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盧斯達：《天能 Tenet》— 放棄過剩思考，按步就班按照劇本行動】

用中國話來說，《天能》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放飛自我」的作品。早前幾套作品的劇本都有胞弟編劇家 Jonathan Nolan 聯合創作。到《Dunkirk》（2017）Nolan 已經包辦導演和整個劇本，將「作者電影」的程度推向高峰。

可以將《天能》視為作者「暴走」和相當自我的作品，這也肯定導致各界界對電影褒貶不一。以標準來看，科幻故事 — 包括 Nolan 自己的《Inception》、《Interstellar》— 通常都是在科幻設定之下，講述人文和情感的故事。《Inception》裡面有主角對妻子的悔恨、《Interstellar》則是家庭或人類之愛；蝙蝠俠三部曲更是原著本來就有飽滿的人設，而產生非常的化學作用。

電影就像歷史，是關於「人」，不會有一部電影全時拍攝一顆死寂星球上面的死寂（雖然歷史學也有年鑑學派，在此就先不鑽入去），宇宙必須與人類相關，作為人類的觀眾才會有代入感。一些觀眾對《天能》的不滿，就出自於裡面的角色和人物是蒼白、欠缺感情，認為這部片為了塞滿 Nolan 對時間的設定和「作者簽名」，冷冽異常，忽略了講述「人物故事」這個基本功。

大歷史的操控

Nolan 至此已隱藏不了電影作者的王者式自戀、操控狂（無人知道完整劇本）以及自我膜拜（自我致敬）。《天能》對他來說，是一個精緻的模型迷宮，裡面的人物固然是多少帶有裝飾性，一切都是為了呈現這個劇本和概念有多複雜而自圓其說，有時你會覺得他為複雜而複雜。

然而《天能》也是講人的，而且作為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也可以從中得到多少感悟。有很多人包括自己都會發牢騷：究竟黎明之前的黑暗（這句大概是梁天琦看完蝙蝠俠之後，在集會上引用而在政治圈子變得知名）何時過去；有時人們又會討論，如果過去我們不是做了某些事，今日的政治狀況會否沒那麼壞？

有時人們會恐懼，如果我們決定做某種事，大局會否因而急速變壞？因為大家處於時間之中，或我們對時間一向線性理解，而時間觀念會垂下一個無知的黑幕，你永遠看不到下一格，也不知道自己不斷向前能否改變歷史，還是不過成就了大歷史的操控。我們永遠無法肯定，自己當下的存在和反抗是否「有用」。

《天能》就是嘗試解答這個問題。

按步就班的銜尾蛇

簡單來說，《天能》的世界是一條銜尾蛇，現在和未來平衡並互相吞食和交織。透過一堆據說是未來人留下的逆熵機，人和物品可以逆時而行；一開始展示的是一顆子彈，後來是一個人，再後來是一支軍隊；一開始是子彈逆行，後來是可以將整個宇宙逆行，將宇宙消滅萬物，以此拯救未來生態敗壞的地球。

一開始我們認為「演算機」、俄羅斯佬和背後的未來恐怖份子，就是這部疑似特務片的 antagonist 和未解之題；但後來我們發現，諸主角一開始經驗的東西，其實是後來逆行的自己，於是他和逆行回來的自己扭打在一起；黑人主角一開始以為自己是被吸收進「天能組織」，但其實是在他處理「未來危機」時招募了拍檔，自己招募了自己，他才是組織的首領。

導演透過拍檔 Neil 不斷提醒觀眾，發生了的就是發生了，這就帶出了中心的悖論，整個故事講不通，因為它想呈現「這個劇本就是一個悖論」。未來恐怖份子、「演算機」和「旋轉門」是引起整個故事的元件，我們被告知，這些東西是由不懷好意、想殺掉自己祖父的孫輩傳送回來。未來其中一個對《天能》最主流的解釋是，黑人主角在未來通過逆行培養了過去的自己，創立了天能。就像黑人在機場自由港遇到逆行的自己、女人在遊艇看到逆行回來的自己跳下水；因為「現在」的主角，根本消化不到來自未來的訊息；要學習到未來，就只能按步就班演下去，才能水到渠成；有很多知識和思考在當下根本「不需要」。

另一個更黑暗的解釋是，其實未來恐怖份子似乎就是今日的天能組織。天能組織必須擁有一個成立的原因，那就是處理來自未來的危機；所以未來的天能組織就必須逆行回去製造危機，也就是使用他們手上拿到的逆時科技，而他們的中間人就是俄國佬，俄國佬就是擔任那道「旋轉門」的角色。有了危機，就有解決危機的天能組織；有了解決危機的天能組織，才有發動危機的未來恐怖份子。

所以一開始主角聽到，有未來的恐怖份子想毀滅世界，可能是假的，因為恐怖份子正是他們自己；但情報員不能告知實情，否則就像主角在自由港場景跟自己扭打，如果當時看到自己的臉，而不是蒙面的自己，他們就會停止行動，大喊 WTF，銜尾蛇就接不上頭和尾。所以情報員會不斷強調「說謊是基本程序」、「無知才是你的力量」。你要走到未來，你必須行動，並且是按步就班的行動。

被未來培育的自己

其實拋開複雜的劇情設計，用人話都可以嘗試解釋這個邏輯。任何組織，不管是國家本身、特務或者政府部門，都會製造危機給自己解決。一個組縮裡面都分幾十條線，每一條線都不知道其他線路在做甚麼。一些人在裡子製造危機、扮演恐怖份子，一些人則在表子解決危機、攻打恐怖份子。歌劇院襲擊固然是重演了黑幕重重的車臣恐襲。歌劇院恐襲之後，就是俄羅斯種族屠殺車臣地區；奧斯奧的飛機撞擊則隱喻 911 襲擊，因為自由港的職員表示過這個倉庫「按照五角大廈設計」，撞擊之後就是美國攻打伊拉克。

如果兩件事都是銜尾蛇，就是隱然指向策劃者不只是恐怖份子，或者恐怖份子的構成也很複雜。而現實中的拉登，在最早的時候也是接收 CIA 的援助反抗蘇聯。在此亦可以說，911 的兇手是 CIA 自己豢養出來的毒蛇，亦即 CIA 自己。一開始的歌劇院恐襲，烏克蘭軍方根本知道 CIA 有臥底、俄羅斯佬本來也是英國情報管的線人，這又是非常冷酷的一筆。

不管培養正向時間主角的組織是天能，或者內裡是天能扮演 / 資助的恐怖份子都好，這些「沒有情感」的角色，都是在總結一個人的存在處境。當時間是一條線性、有一個叫做「未來」的概念，即今日的事情亦早已發生；在你行動之前，你行動的結果就已經寫在牆上。時間停止、時間逆轉、世界毀滅、命運是否早就決定好，日本的《JOJO 奇妙冒險》就已經探討過很多，只是不以特務片的骨架呈現。既然人類一向是以線性的假設去思考時間和歷史，思考下去就會變成虛無主義，人只是自以為有選擇，其實是從來沒有。

Nolan 的設定是發生了已經發生了，但他強調人在「此際及當下」必須安於無知、並且繼續演好自這個被未來培育的自己。劇本也許一早已經寫好，但人用努力「送頭」、前仆後繼的送頭，證明自己的能動性。即使知道巨頭會在山頂滾下來，這一刻還是要推。像一條盲目的銜尾蛇，對命運和時間作盲目的抗爭。只有盲目，才能抗爭，才能獲得未來的青睞，才能存在於這一刻。

「然後呢？」
「無知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這十年二十年，香港經歷的策略辯論，也是一個如此的大悖論。某些價值觀和思想浮起、兵戎相見，會帶來整個世界毀滅；保守派會認為，既然毀滅早就已寫在劇本的未來，「一國兩制」就要盡力守好，盡量將諸神的黃昏推遲，除此之外，任何抵抗都是徒勞無功；有任何新動作，社會賢達都會問：「然後呢？」因為人類對自己此刻的「無知」感到恐懼，他們無法理解為何有人明知如此都繼續「送頭」。

然而「送頭」就是安於無知，演好這一刻的劇本，蒙著眼等待未來的接引。賢達崇尚理性，崇尚時間表和路線圖，認為無法想通來龍去脈，就不應行動；然而在時間的幕下，每個人都被謊言和時間的幻覺包圍，沒有人可以擁有超越悖論的上帝視覺，有限的人，就接受了自己的有限，在無知中繼續行動。

這就是現在有人說的那句；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有希望；不是了解一切才去生活，而是不了解一切都要嘗試生活。如果有人問：「XXXX 了，然後呢？」我們找到了一句更合適的回應：「無知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盧斯達：《天能 Tenet》— 放棄過剩思考，按步就班按照劇本行動】

用中國話來說，《天能》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放飛自我」的作品。早前幾套作品的劇本都有胞弟編劇家 Jonathan Nolan 聯合創作。到《Dunkirk》（2017）Nolan 已經包辦導演和整個劇本，將「作者電影」的程度推向高峰。

可以將《天能》視為作者「暴走」和相當自我的作品，這也肯定導致各界界對電影褒貶不一。以標準來看，科幻故事 — 包括 Nolan 自己的《Inception》、《Interstellar》— 通常都是在科幻設定之下，講述人文和情感的故事。《Inception》裡面有主角對妻子的悔恨、《Interstellar》則是家庭或人類之愛；蝙蝠俠三部曲更是原著本來就有飽滿的人設，而產生非常的化學作用。

電影就像歷史，是關於「人」，不會有一部電影全時拍攝一顆死寂星球上面的死寂（雖然歷史學也有年鑑學派，在此就先不鑽入去），宇宙必須與人類相關，作為人類的觀眾才會有代入感。一些觀眾對《天能》的不滿，就出自於裡面的角色和人物是蒼白、欠缺感情，認為這部片為了塞滿 Nolan 對時間的設定和「作者簽名」，冷冽異常，忽略了講述「人物故事」這個基本功。

大歷史的操控

Nolan 至此已隱藏不了電影作者的王者式自戀、操控狂（無人知道完整劇本）以及自我膜拜（自我致敬）。《天能》對他來說，是一個精緻的模型迷宮，裡面的人物固然是多少帶有裝飾性，一切都是為了呈現這個劇本和概念有多複雜而自圓其說，有時你會覺得他為複雜而複雜。

然而《天能》也是講人的，而且作為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也可以從中得到多少感悟。有很多人包括自己都會發牢騷：究竟黎明之前的黑暗（這句大概是梁天琦看完蝙蝠俠之後，在集會上引用而在政治圈子變得知名）何時過去；有時人們又會討論，如果過去我們不是做了某些事，今日的政治狀況會否沒那麼壞？

有時人們會恐懼，如果我們決定做某種事，大局會否因而急速變壞？因為大家處於時間之中，或我們對時間一向線性理解，而時間觀念會垂下一個無知的黑幕，你永遠看不到下一格，也不知道自己不斷向前能否改變歷史，還是不過成就了大歷史的操控。我們永遠無法肯定，自己當下的存在和反抗是否「有用」。

《天能》就是嘗試解答這個問題。

按步就班的銜尾蛇

簡單來說，《天能》的世界是一條銜尾蛇，現在和未來平衡並互相吞食和交織。透過一堆據說是未來人留下的逆熵機，人和物品可以逆時而行；一開始展示的是一顆子彈，後來是一個人，再後來是一支軍隊；一開始是子彈逆行，後來是可以將整個宇宙逆行，將宇宙消滅萬物，以此拯救未來生態敗壞的地球。

一開始我們認為「演算機」、俄羅斯佬和背後的未來恐怖份子，就是這部疑似特務片的 antagonist 和未解之題；但後來我們發現，諸主角一開始經驗的東西，其實是後來逆行的自己，於是他和逆行回來的自己扭打在一起；黑人主角一開始以為自己是被吸收進「天能組織」，但其實是在他處理「未來危機」時招募了拍檔，自己招募了自己，他才是組織的首領。

導演透過拍檔 Neil 不斷提醒觀眾，發生了的就是發生了，這就帶出了中心的悖論，整個故事講不通，因為它想呈現「這個劇本就是一個悖論」。未來恐怖份子、「演算機」和「旋轉門」是引起整個故事的元件，我們被告知，這些東西是由不懷好意、想殺掉自己祖父的孫輩傳送回來。未來其中一個對《天能》最主流的解釋是，黑人主角在未來通過逆行培養了過去的自己，創立了天能。就像黑人在機場自由港遇到逆行的自己、女人在遊艇看到逆行回來的自己跳下水；因為「現在」的主角，根本消化不到來自未來的訊息；要學習到未來，就只能按步就班演下去，才能水到渠成；有很多知識和思考在當下根本「不需要」。

另一個更黑暗的解釋是，其實未來恐怖份子似乎就是今日的天能組織。天能組織必須擁有一個成立的原因，那就是處理來自未來的危機；所以未來的天能組織就必須逆行回去製造危機，也就是使用他們手上拿到的逆時科技，而他們的中間人就是俄國佬，俄國佬就是擔任那道「旋轉門」的角色。有了危機，就有解決危機的天能組織；有了解決危機的天能組織，才有發動危機的未來恐怖份子。

所以一開始主角聽到，有未來的恐怖份子想毀滅世界，可能是假的，因為恐怖份子正是他們自己；但情報員不能告知實情，否則就像主角在自由港場景跟自己扭打，如果當時看到自己的臉，而不是蒙面的自己，他們就會停止行動，大喊 WTF，銜尾蛇就接不上頭和尾。所以情報員會不斷強調「說謊是基本程序」、「無知才是你的力量」。你要走到未來，你必須行動，並且是按步就班的行動。

被未來培育的自己

其實拋開複雜的劇情設計，用人話都可以嘗試解釋這個邏輯。任何組織，不管是國家本身、特務或者政府部門，都會製造危機給自己解決。一個組縮裡面都分幾十條線，每一條線都不知道其他線路在做甚麼。一些人在裡子製造危機、扮演恐怖份子，一些人則在表子解決危機、攻打恐怖份子。歌劇院襲擊固然是重演了黑幕重重的車臣恐襲。歌劇院恐襲之後，就是俄羅斯種族屠殺車臣地區；奧斯奧的飛機撞擊則隱喻 911 襲擊，因為自由港的職員表示過這個倉庫「按照五角大廈設計」，撞擊之後就是美國攻打伊拉克。

如果兩件事都是銜尾蛇，就是隱然指向策劃者不只是恐怖份子，或者恐怖份子的構成也很複雜。而現實中的拉登，在最早的時候也是接收 CIA 的援助反抗蘇聯。在此亦可以說，911 的兇手是 CIA 自己豢養出來的毒蛇，亦即 CIA 自己。一開始的歌劇院恐襲，烏克蘭軍方根本知道 CIA 有臥底、俄羅斯佬本來也是英國情報管的線人，這又是非常冷酷的一筆。

不管培養正向時間主角的組織是天能，或者內裡是天能扮演 / 資助的恐怖份子都好，這些「沒有情感」的角色，都是在總結一個人的存在處境。當時間是一條線性、有一個叫做「未來」的概念，即今日的事情亦早已發生；在你行動之前，你行動的結果就已經寫在牆上。時間停止、時間逆轉、世界毀滅、命運是否早就決定好，日本的《JOJO 奇妙冒險》就已經探討過很多，只是不以特務片的骨架呈現。既然人類一向是以線性的假設去思考時間和歷史，思考下去就會變成虛無主義，人只是自以為有選擇，其實是從來沒有。

Nolan 的設定是發生了已經發生了，但他強調人在「此際及當下」必須安於無知、並且繼續演好自這個被未來培育的自己。劇本也許一早已經寫好，但人用努力「送頭」、前仆後繼的送頭，證明自己的能動性。即使知道巨頭會在山頂滾下來，這一刻還是要推。像一條盲目的銜尾蛇，對命運和時間作盲目的抗爭。只有盲目，才能抗爭，才能獲得未來的青睞，才能存在於這一刻。

「然後呢？」
「無知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這十年二十年，香港經歷的策略辯論，也是一個如此的大悖論。某些價值觀和思想浮起、兵戎相見，會帶來整個世界毀滅；保守派會認為，既然毀滅早就已寫在劇本的未來，「一國兩制」就要盡力守好，盡量將諸神的黃昏推遲，除此之外，任何抵抗都是徒勞無功；有任何新動作，社會賢達都會問：「然後呢？」因為人類對自己此刻的「無知」感到恐懼，他們無法理解為何有人明知如此都繼續「送頭」。

然而「送頭」就是安於無知，演好這一刻的劇本，蒙著眼等待未來的接引。賢達崇尚理性，崇尚時間表和路線圖，認為無法想通來龍去脈，就不應行動；然而在時間的幕下，每個人都被謊言和時間的幻覺包圍，沒有人可以擁有超越悖論的上帝視覺，有限的人，就接受了自己的有限，在無知中繼續行動。

這就是現在有人說的那句；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有希望；不是了解一切才去生活，而是不了解一切都要嘗試生活。如果有人問：「XXXX 了，然後呢？」我們找到了一句更合適的回應：「無知是我們最大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