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齡球之賭上高中名字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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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台北人都是天龍人,但我至少知道天龍人的那副樣子了。對我認識的那位天龍人朋友來說,過了大漢溪以南的地方就是南部,那裡是一片又一片欣欣向榮的農業生態景觀,鳥語花香村鄰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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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但我家其實在大漢溪的北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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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讓這位沉浸其中的天龍人朋友微微一愣。...
保齡球之賭上高中名字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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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台北人都是天龍人,但我至少知道天龍人的那副樣子了。對我認識的那位天龍人朋友來說,過了大漢溪以南的地方就是南部,那裡是一片又一片欣欣向榮的農業生態景觀,鳥語花香村鄰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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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但我家其實在大漢溪的北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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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讓這位沉浸其中的天龍人朋友微微一愣。問:咦,大漢溪不是桃園的交界處嗎?你怎麼膽敢提高自己的出身?直到我拿出谷歌地圖指了指給他看,看著大漢溪位在大溪,這位朋友只好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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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恭喜你成為北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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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打臉自己,他只好委屈求全的讓我加入他的北部生活圈,參與所謂的正統生活。就我的體感觀察,除了地域觀念的扭曲之外,這位朋友也對於他師大附中的出身很是自豪,說桃園的武陵高中是一所匯聚武林高手的地方,要跟永春高中爭全台武學泰斗的地位,平時附中他們放學都在打球,武陵放學都在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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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那要不要來打羽球,雖然昱翔現在又胖又肥,但把你打到在地上滾應該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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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位朋友還是自顧自的繼續說下去,每次我們見面他都會跟新朋友再說一次他的理念,比任何狂熱的教派信徒還更熱衷的傳教士。尤其說全台灣最好的男女高中合校是武陵時特別不服,說這樣也可以?直到上禮拜我準備了武陵出品的女孩,在他又要傳道時說,你旁邊這位是我學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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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要出口說"垃圾"的嘴型,瞬間扭曲成"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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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是充滿樂觀陽光的好孩子啊,這位朋友突然的讚揚,配上他言不由衷的嘴臉不知道為什麼有種不協調的美感,但總之很美我喜歡。以後出門看樣子都要帶上學妹了,不然一樣的論調聽了幾十遍都一樣,說不定新景色就有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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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終於把保齡球之戰的前言說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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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戰的前一天,我跟朋友才在民宿泳池玩了一整夜,但有鑑於上次一起打羽球的經歷,加上前一晚打德州一直贏的手氣,應該不會太爛吧…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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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還好約的女孩都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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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行三個人邊丟邊研究教學影片不說,各種滑翔亂飛的球體,各種不可言喻。連在後面的服務人員都跑過來跟我們分享丟球技巧,看著地上中間的標記丟,才容易一次全倒;第一丟用重磅的球容易全倒,第二次用輕的球比較好瞄準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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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惡,原來不是所有球都可以靠殺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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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的大拇指指甲有點斷掉,手臂酸痛無力就連擦屁股都沒辦法擦乾淨,只好去吃個壽喜燒安放雙手。最後的照片讓這位附中朋友站C位,是看在現場有兩位武陵朋友,秉持謙讓好客,勉強讓他站了中間。下禮拜還要一起組隊去比賽保齡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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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上言論經過他本人的認證,獲准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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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繼武學歷 在 劉昱佑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先講結論,我正式畢業、正式登出臺大,剛拿到熱騰騰的畢業證書。
行人寥寥,樹影搖曳,再次回首臺大校園,感懷流年似水,六年時光就在聲息中飛速而過了。今天終於拿到畢業證書,心中才較為踏實了。這年來為了學業奔走,日夜孜矻,莫敢自遑。不能說有多少智識上的長進,但收穫頗豐,學術上的產出和軼事趣聞,讓人感到美麗而安穩。是較人虛長幾歲,但也不算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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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幸運,能在二十三歲的尾巴拿到第四個臺大學位、第二個臺大碩士,要談客家精神,大概已經發揮極致,畢竟只繳兩份學費。過程就像買菜送蔥,知識也讓人恬淡、平靜、滿足。除了份內的事,我也和師長同學有些著作,目前期刊一篇、研討會三篇,至於努力中的還有兩三個。回首過往,至少不是混過來的,但求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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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年來也遇到許多困難險阻,但幸有貴人相助,我銘感五內。雖然研究所雙主修制度推出三載,所辦、研教組和圖書館卻沒有預期到有人可以在制度內達標,從學分認定、畢業考試申請,到論文繳交,都是經過密切聯繫,想出解決方案。他們替我排除萬難,我點滴在心。剛從研教組職員手中慎重地接過證書,「你是臺大第一個喔,恭喜。」比起頭銜和證書本身,以經驗譜寫歷史,參與制度臻善,其實更令人滿足自信。希望後繼的學生,走的比我順利、比我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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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臺北六年,誠要感謝爺奶父母及親族照拂,舅舅舅媽安置,讓我毫無後顧。倘若有聲名、有令譽,我要將一切獻于爾等。研究所兩年,我非常感謝恩師宏浩的知遇,他嚴格正直、真誠自然,不吝給予指教,我學到很多,是我大學四年所遠遠不及。此外我在師門也悠遊自在,老師除了指教,也願意給我各種支持和關照,讓我見名於共著期刊,首現SCI是莫大的榮典,我不勝感激,師恩難報。還有朋友、同學及愛人在精神上的扶助,同樣也是莫大的鼓舞,我亦是心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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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修論文煩躁,偶爾看奧運消息,令人振奮,國人無不為之喝采,選手的沈澱與積累,著實不易。但比起能夠分高下、競輸贏的場合,學術生活可能就沒法那麼熱血,甚至還有些枯燥。宏浩師曾經跟我說,學術做得好,你越要忍受孤寂。到頭來能跟你聊上話的,可能真沒幾個。相較萬眾矚目的威武,學術的競逐更像燃燒自己、創造知識,在幽冥中護持青燈,於黑暗裏匍匐前行。這種使命感無法獲得普羅大眾的共鳴,但於自我成就上,同樣具有豐富的建設性,精神已然十分富足。因此,看奧運也成為另一種鏡射,使我鞭策自勵。很高興在東奧結束前,碩士生涯也告一段落,不過研究生涯卻不會因此中輟。很喜歡做實證,不只因為實證可以玩玩資料、代代模型。實證是用積極的方法,做入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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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天津南開大學的一段掌故,校長張伯苓找經濟系主任何廉辯論,他詰問何廉:「為什麼要建立這些商品的價格指數?你可以了解什麼?」何認為,透過價格指數的建構,有助於中國的科學建設。張伯苓卻批評,這樣的做法無疑是「用顯微鏡找大象」。在張的語境下是批評,我卻認為,「用顯微鏡找大象」就是學術的精神、學術的態度。用嚴謹細膩的方法,去探究看似無疑的問題。胡先生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大抵如是。更況民生商品是一個入世問題,要了解中國百業趨勢,價格指數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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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這個故事,其實與我的論文有關,做的是農地價格指數。我與老師協力,利用配對法和Lasso,共同提出一個建構農地價格指數的新方法。農地價格指數在臺灣鮮有所見,我們的研究在方法上也解決了選樣偏差、特徵眾多所造成的多重共線性等等。在農地方面,無疑是大的斬獲、好的貢獻。我國歷來重農桑,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慎重地、小心地回答了。能夠參與如此神聖的事,我戒慎、感激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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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並非所有研究都順遂可期,而學術的過程中本身就充滿痛苦。這幾年來,我很能感同深受。但「學術溺水」實難透過求助收效,我唯一意識到的是,只有自己能夠真正幫助自己。直言之,自我排遣是研究生生活中的要事。雖然領域是計量經濟,文本中矩陣、算式、表格遠多於情感豐沛的文字,但人文的精神不能偏廢。我很感激,在這段時間裡,董橋小品相伴,陳之藩和周作人的散文也在一旁,高陽小說引人入勝,他們為我注入精神活水,是沛然莫之能禦的。此外,有珍饈美酒左右,也令人飽滿幸福。林語堂喜歡吃香港鏞記燒鵝,甚至為他題寫菜單。胡適熱愛馬丁尼,他有自己的秘方。老民國的金絲眼鏡高高穩穩地架在鼻翼上,一身鐵灰白柳西裝,案前不放筆墨紙硯,而是佳餚一桌瓊漿一壺,處處顯露學者的講究、學者的體面。我也好吃,愛肥前屋、吃麵屋武藏,享用浙菜必點韭黃鱔糊,點心要福州芋泥和布朗尼。偶爾也下廚,烹角煮、燒獅子頭,雖然無關學術,卻同樣在漫長的征途裏平添不少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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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幸運,自己境遇好、運氣好,讀書可以讀的多,朋友交的雅。早歲得公器得頭銜,活到24歲還算不賴。董橋自謙坐穩一個又一個位子,那是僥倖,不是才情。不過董公是真實力,而我的情況大抵如前。最重要還是感謝所有協助我的親族師長、同僚與友朋,我永矢弗諼,只是暫時無以報厚恩,人生旅途再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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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未來的規劃,可能先遷西湖鴨母嶺,安頓一番。承蒙恩師垂愛,我會續任研究助理,繼續完成未竟的研究。沒意外的話年底會先做兵,其他的事可能就走走看看。疫情可怖,卻也留給我時間想想,可能也不全然壞事。早歲許身公共事務,後來才漸漸覺得底子太薄、本領太小,政治工作是需要精密的計算而非算計。大衛伊斯頓對於政治的定義是社會價值的權威分配,如果不先學好計量、學好數學,其實也是忝居所司,令人惴慄。不過,學優才有資格分配,這是橫亙中外之理。薩伊德把知識分子刻畫的很清晰,他不斷強調知識份子的應該具有「良知」,也要和權威對抗,致使知識份子具有邊緣性。這種想法實與傳統相若,政治是推己及人,大概就是「君子不匱,永錫爾類」。無論身在何處,都要精進智識、懷抱溫柔,繼續影響周遭的人,這是我時刻提醒自己的。此一矜持,近來歲月格外受用。我的研究生生涯就要告一段落,黨代表也面臨卸任,由衷希求於此之際,同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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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疫情當前,首要是多保重自己,願神恩能永顧,祈使體膚長健,萬事安康。謹守防疫規定之外,也別忘了幽默感,偶而逾矩的言詞、煽情的畫面也非不可,不要悶壞氣壞才好。話說多了,再講下去,可能要比我論文篇幅還長。總之我們還會再會,願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相遇,成為照耀幽暗的微明,繼續邁步,奮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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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在辛丑孟秋
筆于福州山麓
何繼武學歷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非)心靈雞湯——黯然及受身的修行 | 盧斯達 on Patreon】
47人被國安法控告那件事,很多人在外面看,反而忍不住哭。哭泣是健康的生理渲泄,在此事觸發之前,現實和網絡的低氣壓已經持續很久,只等一個金屬疲勞,繼而爆破的點。反送中沒有具體的完結點,大約記憶只知道是後來示威日漸高風險、人人數日少,後來武漢肺炎就侵襲全球。政治運動之後的感傷和壓力,就一直累積,一般人陷入不知道自己是痛苦的痛苦狀態。直至標誌性的 show trial在鏡頭前映出來、香港「法治」如何展現真實一面,這一股持續將近兩年的戰爭情緒才找到一個爆發點。
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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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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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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