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印象：秦始皇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這學期的《中國通史》期末考，出了一道申論題：「請說出你印象最深刻的中國歷史的文化記憶。」這是仿擬余秋雨在《問學》對中國大學生的一道提問。

結果，班上百分之七十的同學答說，是秦始皇。

為甚麼是秦始皇？因為有萬里長城、統一文字，以及那「可能」有關聯的兵馬俑。有說秦始皇很厲害，他是統一天下的大君。也有說秦始皇是一名暴君。再壞一點，他焚書坑儒。但不管秦始皇是多麼的雄才大略，還是殘暴至極，終究還是那樣的冷酷無情。

秦始皇一生是「獨夫傳奇」。他具有超人的工作量，每天要批閱一百二十斤（即一石）重的公文，才肯上床睡覺。他履足市集，也曾微服夜巡，是勤於政事的國君，至少在其鐵腕統治之下，國家沒有發生甚麼大事件，也不敢有甚麼大事發生。

秦始皇虛榮心重，行止古怪，甚至很迷信，但他很重視性道德，沒鬧過甚麼緋聞。除了他那多慾的母親，我們似乎也不熟悉他身邊的其他女人叫甚麼名。也因而現今編演與秦始皇相關的古裝歷史劇，常常會虛構，多出了一個深情但大抵是悲劇收場的女主角。

論統一天下，對秦而言，在當時或許也只是大勢所趨。早在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已奠下秦國崛起之基業。至秦惠文公之時，承其父志「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大勝魏國，並重用張儀，大搞連橫間離外交。至秦昭王之時，在戰國其他六國眼裡，秦國已是「虎狼之國」，參與大小戰役，斬首96萬，奠定秦滅六國的基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是時勢造就了他。讓後人讀歷史，記住了他，還成了我們的學生印象最深刻的中國歷史文化記憶。

哎喲，事實上，秦王贏政即位之時，年僅13歲。要不是呂不韋看上他父親子楚（秦莊襄王）是「奇貨可居」，恐怕統一天下的，雖仍會是秦國，卻不一定是他嬴政了。

另，說秦始皇統一天下，也不全因其武力之精強。雷海宗《國史綱要》就指出，秦并天下，並非專靠武力。事實上，秦國的內政在戰國七雄中也最為完美。荀子《強國篇》就說秦國民風淳樸，官吏忠於職守，士大夫效忠公室，朝廷辦事效率高。所以，它的強大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秦始皇只是把這種政治推廣到天下，以秦為標準而使天下制度文物完全劃一。積極贊助秦始皇的是李斯。他早年隨荀子學習，後為秦國丞相，是秦朝大一統政策的制定者。而他的同門就是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談秦始皇統一天下，若忽略了法家的存在，那就根本是瞎子摸象，搞不清楚秦之強國基業的思想根基何為。

有雄才大略的中國統治者真正用的中華思想，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而是法家。這家學派有哪些能耐呢？鄭良樹《法家與中華文化》一文，列出了法家的幾個要旨：統一思想、彈壓私學；建立法制；強調「術」與「勢」；嚴誅重罰、暴用民力。講完，實則「君主極權化」。而黃仁宇甚至在《中國大歷史》如是指說：這種體制著重中央集權，能使境內人民保持一種集體性格，稱之為極權主義並不為過。

「車同軌，書同文」，秦朝法律是世界歷史上非常「早熟」的法律。以吏為師，極有效率。就像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一則則的秦律答問，還真是密如凝脂，讓人驚嘆。然而，就誠如北大李零《環球同此凉熱──我的中國觀和美國觀》所說的：「西周大一統，秦代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的底色。制度整合、學術整合、宗教整合，走向帝國的三件事，全部做下來，要到東漢結束，就連造反的模式，也固定下來。從此，大局已定。後面的歷史，格局沒有變。」

法家思想構成秦國治理的意識形態，說是極權也好，說是警察國家也罷，你若不了解其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制之建成，不懂為甚麼凡事都要強調「統一」的重要性，不明白兵馬俑何以列陣到如此具有「集體性格」之壯觀，那你就搞不清楚秦始皇何以統一天下，你也永遠不會理解歷史上的「中國」和當下之「中國」所以「存在」的理由。

（原刊於2015年4月2日《星洲日報．言路．邊緣評論》。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共同聯署
【撐香港，#聲援香港三罷行動】【護台灣，#支持開放政治罷工】【#強烈譴責香港政府暴力鎮壓】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嘉基工會、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等台灣民間團體昨日發起聯署，指出香港民間將於6月17日發起的罷工、罷課、罷市行動，是為了抵抗香港政府強硬通過俗稱「送中條例」的惡法，更是對當局近日暴力鎮壓民主運動的積極抵抗。

我長年參與環境運動、社會運動，不管是藍色執政、綠色執政，我都對不合理的政策進行過抗爭，我深深明白對於社會運動的保障，才是一個社會抵抗專制政權與國家危機最堅實的力量。但是目前台港的政治性罷工都尚屬非法，香港勞工發起罷工行動，面臨著政府用法律手段鎮壓的危險，過去台灣勞工面臨多次勞動政策的修惡，針對政策的罷工權力卻也被箝制。發起團體呼籲台灣政府開放政治罷工權，顯然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我是2020中壢立法委員參選人林佳瑋，我聲援香港三罷行動、譴責香港政府暴力鎮壓，並支持政府修法開放政治罷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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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瑋，時代力量中壢區立委參選人

【政治獻金帳戶】
合作金庫銀行南桃園分行
帳號：1210-717-625003
戶名：109年立法委員擬參選人林佳瑋政治獻金專戶

【學歷】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經歷】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協助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國道收費員大量解雇案、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案
協助華映、宏達電、復興航空大量解雇案
籌組長榮航空工會、桃園捷運工會、美光晶圓科技工會

【撐香港，聲援香港三罷行動】
【護台灣，支持開放政治罷工】
【強烈譴責香港政府暴力鎮壓】

連署表單：https://reurl.cc/647RO

香港在6月9日發動了反對《逃犯條例》的反送中大遊行，有超過上百萬名香港市民走上街頭，但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卻絲毫不為所動，從昨晚起，港民包圍立法會，徹夜唱詩歌並以絕食、停工一日包圍立法會活動成功擋下《逃犯條例》的二讀程序，並且預計於6月17日發動罷工、罷市、罷課。

由港男在台殺害女友的社會事件所延伸的引渡條例，表面上是香港特區政府要「打擊刑事罪犯」，實際上是為北京政府打通「從香港移交逃犯到大陸」以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兩道政治缺口，中國共產黨政府對香港民主自由的侵害以及在各國以經濟實力威逼干預他國主權，已經不容臺灣人隔岸觀火了，因此針對香港民眾發起三罷行動力阻《逃犯條例》，我們有以下三點聲明：

一、力挺港人、保障臺灣、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香港立法會意圖修訂「逃犯條例」民間又稱為「送中條例」，該草案允許香港政府根據中國政府之請求，將包括台灣人、香港人及各國人民在內的嫌疑犯或被告移交中國審訊，無論此人是香港居民、入境香港或於香港轉機，意即只要被中國認定為犯罪並發布通緝，就可能「被失蹤」。

由於中國司法人權保障不健全，司法毫無公正獨立性，政治檢控案件層出不窮，從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劉曉波、李旺陽死亡案、香港佔中九子案、旺角騷亂案、台灣李明哲案等等不勝枚舉，此一修法不僅引起香港人民普遍的不安與反彈，也嚴重威脅入境或過境香港之台灣人民人身自由，更是對他國人民人身安全、民主自由的赤裸威脅。

二、強烈譴責香港政府暴力鎮壓、切勿重演六四悲劇

最新消息指出香港政府警方多次推前封鎖線及開槍，目前至少有9人受傷送醫，我們強烈譴責香港政府利用優勢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港人，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北京政府以軍隊鎮壓中國人民所造成的死傷歷歷在目，不僅造成無數中國人民家破人亡，也將可能萌芽的民主空間消滅殆盡，如今香港人站在捍衛自由空氣第一道防線的歷史當口，呼籲香港特區政府停止使用暴力鎮壓港人，勿讓六四悲劇在香港重演！

三、力挺港人三罷、守護台灣民主，呼籲台灣政府支持政治罷工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面對港人發起的三罷行動，不思站在香港人民的立場守護香港司法獨立性，還恐嚇人民「違反法律是有後果的」，不顧香港大多數人民意，絕意硬幹，人民最後團結抵抗的手段就是發動大罷工，以阻斷生產事業、影響經濟活動抵抗政治威逼，然而不管是香港、臺灣，法律上對於政治性罷工都沒有保障，我們呼籲香港企業容許員工參加罷工，更不應阻止員工參加罷工及作出懲罰，中國對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的毀約，傷害的是全港人民，企業主亦無法置身事外。

過去台灣政府硬幹砍七天假、修惡勞基法，也是仗勢著臺灣的政治罷工仍是非法狀態，勞工的重要武器被箝制，如今甚至針對長榮空服員的合法罷工，還宣稱要動用軍機協助資方營運！

我們也呼籲臺灣政府檢討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對工會政治罷工權的箝制，回首臺灣歷史不管是倒扁活動或是太陽花學運，民間都有大聲疾呼發動總罷工的聲浪，然而臺灣政府至今仍未充分保護勞工的罷工權，使臺灣勞工普遍深受資方的過勞剝削，也讓臺灣人在民主自由或是勞動權利遭受侵害時，難以透過罷工行動自救，我們認為臺灣人與香港人、勞工運動與政治運動應該相互支援，台灣政府必須實質修法支持政治罷工活動，以實際行動保障臺灣人民為民生與民主所做的奮鬥。

▶發起團體：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華航企業工會
中華民國全國航空業總工會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
嘉基工會
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團體連署：
黃捷 鳳山捷伴同行(時代力量高雄市議員黃捷)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 (@桃市產總)
臺灣航太修護產業工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 搶救消防員
華隆自救會
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桃園市推廣動物保護協會
新北市產業總工會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臺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
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
台灣獄政工會
中華民國汽車運輸業駕駛員總工會
台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宜蘭縣產業總工會
長榮航空企業工會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
社團法人臺灣感染誌協會
普來利工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嘉基體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關係企業工會（嘉基工會）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
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南洋台灣姊妹會
臺大醫院企業工會
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
梗劇場
輔大罷課學生自救會
全國環保公務機關總工會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學生會
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
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國立臺灣大學工會
拿山瑪谷東京讀書會
屏基工會
臺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個人連署：
林佳瑋、蘇珮瑜、吳嘉浤、楊尚謙、李秉原、楊珣、周聖凱、莊福凱、王宛筠、楊進，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鄭少書、潘立偉、施嘉承、鄭旭麟、李瀅、黃慧甄、劉盈如、高維龍、康雅鳳、朱智宇、翁立思、蘇元擁、陳志豪、郭歷軒、施嘉承、郭明耀、陳沁、Hanny、吳宗諭、陳思屏、林暐傑、吳凱琳、Y
林品君、我黃婷鈺支持連署！香港加油！、黃約農 Dumas、Huai shuo hsu、李志亮、黃茂善、蘇可中、賴寗之、陳建曄、辜承暘、謝仁方、趙剛、謝依倢、盧恩焄、鄭可風、曾春賢、施士青、簡銘彥、江鳳敏
王郁珺、鄭雅菱、Michael Tsang Kai-yip、朱梅雪、吳良基、陳珩宇
錢柏丞、侯凱鐘、戴志恆、陳景瑄、洪舜靖、伍柏珊、吳繼興、謝嘉心
沈曉薇、廖欽輝、謝明珊、張馨方、郭俊男、吳澄澄、呂佳耘、曾昭瑜
謝皓羽、王彥婷、黃楷翔、吳國玄、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林世昌、林莊周、盧亭瑋、陳羿偉、梁惠茹、莊慧萍、吳巧凡、汪家慶、黃貞瑜、陳羿君、汪家慶、郭庭慈、蔡心于、蘇妙妙、鄭愷勛、蕭翔云、林毓翔、鄒曜蔚、Meimei Ng、林煜泓、蕭采軒、黃詩茵、紀潔儒、陳威圻、林昆霖、許問祖、張可曦、賴天仁、王依婷、楊秀彥、張大吉、林冠蓁、方世齡、林雅君、吳曉婷、林文熙、詹鎮稼、陳瑋彤唐禹婷、傅郁筑、李亭亭、 So͘ Oán Sûn、薛智恆、朱世宏、張友謙、李彥德、陳心梓、黃慶明、黃昱渝、洪敏瑄、張麗雯、吳家豪、胡堞、甘崇緯、商明郎、陳柏儒、陳俞蓁、杜欣恩、藍文謙、林姿夆、邱子菁、買寶玉、吳小綠、黃妃鈴、任浩、袁應忠、黃智慧、黃智慧、程德匯、葉其忠、區宇辰、林筱萍、馮于涵、容、Alice、謝婷卉、呂紹俊、劉琦、楊南萱、劉佳詩、薛懿君、楊鎮宇、許玉玲、錢君祈、蔡立偉、胡純綺、石守正、Analeigh Yao、吳宛倪、蘇盈蓉、高瑋宏、蘇怡璇、
洪于真、林敏詩、余宗翰、廖嘉鴻、呂筱涵、洪士忠、林哲仰、孫薇、王辰守、陳昭宏、吳達諾、Fanny Mark、Tony Mark、Terrick Mark、kerguson Mark、趙芸藖、張喬雯、周婷婷、邱家睿、鄭又菁、Faith Chen、陳冠瑜、龔語婕、李蕙芳、張育瑋、龔語婕、詹惟文、楊守勇、陳光輝、陳彥銓、林蕙雯、李滿堂、周聖翔、尹安玫、陳瑾叡、劉懿德林祐詮、高宏溢、黃韻如、許舒涵、陳亭涵、張哲嘉、丁如意、袁章祖、彭詩文、張吉米、陳惠萍、林文蘭、劉銘軒、洪慈璠、林郁珊、林沛潔、楊俊華、張釗寧、陳靖德、賴泱丞、黃千芬、Chien Ling-Wei、詹壹婷、I-YUN, CHENG、沈秀華、彭友、Wawa Chin、翁立杰、郭明旭、王豪、林沛芊、陳曉芬、謝旻學、朱晏姍、陳志強、游孟庭、蕭予馨、楊欣怡、阮紀閔、胡瀚勻、楊筠柔、張哲偉

來自台灣工會與民間團體的連署聲援(請廣傳接力連署聲援，陸續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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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法新社

请欣赏余杰先生的文章！
很高兴 余杰先生有蒙古血统 也希望他今后能多关注蒙古问题！还别说 从他的文风里我还真能感觉到有股蒙古精神：没有顾忌 勇往直前，，，

誰把“奶與蜜”之地變成“血與淚”之地？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忘記遇難者意味著他們再次被殺害。我們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殺害，但我們要對第二次殺害負責。
威塞爾

我的中國身份證上登記的種族是漢族，但我是有蒙古血統的漢族。與我算是“本家”的四川老詩人流沙河（他本姓余），從諸多家譜中考證說，成都附近這支姓余的，是元末為躲避戰亂逃到四川的蒙古族後裔，為避開明朝的迫害，他們才改“金”為“余”，此後五百年逐漸融入漢族。不過，從相貌上還能看出幾分端倪來：我跟流沙河老師的長相，都有些像中學歷史課本上的忽必烈：寬寬的額頭，細長的眼睛。我這個不純正的蒙古人，只在十多年前去過一次內蒙古大草原，卻為眼前的景象深受刺激：古時中“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敕勒川，如今的草只能沒住鞋面而已。
在中國的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新疆和西藏的分離主義傾向最嚴重，內蒙古似乎長期風平浪靜。直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和十五日連續發生數千名學生和牧民示威抗議事件，內蒙問題才引起國際關注。當局嚴厲鎮壓民眾的示威抗議，這也成為時任內蒙封疆大吏的胡春華晉升的“投名狀”——如同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鎮壓西藏人民的反抗，受到鄧小平的青睞成為接班人一樣。中共重用的人，必須心狠手辣，不能有趙紫陽的“婦人之仁”。而內蒙的反抗力量微弱，不是蒙古人沒有藏人和新疆的維族那麽勇敢——蒙古人自古就是彎弓射鵰的民族，而是因為此前中共在內蒙古實施的鎮壓、清洗無比殘酷，蒙古人的菁英早被摧毀殆盡。旅日蒙古族學者楊海英所著的《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一書，就發掘出了這段被埋沒的歷史，拉響了長鳴的警鐘。

雙重屠殺：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

本書的研究重點是文革時期發生在內蒙古的大屠殺，作者稱之為“文化性的種族屠殺”。本書不是一本完整的歷史敘述，而是以第一手的訪談為主體的資料彙編——這不是貶低本書的價值，反倒因此彰顯出本書作者打撈歷史真相的努力之可貴。据不完全統計，十年文革期間，內蒙有三十四万人被捕，兩萬七千九百人遭到殺害，十二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口約一百四十万，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五十個人中有一人被殺害。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對於女性的強姦等性暴行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對此，楊海英指出：“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
在我看來，中共政權在內蒙古實施的大屠殺，兼有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的特質。種族屠殺以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最為典型，階級屠殺以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對本民族中“資產階級分子”的屠殺最為典型。《沒有墓碑的草原》的第一部即描述蒙古人中“挎洋刀的”是如何遭到中共整肅的。所謂“挎洋刀的”是滿蒙時代受日本教育的菁英分子，他們中的一部分組成了蒙古騎兵師團，一度成為蒙古獨立的主要力量。作者的父親曾在內蒙古騎兵第五師服役，他的上級就是“挎洋刀的”。“挎洋刀的”蒙古軍官舉止端莊，談吐優雅，氣質不凡。與之對比，共產黨軍隊中掌握實權的將領，大都是不學無術的粗鄙之人，匪氣與痞氣十足。文革開始之後，粗鄙的漢族軍人對優雅的“挎洋刀的”發動了大規模的整肅。這種整肅除了種族屠殺的特質之外，當然同時帶有階級屠殺的色彩，與之最為接近的是蘇俄對波蘭軍官和知識分子發動的卡廷屠殺。
本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記載了最具典型性的圖克人民公社大屠殺的真相。文革期間的大屠殺，已經廣為人知的有湖南道縣屠殺、北京大興屠殺、雲南沙甸屠殺等。圖克位於鄂爾多斯地區，一九六九年有人口不足三千人，被打成“新內人党”的就有近千人，占成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被活活打死和因後遺症而死的四十九人（也有資料說七十九人），受盡折磨重度傷殘者兩百七十人。若干倖存者向作者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如灼燒女性的陰部，用鐵絲製作腦箍套到人的頭皮裡，讓祼體婦女騎在毛繩上、兩人前後拉鋸、受害者的外陰和肛門被拉通……難道這就是君臨於蒙古大地的偉大的中華文明和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文化？

標榜“反殖民”的新殖民主義者

中共一向標榜“反殖民”，並以忠誠的民族主義者自居。然而，中共對待國境之內的“少數民族”，卻大力實施“隱蔽的殖民主義”和“升級版的殖民主義”，也就是楊海英所說的“社會主義殖民體制”，比起昔日之滿清王朝和中華民國政府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土耳其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華帝國的江河日下乃至土崩瓦解，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幾乎同步，所以一個是“東亞病夫”，一個是“西亞病夫”。印度裔學者潘卡吉·米拉什在《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書中，探討了中國、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亞洲古老帝國的重生之路，總結出居然是同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泛亞洲主義與軍事去殖民化。
吊詭的是，這些“亞洲病夫”一旦緩過氣來，立即對更弱小者露出銳利的牙齒。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深陷一戰泥潭，戰敗後帝國崩解，建立了新的、縮小的土耳其共和國。與此同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實施了種族滅絕政策，導致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死亡，是二十世紀第一起種族滅絕大屠殺。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確信，在種族遏制的整個歷史上，再沒有如此可怕的情節。以往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屠殺和殘害，與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族人的遭遇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場大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種族屠殺”。
但是，在土耳其國內，這一歷史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禁區，不屬於被保護的言論自由的範疇。土耳其作家奧汗·帕幕克因為在二零零五年聲稱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而一度面臨四年的牢獄之災。好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聲引起歐盟干預，土耳其政府這才作罷。另一個記者赫蘭特·丁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因為堅持認為“亞美尼亞大屠殺”真實存在而被極端分子槍殺。
在中國，因為共產極權體制的建立，極權體制衍生的殖民主義更為精密和嚴酷，對週邊少數民族的屠殺也更是高度組織化。雖然中共屠殺單一民族的人數比不上亞美尼亞屠殺，但中共屠殺的境內各民族加起來的數量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据藏族學者估計，中共政權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屠殺了超過七十萬藏人；而維族、回族、壯族、苗族等人口眾多的少數民眾也曾有過人口劇烈減少的時代。
在冷戰時期，被中國統治的內蒙古，處於中國與蘇聯及其附庸國蒙古國接壤並對峙的地理位置，特別遭致北京的猜忌。“堅壁清野”的計劃一旦出爐，就連那些早在延安時代就“入夥”的蒙古族共產黨幹部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以蒙古族的最高級官員烏蘭夫為首的“內人黨”案，在文革前夕就已經形成了一片腥風血雨。在楊海英的採訪對象中，就有多位“根正苗紅”的蒙古族共產黨官員及御用文人，最後仍未逃避滅頂之災。
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原教旨主義的成分越來越弱，於是民族主義日漸高張。這種漢族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必然要渲染近代以來中國遭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悲情史，然後以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甚至實現“偉大復興”的“恩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當局對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的欺淩和壓迫卻達到了亙古未有之地步。在政治和文化殖民的基礎上，近二十年來經濟殖民愈演愈烈。由於內蒙古境內儲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等資源，掠奪式和毀滅性的能源開發，讓草原變成荒漠，蒙古族失去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基於自由民主信念的獨立和自決

對我個人而言，《沒有墓碑的草原》確實是第一本認識蒙古族問題的“啓蒙讀物”。對於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我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不由自主地從所謂的“宏觀層面”來思考，卻很少從“族裔史”的角度來思考。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後，雖然不是加害者的我，也願意因為長期以來對此議題的忽略和漠視而作出遲到的致歉。
不過，我在本書中也讀到作者激越的民族情緒，與那些受難者及其家屬促膝長談，將歷史深處最黑暗的部分呈現出來，不能不讓人感到憤怒、痛苦和醞釀出激烈的批判意識。正如長期接觸古拉格群島的資料、本人也是古拉格群島倖存者的索爾仁尼琴，自然而然地表示說：“我一直以來都用最激烈的方式批判蘇聯共產黨政權。”
但是，激情之後，還需要理性、客觀的思考、分析與判斷。本書的中文譯者劉燕子已經敏銳地發現了這個裂痕。在與作者的對話中，劉燕子詢問說：“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義而客觀地看待這些主觀的、零碎的、斷片的、情緒化的語言？或者說，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義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楊海英的回答是：“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度敘述’，‘情緒化的零碎的敘述’如利爪，能在被風化的廢墟中挖掘出真實。而梳理這些支離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責任。”我期待着在作者的下一部著作中，更多地看到第二步的梳理工作，包括對那些與中共合作的“蒙奸”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的深刻剖析和反思。我個人認為，作者對作為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犧牲品的烏蘭夫的評價，過於正面了。其實，對於烏蘭夫而言，黨性始終高於民族身份，他雖然飽受迫害，仍然未能像趙紫陽、鮑彤那樣邁出與共產黨體制決裂的那一步。對於這樣一位複雜多面的人物，還需要有更為深入的研究。
未來的內蒙古何去何從，是脫離中國，與蒙古國聯合成一體；還是留在一個鬆散的中華聯邦之中？在中國漫長而艱鉅的民主化進程中，蒙古族民眾的選擇以及某個“天時、地利、人和”聚合的情勢是否出現，仍是未定之數。如今，蒙古人在內蒙古已經成為絕對的“少數民族”，內蒙古的四百萬蒙古人如何與已經在內蒙古定居的一千多萬漢人和平共處？將這些漢人全部趕走是不現實的，前南斯拉夫發生的種族對抗、種族清洗已是前車之鑑。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創造性的思路。而且，必須超越激越的民族主義立場。
這也是我在與台灣知識分子交流的過程中獲得的啓發。楊海英在本書中感嘆說，與漢人交流困難重重，因為漢族中心主義根深蔕固，“漢人一開始就蔑視蒙古人‘野蠻’”。反倒是到了台灣，他跟台灣人更能順暢地交流，不僅是台灣民眾經歷了二十多年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耳熏目染，而且台灣受到北京威逼利誘的處境與生活在內蒙古的蒙古人有些許的相似之處。台灣的獨立之路，最可依托的意識形態是古典自由主義，是人權至上和住民自決的原則，而不是近代以來排他性的、唯我獨尊的、有仇必報的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願楊海英的願望早日成為現實：“我希望出現‘對少數民族新思考’的智慧者。這本書漢文版的出版目的，就是試圖探索真相調查與對話的途徑，切斷以暴易暴的鎖鏈，清除暴力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