親的角度去考慮的,而且她要面對的是她年紀幼小,不知是非的兒子,現代心理學認為一個人的基本人格是在六歲以前基本形成的,從此根深蒂固。孟母重視孟子少時的環境是無可厚非的。
孟母作為一個母親,真正成了歷史上的一個標誌,是因為她為後世的母親們做出了表率。
首先她要面對的是拮據的生活,一個寡婦帶著一個幼小的兒子,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孟母要獨立承擔起這個家庭的一切。孤立無援的孟母開始了坎坷的人生旅途。她要憑著自己的雙手謀取衣食所需,更要以自己的力量,把唯一的兒子教養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孟母每天靠織布含辛茹苦地為兒子積攢著每一文錢,但是年少的孟子卻惹得母親大怒,她把這些剛剛織好的布全部毀掉。
原來孟子從小就很聰明,但是聰明的孩子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貪玩。
孟子就屬於那種一學就會,但決不再溫故知新的孩子,有一天放學,孟母正在織布,便問道:「你學的咋樣啊?」孟子隨口說道:「湊合吧!」
孟母一聽大怒,隨手拿起一把剪刀,將織成的一段錦絹咔嚓咔嚓,攔腰剪成兩段。要知道,這布料可是孟家的唯一的經濟來源(當時士階層是沒有地種的),可是孟母卻把好好的布料剪斷。
孟子害怕了,他從沒有見過母親發這麼大的火,他知道母親這是動了真火了,可是他卻不知道自己哪錯了。孟子驚恐地問:「為什麼這樣做?」
孟母說:「你不好好學習,就像我把織著的布剪斷一樣。做君子要想成名,必須要博學不能讓人問倒,只有這樣才能居住的安寧,活動也可遠離危險。今天如果你不好好學習,將來肯定要去服勞役,而那樣就離禍患不遠了。這個就像我們現在以織布為營生一樣,如果半途不做了,那我們就會沒有糧食吃了啊!而沒有了吃的,女的少吃兩口沒事,而男人就會道德敗壞,去偷去搶,然後被抓進監獄,服苦役!」
我敢說,孟母說的一大半孟子都沒聽懂,但是他知道了母親的憤怒,還有就是他看見過那些被抓的小偷,他們的下場非常悲慘。
對於孩子的教育,不過是兩種方法,嚇唬和哄。孟母這段剛中帶柔的敘述,讓孟子對自己的學業再也不敢懈怠。
而孟子也很快有機會得到了名家的指點,當時孔子的孫子孔極(字子思),正在曲阜設館教授六藝,遠近學子紛紛負笈前往就教,孟子十五歲時,在孟母的鼓勵下,孟子由鄒城來到了曲阜。孔極看到孟子非常喜歡,他曾對左右說:「孟孺子性樂仁義,言稱堯舜,世所稀有也。」孔極也把祖父的畢生所學毫無保留的傳授給了孟子,孟子繼續發揚著刻苦學習的精神,埋頭苦讀了五年,學問德業,突飛猛進,終於領悟了儒家思想的精髓,終成一代名家。看到孟子成才,孟母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下了。
窘迫的生活,也隨著孟子的成名而得到了緩解,這就像是成名的朗朗(鋼琴家)和周揚(短道速滑冠軍)一樣,他們都曾經窘困,卻又都因為成功而不再窘困。
這時孟子已經到了適婚的年齡了,孟母也為孟子選了一位妻子。孟子結婚了,可是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和諧。
孟子每次進入私室,都見到妻子裸袒身軀走來走去,孟子認為妻子不賢,所以就不再進兩人的臥房了。孟子的老婆見到丈夫和自己如此見外,便去要求婆婆放自己回娘家。
孟妻說道:「妾聽說夫婦之道,私室裡是不應該相互避諱的。而現在我在房中裸露了一些,夫君就認為我墮落而不高興,這根本就是拿我這個媳婦當外人。婦人之義就是要照顧好丈夫,現在夫君他要搬出去住,外人聽來還以為是我不賢惠。我還是回娘家算了吧。」
婆媳問題一直是困擾著家庭生活的一大弊病,而孟母是最早做出這種良好婆媳關係典範的母親之一。她沒有維護自己的兒子,而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兒子的那種所謂的正道思想。
「你說你的老婆不守禮儀,那好,禮儀之一,進門前要問問有沒有人在,這是一種尊敬。上堂前,聲音要故意放大,這是為了告訴別人自己來了。入戶的時候,不應該抬頭,這是為了避免看到不該看的。現在你去了你們夫妻的私房之中,入戶卻不做聲,你老婆裸體在內,你卻看了個滿眼,還說人家非禮,你這是哪家的道理?」
得,孟子一聽,這是母親挑理了,想想自己也確實有雞蛋裡挑骨頭的嫌疑,本來是想給妻子來點猛料立威,結果卻把自己給絆倒了。孟子也挺識趣,去向老婆承認了錯誤,一件生活中的小插曲就這樣被孟母輕易地化解了。這就是水平,清官難斷家務事啊,可是能斷家務事可就不只是清官了,絕對有水平。所以《烈女傳》上說:「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
上面的故事,作為一個母親來說,只是她人生要經歷的每一個階段而已。
一個母親是不是真正的偉大,在於她是不是真正瞭解孩子所想要的東西。而孟母知道孟子追求的是什麼。
當初,我可以到外地去上一所更有名的大學,但我選擇了留在天津上一所普通的大學,而一份外地的工作會使我得到比現在工作高四五倍的收入,但我依然選擇留在天津,這是因為我的父母都在天津,這裡是我的家。而我的很多同學都願意出來闖蕩,他們大多現在都有了屬於自己的新天地,比我混得強多了。
「父母在,不遠遊」和「好男兒志在四方」這兩句話,永遠是充滿了矛盾的。不遠遊是為了孝道,而出去闖蕩是每個年輕人的理想。
孟子就在這兩難的選擇中決定留下,他把自己的仕途選在了離自己家鄉很近的齊國。孟子多次向當政者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齊宣王雖然以年祿十萬鐘來酬謝孟子,卻不肯實行他的政治主張,對此,孟子總是搖搖頭說:「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最痛苦的莫過於自己的理想難以實現,而孟子選擇留下是因為母親,那個為自己含辛茹苦了幾十年的母親。
而孟子每天鬱悶的表情讓孟母有所察覺。她問兒子,為什麼事情而擔憂。孟子敷衍稱自己身體不舒服。過了幾天,孟子又長嘆了一聲,被孟母聽見了。孟母又問兒子你為什麼嘆氣啊?
孟子終於吐露了自己最真實的想法:「我聽說,君子應該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從我的政見,就不應該再侍奉他。聽了我的政見而不採納,就應該不再踏入這個朝廷。現在齊王不用我的治國理論,我想走,但是母親您已經老了,經不起顛沛流離,不能跟我一起走啊,我是為這個事情在憂愁。」
孟母此時淡然處理了這一切,她說:「婦人的禮儀是什麼?精五味,擅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而婦人應該遵從三德,也就是少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天你已經長大成人了,而我也老了!你應該去做你應該做的事情,而我應該繼續遵守一個婦人的禮儀。」
很多現代女性都在批判孟母是個老思想,舊觀念,試問今天女性的新觀念有誰比她更偉大呢?
我感覺,孟母的這種任由兒子發展不想拖累他的想法也是非常具有現代意識的,和那些現在還在用養兒防老那種老思想看待生活的老年人相比,是那麼超前。孟母的想法是無私的,她把所有的愛都給了自己的孩子,給了孩子所崇尚的事業。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母愛所能表達的了,母愛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私愛,而孟母的愛是一種博愛。
孟子走了,帶著對母親的不捨,他帶領門徒遊說各國,雖然他的結局和孔子十分相似,都沒有能得到君王的認可。但是他做到了把儒家文化發揚光大,《孟子》有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醜》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
這都是孟子留給我們的巨大財富,而這都與他那位歷史上最偉大的母親有著巨大的關係。就在孟子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情時,孟母去世了,她歸葬馬鞍山。如今在山東省鄒城縣北二十里的馬鞍山麓,還留有古柏森森的孟母墓,歷代都有人捐石刻頌揚她的堅貞志節與慈母風範,還有人出資在此建了孟母祠。
這是人民對這位偉大母親的懷念,她就像是標識,在孟子的不同階段為孟子指出了前方的路,她又像是一支蠟燭,照亮了孟子的前程,卻也燒乾了自己。
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臨終前幾年,突然對周圍的人說,我昨晚夢見媽媽了,從季羨林的諸多散文中,我能看出他對於母親的感情,我們雖然無從得知季先生早年時的生活經歷,但是我知道一位同樣偉大的母親也用自己的微光照亮了季羨林的童年和青年時代。
孔子說他常常能夢見周公,孟子呢?他是不是應該經常能夢見自己的母親呢。
是,也不丟人。因為孟母並不比周公差多少!
註釋1:《韓詩外傳》是一部由360條軼事、道德說教、倫理規範以及實際忠告等不同內容組成的雜編,一般每條都以一句恰當的《詩經》引文作結論,以支持政事或論辯中的觀點,就其書與《詩經》聯繫的程度而論,它對《詩經》既不是註釋,也不是闡發,而是實際運用《詩經》的示範性著作。
原文載於《稗官女史》,作者:尹劍翔,出版社:現代教育出版社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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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濟堂天天樂女主角是誰 在 田馥甄 Hebe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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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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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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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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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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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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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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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