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對中國儒家思想和歷史，用功甚勤，治學極深。與其他的學問家如饒宗頤不同，余英時有融會貫通之力，更由中國的歷史思想，對政治有尖銳而勇敢的見解。余英時為中國的病症，窮幾十年探究藥方，企圖拯救國魂，實為精深博大，博古通今。

舉例於萬一：余先生對於「宋明理學」殊有研究。宋朝有朱熹，明朝有王陽明。一般將宋明兩朝並列，並讚揚朱熹與王陽明振興孔孟儒家的貢獻。

但宋明理學與孔孟儒學有何不同？余英時指出：孔孟身處的時期是春秋，那時定為一尊的秦暴君帝國尚未出現。但一千多年之後到了北宋，孔孟思想即使能承傳，是因為中國經過秦漢、隋唐，到了北宋，家天下的帝王政治已經穩固成形。而定位一尊的帝國政治是孔孟在生時，沒有見過的局面。

因此，朱熹在宋代，結合了趙氏皇帝，家天下的結構，上瞻李唐的盛世，對於宋朝的帝王政治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

但這時因為宋代帝王歷朝都比較開明，容得下士大夫的異見，因此宋朝的知識人膽敢以孔孟之道，向皇帝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帝王要繼承孔孟的儒家仁愛思想，做到勤政愛民。

但是經過蒙古人統治之後，朱元璋的明朝，對士大夫不但極盡羞辱之能事，還非常殘酷。因此，到了王陽明出現，明代的讀書人已經不敢以「內聖外王」來約束帝王統治者，而轉向知識分子本身的心性修養。也就是說，不敢再碰「外王」。明朝的統治比宋朝趙性更殘酷，明代的理學，比宋代有了更嚴苛的自我審查。

宋朝的官員，追求的是「得君行道」，亦即有一個賢良的皇帝，帶頭實踐孔孟的道統。到了明朝，士大夫開始發現，這種道德要求，等同與虎謀皮。同樣是帝皇統治，明朝比宋代更黑暗。

今日，學生對於中國文化，若只死背名詞，即使知道「宋明理學」也沒有用處。宋明本是不同的兩代，理學又如何能一致？余英時是第一個將兩個朝代不同的政治生態與中國的思想結合的人，他悟出中國的思想文化歷史都不能與政治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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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有一篇報道，介紹了田飛龍等中國學者的言論，並說「習近平強硬政策背後」有一個「智囊團」，當中自然也提及《港區國安法》最近硬上馬。涉事者在一個內部群組表示，訪問其實是在半年前進行，當時只是談到中國思想界的轉變，並不是講現實政治，並批評該報道只有極端二元對立。該圈子則有批評外媒記者胡亂引申，毫無節操者。

中國自由派法學家張千帆曾經教過大學時的田飛龍，最近也在網上割席 (或可能只是一個叫張千帆的帳號)，認為田氏「一路走到黑」，只能「掃地出門」，一時間成為政學界的小熱話。

說回《紐約時報》的報道，大概就勾勒出中國思想界僅在十年前，仍然喜愛討論自由主義和西方思想，而近年卻「轉而宣揚在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領導下興起的自豪的威權世界觀」。驟眼看來，好像中國思想界真的曾經自主地存在過，並且自主地轉變，所以才令人扼腕。凡此種種，可能只是過於浪漫的想像。西方意義的知識份子屬於西方，而東方則有另一套運行秩序。

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呈現跟南傳佛教不一樣的、必須依附官僚的生態。在文化意義上，佛教這種高深知識進入中國，還要卑躬屈膝借助道教的形式立足，但仍需經歷多次滅佛。每當政府莫財，就要「改革」，眼睛就會瞄準不用賦搖役、擁有大批田產的寺家。由三武滅佛，到革命政府在1920年代的廣州，為了籌備「北伐」資金而打劫民間包括宗教界私產，沒有變過。中國讀書人的產業鏈，是由皇帝扶持出來。士能比僧獨立嗎？僧尚且有一個超越世界去寄托，士則只能「得君行道」。士的寄托，只能是當權者。

宗教會發起叛亂，士也可以，不過僅限於有諸侯、有藩鎮的時候。到後來蒙古人、女真人興起的時候，「士」也同樣去幫他們。所以「士」好像水，進入甚麼容器就成為甚麼形狀。「士」本身看來像一個階級，卻不是一個自主的階級。日本的軌跡也是如此。戰國時，本願寺可以成為一個諸侯勢力，跟其他諸便合縱連環，各地信徒也會打起「聖戰」暴動，是非常獨立的勢力。

然而當德川家康勝利之後，鐮倉以來傳入的儒理學，突然上升到「國教」層次。儒學家林羅山年僅23歲，就已經被引舉給德川家康。後來幕府推出了《武家諸法度》，包括要求大名「參覲交替」(定期而頻繁的上京述職)、嚴禁擅自築城、嚴禁大名之間「私了」等規則，一開始就有林羅山的手筆。然而是林羅山影響了德川家康，還是德川家康影響了林羅山？答案十分明顯。中國思想界由熱愛自由主義，到德國施米特變成顯學，只是因為政治需要。「士」等於填詞人，幫君主度身訂造歌詞。有人辭官歸故里，但總有漏夜趕科場。有多少真心，有多少迎合，外人當然說不上來，但迎合不才是中國語境下「士」的本份？

學者痛批儒家「本來不是如此」，後來出現的是「制度化儒家」；究竟是漢武帝影響了董仲舒，還是董仲舒影響了漢武帝？認為漢武帝「分享政權」、提拔學者，是刻意忽略此人在功臣和軍事領袖層層分權下希望幹大番大事才必須培養私人的現實。等於若有人覺得台灣有民主，是因為蔣經國突然大發慈悲放權，就太過肥皂剧了。歷史由士人書寫，學者驕氣多欲，有悠久的自我崇拜傳統，很容易將歷史塑造成唯心史、跨大了讀書人的影響。余英時說過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知識份子在社會的邊緣化」，「……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變法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無疑是處於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圍而不在核心。」

時間越久，趨勢肯定更是不能逆轉，只會每下愈況而不會突然迴光反照。

所以《紐時》那篇報道，也許有很多曲筆，也許讀來有點天真爛漫，容易令人得出「鷹派學者一手帶動了大政轉變」的印象。中國當然想招請施米特，但現代的「士」只是扮演問米婆的角色，處於鬼魂和問鬼者之間，是一個靈媒 (medium)，問米婆怎麼想，可能是無關重要。海德格在風火之間，也顯得半推半就，後人亦不知道如何判定，然而如果說沒有海德格，就沒有二戰，便是太過高估海德格，即使他已經是世界大一流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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