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醫師讀尖尾週記：始終站在雞蛋的一邊】
　　
抽空看前監察委員 #陳師孟 兄寫的《司法與惡的距離：尖尾週記》，其中一篇「和村上春樹站同一邊」中，寫到村上春樹在2009年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演講「#始終站在雞蛋的一邊」。
　　
以卵擊石，以個人反擊體制，看似儍瓜，但陳師孟卻說是勇敢且近乎偉大。這種猶如唐吉訶德挑戰風車的精神，展現在1991年10月10日我們參與的「#反閲兵廢惡法」街頭抗爭上，也展現在師孟兄的監委作風上。我讀了心有戚戚，謹分享當年村上春樹這篇演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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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村上春樹耶路撒冷文學獎演講全文翻譯出處：天下雜誌網站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01789 ）

GME沽空事件的啟示

GME沽空事件揭露了傳統金融霸權時代的轉移。

傳統對沖基金、沽空機構以「反價值投資」的方式，靠做空「過高估值」的股份賺取暴利。其方式是先撰寫一份字字鏗鏘數十甚至數百頁的詳細分析報告，「懶係客觀」地從基本因素分析目標股份的價格過高。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從沽空該股份中獲利。這是當然的了，難道語重心長出份報告為大眾投資者著想，教大家投資有風險？

出報告目的很簡單，就是旨在利用其大行的名氣影響市場投資者，是以大蝦細的行為。沽空機構有資本實力，有訊息散佈的能力和優勢。傳統而言，他們會通過金融報章、Bloomberg、路透社等傳統金融媒介的渠道向市場投資者發佈信息和其「客觀」的分析觀點，從而影響市場投資者的投資行為。

可是，在大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這種優勢已被淡化。從來，號召力來自訊息的渠道和平台，今天，這已不是大行所獨有。當擁有號召力，資本便能聚集，當資本聚集便能操控市場，而基金本身也只是「資本聚集」的一種形式，靠的是基金經理的號召力。

以往，機購大戶代表了資本的聚集，散戶根本以卵擊石。因此，大戶一出手，散戶只能屈服跟風，識時務者為俊傑，順風車搭得及時或許能從大戶的手指罅中有些微的斬獲。所以市場一有風吹草動，看到有大戶沽空的身影，散戶便立即跟風沽貨，骨牌效應，人踩人事件屢見不鮮，大戶設計的結局往往最終都能自我實現。

今次GME沽空事件，大戶反被散戶挾淡倉，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時代的更替轉變。以往大戶之所以能為所欲為，推倒預先設計好的骨牌，依靠的是「資本聚集」的能力，「資本聚集」的能力來自其號召力，號召力當然來自大行的品牌或著名基金經理的大名，而最終市場人士當然相信他們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從而令事件最後能自我實現。

然而，在大互聯網的世代，隨著社交媒體平台的普及，每人每日的大部份行為可以說與社交媒體幾乎實時地同步著。這包括了生活的點滴、午餐和晚飯的美食、情緒的宣洩、政治的取態、對社會的不滿等等，甚至乎個人的投資行為，「都會」在社交媒體平台之上分享。這裡要注意「都能」和「都會」的不同。以前是「都能」，現在是「都會」，意思是互聯網和社交平台已存在多年，但人們對它的應用開始滲透至各種層面。

原因是行為習慣的改變，使用的時間越來越長，依賴度越來越高，應用層面越來越深入和廣泛。而事實證明，從2010年到今天這十年來，人們花費在移動互聯網上的時間上升了以倍計。據統計，每人每日花超過1/4的時間在移動互聯網上，而且趨勢在增加中。這當中對「市場」有了一個重大的啟示。

傳統所謂的「市場」其實指的人類的行為。當人類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台的使用時間越來越長和依賴，這意味著最能控制市場的，不再是著名基金經理，而是網絡KOL。Elon Musk 在Twitter一個動態就對市場產生明顯的影響，這是訊息傳遞和接收習慣之改變，從而影響市場行為的重大啟示。

要知道，傳統以來，上市公司要與公眾溝通一般只通過發佈上市公告，而有些最多只有一季發佈一次業績公佈，自願性的動態公告欠奉，小股東接收到的都是滯後的訊息。身為買了公司股票的小股東或投資者們當然希望動態地知道上市公司的最新情況，最好日日都見到上市公司CEO講講公司的動態消息和市場看法。相比起交易所上市公告，社交媒體當然來得更即時更貼市。

因此，若上市公司的CEO是使用社交媒體的能手，甚至是KOL的境界，其股價當然更易受到追捧。另一方面，受到沽空機構追擊的機會亦會較低。這是為何沽空機構面對有Elon Musk這位超級KOL坐陣的Tesla只能節節敗退，聞風喪膽。有誰敢藉以說Tesla是泡沫而大手沽空？誰大誰惡誰正確，預測市場的行為之前要先預測對手的力量，其中之一就是其號召力和影響力，因為資本從來都只會助紂為虐。這是作為專業投資者/機構不可或缺的分析過程。

可是，今天「資本」已不再是基金大戶的專利，「網絡資本」的力量在現今「網絡掛帥」的新世代已經是深不可測。

傳統基金大戶在今天的世代已不再無敵。基金本身都是向散戶集資，但當社交平台都有「召集」的能力時，「聚集資本」已不再是基金經理的專利，事實上互聯網社交媒體/平台連集資的過程都省略掉，這才是它厲害的地方。

社交媒體平台所召集的不是資金，是一種意志，而每個人都是獨立投資者，是個人的投資行為。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定義上不能稱為「一致行動人士」，大家只是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投資想法和行為意志，即使詳細分享自己的statement，是個人的自由，又有何問題？今天不同的是，通過平台網絡化，訊息可以1:10000+ 的形式實時散播，變成對市場有絕對的影響力。嚴格來說，監管機構都奈不了何，大家都是「跟足規矩」來玩。

相反，今天券商（背後可能是監管機構的指令或「建議」）「禁止建新倉，只許平倉」的做法就是不遵守遊戲規則的做法，亦顯示了監管機構對「網絡資本」的恐懼。當然，監管機構的最大責任是維持金融市場穩定。今次是沽空機構做空在先，且沽空比率達140%，意味著「沽突了」，在骨牌式下跌的如意算盤沒有出現的情況下，市場根本沒有足夠的貨去平倉。這是「貪婪得來自信，自信得來愚蠢」的行為。

這樣的沽空，理論上可以輸無限，然後引伸一連串的金融連鎖效應，因為金融機構後面的資金鏈一環扣一環，一家金融機構破產也可能足以引致金融危機，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整條資金鏈究竟有多長，這是美國金融規則和監管的問題，有機會再多作解釋。今次券商或監管機構的介入雖然輸打贏要，從另一角度，這可算是息事寧人。此外，GME股價已嚴重偏離公平值，價格越高，持貨者出貨的誘因越大，再沽空的誘因越大。整件事最後可能是最早期在低位「先挾高，後走貨，再沽空」的人獲利最豐，他們才是真正的莊家。所謂的「金融革命」可能只是發起人號召時的一種口號、一面旗幟。

今天資本市場的規矩，本來就是由大戶設計來玩，只是在設計當年沒有今天的互聯網生態，在大戶設計的遊戲規則下，大戶的「資本聚集」能力和訊息的不對稱，成為了大戶在資本遊戲的絕對優勢，大戶理所當然成為遊戲的壟斷者。

然而，從今以後「網絡式金融」將會是主流。真正的「大戶」將會分散地隱藏於網絡之中。KOL連基金都能在網絡號召，基金經理都要KOL化，KOL和社交平台參與者在市場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資訊壁壘在大互聯網世代已完全打開，傳統的Bloomberg 和Reuters在資訊渠道上已不能專美。

投資者要投資獲利必須要熟悉網絡生態，思維必須要更前瞻，因為「市場」將會變得非常前瞻。倘以傳統思維投資，你將永遠落後，正如傳統地產股的NAV折讓日益擴大，傳統投資者若以傳統思維認為「好抵買」就錯了，因為這折讓正反映了這類投資正被「網絡式金融」市場屏棄，落後市場的人，投資會永遠失利。作為投資者，在江湖中行走，必須要明白「適者生存」的道理。

Starman投資世界（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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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話題選篇（之14）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我的人生觀很大程度受到一些文藝作品影響。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光看書名可能會不知所云。我寫過兩篇文章談這部小說，分別發表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7月23日和7月26日，收入2015年出版的《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一書中，現稍作改動重刊於此。）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1968年初，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Oedipus）的故事：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當他知道真相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托馬斯說，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鼓勵他寫成文章。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不過他隨手就寫了，也拿給了雜誌社。編輯非常欣賞。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杜布切克被捕，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後回流捷克，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歡迎他回來，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伊迪帕斯」這篇短文，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醫院領導說：「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對你有什麼損失？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不會發表。」托馬斯沒有反應。領導問：「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有什麼重要意義？」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提出較溫和的要求，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送客。下一個鏡頭，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轉行去做抹窗工人。
這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其中一個情節，小說1988年拍成電影，香港取名《布拉格之戀》。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深有感慨。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輕」，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值得嗎？從經濟價值判斷，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答案都太明顯。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呢？
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可以否定、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伊迪帕斯」雖是他的隨興感想，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能否刊出，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但要他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就意味要他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如果他這麼做了，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從這個意義上，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簽一個名）的輕」。
對於許多人來說，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有些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毋須掌權者提出，自己早就自動「識做」了。對於這類人，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
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她老闆拿一叠政治表態的表格要僱員簽署，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她問我該怎麼辦。我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她不想簽。她未必會被解僱，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
許多人為強權做走卒，領高薪，做喪盡天良的事，認為理所當然；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胡言亂語。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言不由衷，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正如電影《逆權大狀》中說，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在今天，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人人爭着變犀牛的香港社會
1999年台灣大地震，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研討會時說：地震是可預測的。時任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說，中國經驗引起台灣學者興趣，開始探索可預測這領域了。同一個何專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在香港《紫荊》雜誌撰文，就說「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中國有專家嗎？都隨着政治指揮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灣施明德發動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軍圍攻總統府，2009年在馬英九當選後又極力反對特赦陳水扁，其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議兩岸朝「一中歐盟」體制發展。所有這些新聞，都受到大陸和香港親共媒體的大肆報道和正面評價。忽然由於大中華佔中派向施明德取經，黎智英與施明德通話，施明德又變成「台獨」和暴力了。《人民日報》說「再次引發了港人對佔中擁抱台獨、崇尚暴力的憂慮」。有嗎？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體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嗎？
居美的作家孔捷生看了我前一篇文章傳來電郵說：「回想起來，我亦作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腦外科專家托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選擇。一個人在權力面前被迫自輕自賤，侮辱自己的信念與人格，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孔於六四逃亡前，是廣東作協副主席，是甚有地位的大陸作家。他當然可以簽一個名就繼續在大陸享有名位，選擇獨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國外做「不怎麼樣」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鋪天蓋地的謊話連篇，政客媒體恬不知恥地依附權勢，他們根本不會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托馬斯的獨立人格，他們搶着扭曲人性向絕對權力表忠，以便撈取些權力的殘羹剩飯。
在兩千多年東方專制主義的荼毒下，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種觀念，為自己利益簽一個名，使自己能繼續發揮所長，還可以自我貼金說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或說是為香港市民服務），而且又可以「吃較好的飯」，這有甚麼不好？對掌權者，觀風辨向迎合尚且來不及，怎會為簽一個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權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馬斯那樣，認為不能違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不能簽這樣的信」的重要性，不僅托馬斯意識到，連勸他簽名的醫院領導和內政部官員也意識到，因此他們才「婉言相勸」，說了許多為他好的話，才把信拿出來。從這裏，我們看到，即使同是共產政權，受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影響，東歐政權還是比東方民族對獨立人格較有了解。在東方，簽一個名讓你恢復工作，是皇恩浩蕩，何須好言相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人生的「輕」與「重」，有許多具體故事引發思考。簽一個名，輕而易舉，但犧牲獨立人格卻使人不能承受。杜麗莎跟從丈夫在日內瓦過輕鬆寫意的生活，但覺得無聊，給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說：這兒的生活太輕鬆，使人難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國外，不也有這種不能承受的輕嗎？十幾個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會說要為捷克的自由民主奮鬥，要反抗蘇軍入侵，畫家莎翩娜問：如果你覺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為甚麼不回布拉格？光在這裏喊叫不是太輕鬆了嗎？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輕鬆生活，所以要集會、叫喊，好為生活加一點重量。
許多人未必感到生活擔子重到讓人難以承受，但政治荒誕、文明崩解的無形的「輕」，恬不知恥的謊言洶湧而來，使整個社會見怪不怪，似足荒誕劇《犀牛》中人人爭着要變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壓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輕鬆事，政治謊言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但容忍謊言在社會的流播是一個獨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當越來越多人覺得這種輕無所謂，並習慣了與謊言共處，整個社會就人人變成犀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