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8（二）蘋果日報刊登我第39篇專欄文章「預售屋價格知多少？」（如下連結，由於蘋果目前閲讀全文需註冊登記，為方便大家閲讀，我也將全文轉貼如下，副標為編輯所下）。

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專欄內容提及的論文全文，可參考下列連結：
「預售屋大量估價模型之建立」，江穎慧、朱智揚、張金鶚合撰，住宅學報，第二十八卷第二期，2019年12月
https://pse.is/GF3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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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鶚專欄：預售屋價格知多少？
（張金鶚，政治大學退休教授）

原本實價登錄2.0修法是要求建商應將銷售中的預售屋個案，一但銷售某個戶應即時予以登錄實價，而不是等到個案全部銷售完畢後一個月才予以登錄實價。遺憾目前實價登錄對預售屋仍有許多盲點，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嚴重，一般人對預售屋價格及銷售狀況的掌握還是相當不足。尤其預售屋具期貨特性，加上個案銷售的廣告宣傳效果，通常形成中古成屋房價的領先指標。因此，如何能多方了解並掌握預售屋價格便成重要議題。

目前台灣實價登錄資料多為成屋價格，若能透過成屋價格了解其與預售屋價格的關係，將有助於我們掌握預售屋價格。倒底預售屋價格比成屋價格高還是低？若這兩種房屋在相同區位、產品、時機下，彼此差距有何關係？最後，預售屋價格能否類似成屋方式利用大量估價建立模型，提供各界自動估算預售屋價格？

雖然預售屋相較於成屋無法實際看到摸到，而且屆時完工房屋能否如期如質和預售合約相同，仍存在風險；但是預售屋能夠有產品的優先選擇權（Option ）、避免未來房價波動風險以及自備款分期付款等優點。如果將預售屋比喻為「期貨」（Futures，更精確的説法應是「遠期交易」，Forwards），成屋比喻為「現貨」（Spots），根據期貨相關理論，預售屋價格將領先並高於成屋價格。

預售案看房市景氣

然而這兩種相同期間、區位與品質的預售屋與成屋的價差高低，將會受到持有成本、產品風險、建商品牌、預期房市景氣變動等影響（相關研究可參考白金安1996年博士論文），兩種產品價格並非是固定的比例價差。

江穎慧、朱智揚和我最近將在《住宅學報》（TSSCI）發表《預售屋大量估價模型》。我們透過實價登錄資料以及國泰房價指數資料（多為預售個案）兩個資料庫座標、屋齡和樓層相互比對，實證研究台北市2012年第3季～2015年第4季共159個預售個案，3256筆成交價格資料，特別納入鄰近500公尺成屋平均單價（分析成屋與預售屋價差，簡稱「基差」）及個案建商特徵，利用特徵價格法，建立預售屋大量估價模型。

實證預售屋大量估價的結果，都達到一般國內外要求的高標準，平均誤差10.89%，正負20%命中率達87.68%，應具相當參考價值。實證結果顯示，預售屋平均單價與附近成屋的基差，在這段景氣高峰（模型期間2012～14）高達35.5%，而在2014年第三季預售屋價格也看到顯著反轉向下；另外，上市櫃較非上市櫃建商，其預售屋價差有5.7%。面對當前房市景氣明顯不如2014年高峰情況下，預售屋與成屋的基差也將明顯縮小，兩者差距越來越有限。因此，我們看到目前預售個案的減少，先建後售成屋銷售個案的增加。換言之，我們也可以從預售個案比例的增減判斷當前房市景氣好壞狀況。

應建自動估價模型

上述學術實證研究成果，突破過去預售屋價格無法大量估價達到估計個戶模型的精準度水準，可提供消費者及業者對預售屋價格的了解參考。當然在不同都市及景氣時機還都需要進一步檢測模型並進行實證研究，尤其未來若能要求預售屋也必須全面立即實價登錄（所謂2.0版），如此將取得更多的大數據資料，將更能達到全面實務應用的目的。

面對當前預售屋個戶（非個案平均）價格的不透明，此預售屋自動估價模型的建立，亦能提供政府未來稽核預售屋價格申報不實的依據，以降低政府稽查成本。顯見未來對房市各種價格的掌握，不論是學術研究、實務應用乃至政府政策，利用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模型將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值得各界重視。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91008/38464452

{{ 伍. 談談樂手教練實務經驗 }}_05

當你非常自覺地、『自律』地要求自己琢磨好一切的基礎本質學能，並且也涵養了自己的音樂美學，而『機會』適時地來敲了門、你也見到了這位綽號『難得』的朋友，但我估計你有很高的機率，會突然發現你去表現的種種音樂內容、執行事務的方式、過程、與合作對象溝通的品質，都大大地超過了你預期的範圍 --- 而且大多是往不理想的面向發展的，然後你應該會陷入一定程度的自我懷疑，不知道什麼地方出了錯，而整件事最終不如你想像的那麼美好，也許幾次下來，你甚至會對於『音樂產業』產生信心危機，覺得這果然是一個不值得參與攪和的惡劣環境。

至少我在三十歲之前、幾次在相關的工作過程結束後，我是這麼想的。

然後再過了二十年，當我回想起年輕的種種工作歷程，我才理解了一些事情，而對於那個時間的我，我知道了『我其實還沒真的準備好』！

如果『音樂是人的表現』，那麼，音樂產業牽涉的種種面向，會是什麼的『總合』表現呢？

[一. 漫談樂手教練的心裡話]_05 『準備』的度量衡_03

C. 第三階段 --- 人與人的關係：

能夠讓『機會』產生作用的，其實無非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但做為一位自律的音樂家，我們往往比較關注『自己能控制』些什麼，而很少真正練習與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所可能產生的『化學』關係 --- 也許說到底，以『學業成績』做為唯一檢測尺度的學生受教階段，教育系統並不注重這種人文環節，一定程度地影響了後來進入社會的我們，在工作呈現上所必須連帶存在的人際關係，會處理得非常生澀，進而影響了工作的整體品質，與對於工作產生的回饋，一直都無法令自己滿意與快樂。

然而，『人際關係』是一種專門的學問，在這個以『漫談音樂』為主體的專頁上大發謬論，完全是對於這個人文課題不尊重的表現；因此，我想著眼分享的想法，不是真的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任何建議 --- 因為，那太困難了，沒有任何一個個體會是相同的，所以，理論上我們無法歸納出一些簡單的法則，去面對所有不同的個人。不過，我們對於『自己』，倒是有一些自我要求的觀測標準，可以做為我們為『準備進入音樂產業』這個目標，訂定一些客觀的量表：

1. 提高完成度：儘可能地將自己經手的一切『呈現』，提高它的完成度，因為，你不會知道與你合作的對象，到底會用哪種標準來檢視你的表現 --- 那就像在這個系列文字第一篇提到的：『你不會知道台下是誰在觀看』一樣的邏輯。『完成度』可以被解釋的意涵，大概可以像是宇宙一樣的遼闊無邊，從『你處理一個音符乾不乾淨』一直到『你的舉手投足是否合宜』，再到『你對於工作的自我要求程度細不細緻』，甚至『你怎麼預防選錯字』……

這已經不是任何單一工作標準流程 (SOP) 就可以表列的，它其實更趨近於上一週最後提到的『Sense』--- 『你有沒有那個 Sense 去 sense 到自己需要有 Sense』，在這種前提之下，你根本不可能只是依據工作守則就能完成這個量表。而當我與年輕音樂工作者討論到這個題目時，我有一個很老派的句子：『君子慎獨』；如果要一個比較時下的說法，很簡單的行動建議就是：『想像你的頭上隨時隨地都有一臺攝影機對著你在進行直播』。其實就是這樣！你所執行的每一件事，如果都會有一個想像出來的角色是『你要對他負責』，我覺得，應該能非常有效地提高你在任何事務的完成度。

而我們所受的教育，其實也不過就是將那個『他』，轉換成為『自己』而已。

只是……請記得要打開攝影機的開關啊！

2. 換位思考：這個好像是企管面向的用詞，我覺得是讓自己在表現工作時非常有效的工具！我們先看看別人怎麼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david-%E9%BE%94/%E4%BB%80%E9%BA%BC%E6%98%AF%E6%8F%9B%E4%BD%8D%E6%80%9D%E8%80%83/1727269587523880/

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6337

https://www.darencademy.com/article/view/id/16496

毫無疑問的，如果我們都能有『換位思考』、『同理心』等等這些修養，在工作場域中比較能夠營造和平、良善的氣氛；但我其實更想導入的是『換位思考』的進階 --- 『越位思考』：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0907/c49150-18944645.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omisengineer/posts/1277433725616162

即便在音樂這樣的藝術領域，當你在『執行工作』時，往往都還是存在著『工作位階』的層級，『越位思考』的主旨，是讓你用你的『上層位階』來思考你正在進行的工作。舉例來說，當我還在錄音室磨鍊處理吉他錄音的年歲，我在彈奏吉他的過程，不單只想著我做為一位吉他手的音階、和絃、音色、音樂畫面等等技術問題，我還會試著從製作人的角色來思考與判斷音樂性、市場性，甚至時代性的問題；當然，我所『越位』想的事情，一開始往往不甚精確，但我的安全網是：現場 (或最後) 會有一位製作人真的必須負起決策的責任，而我可以因此從中校正、學習思慮未盡周全之處，而同時，我可以真的像我『頭上的那台攝影機』，看到很多『我坐在的位置』所不太直覺會去看的事物，我真的覺得那對於『如何整體性地去呈現音樂』，是有著實質的幫助。

3. 人事時地物、往前想三步：如果要簡化任何工作場域所牽涉的複雜層面，我覺得一定脫離不了這五個基礎面向，而這五種基本元素在事件運作、發展的過程中，彼此交互作用，看似難以預料；但總的來說，所有的變化，大致都來自『人性』的反應，我們如果能先不受自身情緒的影響，要去設想 (換位思考) 其中『人』的變因，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 通常只是你喜不喜歡而已 ---，而『事』、『時』、『地』、『物』這些相對可具體觀測的因素，如果你是一個能夠『提高完成度』的人，你一定會預想可以有的準備，以及意外發生時的備案。把每一件事情的組成，都分項地 (如同下棋一般地) 做『往前想三步』的慣性思考與準備，說真的，如果最後的成效不彰，我覺得那就是『時代』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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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了三篇文字，用來解釋一位正準備進入音樂產業的音樂工作者可以用來自我評量『自己是否已經準備好』的課題；而不論是從自我本質學能的具體基本要求，到建立自己音樂美學的抽象感受，乃至於到將自己投身於工作場域的人格、人際認知，我覺得：『自我要求』會是一以貫之的中心綱領。而如果你真的已經做好了這些準備，歡迎你進入到音樂產業來展現你的才華！其他的，就只是時間軸上自己作品的累積，以及最後我們不一定達得到的一個標的：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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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1. 撰寫這些看似與音樂沒有直接關聯的文字，其實是來自過去將近三十年的工作、學習歷程中一切經驗的總合：我看過、聽過基礎訓練還不精實的音樂愛好者對於自身『創 (習)作』未受青睞的不平之怨，也見過音樂天份、實力極高但恃才傲物的音樂家不見容於同一個世代而悒鬱寡歡的遭遇；音樂產業從來就不是一個健全的系統 --- 但其實在臺灣，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是『健全的系統』！而～還是想寫，是因為：『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點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我實在太喜歡這句話了！所以就明目張膽地偷用了～)

後記2. 所以這次圖文不符的照片是取自2011年陳志遠老師紀念音樂會『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樹在』(https://www.facebook.com/%E5%A6%82%E6%9E%9C%E6%9C%89%E4%B8%80%E5%A4%A9%E6%88%91%E4%B8%8D%E5%9C%A8%E6%A8%B9%E5%9C%A8%E9%9F%B3%E6%A8%82%E4%BA%BA%E9%99%B3%E5%BF%97%E9%81%A0%E7%B4%80%E5%BF%B5%E6%BC%94%E5%94%B1%E6%9C%83-144243359001737/ ) 的排練一景。我想～你可以瞭解我的隱意了。

後記3. 關於鼓手甄選活動的最新資訊：我們已議定將在2018年5月21日(週一)下午一點起，在強力錄音室羽房執行。由於報名者眾，我會於下週開始以私訊聯繫所有來函報名者，議定各人的甄選場次，希望不會耽誤到每一位參與者的時間；相關的行政程序與細節，我們會儘快完成內部作業，希望在下週以『專頁活動』的形式，開始對外公佈與紀錄。

這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這是種下的一棵樹。

余若薇談起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一肚苦水。她說，外界指「公民黨打官司令大橋工程延誤」，並非事實，她說，政府文件早已披露工程本身已延誤了一年，和官司無關，但坊間卻對「公民黨打官司令政府損失八十八億」的說法十分受落，令她百詞莫辯： 「無論我們怎樣解釋，那八十八億就是算在你頭上，水洗都唔清。」後來的五區公投，公民黨亦被批評浪費過億公帑。在余若薇的角度，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選舉，把公投說成虛耗資源並不公允。

堵路不言勇 難在爭民心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爭普選方案，引起坊間激烈討論。每一個香港人，都不能迴避這問題： 「究竟我們想不想香港有真普選」。堵路不只是身體力行，戴耀廷更希望的，是重整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刺激大家思考，究竟我們對爭取普選有多大決心，究竟我們甘心為普選付出多少，究竟香港人要不要一個公義制度，究竟我們是否願意打破愈來愈鬱悶的政治氣候。

戴耀廷下的戰書，不是給北京，不是給特區政府，不是給香港警察。他希望挑戰每一個熱愛民主，對這片土地仍有感情的港人，今天開始思考，香港應否有一個民主未來。「星期日生活」將會一連幾個周日，邀請香港社會不同界別、不分左中右、建制內外的重點人物，劉慧卿黃毓民陳日君，甚至已加入政府主理政制事務的副局長劉江華等，與戴耀廷一起思辯「佔領中環」的可能，打頭陣有公民黨主席余若薇。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和黨友，近年經歷了幾場「硬仗」，二○一○年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被輿論狠批延誤工程上馬，同期的五區公投又未能與泛民其他黨派整合。余若薇說，這些經歷令她汲取了教訓：要跟香港人談核心價值或普選理想，會被批評浪費公帑，阻住地球轉。對談一開始，她就反問戴耀廷，指他的「佔領中環」方案最大難度，並非在儲夠一萬個人頭，而在於如何爭取主流民意支持。

她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質疑，堵路最大難題，須面對類似「拖垮經濟累香港無咗幾十億」的論調。「問題不在一萬人，在於成個社會點睇，唔係我夠勇定我縮，而係政府的宣傳機器好勁……如果一個的士司機問你：戴教授，你佔領搞到我無法養妻活兒，你點同佢交代？」平日斯文大方的余大狀，模仿司機大佬連珠炮發，形神俱備，不難想像，她近年應該受過不少類似批評。

戴耀廷一貫溫文爾雅，以柔制剛地解釋，佔領計劃野心之大理想之高，在於希望移風易俗，讓平日掛住搵食的司機大佬，都會停一停諗一諗， 「或者普選真的比經濟緊要」。所以，堵路之前必須要有足夠社會討論，醞釀民間支持，當大部分平日冷漠的香港人的心也軟化下來，才是佔領的時機。

余若薇談起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一肚苦水。她說，外界指「公民黨打官司令大橋工程延誤」，並非事實，她說，政府文件早已披露工程本身已延誤了一年，和官司無關，但坊間卻對「公民黨打官司令政府損失八十八億」的說法十分受落，令她百詞莫辯： 「無論我們怎樣解釋，那八十八億就是算在你頭上，水洗都唔清。」後來的五區公投，公民黨亦被批評浪費過億公帑。在余若薇的角度，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選舉，把公投說成虛耗資源並不公允。

這些經驗，教她對香港人的「本性」有深刻認知。她反問， 「佔領中環即使有一萬人支持，卻有十萬人出話你令到佢無工開，咁點先？」余說時頗激動，更引述浸大民調數字，指只有13%港人支持以激烈手法抗爭，認為堵路方案難獲主流民意支持，更和戴耀廷展開熱烈討論。

余：你諗番以前港珠澳大橋、五區公投，問題唔係我個人立場係點，我夠唔夠勇，（退）縮唔（退）縮問題……而係政府宣傳機器好勁。香港係一個好實際地方，市民要生活要返工，你佔領咗中環，係香港經濟命脈，佢返唔到工，係咪你養佢先？政府一定用呢樣嘢同你拗。

戴：香港社會一直有兩種路線，一種是經濟效益，另一種是講長遠核心價值，我會問，普選緊要定經濟緊要，大家要選擇。還有我會問，個責任在誰身上？責任在堵路一萬人身上，還是遲遲不肯落實真普選的政府身上？

余：港珠澳大橋我們一樣可以說，責任是在政府環評做得不夠好（但問題是市民卻不這樣想）？

戴：所以不能任何題目都用（堵路）這模式抗爭，唯有落實真普選，香港人等咗咁多年，這刻是否覺得好重要？若有人願意付出（堵路）代價，其他人看到他們這樣付出，能否反思？透過公民抗命的形式，我希望做成一種政治文化的重塑。行動不止爭取真普選，如果香港人沒有具備一種民主文化素養，你爭取了普選制度又如何？你可以話我野心好大。

余：（笑）或者說，（你的）理想好高！戴：所以，真正要做的工夫，不是在佔領的一刻，在這段漫長的醞釀期，大家討論，可以讓整個社會思考。

話題一轉，我們談到兩年前的五區公投。余若薇說，按原訂計劃，五區公投無效後，本應還有一張王牌未出——全體泛民廿三名議員總辭。可是，後來全香港都知道，民主黨不但沒有參加五區公投，還走入中聯辦談判，接受妥協方案。此後，泛民分裂，齟齬至今。余若薇經歷了這一役，提出若泛民裏的「不同意見」在佔領中環上也可能無法同氣連枝： 「若政府拿出方案，民主派裏若有人接受，覺得『這個最好，好過你坐在中環不知坐到什麼時候』，你卻不認為那是真普選，怎辦？」余反問。

戴耀廷同意， 以現時泛民的「山頭主義」、「勢成水火」的局面，必須小心處理談判過程，才不至重蹈五區公投後發生外界指控領袖參與「密室政治」的覆轍。他近日思考後，構想了一個計劃，把談判權從「政黨」下放到每一個參與者身上，希望促成泛民團結。

他要求該一萬名簽誓言書的堵路者，必須事先出席一個討論大會。戴解釋，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 和James Fishin 的著作Deliberation Day（商討日）裏，介紹了這種整合民意的過程。戴說，商討日的日程，由視像廣播開始，一萬人可在不同地點，收看多名專家介紹的不同普選方案，並進行答問。下半部分，則把一萬人再分成十人一組，由受過培訓的談判員帶領，就不同方案深入討論，最後萬人來一次最終投票，獲最多票數的方案，就是拿到談判桌的方案。戴補充，這種「先商討，後決議」的方法，修補了單以投票機制作為收集民意的缺陷，已有美國小鎮就社區發展試行，在香港，鍾庭耀的港大民研亦有試行以這種方式收集民意。

余若薇聽到戴的最新方案，得悉堵路前，還要求品性「實際即食」的香港人抽出一天開會，感到難以置信。但戴解釋，這個過程，目的是希望打破由政黨代表參加談判，可能引起的認受性問題： 「這樣，不再有一個領袖可以主導跟從者，不再由個別政黨談判。整個運動是一個沒有英雄的運動，而是從下而上，為每一個人賦權（empowerment）。」

戴說， 近年接觸到不少人， 對政黨有question mark（疑慮）。他說，認識不少二三十歲的知識分子，熱愛香港，卻覺得自己在爭普選中好像失去角色，於是不願意由政黨代表他， 又擔心意願被「騎劫」： 「相反，在這個萬人行動，應該是再無大佬，再無教主，這運動係每一個熱愛民主的人，每一個人都count as one（算數），才是達至真正民主的模式。」

對於民主黨兩年前接受政改方案，被狠批「出賣港人」，戴耀廷認為彼一時此一時，不可同日而語。他指二○一○年和現在有關鍵不同，當年是「邁向普選」的中途站，今日卻是爭取「終極方案」的最後一擊： 「根據基本法，今次爭取到的是終極方案，我們再沒機制要求再向前，今次爭取到什麼，會跟香港直入至二○四七年，我們再沒有像二○一○年的妥協空間。」

余若薇聽罷戴的全民「商討日」，還有泛民大和解方案，不禁覺得「理想化」：「講係好容易，到付諸實行，就有好多人有自己的解說」。余舉例，有人可能會把爛方案硬說成是符合普選標準，亦有市民可能認同爭取普選原則，卻不認同堵路手段。她想起五區公投一役上，有市民雖然認同取消功能組別的訴求，卻不贊成以公投作為手段，余不無委屈說： 「他們怪責我們『焗』佢哋去投票。」

戴聽罷頓了半晌，嘗試思索堵路之外還有什麼板斧，最終輕嘆一聲反問：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眾人苦笑。戴苦口婆心說，若連堵路都不做，只能靠泛民在議會否決爛方案，屆時香港人只能繼續沿用舊有選舉方法： 「到時仲衰，梁振英繼續做，變咗局面只有更差，如果我們沒有足夠力度……」余若薇接下去： 「去破釜沉舟。」戴喜見余若薇的共鳴，精神一振：「我們現在就是破釜沉舟，你博，博輸咗就一世無普選，博贏咗，我哋就突破到一點，我想當中的政治判斷是，香港人是否去到這個點？」

如何能找到這個引爆民情的「觸發點」？戴分析，從香港過去投票數字可知，活躍政治表態的人，只佔人口三成，關鍵在餘下游離的七成人。戴是這樣推算的：七百萬人中有六百萬人有資格登記做選民，當中確實登記只有三百多萬，坐言起行投票者只有近二百萬。戴估計，會狠下心罵堵路者阻礙經濟發展的，只會是習慣高調表態的三成人裏，其中的保守派人士： 「關鍵是，我們要爭取中間游離那七成人的心。」

余若薇覺得，經歷過五區公投，走過港珠澳大橋，那七成人的心，飄忽難測。她努力回憶，在政治生涯中，最接近這種「全民民意大逆轉」的神奇時刻，要數近十年前的二○○三年初夏。她憶述，當時為反廿三條在立法會搏鬥，卻感到孤立無援，不但市民不太關注，政府亦鐵石心腸，直至六月，民意突然逆轉，七月一日當天，五十萬人冒酷熱迫爆維園，回想當日至今仍深受觸動，語帶哽咽： 「好多事，發生之前是估不到的」。如何能知道，沉默的大多數什麼時候會被觸動？

戴耀廷估計，到真正要佔領之時，會有一些預兆：例如大批本身不參與堵路的市民，也前來支援（像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反國教的政總公民廣場）。另外，要得民心，必須贏取政府內人士包括公務員同情。假若有政府主要官員其間為爭取真普選而辭職，對民意轉向更有利。戴形容： 「成個過程我們要將所有人迫到去一個位置，要你作出一個艱難的抉擇。」戴指若運動得不到主流支持，必然失敗。「成功不是一萬人的問題，而是一萬人的行動能否引發整個社會去反思。」

戴續說， 「時間」是戰略重要一環，卻不是急於上街堵路，而是必須立即開展討論。他說，自從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表示不會就普選諮詢，民間恍如「被牽鼻子走」。戴擔心，現在不開始討論，到政府拋出爛方案，觀乎現在泛民的「恩恩怨怨」，到時心結更難解： 「堵路方案提供了一個焦點，讓民間重新掌握時間的主導權。我們現在要給他（政府）壓力，讓他們跟我們的步伐走，而不是我們要跟他的步伐走。」

余和戴一致同意，能否激化到全民終極一博，還要看政府拋出的方案是否「衰到貼地」。筆者想起反國教的「國情手冊」，對手夠拙劣，抗爭才容易升級。筆者反問，我們高談闊論堵路計劃，會否讓對方洞悉先機，若政府懂得拋出一個「中間方案」，泛民又會被分化，堵路就無法成事。戴和余罕有地看到「水杯半滿」的積極意義，同聲同氣： 「若政府那麼聰明，推出一個不太爛的方案，民間也算是『有賺』。」

戴耀廷常把「佔領心中的中環」掛在嘴邊，意思是，堵路前，社會人士必須做心理準備，釐清大家期望達到的普選目標，認清大家對爭取普選願意付出的代價。跟戴耀廷談了個多小時的余若薇，她心中的中環有沒有被佔領呢？

余若薇略有所思地說，她原來擔心的，即香港市民重視「返工搵食」，未必同情堵路，這疑慮仍未能完全釋除，卻認為對話有意義： 「雖然討論不一定成功，但不討論就肯定不成功。」戴耀廷則在對談後有另一領悟： 「泛民的分歧程度，我發現似乎頗大，大家能否談得攏，未來必須處理，卻非常艱難。」但戴笑說，憑他一貫的天真，會以「傳道」精神，繼續與泛民內外中人保持對話。

訪問結束前，余若薇送上她為戴耀廷揮毫的「佔領中環」墨寶。戴耀廷笑說： 「如果（堵路）成功，十年後五十年後，這張揮春就是出土文物，十分值錢。」戴還興致勃勃表示，要把揮春送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保管。筆者半開玩笑問，若失敗呢，揮春就無價值？戴仍施展他的正能量： 「失敗咗一樣值錢，因為它記錄咗一場失敗既民主運動， 係歷史重要紀錄！」

《明報》2013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