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羽為何要入川鬥馬超？｜武聖關羽｜13 >

建安十三年（208年），劉備孫權聯盟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劉備取得荊南四郡（長沙、零陵、武陵、桂陽），拜關羽為元勳，受封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此時襄陽仍為曹操實際控制，由樂進駐守，所以關羽駐於江北。諸葛亮與關羽共同鎮守荊州。

建安十八年（213年），劉備與劉璋決裂，攻打雒城時，軍師龐統中流矢身亡，劉備乃召張飛、趙雲、諸葛亮入川支援，荊州只留關羽駐守。

雒城圍困近一年才被攻克，劉備乃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共圍成都。當時馬超正在漢中依附張魯。馬超向張魯借兵，打算反攻涼州。馬超領兵圍攻祁山三十天，未能攻下，隨後夏侯淵派張郃引援兵趕到，馬超撤軍回了漢中。張魯的部下楊白等因為害怕馬超的才能，想要加害于他，馬超逃入氐中。劉備於是派李恢說降馬超。

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劉備聽說馬超要來投，高興的說道：「我得到益州了！」於是派人去迎接馬超，且偷偷把自己的一支軍隊給馬超，讓馬超率兵合圍成都。馬超率領兵馬徑直到成都，屯兵於城北，城中所有人都因為馬超威名而驚恐，不到十天的時間，成都軍民就崩潰了，劉璋隨即開城投降。

劉備派簡雍勸降劉璋後，遂領益州牧，以關羽董督荊州事。並啟用蜀中諸多人才，遷升馬超為平西將軍，並命他總督臨沮軍事，由於劉備無法追封馬超更高爵位，馬超的爵位還是之前的都亭侯。

關羽聽說馬超歸降劉備，但對馬超並不是很瞭解，於是便寫信給諸葛亮，詢問馬超武藝才幹與誰人可以相比。諸葛亮知道關羽的性格，於是回信答道：「馬孟起（馬超）文武兼備，勇猛超群，不愧一代人傑，是英布、彭越一類的人物，可與張飛並駕齊驅，但不及美髯公超凡出眾、卓爾不群。」關羽看了諸葛亮的回信後十分高興，還把它交給賓客幕僚們傳閱。

《三國志·關羽傳》中的記載原文：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比誰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關羽為何作書給諸葛亮，詢問馬超的武藝人品？暗示要入川與馬超比武？

有人認為是因為關羽驕橫跋扈、忌賢妒能、不能容人。理由是原文中講「亮知羽護前」。「護前」是什麼意思？詞典中有2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護短，袒護以前的過失，不肯認錯。因為這段話出現的語境是關羽在詢問諸葛亮，並非為某件事進行解釋，何來護短一說，這一解釋與此語境不符，可以忽略。

另一種解釋是：爭強好勝，爭先居前。這種解釋有一定的合理性。爭強好勝是許多武將的性格特點，遇到高手技癢難忍，總想分個高下，自古及今，這類的武將比比皆是。

如《三國志·朱桓傳》記載：「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

說的是，吳國名將朱桓性格好勇爭先，恥於落在人後，每次臨陣對敵交戰，受到節制約束不得自由時，他就動輒發怒激憤。然而他輕財好義，且強記能力好，與人見過一面，幾十年不會忘記，他的部下萬余人，他們的妻小他都認識。他愛惜養護官兵，贍護他們的親屬，俸祿財貨，都與他們共同分享。及至朱桓病重，全軍憂傷悲戚。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說，「朱桓以勇烈著聞。」
元代大儒郝經雲：「朱桓以膽勇稱，隱然敵國有古大將之風。」

這與史書對於關羽的評價也有幾分相似，如傅玄稱關羽「勇而有義」、魏謀臣程昱等鹹稱羽「萬人之敵，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三國志》作者陳壽稱「為世虎臣，有國士之風」。

由此可見，「護前，恥為人下」只是眾多武將共有的性格特點，在冷兵器時代，身先士卒、奮勇爭先也是武將勇烈、建功立業的重要因素，豈能將性格的特點與忌才妒能的品行混為一談？


南懷瑾在《武聖關壯繆遺跡圖志》序也對此做過解釋：

後之論者，據傳所謂「亮知羽護前」一語，謂公有忌才之嫌。複以「省書大悅，以示賓客」，量其器度之不廣。殊不知公與劉先主，崛起草莽，世途之辛苦艱難，人情誠偽莫測，備嘗備知。方其獨當一面，威負重鎮，乍聞西陲降將，而又非創業故舊，衡之國策，豈可不有此一問，以定全面戰略之機，何忌之有？至於傳稱「亮知羽護前」者，蓋謂諸葛亮深知公情重故舊，嫌疑新降之意，故以老友輕鬆遊戲之筆，以釋其疑。書稱「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足以見諸葛孔明與公情誼之親切，故出之於戲言之句，因之而有公之「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之舉。實非器局狹小之態，洵為君臣朋友相得無間之情事。倘徒依文解義，不究其微言之妙，則其誣也，固亦當然矣！

況且，劉備剛剛西定益州，關羽肩負董督荊州大小事務的重任，又怎能因為一時逞強好勝而置軍國重任於不顧呢？這與歷史上關羽熟讀《左傳》，深明春秋義理的風格也相違背。

翻查裴松之注引用的一段文章，似乎可見端倪。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這段話是說，馬超投降劉備之後，劉備對馬超非常厚待。但馬超卻對劉備絲毫不顧及君臣之禮，當著劉備的面還常稱呼劉備的字。這讓恪守禮義，早年間也曾「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的關羽非常生氣。於是與張飛定下計策，在第二天大會上，杖刀立直，馬超大驚，果然就此收斂。

雖然裴松之對這段故事存有異議，但作為晉時著作郎樂資所撰的《山陽公載記》，對於《三國志》原書所錄史實有很大的補正作用，而且多為信史。所以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馬超雖然「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但同馬超唱過對手戲的人卻有種另一種評價。如因討馬超有功，賜爵關內侯的楊阜曾評價說：「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又說「超強而無義」。如劉璋賬下治中從事的王商也評價說：「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

《典略》也記載：（馬超）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

馬超投靠劉備是窮途來投，形勢所迫，是否真心？是否忠誠？人品如何？尚未可知。且馬超自恃勇力，又是名門之後，當時僅僅四十歲，虎狼之年，血性方剛，假如劉備帳下沒有人能鎮得住馬超，日後必然會留下禍端。而無論從名氣上還是個人戰力上，能夠鎮得住馬超的人非關羽莫屬。所以關羽千里之外，作書與諸葛亮，借言比武或詢問武藝人品，其實正是起到敲山震虎，遠程威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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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欣赏余杰先生的文章！
很高兴 余杰先生有蒙古血统 也希望他今后能多关注蒙古问题！还别说 从他的文风里我还真能感觉到有股蒙古精神：没有顾忌 勇往直前，，，

誰把“奶與蜜”之地變成“血與淚”之地？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忘記遇難者意味著他們再次被殺害。我們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殺害，但我們要對第二次殺害負責。
威塞爾

我的中國身份證上登記的種族是漢族，但我是有蒙古血統的漢族。與我算是“本家”的四川老詩人流沙河（他本姓余），從諸多家譜中考證說，成都附近這支姓余的，是元末為躲避戰亂逃到四川的蒙古族後裔，為避開明朝的迫害，他們才改“金”為“余”，此後五百年逐漸融入漢族。不過，從相貌上還能看出幾分端倪來：我跟流沙河老師的長相，都有些像中學歷史課本上的忽必烈：寬寬的額頭，細長的眼睛。我這個不純正的蒙古人，只在十多年前去過一次內蒙古大草原，卻為眼前的景象深受刺激：古時中“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敕勒川，如今的草只能沒住鞋面而已。
在中國的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新疆和西藏的分離主義傾向最嚴重，內蒙古似乎長期風平浪靜。直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和十五日連續發生數千名學生和牧民示威抗議事件，內蒙問題才引起國際關注。當局嚴厲鎮壓民眾的示威抗議，這也成為時任內蒙封疆大吏的胡春華晉升的“投名狀”——如同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鎮壓西藏人民的反抗，受到鄧小平的青睞成為接班人一樣。中共重用的人，必須心狠手辣，不能有趙紫陽的“婦人之仁”。而內蒙的反抗力量微弱，不是蒙古人沒有藏人和新疆的維族那麽勇敢——蒙古人自古就是彎弓射鵰的民族，而是因為此前中共在內蒙古實施的鎮壓、清洗無比殘酷，蒙古人的菁英早被摧毀殆盡。旅日蒙古族學者楊海英所著的《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一書，就發掘出了這段被埋沒的歷史，拉響了長鳴的警鐘。

雙重屠殺：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

本書的研究重點是文革時期發生在內蒙古的大屠殺，作者稱之為“文化性的種族屠殺”。本書不是一本完整的歷史敘述，而是以第一手的訪談為主體的資料彙編——這不是貶低本書的價值，反倒因此彰顯出本書作者打撈歷史真相的努力之可貴。据不完全統計，十年文革期間，內蒙有三十四万人被捕，兩萬七千九百人遭到殺害，十二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口約一百四十万，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五十個人中有一人被殺害。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對於女性的強姦等性暴行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對此，楊海英指出：“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
在我看來，中共政權在內蒙古實施的大屠殺，兼有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的特質。種族屠殺以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最為典型，階級屠殺以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對本民族中“資產階級分子”的屠殺最為典型。《沒有墓碑的草原》的第一部即描述蒙古人中“挎洋刀的”是如何遭到中共整肅的。所謂“挎洋刀的”是滿蒙時代受日本教育的菁英分子，他們中的一部分組成了蒙古騎兵師團，一度成為蒙古獨立的主要力量。作者的父親曾在內蒙古騎兵第五師服役，他的上級就是“挎洋刀的”。“挎洋刀的”蒙古軍官舉止端莊，談吐優雅，氣質不凡。與之對比，共產黨軍隊中掌握實權的將領，大都是不學無術的粗鄙之人，匪氣與痞氣十足。文革開始之後，粗鄙的漢族軍人對優雅的“挎洋刀的”發動了大規模的整肅。這種整肅除了種族屠殺的特質之外，當然同時帶有階級屠殺的色彩，與之最為接近的是蘇俄對波蘭軍官和知識分子發動的卡廷屠殺。
本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記載了最具典型性的圖克人民公社大屠殺的真相。文革期間的大屠殺，已經廣為人知的有湖南道縣屠殺、北京大興屠殺、雲南沙甸屠殺等。圖克位於鄂爾多斯地區，一九六九年有人口不足三千人，被打成“新內人党”的就有近千人，占成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被活活打死和因後遺症而死的四十九人（也有資料說七十九人），受盡折磨重度傷殘者兩百七十人。若干倖存者向作者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如灼燒女性的陰部，用鐵絲製作腦箍套到人的頭皮裡，讓祼體婦女騎在毛繩上、兩人前後拉鋸、受害者的外陰和肛門被拉通……難道這就是君臨於蒙古大地的偉大的中華文明和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文化？

標榜“反殖民”的新殖民主義者

中共一向標榜“反殖民”，並以忠誠的民族主義者自居。然而，中共對待國境之內的“少數民族”，卻大力實施“隱蔽的殖民主義”和“升級版的殖民主義”，也就是楊海英所說的“社會主義殖民體制”，比起昔日之滿清王朝和中華民國政府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土耳其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華帝國的江河日下乃至土崩瓦解，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幾乎同步，所以一個是“東亞病夫”，一個是“西亞病夫”。印度裔學者潘卡吉·米拉什在《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書中，探討了中國、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亞洲古老帝國的重生之路，總結出居然是同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泛亞洲主義與軍事去殖民化。
吊詭的是，這些“亞洲病夫”一旦緩過氣來，立即對更弱小者露出銳利的牙齒。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深陷一戰泥潭，戰敗後帝國崩解，建立了新的、縮小的土耳其共和國。與此同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實施了種族滅絕政策，導致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死亡，是二十世紀第一起種族滅絕大屠殺。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確信，在種族遏制的整個歷史上，再沒有如此可怕的情節。以往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屠殺和殘害，與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族人的遭遇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場大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種族屠殺”。
但是，在土耳其國內，這一歷史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禁區，不屬於被保護的言論自由的範疇。土耳其作家奧汗·帕幕克因為在二零零五年聲稱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而一度面臨四年的牢獄之災。好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聲引起歐盟干預，土耳其政府這才作罷。另一個記者赫蘭特·丁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因為堅持認為“亞美尼亞大屠殺”真實存在而被極端分子槍殺。
在中國，因為共產極權體制的建立，極權體制衍生的殖民主義更為精密和嚴酷，對週邊少數民族的屠殺也更是高度組織化。雖然中共屠殺單一民族的人數比不上亞美尼亞屠殺，但中共屠殺的境內各民族加起來的數量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据藏族學者估計，中共政權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屠殺了超過七十萬藏人；而維族、回族、壯族、苗族等人口眾多的少數民眾也曾有過人口劇烈減少的時代。
在冷戰時期，被中國統治的內蒙古，處於中國與蘇聯及其附庸國蒙古國接壤並對峙的地理位置，特別遭致北京的猜忌。“堅壁清野”的計劃一旦出爐，就連那些早在延安時代就“入夥”的蒙古族共產黨幹部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以蒙古族的最高級官員烏蘭夫為首的“內人黨”案，在文革前夕就已經形成了一片腥風血雨。在楊海英的採訪對象中，就有多位“根正苗紅”的蒙古族共產黨官員及御用文人，最後仍未逃避滅頂之災。
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原教旨主義的成分越來越弱，於是民族主義日漸高張。這種漢族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必然要渲染近代以來中國遭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悲情史，然後以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甚至實現“偉大復興”的“恩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當局對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的欺淩和壓迫卻達到了亙古未有之地步。在政治和文化殖民的基礎上，近二十年來經濟殖民愈演愈烈。由於內蒙古境內儲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等資源，掠奪式和毀滅性的能源開發，讓草原變成荒漠，蒙古族失去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基於自由民主信念的獨立和自決

對我個人而言，《沒有墓碑的草原》確實是第一本認識蒙古族問題的“啓蒙讀物”。對於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我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不由自主地從所謂的“宏觀層面”來思考，卻很少從“族裔史”的角度來思考。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後，雖然不是加害者的我，也願意因為長期以來對此議題的忽略和漠視而作出遲到的致歉。
不過，我在本書中也讀到作者激越的民族情緒，與那些受難者及其家屬促膝長談，將歷史深處最黑暗的部分呈現出來，不能不讓人感到憤怒、痛苦和醞釀出激烈的批判意識。正如長期接觸古拉格群島的資料、本人也是古拉格群島倖存者的索爾仁尼琴，自然而然地表示說：“我一直以來都用最激烈的方式批判蘇聯共產黨政權。”
但是，激情之後，還需要理性、客觀的思考、分析與判斷。本書的中文譯者劉燕子已經敏銳地發現了這個裂痕。在與作者的對話中，劉燕子詢問說：“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義而客觀地看待這些主觀的、零碎的、斷片的、情緒化的語言？或者說，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義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楊海英的回答是：“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度敘述’，‘情緒化的零碎的敘述’如利爪，能在被風化的廢墟中挖掘出真實。而梳理這些支離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責任。”我期待着在作者的下一部著作中，更多地看到第二步的梳理工作，包括對那些與中共合作的“蒙奸”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的深刻剖析和反思。我個人認為，作者對作為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犧牲品的烏蘭夫的評價，過於正面了。其實，對於烏蘭夫而言，黨性始終高於民族身份，他雖然飽受迫害，仍然未能像趙紫陽、鮑彤那樣邁出與共產黨體制決裂的那一步。對於這樣一位複雜多面的人物，還需要有更為深入的研究。
未來的內蒙古何去何從，是脫離中國，與蒙古國聯合成一體；還是留在一個鬆散的中華聯邦之中？在中國漫長而艱鉅的民主化進程中，蒙古族民眾的選擇以及某個“天時、地利、人和”聚合的情勢是否出現，仍是未定之數。如今，蒙古人在內蒙古已經成為絕對的“少數民族”，內蒙古的四百萬蒙古人如何與已經在內蒙古定居的一千多萬漢人和平共處？將這些漢人全部趕走是不現實的，前南斯拉夫發生的種族對抗、種族清洗已是前車之鑑。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創造性的思路。而且，必須超越激越的民族主義立場。
這也是我在與台灣知識分子交流的過程中獲得的啓發。楊海英在本書中感嘆說，與漢人交流困難重重，因為漢族中心主義根深蔕固，“漢人一開始就蔑視蒙古人‘野蠻’”。反倒是到了台灣，他跟台灣人更能順暢地交流，不僅是台灣民眾經歷了二十多年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耳熏目染，而且台灣受到北京威逼利誘的處境與生活在內蒙古的蒙古人有些許的相似之處。台灣的獨立之路，最可依托的意識形態是古典自由主義，是人權至上和住民自決的原則，而不是近代以來排他性的、唯我獨尊的、有仇必報的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願楊海英的願望早日成為現實：“我希望出現‘對少數民族新思考’的智慧者。這本書漢文版的出版目的，就是試圖探索真相調查與對話的途徑，切斷以暴易暴的鎖鏈，清除暴力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