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世道人生：破罐破摔 - 李怡

實施國安法的冷靜期過去，懸在頭上的利劍砍下來了。
港大校委會漠視教委會專業建議，大比數決定解僱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相信沒有甚麼人會懷疑戴耀廷的形容：解僱決定是由「大學以外的勢力透過代理人作出」。

三男一女，年齡介乎16至21歲，以涉嫌違反國安法「分裂國家」罪名被拘捕，他們沒有行動，有的只是網上言論。這幾個少年的網上幾句話就可以分裂14億人的國家乎？

我一直估算中港共對立法會選舉，會採取DQ策略還是延期策略。現在的答案是大規模DQ先行，而延期可能跟着來。有人說，中共比我設想的「勇敢」，而一個年輕人的話才更適合：理性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一連三招在兩天內發放，顯示中共面對美國發起的天下圍中，一度謀求對話、試探、和緩、靜觀其變，這冷靜期已經告終，現在是準備硬食美國的制裁，並以向香港人施威來回應。

這也顯示民主派想要尋求在國安法的夾縫中，嘗試以妥協應對確認書，找一條參選路徑，這做法徹底失敗。還不如依我在一個多月前的建議，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國安法的姿態參選，迎接被DQ，向世界文明國家顯示「中共對香港的自由有何意圖」，更顯勇氣。但許多人仍然心存僥倖，而最終被DQ的命運卻沒有兩樣。

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的冷靜期，是基於中共甚至海外的一些觀察家認為，特朗普對華政策強硬，是為了大選。而目前選情似不利於特朗普，於是寄望民主黨上台，美國對華政策會改變。

美國勒令關閉侯斯頓中領館，四位部長特別是蓬佩奧的抗中宣言，使美國對中國的超冷戰形勢顯得不大可能逆轉了。

曾派駐北京、香港和台北的資深外交官楊甦棣（Stephen Young）說，要求他國關閉領館是相當激烈手段，過去若某外國外交機構有嚴重不當事件發生，通常是會針對個人採取行動，領館遭關閉意味關係接近破裂了。

7月25日《紐約時報》刊登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主任何瑞恩（Ryan Hass）的話說：「特朗普政府重新定位美中關係成為無所不包的系統性敵對，讓美國大選結果無法扭轉這種關係。」意思是哪怕民主黨大選贏了，美中關係也沒辦法扭轉了。

美國參眾兩院有關香港的兩個法案，有關新疆維吾爾族的法案，都幾乎全票通過，眾議院議長、民主黨的佩洛西尤其積極；自由派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雖一直對特朗普持批評態度，但對特朗普的抗中政策都予以肯定甚至鼓勵。

與特朗普過去標舉「美國優先」而不惜得罪英國、歐盟甚至亞太國家的情況大不同，蓬佩奧近來僕僕風塵與歐洲、亞太，聯結盟國，也在抗中宣言中強調自由世界要一起行動。實際上，也已經改變了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各盟國陸續歸位，天下圍中之勢已漸形成。

中國是否有私下接觸過美國民主黨，試探民主黨若贏得大選，會不會改變對華政策呢？不得而知。如果有，那麼現在的答案已經明顯。

美國對華政策沒有迴旋餘地，那麼嗜權如命的中共掌權者只有把已經快速制訂的國安法硬幹到底啦。拖延下去，陳智思被外資銀行抵制的事，還不知道會在港官與建制陣營中有甚麼影響呢。

中港共現在的做法，用中國成語叫做破罐破摔。反正已經是破罐了，就破摔吧。意思是有了缺點、錯誤不改正，或改不了，只好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DQ加延期，是更勇敢嗎？還是「怯者憤怒」而已。

（李怡按：下周起，本欄星期一、三、五見報。）

【專訪黃之鋒：國際攬炒加速，如何在大國角力下謀香港利益？】

「要讓香港成為全球外交政策中必然要面對的課題，如果香港不成為新冷戰下各國來使用的槓桿，那香港得到的會更少。」

#睇完呢篇訪問你就會明我呢個星期諗乜

（對 #國際戰線 來說，這個多星期，大概十天的港美關系動盪，香港重回全球焦點，回望好像漫長得像幾個月的時間。

如何在步步為營的氛圍當中，迎接、迎戰甚至擋得下國安法，也許是所有從政者亦難以回應的命題 —— 但政治工作就是實踐的過程吧。

感謝端傳媒記者的整理訪談，能把眾志國際線勾勒得那麼具體，運籌帷幄說得易，但如何逐步逐步，向理想邁進，我們仍是末敢言退。

最後，呼籲各位支持願意撰寫深度長訪，把這個時代與政局難被主流傳統傳媒所涉獵，甚至命中核心的問題挖出來寫成報道，請多多支持Initium Media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subscription/offers/）

#眾志國際連結

幾乎所有人都感覺到，香港正在面對決定性時刻。在黃之鋒看來，這是一場show hand，牌局早已打開，各方盡情曬冷，大量籌碼「唰」的拋出，或虛或實，一時看不清。（註：show hand是一種牌局遊戲，其中可將手上全部籌碼都作為賭注，一局定生死，即曬冷。）

5月28日，全國人大在公布港版「國安法」消息一週之後迅速通過了法案，但執行細節仍未公開；香港時間30日凌晨三點，特朗普召開白宮記者會，直言香港已面臨一國一制，將開始採取措施取消美國給予香港的優惠待遇。「我今天宣布的將影響我們與香港簽訂的所有協議，從引渡條約到出口管制和技術。我們將採取行動，取消香港作為與中國其他地區分開的關稅和旅行的優惠待遇。」特朗普說。雖然他並未表明具體時間表，但消息震撼香港，大量市民凌晨時分收看白宮記者會的直播，有聲音指香港已經很差，不如擁抱攬炒，也有人擔心實際影響，香港會不會在中美拉扯下利益受創。

「我相信好多香港人昨晚都第一次感受到，大國角力是真的會影響香港人的命運，」30日早上，黃之鋒對端傳媒說，他認為這一記者會標誌著「全新的港美關係」，「想不到會在一個白宮記者會聽到總統說現在已經是一國一制」。他說也留意到特朗普並未明言措施什麼時候會執行，「特朗普和北京在拉鋸，你現在也不知道國安法會如何執行」。他今年23歲，從社運街頭到議會選戰再轉戰國際遊說，從政已將近10年，目前是政黨香港眾志的秘書長。

某程度上，這是黃之鋒想像之中的「國際攬炒」，不過一切更快、更狠，棋步亦不一樣。兩個月前，他投書《明報》論述如何以「國際攬炒」應對今年9月民主派一旦奪得過半議席之後的局面——屆時北京很可能推翻選舉結果，成立臨時立法會，而民主派則可以憑藉過半數的民意，以「中港命脈的獨立關稅區」在國際上作籌碼，「把選舉戰線和國際戰線連結起來反制中共」。不料，離選舉還有4個月，北京就提前出手，華盛頓亦以強硬的姿態快速反擊，瞬間，香港被扯入國際角力中。在這場世紀賭局上，到底香港是一名賭客，還是彷如80年代中英談判時期的、牌局上無法吭聲的一枚籌碼？

#除非判我五十年

黃之鋒說，他也是從媒體報導中得知人大要推出港版「國安法」。那是5月21日，香港突然遭遇一枚震撼彈，輿論紛紛揣測「國安法」的版本和執行方式，同一天，全國人大罕有於晚間召開記者會，落實了媒體風聲。「連登有人出post問黃之鋒你走不走，不如你快點走，玩完㗎啦，我有認識的人問我今晚是否需要找領事館的人談談，去避一下，」他回憶當晚，整個香港人心惶惶。問他是否真的想過走佬？他看上去還是老模樣——鎮定、實際、語速快、不易察覺情緒起伏。

「我心想：有什麼好避啊？無端端在裡面stay通宵，難道你要stay一兩三年？傻的嗎？」5月25日，我們在港島見面，他一邊吞嚥all day breakfast一邊快速回答我的提問。他認真道，此刻走佬就意味著「三十年不能回來香港」。「這代價太大了，」他語氣略沉重，說除非北京點名判他坐牢50年，不然，他還是要留在香港，直面這一場世紀show hand。這其中有情義也有實際的研判。

「我當然知道，港版國安法其實都是那些東西，『拉人封艇』（註：廣東話俗語，即官府抓人，財產也遭沒收），簡單來說就是未來不會有很多異見人士出現，然後封了《蘋果日報》，捉我們去坐十年、二十年，大家都明白這件事情最糟糕是這樣，但美國都不知道何時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同樣地，中國在全國人大常委通過完法例，他如何在香港做到這件事，我覺得他想不到具體要如何做。」他語速飛快地分析棋局。在他看來，中美兩國目前可能在曬冷，也可能是在玩嚇唬人的「大話骰」（註：香港酒吧裏流行的骰子遊戲，近似於台灣的「十八仔」，中國大陸亦稱「步步高升」、「吹牛」。）。

這種大國過招，預計還要持續一段時間，而有危就有機。「可能9成是危，1成是機，看你能否博到一成。」不走佬就做事。北京強推國安法迅速吸引媒體關注。英國、美國、德國、義大利、日本...... 各國記者湧來郵件，問的都是「香港怎麼了」、「港版國安法是什麼」。輪番回覆郵件和電話的幾天中，他抓緊時間和美國國會議員視像會議，交流對香港形勢的最新看法。

「所有的國際關注馬上回到香港了，我很久沒有試過一天有十多個訪問，我是15分鐘一個（採訪）。 」除了接受採訪，他和眾志黨友也分頭投書在各大媒體，「以前要讓一篇香港的文章在外國報紙登是很難的，就算用我的名義亦很難，但（今次）Independent，Washingtonpost，阿聰post了產經，我再post the Guardian…… 其實是將去年累積的牌用盡，看之後能否醞釀出什麼。」

黃之鋒和眾志黨友重整棋步。他分析香港要抓住機會，一在街頭士氣，二在國際遊說，而前者一時難以重返去年運動的局面。「要令一個議題突然間醞釀（很難），而且在疫情過後，其實大家都好生疏，」5月24日，網民發起遊行抗議，黃之鋒在銅鑼灣發現，「（有人）叫大家走去馬路上，大家都會有種很不習慣的感覺」。

全國人大21日記者會的7天之後，英國、澳洲、加拿大、美國發出聯合聲明，指北京推出港版「國安法」將極大損害讓香港獲得繁榮的自治地位和相關制度。與此同時，英國外相歷史上第一次表示，若中國繼續「港區國安法」立法，英國會考慮增加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的權利。

27日，美國國務卿突然宣布香港不再擁有自治地位。三天之後，特朗普就召開白宮記者會宣佈將採取步驟取消美國對香港的關稅優惠。突然間，香港抗爭者言說已久的「攬炒」似乎已經在面前展開，網絡上開始紛紛討論和揣測不同程度的可能制裁和對香港的可能影響，也有一些市民明言香港情況已經很差，不如擁抱「攬炒」。

黃之鋒承認，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新局面，香港反對陣營、民主派陣營可能一時都會陷入失語的狀況，「香港民主派可能一時消化不了」。「以前北京要做一條惡法，我們就盡力去拉倒他，但經過昨晚，大家突然都會覺得我們好像是irrelvant（不相關）的，」黃之鋒說，但他又覺得，面對最新的港版「國安法」，香港本來的反擊之力就很弱，「根本就是mission impossible，你不扯入大國政治，一切就更加沒有可能。」

#在中美狹縫謀香港利益

要在國際上合縱連橫，就要講好香港故事。「我到最近仍被問你們的示威有暴力場面，是否擔心會有中產反對？」黃之鋒說，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們來說，選舉是最容易理解的「民意」：「我就說我們（在區議會選舉中）已取得85%的議席，所以民意站在我們這邊...... 嚴格來說，香港去年沒有silent majority。」

他反應快速，天生好口才，作為眾志這個年輕政黨的秘書長，近年他和黨友著力在做的，其實更像是政治公關和遊說。他們配合街頭運動的趨勢，利用臉書、twitter 和各大媒體闡釋、宣傳香港運動，甚至到美國、英國、德國作分享，連結當地政客。除了香港以外，眾志亦有黨友敖卓軒在華盛頓作遊說，而熟稔日文的周庭近年則主打日本線。

傳統民主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將香港民主進程的希望寄託於北京，拉攏英美對他們而言，絕非明智之舉。老一派政治人物，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在90年代作國際遊說之時，既為香港爭取利益，同時也賣北京人情，努力遊說美國國會放棄制裁中國，並且要給予機會中國加入世貿，寄盼中國在改善經濟之後深化政治改革。

「不要觸碰北京神經，留一些空間，這是老一輩的想法，來到習近平時代，一連串的DQ，13+3（新界東北案和公民廣場案）...... 我們早已經放棄老一套想法，」黃之鋒說。他亦分析，老一輩走出國際的香港政治人物，是大律師、官員、議員等，直到近年，如他一樣社運出身的年輕一輩才走到了國際舞臺。

2015年，黃之鋒跟著李柱銘、戴耀廷等第一次赴美連結，第二年，他便開始了一個人的訪美之旅，見了四位國會議員，既有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民主黨人佩洛西（Nancy Pelosi），也有兩位共和黨人湯姆·柯頓（Tom Cotton）和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這兩位共和黨人當時正聯名提出《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而魯比奧一直主張強硬的對華戰略。

不過，當時香港街頭沉寂，華盛頓對香港的關注也不鹹不淡。自雨傘運動後2014年被提出的《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隨後五年再沒有進展。2018年年初接受端傳媒訪問時，黃之鋒對國際遊說的想法是：面對中國崛起，香港民主運動需要連結美國等力量以作制衡，有沒有效果不好說，但「做住先實無死」，這一年，眾志外訪了十幾個國家。

2019年的夏天顛覆了一切。《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觸發史無前例的浩大運動，面對港府長達數月不作回應，而北京同樣態度強硬，努力爭取國際支持成為許多抗爭者的共識，香港集會上示威者揮起美國、英國國旗，在海外的港人也舉辦集會、遊行，給元首發聯署信。美國國會加速《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的審議，這一法案獲得跨黨派支持。9月中，黃之鋒和羅冠聰、何韻詩等一同訪美參加相關聽證會，兩個月後，眾議員通過了參議院版本的法案，1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法案。

「不是親美或者親英的問題，誰讓他們是大國，他們影響着香港命脈，」黃之鋒表示。他們的策略是，中國愈發捏緊香港命脈，收緊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自治空間，那麼他們就要爭取確認其他大國同樣緊握香港的要害，以求多方制衡。甚至到一個階段，不惜以自身的利益押注，「國際攬炒」。

倘若一虎在山，再引入另一虎，如何確保兩虎相爭而香港得利？黃之鋒承認，眼下就是一場賭大小，他研判美國很難「全面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也暫時不會出動殺傷力最強的措施去影響聯繫匯率，但將局部取消特殊待遇，特別是針對軍民兩用科技產品的貿易，他預料這將會給香港IT業界帶來影響，但認為是在可承受範圍內，而反過來，就要看北京如何接美國的招。

#命運自主嗎

「攬炒」曾經離黃之鋒很遠。五年前，香港民主派還在低氣壓中開拓著不同光譜的路，他們想像著從2015年到2047年，還有超過30年，香港有哪些路可以走。雨傘運動過後，黃之鋒很快決定和學聯出身、同為學生領袖的羅冠聰一起組黨，取名眾志，延續雨傘時「命運自主」的精神，提出民主自決的政綱——讓全港市民在2047前以公投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一國一制、維持現狀和香港獨立都可以成為選項。

這一綱領有別於緊守一國兩制的傳統民主派，但相比當年湧現的例如本民前等本土派政黨，仍被批評為過於溫和討巧。廣泛意義上的民主派當時蓬勃生長，又各有區分，搶奪選民。很快，代表本民前出選的梁天琦被裁定立場有違《基本法》，被取消參選資格。儘管如此，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非建制陣營仍在70席中奪得30席，其中眾志聯同朱凱廸等民主自決派共奪得39萬選票，還不夠年齡參選的黃之鋒為羅冠聰助選，羅黑馬跑出，成為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

眾人一度預料，香港前途問題，可能被帶入立法會中公開激辯。「現在說自決已經是out of context（離題），還說2047自決？能否度過2020都成問題。」四年之後，黃之鋒下了這個判斷。眼下的香港，民主派眼前似乎已斷了分岔路。政綱清晰的政黨政治已不存在，藍黃對決，中美角力，香港的生死，似乎即將在2020年投入決戰。

上一屆立法會選舉後，羅冠聰、梁國雄等六名民主派議員很快陷入宣誓風波，在人大釋法之下被取消了議席。隨後，投入補選的眾志周庭也被取消參選資格，選舉的紅線從本土派完全蔓延到了民主自決派。失去了議會這個主場之後，眾志轉戰網絡戰和國際遊說，但現在，港版「國安法」又來了，國際遊說之路也可能被斷絕。而在中國官方媒體眼中，黃之鋒已經從2014年的「佔中帶頭者」變成2019年的「『港獨』組織頭目」。

被嚇大的黃之鋒看上去還是挺鎮定。「永遠都是大國之間的角力，如何取得自己新的位置。」說起未來國際遊說的策略，他這麼說。黃之鋒承認，過去以兩個星期，「國際遊說正在以十倍的速度發生」，接下來，眾志亦需要花時間重整在新一輪大國角力中的立場和策略。

眼下，大國輪番出招，香港的未來一時間似不在掌控之中。逃離香港、移民他國的情緒瀰漫全香港，而另一邊，抗爭者中愈發湧現「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想法。黃之鋒說，也有人認為他太溫和，問他為什麼不直接在國際上遊說香港獨立？他的回應還是很實際——「這是一個國際認受性的問題，我覺得現在國際社會未有基礎接受到香港叫獨立，他們全部都拿着中英聯合聲明的條約去夾北京，你很難令他去override on（蔑視、廢除）一個international treaty（國際條約）去支持香港，正如北京已經override了一個international treaty。」

受制於北京，牽扯於國際，他們爭取多年的香港「命運自主」在2020年從何談起？黃之鋒說，國際政治很殘酷很實際，香港在其中，「好聽點是槓桿，不好聽就是棋子」，但無論稱謂如何，他要做的就是讓香港這個關鍵詞持續升溫。「要讓香港成為全球外交政策中必然要面對的課題，如果香港不成為新冷戰下各國來使用的槓桿，那香港得到的會更少。」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