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巖：區塊鏈是數字科技霸權之外的第三選項

孟巖
2021年1月14日 16:55

把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並非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我並不是一個對時事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但是在這裏從來不談，因爲我相信專業主義。走出校門二十年以來，我幹過好幾個行業，談不上有什麼成績，但深知一個道理，任何一個實踐性（而不是純學術的）領域，八成以上的「真知」從不見於文字，只能出自實踐。所以，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搞明白一點事情，說清楚一些話，就已經很不容易。對於那些你可能很感興趣，而且也花了很多時間看媒體、讀文獻，但並沒有長時間專業從事過的事情，往往連基本的信息都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錯誤的，遑論能有什麼靠譜的見解，所以應該保持謙遜，保持距離。

除非跟你的專業領域發生交集。

幻覺的幻滅

這次美國大選的亂局，國內外懂的不懂的不懂裝懂的已經很多，本來我就不懂，輪不到我們這些每天埋頭做事的人插嘴，但這幾天路轉峯會，因爲美國的互聯網科技巨頭統一行動，不但對特朗普家族統一封號，而且對於其黨羽「趕緊殺絕」，以至於過去幾年被特朗普搞得焦頭爛額的歐盟諸國也友邦驚詫了。而最令外界震驚的可能是對 Parler 的絞殺。依我看來，此事的嚴重性，甚至超過對任何個人賬戶的封殺。某些評論已經指出這件事情的諷刺意味：政府受 230 條款制約做不到的事情，在 230 保護之下的互聯網巨頭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其他平臺做到。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雙標還真是耍得漂亮。人們終於問出了早就應該問出的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是誰在統治？這個世界正在走向何方？

當然，這次互聯網科技巨頭的統一行動，背後是有協調的。會有那麼一些「天下太平」主義者跟你說，所謂新霸崛起、權力轉移之說，純屬杞人憂天，發生的這些只是體現了美國深層政府的意志，沒有統一指揮，科技巨頭根本不會如此協調一致。因此一切並沒有脫離政治鬥爭那個軌道，那個自從《竹書記年》裏的堯舜禹時代和古羅馬格拉古兄弟遇害以來就爲我們所熟知的軌道。

但是，大多數明眼人還是看到了不同之處：關鍵不是會不會，而是能不能。這次，國際科技巨頭們已經嚮明明白白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能力：他們平時擺出一副殊死競爭、雞飛狗跳的模樣，好像永遠都尿不到一隻壺裏，讓大家放一萬個心。但關鍵時刻聯起手來，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竟有如此大的力量！更關鍵的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效率問題。過去的人形容政變或革命代價之低，往往用「兵不血刃」來衡量。不殺人、不流血，已經是前人能夠想到的最舒爽的方式了。今天，科技巨頭們可以用手機發出一個指令，幾分鐘之內，幾個工程師在鍵盤上敲下幾個字符，在屏幕上輕點幾下鼠標，貴爲美國總統者，瞬間社死，且殃及池魚，成本幾近於零。革命瞬間成功，同志無須努力。所以啊，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還有人嘲笑「鍵盤俠」，其實這些過時的腦子只是不瞭解鍵盤的威力。這次他們明白了，一隻連接在關鍵節點上的 10 美元的水貨薄膜鍵盤，威力大過萬馬千軍。

對 Parler 的聯合封殺宣告了中心化互聯網之上的自由主義幻覺的破滅。這是一個在內行人看來早就荒誕不經的幻覺，只是平時任你怎麼呼與號，大多數人都只會投以輕蔑的微笑。沒想到啊沒想到，華盛頓沼澤裏的大鱷魚會在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把蓋子揭開，把妖怪放出來。人們不要指望數字時代的爬行動物能夠控制這些妖怪，他們連自己的筆記本都可以弄丟，而且恐怕老得來不及說出第三個願望，又怎麼能理解數字權力的威力？人們也不要指望華爾街能夠控制這些妖怪。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模式走下去，二十年之後，華爾街只是這些科技巨頭雲服務器上的一個 APP。今天華爾街上的幾十萬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幸運地與科技巨頭聯姻結盟而雞犬升天，多數人的命運，你看今天的 Parler 就知道。

而在全球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們聽到的多是幸災樂禍的喝彩，彷彿此事與己無關。這實在圖樣圖森破了。數字科技是一種新的世界性力量，它崛起的如此之快，而且還在不斷加速。多數人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即使有，應對的手段也往往是過時的，效果也只能是局部的。我們對此並不陌生，當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將工商業文明託舉成一種新的世界力量的時候，東亞各國普遍採用閉關鎖國、重本抑末的對策，對內的確抑制了工商豪強集團的崛起，但卻在幾百年之後整體傾覆。

硅基文明大趨勢不可阻擋

就數字科技本身而言，現在還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大約相當於發現新大陸之後兩百年、也就是 1700 年左右的時期：財富已經奔湧，但國王還是國王。歷史的來看，今天這個時代的算力密度還太低，能量供給還太少，連接速度還太慢，算法還太弱，碳基靈長類動物的低水平干預還太多。不過，感謝摩爾定律，數字科技給社會帶來的衝擊與顛覆，可用不着等上幾百年。在「一百億人口」和「十萬億智能設備」這兩個目標中，後者可能更快實現。假以時日，這個世界上的資源主要由智能機器消耗，生產和消費主要由智能機器完成，戰鬥和執法主要由智能機器執行，並且開始出現爲數上千萬的、能夠進行腦機互聯的、經過基因改造、能健康生活兩百年、被尤瓦爾·赫拉利稱爲「智神（Homo Deus）」的新物種。到那個時候，人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跟智能機器的親疏。這種變革，無論我們多麼保守，都不可能幻想它僅僅只影響經濟，而不會溢出到其他領域，不會重構人與人的關係，不會改造社會的秩序和結構，不會重新定義全球地緣政治。所以，既然五月花號登陸新英格蘭，結果並不只是克隆了一個英格蘭，那麼馬斯克上火星，不管他自己的初衷如何，難道只會是給人類克隆一個新的居住地？我這般年紀的中年人，只要稍微注意保重身體，便很有機會活着見證太陽系新數字羅馬帝國的誕生。三體，可能不是科幻小說，而是稍加隱喻的預言。

我想說的是，不管你怎麼看待我開的這些腦洞，也不論你個人情感上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趨勢，世界走向數字化硅基文明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特朗普集團的互聯網社會性死亡只是這一大趨勢碾壓過後留下的一堆刺眼的路邊枯骨。

數字公權力的寡頭化不是好事

趨勢不可變，但是路徑不止一條。我們要考慮的，只不過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們有沒有更好的路徑選擇。

現在的路徑是什麼？就是少數幾個在市場化競爭當中獲勝的全球數字科技寡頭，在未經授權也不受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掌握龐大的公共權力，並以運營私營企業的方式來運用這種權力。按照現在這條路徑走下去，新的數字科技寡頭要麼通過沖突、要麼通過潛移默化的改變，遲早會成爲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一些國家通過傳統方式，或許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壓抑這種力量的成長，但是這種壓抑不可能長久，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並且日積月累，會因爲抑制了創新力量而導致整體性的落後甚至傾覆。

我們是否應該爲新霸權的崛起而歡呼？既然人類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一個金字塔體系之下，絕大多數人不是在這個霸權之下，便是在那個霸權之下，或許對於塔尖的更換大可採取一種袖手旁觀的態度，甚至應該歡迎和讚美這種改變？或者，嚴肅一點說，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是否是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有三個原因使作爲普通人的我對此表示質疑。

第一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來源不信任。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有一整套觀念和制度體系的，這套體系與市場體系是不同的。雖然也有一些優秀企業家轉型爲優秀政治家的先例，但整體而言，市場競爭並不是選拔優秀公務人員的有效機制，更不是合理的授權機制。換句話說，一個私營科技企業主，因爲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便獲得了巨大的公共事務權力，這個權力的來源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第二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不信任。數字科技寡頭權力的高效率、低成本、強效果，與其決策執行的任意性、不透明性和不受監督結合起來，不單普通人毫無還手之力，就算是傳統秩序中的強者也只能甘拜下風。就像這次封殺特朗普和 Parler 事件所展現出來的，這些寡頭在運用權力的時候，其效率是如此之高，效果是如此之好，遇到的反抗如此之虛弱無力。寡頭們對於其不同行爲和主張之間內在的自相矛盾毫不在意，甚至懶得對外解釋，平時一言九鼎的政治領袖們只能隔着大西洋嘟囔幾句「有問題」，此岸或彼岸的所有機制對它們基本上產生不了任何監督和約束效力。如果你懷疑絕對的權力是否一定產生絕對的腐敗，那麼二十一世紀就給了你一個最新的驗證機會。只不過，試驗失敗的代價將會極其沉重，因爲不久之後，隨着人工智能、新一代無線通訊、物聯網和機器人的水到渠成的發展，科技寡頭消滅對手的能力，可就不止限於互聯網虛擬空間了。那時候，我們中大多數人能夠想到的最佳人生，可能就是暫時坐穩數字奴隸。

第三是是新權力崛起過程中與舊權力的衝突，會不可避免的將大量普通民衆捲入其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這個問題極爲現實，現實到正在好幾個地方以不同方式發生。正因爲如此現實，所以此處略去不表。

請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不歡迎硅基數字文明的崛起。如果一定要在人羣中劃分左中右，我肯定屬於「降臨派」。只不過，正如之前所說，我認爲趨勢不可避免，但路徑還是可以選擇。確實存在另外的道路。這裏指的「另外的道路」，並不是讓某些國人沾沾自喜、自信滿滿的「最近的事件表明全世界只有我們纔能有效應對和切實防範」的道路。坦率的說，我並不欣賞這第二條道路。隨着民主黨上臺，擁立有功的數字科技寡頭們將獲得怎樣的回報和縱容，我們且拭目以待。但一個不祥的預感是，如果他們和我們各自沿着現在這條路子走下去，已經過去的 2018 年可能是中國與全球數字科技頂峯最接近的時點，未來的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

也許還有第三條路線。

區塊鏈：第三選項

這次 Parler 被封之後，一些聽我介紹過區塊鏈與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朋友就給我發了消息，說一下子就明白了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意義。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真的明白。

目前全球的區塊鏈技術社區正在構建一個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技術棧，區塊鏈在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宅在存儲層、計算層、互聯層和應用層都基於區塊鏈的範式、或者乾脆直接用區塊鏈來開發。人們把這種新的互聯網叫做去中心化互聯網，或者開放互聯網，或者 Web 3.0。在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棧還很稚嫩。嫩到什麼程度呢？性能低下，存儲不可靠，價格昂貴，而且使用起來非常麻煩。但它有它的力量。在它上面開發的應用，刪不掉、封不了、藏不住、改不動，只會規規矩矩、不折不扣按照既定方針辦。如果 Parler 基於這種技術構建，那麼就不存在被關電閘、拔網線的風險。

數字資產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就是這種力量的最初展示。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數字資產的規模增長了三倍多，而 DeFi 的規模增長了三十多倍。但是這些應用從某種意義上加深了人們對區塊鏈的誤解，比如把區塊鏈視爲爲一個絕對自由主義的、對抗一切監管的異類。

但其實，區塊鏈真正的本質只有一點，就是「照章辦事」。

2016 年，IBM 觀察到一個名叫「以太坊」的新的區塊鏈項目的崛起，於是派了一個叫 Henning Diedrich 的聯絡員與以太坊核心團隊接觸，負責瞭解以太坊的特點。當時 IBM 內部對於區塊鏈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在機構間共享數據和流程、創造信任以降低交易摩擦，二是設備民主。這些看法不可謂不深刻，但是這位聯絡員去研究了以太坊之後，帶回來一個不同的結論，他把以太坊描述爲「一旦部署了程序，就確保準確執行」的公共計算機，「確定性」是以太坊最大的特點。後來他的報告略加潤色之後公開出版，恰好在我離開 IBM 之前讀到，是早期對我認識區塊鏈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兩三本書之一。

我想換一個方式表述 Henning Diedrich 的結論：區塊鏈是目前唯一能夠確保規則得到剛性執行的計算網絡。理解了這一點，我所說的「第三條路線」也就清楚了。

確實有可能基於區塊鏈的思想和技術構造新的互聯網，它安全、強壯、可靠，最重要的是具有規則剛性。區塊鏈可以在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同時，有效地限制數字科技寡頭公器私用和暗箱操作。作爲唯一擁有立法權的人類組織，政府可以通過區塊鏈實施更加高效的社會治理，對於這樣的基礎設施應該是歡迎和積極推動，而不是視如畏途。民衆則能夠得到規則的保護，享有免於被徇私打擊的恐懼。至於真正的企業家和創新者，他們失去的只是攫取和濫用權力的惡毒誘惑，得到的卻是一個輕輕朗朗的市場和無需破壞規則自相殘殺的健康的競爭環境。也許更重要的是，區塊鏈的規則剛性會迫使政府、公衆和企業坐在一起，認真的討論人類要給必將到來的硅基時代建立什麼樣的元規則，從而促進新的治理機制的產生和成熟。也許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人類才能作爲一個整體避免《黑客帝國》和《終結者》所預告的命運。

當下而言，我絲毫看不出世界可能轉向第三路線的可能性。總體上，人類還是點頭哈腰地沿着第一路線狂奔而去，只有我們這些少數的異類，在區塊鏈和 DeFi 的道路上不知道搞什麼東西，不被人理解。但我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夠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注意到這第三條道路的存在。特別是那些有影響力和決策資源的人，你們在天基物聯網、全自動武器和武裝機器人到來之前，還有幾年時間思考和做出不同的選擇。之後，可能也只能向普通人一樣，考慮何時、以何種方式向科技霸權屈膝投降。瞭解一下區塊鏈吧，不要被「去中心化」的文字遊戲嚇得踟躕不前，畢竟，對中心威脅最大的，不是去中心，而是下一個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1248563360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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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為啥錯失工業化機遇？】

印度，這個有著4500年文明史，大英帝國南亞繼承人的國家。

在二戰後，有著第三世界最發達的工業體系：鐵路里程、鋼鐵產量、發電量、產業工人遠超中國，冠絕亞非拉。

1949年，印度鋼鐵產量是中國的近10倍。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尼赫魯左手拉著中國，右邊跟著馬來西亞，顧盼生輝，儼然第三世界領袖，亞洲追求工業化國家的領導者。

1950年代末期，印度工業化初見成效，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比萊鋼鐵廠先後建成，自主制造汽車下線，進入全球十大工業國行列。

印度人堅信：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走上亞洲之巔，與美蘇三國鼎力，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印度先是在1962年邊境戰爭中，被解放軍的炮火摧毀了全球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也被日本、韓國甚至中國臺灣超越，更被完成工業化的中國甩出雲霄。

那麽，占據先發優勢的印度為何錯失了工業化？在中美歐日即將開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候，印度還在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而苦苦追尋，是什麽導致了印度20世紀印度工業化的功敗垂成，印度山川稟賦和工業化歷史細節，為諸君解惑。

【先天不足的山川稟賦】

先天條件決定人成功的一半，國家也是如此。

我們印象中的印度，和中國一樣：物產豐富、礦藏繁多；但事實上，印度的農業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而印度的礦藏資源相比同體量國家，可說是貧乏。

由於印度大陸屬於熱帶季風性氣候，降雨極端的不均衡，在7-9月，幾乎集中了全年降雨量的90%，且水量極大，超過農作物的正常需求；其他時間則滴雨難求。

這導致印度主要產糧區-恒河大平原雨季時澇死，非雨季時旱死；更可怕的是，恒河大平原地處高溫熱帶，土壤有機物分解極快（需要更多肥料施加）。

相對於中國降雨均衡、氣溫合適的華北、長江中下遊平原；印度平原先天不足，一年只能一熟，畝單產糧只有中國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所以盡管印度平原總面積比中國多，但糧食總產量卻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

印度農業的先天不足，也是導致古代印度：分裂時間大於統一時間的最重要因素，占據平原的印度主體王朝，農耕能力低下（相比中國），實力不足以抵達印度南部，即使抵達了，統治不能穩定，亦不能持久。

所以南亞歷史上的統一大王朝：孔雀、貴霜、笈多、莫臥兒等，基本都曇花一現，而所謂的統一，其外圍領土大多是類似附屬國的土邦，

中央集權統治從未貫徹過。這導致印度邦國林立，小文化圈、小民族圈橫行，小圈的爭鬥，給印度獨立後的工業化目標，帶來了無盡傷痕（本文最後會詳述）。

印度的礦藏呢，不能說少，但作為一個10億人口，就顯得貧乏了。

印度石油儲量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煤炭儲量是中國的二分之一，鐵礦是中國的60%，銅礦是中國的七分之一，印度幾乎沒有鉀鹽（制造鉀肥的重要原料），中國是3.6億噸。

礦藏的貧乏，對印度工業化無疑是重大打擊，當中國1990年之前，還可以出口石油、煤炭、鐵礦等能源礦藏，換取工業化資金和先進設備時，印度從一開始，還要進口石油和煤炭，一進一出之間，加重了印度工業化的負擔，特別是重化工業。

美國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曾有一句名言：

“每逢妳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妳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妳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當我們面對印度糧食產量低，工業化速度慢時，總是歸結為人種懶、文化頹廢，但是否考慮過印度先天條件不足造成的巨大不利條件呢？

當然，有人會說，日本、韓國先天條件也不足，他們後天努力了，所以工業化成功了。

下邊我們就看一看印度工業化的後天努力。

【印度國民黨的‘紳士’革命】

欲實現工業化，首先要實現民族、國家獨立。

20世紀上半夜，反殖民、反帝國的革命洪流席卷全球，蘇聯、中國都通過暴力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印度另辟蹊徑，走的是‘非暴力、小清新、不流血’革命。

領導印度獨立的國大黨，類似四一二前的中國國民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所謂開明地主的利益，但團結了印度共產黨、農工等左翼力量，政策中亦有社會主義的因子。

憲法規定：印度是一個主權的、世俗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共和國。

由於二戰德意誌打殘了英國，日不落帝國全球統治力下降，印度得以不經過暴力革命，就獲得了獨立，並繼承了大英帝國在南亞的政治遺產和工業建設。

這種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的革命，被世人稱為‘紳士’革命，亦可以稱為‘小清新’革命。優點是避免了流血，國家政權平穩過渡；缺點是沒有滌除印度社會中的封建生產關系和落後階層，反而讓他們大量進入執政階級，成為此後印度社會改革和工業化的最大阻力和隱患。

【蝸牛工業化】

印度獨立後，在尼赫魯的領導下，也效法蘇聯，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了第一、二、三....個五年計劃。

1956年印度工業政策決議：基礎工業、戰略性工業、公益工業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企業在國家指導下發展。這和中國、日本、蘇聯的國家（計劃）資本主義如出一轍。

於是，印度政府開支了龐大資金發展工業，由於優秀的國際環境，外國援建也絡繹不絕，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來幫忙。

亞洲一流，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鋼廠，由德國克虜伯財團援建，杜加普爾鋼鐵廠，是英國鋼鐵制造財團貸款，比萊鋼鐵廠，是蘇聯援建。

印度摩拳擦掌，一頓操作猛如虎，但當人們看到結果時，大吃一驚。

直到1984-1985年，印度國有企業產值占GDP 比例才24.5%，尼赫魯時期，這個數值不超過15%。

印度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1980年之前，長期維持在25%以下，而中國1980年工業產值占GDP比例已經高達48%。而直到2018年，印度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依然不超過30%。

一個農業國的經濟發展里程：必然是工業產值大幅度提升，占據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實現工業化，然後再商業化，出現繁榮的第三產業，工業產值比例出現下降。

從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來看，在尼赫魯以及女兒英.甘地執政（19470-1984），實施國家（計劃）資本主義時期，印度的工業化成就相當潦倒。

更騷的是：1969之前，印度還未施行大銀行國有化，14家最大的私有銀行，占據了全國存款的85%，貸款的84%。

也就是說，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制定了工業化的宏偉藍圖，結果手中的執行工具--國有企業，不在國民中占據主導地位；私有銀行的存在，讓印度政府也無法靠控制資金流向自己計劃的產業。

那麽為什麽印度的工業化，速度是如此的蝸牛呢？主要有兩大原因導致：

1. 印度在尼赫魯和英.甘地時期，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但由於市場經濟過於強大（特別是塔塔集團這樣的財閥存在），大量私人資本、民營企業並不願意投資重化工業，而更喜歡回報快的消費工業（微輕工業），這導致稀缺的資本不能有效的投入重化工業；而對糧、糖、棉、布等消費品價格的不予管制，放任自由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了商人和上層精英的腰包，這些階層為了享樂，大量進口高檔品，不僅浪費了大量外匯，也浪費了寶貴的再投入資本。

2. 印度農地改革（土地革命）的半途而廢，功敗垂成。

【半吊子的土地革命】

我們應該知道，一個大國想要實現全面工業化，必然先實現農地改革（土地革命）。

大規模投資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需要巨額資本、脫產的產業工人以及海量的糧食、原料，這些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都需要建立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上：用更少的人，更短的時間，生產更多的糧食。

而在重化工業反哺農業，提供廉價的機械、化肥、先進種子之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更多的依靠以下策略實現：

A、均分土地，讓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讓土地和勞力得到更合理的資源配置。

B、集約化生產：利用合作社的方式，動員集體力量，建設水庫、灌溉渠等農業基礎設施；集中農民的零散資本，進行機械購買、肥料種子研發、資本借貸等規模性投資，自我累積農業資本。

C、減少地主、高利貸者等農業食利階層，讓更多剩余資本，投入工業和農業再生產。

在印度獨立後，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農地改革，但由於執政黨-國大黨是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的代表，官僚成員也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地主集團、企業家和商人，來自農民的幾乎沒有。

所以，盡管國大黨在印度獨立過程中，為了聯合工農，宣稱要搞土地革命，但在真正執政後，政策起了變化。

印度的土地制度被稱為柴明達爾制，柴明達爾（地主）的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國家代管，是收稅中間人，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另一部分是自營土地，擁有世襲所有權。

印度農地改革的策略是：政府贖回柴明達爾們代管的土地，允許保留自營地。

但由於政策執行人本身就是柴明達爾階層，又遭遇印度右翼政黨強烈反對，用法院體系對抗（妄稱政府侵犯個人財產所有權，過低價格贖買等等），導致農地改革推行了10多年之久，給柴明達爾們留下了充分的時間：擴大自營地，把本屬於國家的土地大量侵吞。

結果是，政府只收回了1.7億英畝土地，約占總耕地的48%。改革完，25%農戶依然沒有一分土地，25%的農戶只有土地的1%。而擁有1000英畝以上的地主仍不少見。

尼赫魯的所謂合作社：也因為富農和大地主的反對，不能夠執行。

印度農村仍然是落後的生產方式，一盤散沙，大規模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無法施行。

【工農業惡性死循環】

農地改革半途而廢，導致印度農業效率一直不能夠快速提升，更不能夠提高有效的資源（資金、脫產工人、剩余糧食）給工業；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不能夠快速發展，就不能反哺提升農業效率，印度的工農業陷入了惡性循環。

更奇葩的是，印度農業在一些年頭，連自給都不行，要靠進口大量糧食滿足需要，1961-1966年，印度進口糧食2500萬噸，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外匯，更造成印度外債高築（工業資金不足，也要向外國借款）。

1966年，印度外債已達350億盧比，財政收入的約20%用來還債，印度內循環惡化，走上了依賴歐美和蘇聯的道路。

【棄難求易的綠色革命】

為了達到糧食自給，1965年之後，印度開始推行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的策略是基本放棄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利用機械、良種和肥料增產。

但機械、良種和肥料需要大量金錢，於是印度只得一方面從歐美獲得農業貸款，另一方面只能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土地肥沃，見效快的地區。

中央政府提供的農業資金，僅能夠讓300萬地主受到普惠；但擁有小額田畝的農戶超過四千九百萬。

印度綠色革命導致的好處是，糧食產量有所提高，並出現了小片工農業發達的飛地，但廣大腹地依然不能解決農業效率低下的問題，印度的人口和消費需求都得不到解放，工業始終不能形成強大規模。

【劍走偏鋒的互聯網革命】

等到尼赫魯（1947-1964執政）的外孫，英.甘地（1966-1984執政）的兒子拉吉夫·甘地（1984-1989）當選印度總理時，他深感印度工農業落後歐美太多，而當時全球互聯網革命風起雲湧，拉吉夫·甘地高喊：用計算機把印度代入21世紀。

拉吉夫·甘地認為印度有世界第三的高等教育人才數量，要趕上世界潮流，當然拉吉夫拉的互聯網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印度已成為僅次於中美歐日的第五大軟件國，拉吉夫·甘地打下基礎的雄厚基礎功不可沒。

不過，在25歲以上人口，73%文盲的當時印度，發展這種高端科技服務業對印度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影響有限，反而更加重了印度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如果說尼赫魯（1947-1964執政）沒有徹底完成農業崛起，那麽英.甘地（1966-1984執政）用綠色革命劍走偏鋒，放棄了全面提升印度農業的戰略，而拉吉夫·甘地（1984-1989）再一次劍走偏鋒，把工農業都交給自由化市場，押註互聯網實現彎道超車，結果是舍本求末。

這即是印度沒有徹底滌除封建生產關系，完成土地革命，執政層擁有強大保守勢力大背景下的無奈選擇，也是印度歷史上一直不能夠完成大一統，國內利益集團相互內卷的結果。

在印度國內，有十四個語言集團（都宣稱有獨特的文化遺產），有占人口六分之一的穆斯林教派，有三千個婚內聯姻的種姓集團，他們都狹隘的效忠小集團。

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橫雜交錯，非但無法對國家整體的目標形成合力，反而導致國家的目標一再變化和妥協，在無盡的內耗和謊言中，冷了英雄的血，麻了百姓的心。

而在印度為清除封建生產關系和團結障礙，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漫長過程中，他錯過了20世紀後半葉第二次工業化浪潮，錯過了20世紀70-80年代歐美的產業轉移，錯過了21世初的全球化，錯過了移動互聯網革命，也即將錯過第四次科技革命。

基礎不牢，所有的機遇對印度來說，都地動山搖，把握不住。這就是現代印度面臨的最大難題，但一面補齊基礎，一面追趕，對印度來說，又好不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