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期，對遙遠武漢前線的想像/理解中，討論得最離奇和偏差，甚至奇譚怪論到讓我覺得略欠人性、近乎磽薄的揣想，大概就是關於由體育館和會展中心改造而來，主要用來收治輕症級別的確診感染者的「方艙醫院」了。

至今復盤，或許大批量興建方艙醫院，讓輕症確診患者有地方可去、有一對多的基本醫療人力照護，且一旦病情惡化，能更有序地後送到正式醫院病房，大概是使武漢抗疫戰爭從醫護資源瀕臨斷線，到逐步拉回軌道、穩定住局面的轉捩點。

這一舉，扭轉了更多家庭因為起初隔離病房不足、醫院整體床位不足的狀況下，許多輕症患者自我居家隔離，但事實上很難做好居家隔離、反而造成全家多人交叉感染的悲劇繼續擴大。只可惜，這一決策來得太晚了。

用同事的話說，一些病人稱，方艙醫院是武漢在經歷十多天殘忍和混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唯一讓人感受到安慰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除了醫護之外大家都染病了，都是輕症病人。不少人的家人還在重症醫院裡救治，甚至病逝。但與此同時，六七百張病床加上醫護同處一室的社區感和團結感，也成為病人們的心理支撐。

戰地醫院在壓力、情緒和生死交關、別無出路的多重壓力型塑下，竟也迸發了濃濃的社區感。康復情況較好的患者組成了志願者隊；醫護為了給病患“將一直與病人同在”的信心，挑選病況較好一起分組分隊辦起競賽；有的患者為了怕自己組建起來的患者志工隊一旦自己出院就散了，想著辦法讓自己多待幾天。有的正歷經喪親之痛的患者，不願意回到熟悉卻再也不同的家裡面對傷痛，而想一個人待在方艙醫院裡舔舐傷口。

同事們歷經四次進出方艙醫院採訪後，作出了下面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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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醫院裡的愛與怕

文|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攝影記者 丁剛（發自武漢）

　　張兵沒有想到，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住了16天，2月23日醫生通知他可以出艙了，竟然有些不舍。他對財新記者說：“原來在新聞上看到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方艙，我覺得有點假，輪到自己出院，也捨不得。”
　　毗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原本是座占地面積1800畝的集會展、商貿、文化、服務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2011年動工，之後分期陸續竣工開放，曾舉辦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藝術雙年展等重大文化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設計容納2000張床位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與此同時，在中央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及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緊急抽調20個省份的醫療救援隊充實方艙醫院醫護力量。
　　之後武漢推進“應收盡收”，作為新冠病人最大的收治地，方艙醫院數量和床位迅猛增加。截至2月22日，包括在建和規劃中的武漢方艙醫院已達32家，總床位數達35529張，到2月23日，已建成的16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萬余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床位緊張的局面。

02.2月21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收治在此的患者下床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疫情中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作為方艙醫院的主要倡議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另外一個還少人關注的意味在於，記者在方艙醫院觀察到，或許是一種劫難餘生的心理，又或許因為免費治療、免費食宿的公益性和“按需分配”醫療資源的平等性，千百人集體生活在同一屋頂下，曾被視為痼疾的醫患關係空前良好，身份與財富的鴻溝似乎也在同樣的病毒和口罩面前消失了。
　　“這是整個武漢失魂落魄的一個多月裡，我惟一感受到溫馨的地方。”張兵說，“就像一個夢。”
初入方艙
　　1月中旬，張兵的父親高燒，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23日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轉送到武漢市第七醫院，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就去世了。張兵的母親、妻子和他本人在醫院陪護父親，自己確診，母親和妻子則是高度疑似，核酸檢測沒有呈陽性，但是雙肺病變嚴重。妻子的症狀最重，一度呼吸衰竭。1月底2月初正是武漢各家醫院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作為中學教師的張兵動員了所有社會關係給妻子到處找床位，“每天打幾十個求助電話，瘋了一樣。”依然沒能求到床位。
　　每天早上，張兵拎著小板凳，陪妻子去門診打吊針，醫院裡人山人海塞滿病患，到晚上才能排隊打完吊針，拖著疲憊虛弱的身體回家。
　　張兵一度恐懼會失去妻子，幸好妻子熬到2月初，等來了“應收盡收”的政策，全國醫療資源緊急援助武漢，醫院的床位逐漸多了，張兵的妻子住進武昌醫院，病情得到控制。


　　新冠病毒在身強力壯的張兵身上沒有明顯體現，他一直“居家隔離”。2月7日傍晚，張兵接到社區電話，要他到東西湖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隔離。他匆匆吃了一片麵包，就坐上了轉運病人的大巴。張兵記得那天晚上天氣陰冷，下著瓢潑大雨，大巴車停在距離方艙醫院後門病人進口通道還有幾十米遠的地方，開不動了。
　　當天是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第一天接收病人，場面有些混亂，十幾輛轉運患者的巴士擁擠在進出口，前面的車很難掉頭出來，後面的車很難進去。警察張銀銀在大雨中往返走動，指揮清出了一條專門進車的道和專門出車的道。
　　張兵在晚上八點多抵達方艙醫院，在寒冷的登記大廳等了四個多小時，淩晨12點半，張兵終於進入艙內，他被分到A艙266號床位。病床很簡陋，一層褥子、一床被子，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床頭櫃。周邊床鋪已經住進了病人，神情淡漠地躺著，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張兵默默整理床鋪，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問他是否吃過晚飯，給他端過來一份熱氣騰騰的飯菜。又冷又餓的張兵吃飯的時候，男護士又陪他閒聊，說自己來自福建莆田，家中的孩子才三個多月大，醫院號召大家志願支援武漢，男護士沒有多想就報名隨隊出征了。看到外地來的醫療隊，張兵覺得自己沉到冰水裡的心又熱了起來。
　　方艙醫院條件簡陋，對張兵來說，最難熬的是晚上睡覺時間，方艙內24小時不熄燈，頭頂明晃晃的大燈開著，換氣扇噪音很大，張兵感覺自己坐在飛機機翼下，嗡嗡的噪音在他耳邊不停轟炸。在方艙的第一夜，張兵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洗漱回來，發現床頭擺著一副眼罩和耳塞。又過了兩個晚上，張兵能安然入睡了。
　　對張兵來說，最大的安慰來自方艙裡的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聚集了從廣東、寧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過來的醫療護理隊，武大中南醫院負責管理，數百名醫護人員細緻的護理逐漸化解了病人們的恐懼不適。醫護人員定點給病人送來早、中、晚餐和藥物，分發水果和點心——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穿著厚密的防護服，從艙外經過三重緩衝門，一點點搬進方艙。
從醫院變成社區
　　在經歷長達十天的自然選擇式混亂後，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其中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位武漢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月3日上午一次會議上，由王辰提出的——整個會議為此暫停，當天下午，武漢政府官員陪著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臺，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武大中南醫院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2月4日淩晨三點，設計師團隊開始設計武漢客廳改建方案，中午12點拿出方案，下午開工，2月6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排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運營。2月6日財新記者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看到，來自武漢建工的施工工人還在接拉電路管線，身著環衛和城管服裝的人在佈置床鋪，一群後勤人員和保安圍成一個圈，拿著手機拍攝一名護士演示防護服的穿脫程序。
　　陳小豔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區護理總負責人。她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艙，A艙614張床位，BC艙各400多張床位，一共有1461張床位。艙內每12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1500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兩天建設，一天調試，2月7日接收病人，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前，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張銀銀負責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秩序，他告訴財新記者，初進方艙看到600多張床位，他也覺得“震撼”。張銀銀2003年在北京當新兵第一年就遇到SARS，他被臨時抽調協助轉運SARS病人到小湯山醫院。“小湯山醫院是單間病房的，這次在武漢客廳，突然看到1萬多平方米的一個大廳擺滿了床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張銀銀第一天上班時間是排在下午2點至8點，一個班六小時，每天只有一套防護服，值班期間不能吃喝上廁所。方艙醫院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結構，分為三區兩通道，工作人員從前門通道進出，病人從後門通道進出。
　　第一天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入艙，張銀銀接近淩晨才出艙。脫防護服必須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光用酒精洗手都有十次，全套流程走下來又大概要花30分鐘。儘管又累又餓，張銀銀讓護士們先脫防護服出艙。等待出艙時，兩名護士扶著一個護士走了過來，被扶著的護士渾身軟弱無力，幾乎要暈過去了。張銀銀打聽，才知道她連續在艙內工作了20多個小時，從6日下午就進艙安排床鋪，到7日接待病人，一刻沒有休息。


　　剛住進來的病人愁眉苦臉，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髒。陳小豔帶著護士們儘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豔說。
　　有一次，陳小豔例行查房，一個病人突然很傷心哭了，說自己很痛。陳小豔立即給病人測血氧、測心率，都是正常的，病人也說不上來哪裡疼，最後說是心慌，對這個病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治好，不知道治好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一次查房中，有個老婦人突然撕心裂肺號啕大哭——她剛得到老伴在醫院去世的消息。“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是蒼白的。”陳小豔只能默默地陪著她。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進艙，面對傳染病人，她有點緊張，刻意保持距離，但很快就不再顧忌，會拉著病人的手，拍拍他們的背，安撫他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領隊——他總是驕傲地自稱是國家隊。作為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的本行在方艙醫院使用並不多，有一次，一個正在登記入院的病人突然血氧降低，心跳也不好，程青虹給病人進行了緊急救治，隨後將病人轉入武漢客廳馬路對面的金銀潭醫院。
　　在方艙醫院，程青虹做得更多的是安撫病人的工作。一次查房中，程青虹發現一個老人坐在床邊不停搓手，口中念念有詞：我不出門玩，我不紮堆，我怎麼會得這病？程青虹打聽到老人得病把家人也傳染了，始終很自責。程青虹告訴老人，“千萬不要反復探究自己為何會得病，武漢病了，你身處的環境很容易得病，偶然因素你被感染了，那不是你的錯。”
　　陳小豔察覺，剛住進來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方艙醫院剛啟動的前幾日，護士給病人們挨個發飯、發藥，A艙30多名護士服務600多名病人，每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發完。終於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男病人走過來說：“我能幫你發飯嗎？”
　　在小夥子的帶動下，A艙成立了病人志願服務隊，協助護士送餐，工作任務大大縮小，半個小時就能送完餐。
　　張銀銀告訴財新記者，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也是來自病人的幫助。艙裡的飲用水由他和四名安保人員運輸，他每天要搬30多桶桶裝純淨水，由於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搬運比較費勁。有一天，他獨自在搬運純淨水，蹲下抱起桶裝水，突然覺得桶裝水變輕了，一個沒穿防護服的人幫忙扶住桶裝水的另一側，張銀銀錯愕了幾秒鐘，意識到這是個病人。“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患者，他說了句‘我來’，就默默地幫著我搬運剩下的桶裝水。”張銀銀對病人說了句“謝謝”。說出口，張銀銀覺得這聲“謝謝”很特別，“以前都是病人對我說‘謝謝’，現在我對病人說‘謝謝’，很感慨，病人主動參與醫院管理服務，醫院成為了社區”。
　　2月23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患者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廣東醫療隊、甘肅醫療隊、福建醫療隊、安徽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們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們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
　　這些艙內的娛樂活動曾受到艙外人員質疑，認為唱歌跳舞會增加病毒傳播，加重患者病情。程青虹說，舉辦活動前，充分考慮了病人的身體狀況，謹慎選擇了身體恢復比較好的病人，對活動時長、唱歌時人與人的距離也做了要求。“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給病人傳達一種信念，病人不好，我們醫護人員不會走。讓病人安心地對抗疾病。”
在方艙醫院“復活”
　　那個首先提出來幫護士發飯的病人叫楊信，28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推銷員，這是他第一次做志願者。
　　1月26日，楊信突然發燒，拉肚子，一連幾天高燒38度多。他在新聞上看到，病人一床難求，害怕交叉感染，就在家裡隔離昏睡。2月4日，楊信覺得實在熬不住了，自己開了一輛電瓶車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看病，CT顯示雙肺感染，醫生告訴他基本判斷是新冠肺炎。楊信的手發抖，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欠下的70多萬元小額貸款，想到了在新聞上看到的有人跳橋跳樓，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度想到了自殺，只是再想到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女兒，他選擇給社區打了一個電話“自首”。
　　當天晚上10點，楊信住進了社區安排的隔離酒店。他仍然在發燒，等了一晚上沒有醫生來，他心裡很害怕，哭了一晚。2月5日早上燒退了，他又收到保險公司的文件，一旦確診可以理賠19萬元。被每個月3萬多元小額信貸還款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楊信，這次反而希望自己能確診，拿到這筆賠償。
　　在隔離酒店，楊信身體逐漸好轉，2月9日核酸檢測，2月10日出了結果——陽性。“陽性是我期待的結果，確診了能拿19萬元，這是我賭命換來的，小百姓生活不容易。”
　　2月11日，楊信領到了保險公司理賠的19萬元，也進了方艙醫院。身體狀態不錯，心情也還可以，從來不讀書的他主動到閱覽區選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就是看著這個書名挑的，我希望我會在方艙醫院復活。我跟我的同事打趣，‘富人靠離異，窮人靠變異’。我開玩笑說，我變異產生抗體，拿我去做實驗，掙他100萬元”。
　　讓楊信感到自己確實在復活的，還有他在方艙做志願者的經歷。進方艙的頭兩天，楊信覺得有點新奇，在方艙到處走走看看，拍照片發微信朋友圈。他拍護士們長時間穿著隔離衣，眼罩上起了一層厚厚的水霧；他拍護士們做的“愛心樹”、溫馨的彩繪圖和“武漢加油”字眼；他拍新疆護士領跳的新疆舞，他拍一個高三的小妹妹在複習功課。


　　2月14日早上，楊信收到單位工會主席的短信，工會給每個確診的員工發1萬元慰問金，用微信轉發。看到1萬元的那瞬間，楊信突然手顫抖了，沒有點擊接收按鈕。“我一下子被感動到了，之前保險理賠給我的19萬元解了我的生活之困，我得到社會的幫助已經很多，這1萬元不是我應得的。”楊信最終決定捐出這1萬元，他首先想到的是買方便面給病友吃，通過外面的朋友買了178箱方便面，送到方艙醫院。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護士們給艙內的夫妻病患贈送了玫瑰花。楊信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個月的女兒，他突然悟出來，情人節是“有情人”的節日。他想給遠道而來的護士們做點什麼。中午，護士們到病床旁發午餐，楊信一衝動，搶過了護士的飯盒，說：“放心，我不是搶飯的，你們太辛苦了，我能幫你們發飯嗎？”護士很開心地歡迎他加入發飯的隊伍。
　　2月15日早上六點，楊信起床了，在家隔離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昏睡到中午，現在有了早上發早餐的任務，也就有了起床的動力。他七點就跑到護士站幫著取早餐，七點半分發早餐。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楊信又想了個辦法，拿著一張紙寫上“願意和我一起發飯嗎？”然後挨個床位遊說。中午，讀高中的楊陽和中學老師張兵加入了進來；到晚上，發飯的志願者隊伍就有十多人了。
　　楊信的領導能力被激發出來了，第二天他又跟醫護人員商量，成立了方艙醫院A艙志願服務隊，楊信任隊長，隊員們分工幫著發放飯、發點心、搬運桶裝水、打掃艙內衛生。
　　志願者還成立了一個監督清理廁所的小分隊，楊信捐出自己的一個盆子，在廁所外守著，他會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叮囑上廁所的人：“我們都是神槍手，拉便對著小洞口，大號以後沖盆水。”有志願者監督，病人也不好意思亂拉亂撒，上完廁所後主動沖水，廁所髒亂的問題得到改善。
　　楊信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重，每天都有護士從艙外給他帶吃的東西，一包糖、一盒餅乾、一個蘋果，楊信把吃的分給志願隊的夥伴們，又會從病友那裡得到更多吃的東西。在楊信看來，方艙的生活不像是在醫院，也不像是在監獄，反而讓他想到了中學時的夏令營，大家集體勞動，互相分東西吃，充實而溫馨。
　　方艙醫院的生活設施和服務也在不斷完善：有了WiFi，以及各地捐助的食品、飲料、書籍、生活用品、影音設備。
　　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2月1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3億元，支持武漢方艙醫院完善設施、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據介紹，每個方艙醫院都要求CT設備全覆蓋，增加供氧設備和心電監測儀等。
　　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挨，但相比1月底2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這裡所有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
最後的庇護所
　　不過，方艙醫院畢竟是醫院，這裡有繞不過的悲傷。
　　張桂青是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2月5日隨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征援助武漢，她和另兩名心理醫生承擔武漢客廳方艙A艙的心理輔導工作。
　　一天結束值班後剛回到賓館，張桂青又被緊急呼叫回艙內，另一位60多歲的女性，今天得到消息，老伴在醫院去世了。病人木然坐在床頭，不吃不喝不說話。張桂青走到病人的面前，輕輕地拍她的背，和她說話，病人眼眶裡含著淚，沒有任何回應。張桂青默默站在她床前良久，病人的手機響起，連續打了三次，病人沒有反應。
　　張桂青問她，電話是誰打來的。病人呆呆地說：“兒子打過來的。”張桂青勸她，“一定要接電話，要讓家人放心。活人生活要繼續下去。”病人在張桂青的勸說下接了電話，號啕大哭。
　　“我這幾天遇到五六起這樣的事，都是女性病人收到丈夫的死訊崩潰了。”張桂青對財新記者說，“病人在受到極度刺激時，壓抑自己的痛苦，對身體更不利，哭出來是一種釋放。”
　　中年男人也會有崩潰的時候。2月19日，鄧淼在方艙醫院度過了40歲的生日，沒有蛋糕、沒有祝福，妻子在身邊陪著他默默流淚。他們一家四口都確診了，五天前，鄧淼的父親在火神山醫院去世，他覺得世界塌陷了。
　　鄧淼和父親住了40年，從來沒有分離過。父親每天早上會給他熬小米粥喝，會幫他把衣服洗乾淨疊好放在床頭，偶爾父子倆也會拌個嘴，但第二天就和好了。鄧淼以淚洗面，經常在午夜半夢半醒間看到父親的身影，都是這些日常的場景。
　　鄧淼蜷縮在病床上，不想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住在他對床的楊信會時不時給他塞一個橘子或者蘋果，醫護人員也對他特別照顧，在分配飯菜、點心時會多給他一些。鄧淼吃不下，醫護人員會勸他多吃。鄧淼告訴記者，在整個疫情期間，他感受到的溫暖就來自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友們。
　　按照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制定的《方艙醫院管理規則》，方艙醫院原則上收治已確診且未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的輕症患者，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齡在18-65周歲之間，無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等基礎性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治療過程中，以口服藥物為主，必要時可輸液、吸氧。根據治療過程中的病情演進情況，轉為重症的將送往定點醫院接受救治，治癒的可就地檢測，符合出院標準即可出院。
　　楊信告訴財新記者，他不想出院，為此還故意逃掉了一次核酸檢測。據醫生程青虹介紹，病人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肺部吸收好，經過方艙醫院醫療隊專家組綜合評估達到出院條件，就能出院。楊信知道自己身體狀態恢復不錯，第一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他故意漏掉了第二次核酸檢測，“我還想在方艙醫院多待一段時間，我擔心我出去了，志願隊就散了”。


　　護士專門來做楊信的思想工作，“你首先還是個病人，方艙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你出去了，可以騰出一個位置給新的病人”。志願隊的小夥伴們也向他保證，新的志願者會補充上來，志願活動會持續到方艙醫院結束的那一天。
　　2月26日，楊信出院了，相熟的醫護人員和志願隊的夥伴都來送他。“在方艙醫院我經歷兩次復活，一次是身體上的康復，一次是精神上的康復。”出院後住在隔離點的楊信每天最大的樂趣是在方艙醫院志願者群裡聊天，小夥伴們會拍照給他分享方艙的生活，“第一次留戀一個醫院，就是家的感覺”。
　　鄧淼也不想回家，家中有父親的點點滴滴印記；他不想回到社會，不想面對親友和同事的關心。他就想在方艙安安靜靜待著，獨自吞咽失去父親的痛苦。
　　同一個小艙的病友張兵、楊信等陸續出院了，方艙的床位逐漸空出來，又有新的病人住進來。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艙每天平均有二三十名病人達到出院標準出院了，更多病人的CT影像顯示明顯好轉，出院在望。
　　“終有一天所有病人會治癒出院，方艙醫院會結束它的使命。我們不會忘記，全國醫護人員共同營造的方艙醫院，曾經給病人們一個港灣。”但張桂青也告訴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帶給武漢人的災難記憶會是極為深刻的，即使治癒了病人的身體，災後對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支持也必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沈旭暉隨緣家書 】由「解放軍義工」與「特務警察」談起：十面埋伏的未來警政共同體

香港形勢急速惡化，但也出現了不少具指標意義的新發展，其中一個是駐港解放軍終於出營，但不是如數月前擔心的直接軍事行動，而是「自發」清理軍營外街道。關於這舉動意味甚麼，建制陣營自然說是「同舟共濟」，但任何正常思維的人，都會推演大棋局，其中又有兩派不同分析。樂觀派認為，解放軍出營，對清算警察濫暴有制衡作用，可以防止叛變，相信政府很快就順手推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通過拿警察祭旗，換取和平解決，這派代表人物包括日前成功預言解放軍出營的陶傑、月前曾作類似估算的林行止等。悲觀派認為，解放軍出營是北京刻意試水溫，只要一般市民對其「自發」行為反應正面，日後就「老是常出現」，最終用來武力鎮壓時，社會已習以為常。

這兩種預測，都是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北京希望儘快解決。但假如北京更大的訴求，就像四中全會說的那樣，在於要根本解決香港的結構性問題——並非一般香港人認知那些，而是北京眼中的Root Cause，例如國家安全立法、國民身份認同、外國勢力橫行、本地財閥壟斷等，街頭是否瞬間回復平靜，就不在主要考慮之列。假如是這樣，解放軍「自願」出營執勤，就成了長遠機制的一小部份，有更深遠的戰略目標。那是甚麼？

林鄭月娥在（被公開的）閉門會議，不斷強調除了三萬警察，「一無所有」。要是她本人真的無知到以為有三萬警力，就可以所謂「止暴制亂」，已經匪夷所思；要是富有鬥爭經驗的北京，也迷信三萬人的力量，更是天方夜譚。所謂三萬人，包括了十八區執行日常任務的警員、文職人員、冷氣高層等，真正能在街上作戰的，其實並不太多。假如實力只是如此，「一國」軍力不出，「勇武抗爭」不無成功機會。然而，政府和背後的北京政權，幾個月來已千方百計，突破「三萬人」基本盤，逐漸在一般人不察覺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設下十面警政埋伏：

1. 警字頭：上週我們談過，香港體制外維穩的任務，已經由2014年的「愛字頭」變成今天的「警字頭」，員佐級協會這些組織逐漸尾大不掉，也開始有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和人脈網絡，甚至警隊外的資源（例如內地微博粉絲團）。這編制令部份前線警員「越戰越勇」，即使有日被割蓆，也無後顧之憂，甚至有朝一日成為像北愛親政府民兵那樣的親北京民兵，亦未可知。

2. 退休警：香港警察除了退休待遇高，不少退休後也繼續工作，高層憑人脈網絡得大企業青睞，基層也可以參與保安公司管理，這結成了一個龐大網絡。過去數月，不少個案都是現役警察和擔任不同崗位的退休警「齊上齊落」，資訊互通，省卻了正規警察不少成本。

3. 網軍：世界各國都有正式網軍編制，然而香港特區政府縱有網絡安全部門，但自己的「五毛」、「三毛」打手，相信只能外判進行，成效有限。不過近月來，明顯出現不少帶風向的網軍影響、分化運動，還有海量「小粉紅」滲入大小論壇，這種動員規模，似乎不是內部可提供的。

4. 白衣人：元朗7.21後，白衣人形象深入民心，泛指支持政府一方的江湖中人，可以是疑似社團，也可以是同鄉組織，負責製造衝突，並非警察一部份，但起碼從7.21已公佈的訊息可見，和警察不可能沒有默契。

5. 蒙面警：自從警察公然蒙面、無編號執行工作任務，成了極難監督的一批超級公務員，不少被鏡頭捕捉的警暴由此而生。他們是否全都是特區正式僱用的警察，無從得知，因而有了坊間種種傳聞。

6. 特務警察：臨時招聘的「庶務警察」，協助處理基本恆常事務，但同時也是讓掌權者有機會從其他紀律部隊、乃至一般人當中挑選心腹，制衡現有警隊。當特務警察騰空了警察處理「庶務」的需要，後者就有更多空間去前線作戰。

以上，還只是香港三萬警察以外的本地力量，再加上引而未發的國家力量，還有：

7. 解放軍義工：解放軍「自願」走出軍營打掃街道，比上次颱風山竹過後，以「中聯辦義工」名義協助善後更劃時代：這次公然使用不同番號，特區政府表示並非自己邀請，平行時空的內地官網則說是應特區政府邀請而來。解放軍義工任務一半是宣傳性，用來樹立高大全文明形象，彌補港警「公安化」後的空白；另一半是功能性，如果大型衝擊後都有「志願解放軍」善後，港警少了後顧之憂，更能專心作戰。

8. 國保：內地公安機關一個警種，可謂中國版KGB，理論上不會在香港跨境執法，但像銅鑼灣書店案的都市傳說「洗頭艇」，據說其來自有因。跨境執法是香港人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起點，而國保的存在、林榮基案一類案件久不久出現，放在上述框架，慢慢令港人有了潛在恐懼。

9. 武警：數月來，激進建制派一直有建議使用與公安部合作的武警，負責處理騷亂、暴力、國安有關工作，認為這比解放軍出營容易處理，同時可以針對反恐，做更多針對性反制，至今未用。

10. 解放軍：根據《基本法》十四條，特區政府可以請出解放軍；而根據《駐軍法》，出現戰爭狀態、國家不能控制的動亂等，國家可以自行出兵。屆時的解放軍就不會是掃街義工，而是殺氣騰騰的來「平亂」了。

這次解放軍出營，屬於展現第七級力量，而第八級是不會公開使用的，第九、第十則暫時引而不用。而「解放軍義工」，又是和第六級「特務警察」、香港的新任警務處長、還有理大圍城夜幾乎同步出現，相信不完全是巧合；而前述第一至五級的非常警力，也是過去數個月，才半制度化地出現香港，可見香港進入「警政共同體」速度之快。

有了這些介乎體制內與體制外、「一國」和「兩制」之間的外援，特區警察雖然只有三萬人，效能卻會更高。無論是形象、庶務還是衝突後勤，都不必操心，自然更被賦予專注作戰的任務，武力恐怕只會更升級。這從上月警察修改內部槍械使用指引，由對方「企圖」引致身體嚴重受傷（須肯定意圖）才可開槍，改為「相當可能」引致身體嚴重受傷（全憑主觀判斷），即可見一斑。

解放軍以「義工」姿態有違駐軍法出營，短期內並不會帶來Endgame，這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壞消息，卻是逐步十面埋伏收緊「新香港」這警政共同體的一個步驟。這就像港澳辦舉行有關香港形勢的新聞發佈會，要是發生在數年前，各界對如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肯定反應強烈，但現在人心惶惶，卻不經不覺間接受了新常態。各路警政神仙老是常出現，社會對什麼能做、應做、不應做、不能做，慢慢就有了法律以外的新認知，這是一個norm construction過程，對日常生活的軟規範有深遠影響。到手術大功告成，香港「澳門化」，外援十面埋伏以外的真・警察們，會否成為用完即棄的condom，恐怕已經不再重要了。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19日

【#沈旭暉隨緣家書 】由「解放軍義工」與「特務警察」談起：十面埋伏的未來警政共同體

香港形勢急速惡化，但也出現了不少具指標意義的新發展，其中一個是駐港解放軍終於出營，但不是如數月前擔心的直接軍事行動，而是「自發」清理軍營外街道。關於這舉動意味甚麼，建制陣營自然說是「同舟共濟」，但任何正常思維的人，都會推演大棋局，其中又有兩派不同分析。樂觀派認為，解放軍出營，對清算警察濫暴有制衡作用，可以防止叛變，相信政府很快就順手推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通過拿警察祭旗，換取和平解決，這派代表人物包括日前成功預言解放軍出營的陶傑、月前曾作類似估算的林行止等。悲觀派認為，解放軍出營是北京刻意試水溫，只要一般市民對其「自發」行為反應正面，日後就「老是常出現」，最終用來武力鎮壓時，社會已習以為常。

這兩種預測，都是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北京希望儘快解決。但假如北京更大的訴求，就像四中全會說的那樣，在於要根本解決香港的結構性問題——並非一般香港人認知那些，而是北京眼中的Root Cause，例如國家安全立法、國民身份認同、外國勢力橫行、本地財閥壟斷等，街頭是否瞬間回復平靜，就不在主要考慮之列。假如是這樣，解放軍「自願」出營執勤，就成了長遠機制的一小部份，有更深遠的戰略目標。那是甚麼？

林鄭月娥在（被公開的）閉門會議，不斷強調除了三萬警察，「一無所有」。要是她本人真的無知到以為有三萬警力，就可以所謂「止暴制亂」，已經匪夷所思；要是富有鬥爭經驗的北京，也迷信三萬人的力量，更是天方夜譚。所謂三萬人，包括了十八區執行日常任務的警員、文職人員、冷氣高層等，真正能在街上作戰的，其實並不太多。假如實力只是如此，「一國」軍力不出，「勇武抗爭」不無成功機會。然而，政府和背後的北京政權，幾個月來已千方百計，突破「三萬人」基本盤，逐漸在一般人不察覺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設下十面警政埋伏：

1. 警字頭：上週我們談過，香港體制外維穩的任務，已經由2014年的「愛字頭」變成今天的「警字頭」，員佐級協會這些組織逐漸尾大不掉，也開始有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和人脈網絡，甚至警隊外的資源（例如內地微博粉絲團）。這編制令部份前線警員「越戰越勇」，即使有日被割蓆，也無後顧之憂，甚至有朝一日成為像北愛親政府民兵那樣的親北京民兵，亦未可知。

2. 退休警：香港警察除了退休待遇高，不少退休後也繼續工作，高層憑人脈網絡得大企業青睞，基層也可以參與保安公司管理，這結成了一個龐大網絡。過去數月，不少個案都是現役警察和擔任不同崗位的退休警「齊上齊落」，資訊互通，省卻了正規警察不少成本。

3. 網軍：世界各國都有正式網軍編制，然而香港特區政府縱有網絡安全部門，但自己的「五毛」、「三毛」打手，相信只能外判進行，成效有限。不過近月來，明顯出現不少帶風向的網軍影響、分化運動，還有海量「小粉紅」滲入大小論壇，這種動員規模，似乎不是內部可提供的。

4. 白衣人：元朗7.21後，白衣人形象深入民心，泛指支持政府一方的江湖中人，可以是疑似社團，也可以是同鄉組織，負責製造衝突，並非警察一部份，但起碼從7.21已公佈的訊息可見，和警察不可能沒有默契。

5. 蒙面警：自從警察公然蒙面、無編號執行工作任務，成了極難監督的一批超級公務員，不少被鏡頭捕捉的警暴由此而生。他們是否全都是特區正式僱用的警察，無從得知，因而有了坊間種種傳聞。

6. 特務警察：臨時招聘的「庶務警察」，協助處理基本恆常事務，但同時也是讓掌權者有機會從其他紀律部隊、乃至一般人當中挑選心腹，制衡現有警隊。當特務警察騰空了警察處理「庶務」的需要，後者就有更多空間去前線作戰。

以上，還只是香港三萬警察以外的本地力量，再加上引而未發的國家力量，還有：

7. 解放軍義工：解放軍「自願」走出軍營打掃街道，比上次颱風山竹過後，以「中聯辦義工」名義協助善後更劃時代：這次公然使用不同番號，特區政府表示並非自己邀請，平行時空的內地官網則說是應特區政府邀請而來。解放軍義工任務一半是宣傳性，用來樹立高大全文明形象，彌補港警「公安化」後的空白；另一半是功能性，如果大型衝擊後都有「志願解放軍」善後，港警少了後顧之憂，更能專心作戰。

8. 國保：內地公安機關一個警種，可謂中國版KGB，理論上不會在香港跨境執法，但像銅鑼灣書店案的都市傳說「洗頭艇」，據說其來自有因。跨境執法是香港人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起點，而國保的存在、林榮基案一類案件久不久出現，放在上述框架，慢慢令港人有了潛在恐懼。

9. 武警：數月來，激進建制派一直有建議使用與公安部合作的武警，負責處理騷亂、暴力、國安有關工作，認為這比解放軍出營容易處理，同時可以針對反恐，做更多針對性反制，至今未用。

10. 解放軍：根據《基本法》十四條，特區政府可以請出解放軍；而根據《駐軍法》，出現戰爭狀態、國家不能控制的動亂等，國家可以自行出兵。屆時的解放軍就不會是掃街義工，而是殺氣騰騰的來「平亂」了。

這次解放軍出營，屬於展現第七級力量，而第八級是不會公開使用的，第九、第十則暫時引而不用。而「解放軍義工」，又是和第六級「特務警察」、香港的新任警務處長、還有理大圍城夜幾乎同步出現，相信不完全是巧合；而前述第一至五級的非常警力，也是過去數個月，才半制度化地出現香港，可見香港進入「警政共同體」速度之快。

有了這些介乎體制內與體制外、「一國」和「兩制」之間的外援，特區警察雖然只有三萬人，效能卻會更高。無論是形象、庶務還是衝突後勤，都不必操心，自然更被賦予專注作戰的任務，武力恐怕只會更升級。這從上月警察修改內部槍械使用指引，由對方「企圖」引致身體嚴重受傷（須肯定意圖）才可開槍，改為「相當可能」引致身體嚴重受傷（全憑主觀判斷），即可見一斑。

解放軍以「義工」姿態有違駐軍法出營，短期內並不會帶來Endgame，這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壞消息，卻是逐步十面埋伏收緊「新香港」這警政共同體的一個步驟。這就像港澳辦舉行有關香港形勢的新聞發佈會，要是發生在數年前，各界對如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肯定反應強烈，但現在人心惶惶，卻不經不覺間接受了新常態。各路警政神仙老是常出現，社會對什麼能做、應做、不應做、不能做，慢慢就有了法律以外的新認知，這是一個norm construction過程，對日常生活的軟規範有深遠影響。到手術大功告成，香港「澳門化」，外援十面埋伏以外的真・警察們，會否成為用完即棄的condom，恐怕已經不再重要了。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