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結論，我正式畢業、正式登出臺大，剛拿到熱騰騰的畢業證書。

行人寥寥，樹影搖曳，再次回首臺大校園，感懷流年似水，六年時光就在聲息中飛速而過了。今天終於拿到畢業證書，心中才較為踏實了。這年來為了學業奔走，日夜孜矻，莫敢自遑。不能說有多少智識上的長進，但收穫頗豐，學術上的產出和軼事趣聞，讓人感到美麗而安穩。是較人虛長幾歲，但也不算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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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幸運，能在二十三歲的尾巴拿到第四個臺大學位、第二個臺大碩士，要談客家精神，大概已經發揮極致，畢竟只繳兩份學費。過程就像買菜送蔥，知識也讓人恬淡、平靜、滿足。除了份內的事，我也和師長同學有些著作，目前期刊一篇、研討會三篇，至於努力中的還有兩三個。回首過往，至少不是混過來的，但求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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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年來也遇到許多困難險阻，但幸有貴人相助，我銘感五內。雖然研究所雙主修制度推出三載，所辦、研教組和圖書館卻沒有預期到有人可以在制度內達標，從學分認定、畢業考試申請，到論文繳交，都是經過密切聯繫，想出解決方案。他們替我排除萬難，我點滴在心。剛從研教組職員手中慎重地接過證書，「你是臺大第一個喔，恭喜。」比起頭銜和證書本身，以經驗譜寫歷史，參與制度臻善，其實更令人滿足自信。希望後繼的學生，走的比我順利、比我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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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臺北六年，誠要感謝爺奶父母及親族照拂，舅舅舅媽安置，讓我毫無後顧。倘若有聲名、有令譽，我要將一切獻于爾等。研究所兩年，我非常感謝恩師宏浩的知遇，他嚴格正直、真誠自然，不吝給予指教，我學到很多，是我大學四年所遠遠不及。此外我在師門也悠遊自在，老師除了指教，也願意給我各種支持和關照，讓我見名於共著期刊，首現SCI是莫大的榮典，我不勝感激，師恩難報。還有朋友、同學及愛人在精神上的扶助，同樣也是莫大的鼓舞，我亦是心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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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修論文煩躁，偶爾看奧運消息，令人振奮，國人無不為之喝采，選手的沈澱與積累，著實不易。但比起能夠分高下、競輸贏的場合，學術生活可能就沒法那麼熱血，甚至還有些枯燥。宏浩師曾經跟我說，學術做得好，你越要忍受孤寂。到頭來能跟你聊上話的，可能真沒幾個。相較萬眾矚目的威武，學術的競逐更像燃燒自己、創造知識，在幽冥中護持青燈，於黑暗裏匍匐前行。這種使命感無法獲得普羅大眾的共鳴，但於自我成就上，同樣具有豐富的建設性，精神已然十分富足。因此，看奧運也成為另一種鏡射，使我鞭策自勵。很高興在東奧結束前，碩士生涯也告一段落，不過研究生涯卻不會因此中輟。很喜歡做實證，不只因為實證可以玩玩資料、代代模型。實證是用積極的方法，做入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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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天津南開大學的一段掌故，校長張伯苓找經濟系主任何廉辯論，他詰問何廉：「為什麼要建立這些商品的價格指數？你可以了解什麼？」何認為，透過價格指數的建構，有助於中國的科學建設。張伯苓卻批評，這樣的做法無疑是「用顯微鏡找大象」。在張的語境下是批評，我卻認為，「用顯微鏡找大象」就是學術的精神、學術的態度。用嚴謹細膩的方法，去探究看似無疑的問題。胡先生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大抵如是。更況民生商品是一個入世問題，要了解中國百業趨勢，價格指數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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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這個故事，其實與我的論文有關，做的是農地價格指數。我與老師協力，利用配對法和Lasso，共同提出一個建構農地價格指數的新方法。農地價格指數在臺灣鮮有所見，我們的研究在方法上也解決了選樣偏差、特徵眾多所造成的多重共線性等等。在農地方面，無疑是大的斬獲、好的貢獻。我國歷來重農桑，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慎重地、小心地回答了。能夠參與如此神聖的事，我戒慎、感激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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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並非所有研究都順遂可期，而學術的過程中本身就充滿痛苦。這幾年來，我很能感同深受。但「學術溺水」實難透過求助收效，我唯一意識到的是，只有自己能夠真正幫助自己。直言之，自我排遣是研究生生活中的要事。雖然領域是計量經濟，文本中矩陣、算式、表格遠多於情感豐沛的文字，但人文的精神不能偏廢。我很感激，在這段時間裡，董橋小品相伴，陳之藩和周作人的散文也在一旁，高陽小說引人入勝，他們為我注入精神活水，是沛然莫之能禦的。此外，有珍饈美酒左右，也令人飽滿幸福。林語堂喜歡吃香港鏞記燒鵝，甚至為他題寫菜單。胡適熱愛馬丁尼，他有自己的秘方。老民國的金絲眼鏡高高穩穩地架在鼻翼上，一身鐵灰白柳西裝，案前不放筆墨紙硯，而是佳餚一桌瓊漿一壺，處處顯露學者的講究、學者的體面。我也好吃，愛肥前屋、吃麵屋武藏，享用浙菜必點韭黃鱔糊，點心要福州芋泥和布朗尼。偶爾也下廚，烹角煮、燒獅子頭，雖然無關學術，卻同樣在漫長的征途裏平添不少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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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幸運，自己境遇好、運氣好，讀書可以讀的多，朋友交的雅。早歲得公器得頭銜，活到24歲還算不賴。董橋自謙坐穩一個又一個位子，那是僥倖，不是才情。不過董公是真實力，而我的情況大抵如前。最重要還是感謝所有協助我的親族師長、同僚與友朋，我永矢弗諼，只是暫時無以報厚恩，人生旅途再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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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未來的規劃，可能先遷西湖鴨母嶺，安頓一番。承蒙恩師垂愛，我會續任研究助理，繼續完成未竟的研究。沒意外的話年底會先做兵，其他的事可能就走走看看。疫情可怖，卻也留給我時間想想，可能也不全然壞事。早歲許身公共事務，後來才漸漸覺得底子太薄、本領太小，政治工作是需要精密的計算而非算計。大衛伊斯頓對於政治的定義是社會價值的權威分配，如果不先學好計量、學好數學，其實也是忝居所司，令人惴慄。不過，學優才有資格分配，這是橫亙中外之理。薩伊德把知識分子刻畫的很清晰，他不斷強調知識份子的應該具有「良知」，也要和權威對抗，致使知識份子具有邊緣性。這種想法實與傳統相若，政治是推己及人，大概就是「君子不匱，永錫爾類」。無論身在何處，都要精進智識、懷抱溫柔，繼續影響周遭的人，這是我時刻提醒自己的。此一矜持，近來歲月格外受用。我的研究生生涯就要告一段落，黨代表也面臨卸任，由衷希求於此之際，同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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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疫情當前，首要是多保重自己，願神恩能永顧，祈使體膚長健，萬事安康。謹守防疫規定之外，也別忘了幽默感，偶而逾矩的言詞、煽情的畫面也非不可，不要悶壞氣壞才好。話說多了，再講下去，可能要比我論文篇幅還長。總之我們還會再會，願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相遇，成為照耀幽暗的微明，繼續邁步，奮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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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在辛丑孟秋
筆于福州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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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被國安法控告那件事，很多人在外面看，反而忍不住哭。哭泣是健康的生理渲泄，在此事觸發之前，現實和網絡的低氣壓已經持續很久，只等一個金屬疲勞，繼而爆破的點。反送中沒有具體的完結點，大約記憶只知道是後來示威日漸高風險、人人數日少，後來武漢肺炎就侵襲全球。政治運動之後的感傷和壓力，就一直累積，一般人陷入不知道自己是痛苦的痛苦狀態。直至標誌性的 show trial在鏡頭前映出來、香港「法治」如何展現真實一面，這一股持續將近兩年的戰爭情緒才找到一個爆發點。

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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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被國安法控告那件事，很多人在外面看，反而忍不住哭。哭泣是健康的生理渲泄，在此事觸發之前，現實和網絡的低氣壓已經持續很久，只等一個金屬疲勞，繼而爆破的點。反送中沒有具體的完結點，大約記憶只知道是後來示威日漸高風險、人人數日少，後來武漢肺炎就侵襲全球。政治運動之後的感傷和壓力，就一直累積，一般人陷入不知道自己是痛苦的痛苦狀態。直至標誌性的 show trial在鏡頭前映出來、香港「法治」如何展現真實一面，這一股持續將近兩年的戰爭情緒才找到一個爆發點。

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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