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diac 索命黃道帶的12個病態執念】#葉郎電影徵信社

《Zodiac 索命黃道帶》是導演 David Fincher 在犯罪片這個類型上從《Se7en 火線追緝令》過渡到 Netflix 影集《Mindhunter 破案神探》的一個重要轉折。

作為一個從未被偵破的真實犯罪事件，《索命黃道帶》因而不像《火線追緝令》有真兇揭露的結局，Fincher 將觀眾的注意力轉向記者和警察的犯罪調查運作經歷。為了確保觀眾絕對不會從電影細節中得到「誰就是真兇」的先入為主印象，Fincher 甚至刻意在重現黃道帶涉嫌的每一起兇案時讓不同的演員扮演兇手。

故事的重點從來無關真兇是誰，而是關於一種病態的執念。這種執念不僅存在於兇手身上，也存在於犯罪調查過程中、甚至電影拍攝過程中的每個人。甚至是銀幕前方那些熱衷真實犯罪故事的我們。

從執念到自我毀滅，只在一線之隔.......


執念1：18個月的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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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電影籌拍過程，多半涉及了寫劇本、畫分鏡、找卡司和找資金之類的煩人事務。《索命黃道帶》的籌拍過程本身就是一場貨真價實的犯罪偵查。

雖然改編自 Robert Graysmith （即電影中 Jake Gyllenhaal 飾演的報社漫畫家）所寫的私人調查專書，但導演 David Fincher 仍然要求組了一個調查小組，不僅由他和編劇 James Vanderbilt、製片 Bradley J Fischer 三人一起親自訪談書中涉及到的每個還在世的當事人，甚至還聘僱私家偵探追查失聯關鍵證人的下落，並找來語言學家專家、筆跡鑑識專家、犯罪心理專家來分析書裡書外各種線索。

《索命黃道帶》的3年籌拍過程中，實際上有整整18個月是在花在導演本人扮演偵探親自調查案情上頭。


執念2：2800個犯罪 podcast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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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命黃道帶》上映以來，真實犯罪事件的衍生娛樂產品已經快速長成一個難以想像的巨大產業。

串流產業一方之霸 Netflix 根本就是以賣犯罪故事竄起，一路以來已經製作過《Makeing A Murderer 謀殺犯的形成》、《Tiger King 虎王》、《Don't F**k With Cats: Hunting an Internet Killer 別惹喵皇：肉搜網際殺手》、當然還有 David Fincher 的《破案神探》等罪犯節目。Netflix 這幾天還宣佈要跟《American Horror Story 美國恐怖故事》的超級製作人 Ryan Murphy 合作改編另一個著名的美國連續殺人魔 Jeffrey Dahmer 的故事成為電視影集。

另一個真實犯罪節目蔚為風行的領域是近年快速崛起的 podcast 市場，據統計全美 podcast 市場上有高達 2800 個真實犯罪節目。美國甚至已經有一個大型展會叫做 CrimeCon 犯罪展，每年吸引數千名對犯罪事件狂熱的人與會。


執念3：24棵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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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調查還原案情之外，導演 David Fincher 還堅持一定要在兇案的真實現場取景，藉真正重現歷史。所以電影中除了發生在舊金山市市中心的一起兇案因為封街難度過高而不得不改採搭景之外，其餘每一場兇案都在黃道帶殺手行兇的精確地點拍攝。

1969年9月27日，離舊金山不遠的 Berryessa 湖邊有兩名大學生Bryan Hartnell 和 Cecelia Shepard 遭黃道帶殺手以利刃攻擊，後者傷重身亡。事發的地點是雨季時會變成湖中小島的一個湖邊半島（稍後被當地人暱稱做黃道帶島）。半島上頭原先長滿了橡樹，事實上兇手就是靠著樹的掩護慢慢靠近在湖邊野餐的兩名大學生。然而等到 David Fincher 到現場勘查時，上頭的樹早已不存在（無法確定是自然死亡還是被人為移除）。

於是 Fincher 執拗地用直升機運來24顆活生生的橡樹重新種在半島上，並另外種滿1600塊草皮，來完全恢復1969年兇案發生當天的原有地貌。


執念4：0犯罪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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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家 Scott A. Bonn 將黃道帶殺手歸類為比較少見的「Thrill Killers 快感殺手」，認為他追求的是獵殺和折磨被害者過程中產生的心理快感。

其中一個證據是殺手曾在挑釁信件中引用《The Most Dangerous Game 最危險的獵物》一書的句子。這部惡名昭彰的小說中以描繪的是把人當成獵物集中在一個小島上供人獵殺取樂的遊戲。今年初在美國引發爭議的電影《The Hunt 惡獵遊戲》正是改編自同一部小說。

快感殺手的犯案特徵是經常遍尋不著犯罪動機，兇手經常既和被害當者沒有任何恩怨，也欠缺性慾或憤怒等激發他殺人的因素。美國歷史上最早的快感殺手案例是1924年綁架謀殺14歲男童的兩名美國大學生 Nathan Leopold 和 Richard Loeb 。家境富裕的倆人毫無來由地計畫謀害男童，唯一的理由是尋求刺激，希望藉由成功犯案並跳過追緝來展現自己高人一等的犯罪智慧。

其中一名行兇者甚至還是死者的堂哥。


執念5：70個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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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命黃道帶》是第一部完全用數位攝影機拍攝的好萊塢電影，也使偏執細節狂 David Fincher 得以完全不在乎底片成本地瘋狂追求更多細節。

115天的拍攝日程中，最高紀錄曾有一個鏡頭反覆重拍了70次之多。男主角 Jake Gyllenhaal 曾目睹導演看著機器，然後豪邁地宣布「來！把剛剛十個 take 的畫面通通刪掉」，讓幾個小時的拍攝通通放水流。

另外一名主角 Robert Downey Jr. 更加不適應數位拍攝。數位拍攝不像傳統底片攝影機需要很多時間準備才能重拍同一個鏡頭或是下一個鏡頭，所以演員原本的休息時間就被壓縮了。鏡頭跟鏡頭之間再也不能回休息室複習劇本，必須馬不停蹄地演出再演出。David Ficher 多年後在訪談中透露，當年片場經常發現裝著尿的玻璃罐藏在各個角落。正是 Robert Downey Jr. 大人藉以向導演抗議「老子連撒尿時間都沒有了」的藝術裝置。


執念6：私人追兇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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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兇案最終沒有被破解的故事當中，Jake Gyllenhaal 飾演的故事主人翁 Robert Graysmith 對調查真相的病態執念變成真正的故事重心。編劇 James Vanderbilt 在劇本中將作者本人放在舞台正中央，反而把調查兇案的警探和記者變成配角，藉以形成一個對兇案執念程度的光譜，以及墜入自毀和懸崖勒馬的兩個不同下場，藉以作為主角的借鏡。

據說原作者 Robert Graysmith 看過電影的劇本之後，第一個反應是：「天！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我太太會離開我了。」

投注整整13年的人生在調查一個跟他完全無關的故事上，他付出的代價是妻子帶著小孩離開他。Graysmith 在另一個訪問被問到人生如果可以重來他會怎麼選擇：「我想我會再做一次同樣的事。於是所有事很可能會都會再發生一次。因為它還是會將你緊緊勒住，它會完全征服你的生活。」


執念7：18封挑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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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帶殺手以寄發挑釁信件給媒體甚至個人（比如 Robert Downey Jr. 飾演的記者 Paul Avery ）而著稱。1969年到1974年的最後一封信之間，至少有18封信件被認定出自黃道帶殺手之手。這個行為模式也符合「Thrill Killers 快感殺手」想要博取公眾注意力的心理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之前，黃道帶殺手其實已經銷聲匿跡了整整三年，而激發他重出江湖的動機居然是為了發表他個人對於《The Exorcist 大法師》的影評。

當年舊金山紀事報記者 Paul Avery 在大法師上映兩週後在報上撰寫了一篇關於每天都有觀眾在大廳嘔吐甚至昏倒的新聞。一直把 Avery 當成鬥智對象的黃道帶殺手很可能為了回應 Avery 的該篇報導，忍不住發出這封復出信來闡述自己對電影的感想：

「我看了《大法師》並覺得該片可說是我看過最好的諷刺喜劇（I saw + think "The Exorcist" was the best saterical comidy that I have ever seen.）」黃道帶殺手說。


執念8：1.3萬份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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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記者一直都是連續殺人狂熱潮的原罪。我們永遠無法推知誰是史上第一個連續殺人狂，卻可以明確知道誰是第一個被大幅報導而廣為人知的連續殺人狂——那就是1888年7月開始在倫敦犯案的開膛手傑克。

開膛手傑克熱其實和英國對報紙課徵長達150年的各種知識稅制度息息相關。經過多年的知識稅抗爭，1853年到1861年之間英國報紙的廣告稅、印花稅和紙張稅陸續取消，致使二十多年後的開膛手傑克案正好和英國報業的爆炸性發展撞個滿懷。各種狂熱的追蹤報導和缺少事實根據的大膽臆測，甚至使某些人相信連續殺手狂是報社為了賣報紙捏造出來的。

1888年英國各家報紙報導開膛手傑克案的規格和方法後來幾乎成為全球媒體面對重大犯罪事件的標準SOP，並間接影響到近百年後黃道帶殺手的報導規格。整個20世紀美國報紙的數量一直穩定維持在1.3萬份～到1.5萬份之間，僱用數萬名記者每天撰寫新聞。這些針對真實犯罪鉅細靡遺甚至天馬行空的報導，正是我們對於重大犯罪事件的病態迷戀的真正源頭。


執念9：第2篇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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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法師》影評之後，報社仍收到不少署名為黃道帶的信，但多半被認定可能難以證明出自黃道帶之手，而可能是仿效者或是沒事找事的鬧事者所為。

可信度較高的是1974年5月的另一封同樣涉及了電影評論的信件。黃道帶殺手這一次的評論對象是《The Thin Red Line 紅色警戒》導演 Terrence Malick 1973年的犯罪電影《Badlands 窮山惡水》。不尋常的是黃道帶殺手在信中展現了一絲同理心，對於該片的行銷用語表達憂心。電影廣告的這句宣傳與「1959年多數人都在殺時間，但 Kit 和 Holly 則在殺人」，被黃道帶殺手指控有美化殺人兇手的嫌疑，並呼籲社會關注以要求撤除該片廣告。

如果這封信真的出自黃道帶殺手之手，那他可能已經不小心揭露了自己的心理狀態。

David Fincher 請來的犯罪心理學家 Sharon Pagaling-Hagan 認為這封信意味著黃道帶殺手的人格自我認知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完成他的犯罪「成就」之後，開始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他史無前例地在該信件中改屬名 「A Citizen 一個公民」也是這個推論的佐證。


執念10：66歲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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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命黃道帶》中最常被批評偏離事實的部分，不是關於兇案或是黃道帶殺手的描繪，而是關於 Robert Downey Jr. 飾演的記者 Paul Avery 的下場。

電影中的 Avery 因為過度沉溺案情而開始酗酒。記者事業也因此走下坡，從全國知名記者變成轉到小報工作，成為一個人獨居在拖車中的過氣記者。這段戲劇性的描繪或許是為了凸顯電影主題「病態執念」，也或許是讓曾長期沉溺毒品的 Robert Downey Jr. 的表演能有投射之處。

然而實際上Paul Avery 在黃道帶殺手後的人生仍然精采。他曾為了近距離報導越戰而搬到越南三年，在越南和香港等地活動。日後的記者生涯也還因為報導轟動全球的報業大亨孫女 Patty Hearst 的綁架案而名噪一時。稍後 Avery 則與著名的妓女人權運動者 Margo St. James 者結婚，但因為後者連續多年在法國工作，使 Avery 必須一個人留在舊金山面對孤獨和酒精的誘惑。

酒精、毒品或是對黃道帶案的上癮都沒有真正讓他走向自我毀滅的命運。魔鬼藏在另一個生活小道具裡。2000年 Paul Avery 因為另外一個病態執念——吸菸導致的肺氣腫病逝，享年 66 歲。


執念11：八成女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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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著迷於真實犯罪事件時，我們在迷的是什麼？

「廣泛的大眾之所以被這些故事吸引，是因為這些故事激發了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的一種基本卻強而有力的情緒：恐懼」犯罪學家 Scott Bonn 說。就像兒童著迷於怪物故事一樣，連續殺人狂就是成年人的怪物故事，讓他們在安全、受到控制的環境中不斷體驗到恐懼情緒的刺激。

另一位心理學專家 Emily Mendez 則說這種恐懼體驗有助益於另外一個求生的本能，讓我們在過程中發展出保護自己的策略。這就是為什麼真實犯罪節目的的觀眾中女性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因為在現實世界中他們比男性有更強烈的保護自己的需求。

根據統計真實犯罪類型 podcast 中有75%聽眾是女性。而在美國 CrimeCon 犯罪展活動中，更有八成參與者是女性。


執念12：554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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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索命黃道帶》上映之後黃道帶案雖然被警方重啟，但沒有新線索，進度仍是一灘死水。最新技術的DNA比對甚至排除了電影中的第一嫌疑人Arthur Leigh Allen的可能性。

真相這塊大畫布上越保留空白，就越吸引更多人在上面著墨。在Amazon上搜尋黃道帶殺手的關鍵字，可以找到554筆出版資料，包含實體書、電子書和有聲書（許多都來自 podcast 市場上的真實犯罪節目）等各種各樣出版品。《索命黃道帶》作者 Robert Graysmith 的幾本書當然排在最前面。而緊跟在後的則是2014年出版的一本名為《The Most Dangerous Animal of All》的暢銷書。從小被父母遺棄的作者 Gary L. Stewart 在追查生父真實身份的過程中，找到了種種證據指向當年遺棄他的生父很可能就是黃道帶殺手本人。

今年初串流平台 Hulu 依據該書製作了一部真實犯罪調查的同名紀錄片節目。他們和 David Fincher 一樣重新訪談相關當事人、檢視書中條列的種種證據。和《索命黃道帶》不同的是，他們發現許多鐵證來自作者一廂情願的錯誤解讀。

這本暢銷書被紀錄片一一破解之後，作者 Gary L. Stewart 本人似乎沒有動搖他的信念。當年協助他完成該書的記者評論道：「他的終極願望就是找到自己的身份，而這些線索就是他身份的一部分。如果這些線索再度瓦解，他就再也無法確定自己是什麼了」。

當他沉迷於追求真實犯罪事件時，他其實是在找尋自己。


《索命黃道帶》myVideo線上看：
https://www.myvideo.net.tw/details/0/22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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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發條橙》的界外延伸 — 香港作為「現代的受害者」】

對影迷來說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暴力少年犯艾力作惡多端，最後因為殺人而入獄。為了爭取提早出獄，艾力自願參加「治療」，一邊注射藥物一邊被迫觀看大量暴力和色情影片，實驗將嘔心和迫近死亡的感受，與暴力兼性的衝動聯繫起來，身體的「制約」生效。從此衝動一來，身體就發出排斥反應。艾力被精神閹割後，成為政府成功矯正罪犯的成功樣本。

艾力和同伴殘害隨意挑選的受害者，配合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美學，調校出令人不適的美感。牛奶的白、無處不在的性象徵、繽紛明亮的室內設計、主角的邪氣笑容，鋪出一條長長的暴力隧道。行兇作惡的畫面往往是靜止和延長的，每一幕的時間都剛好長到侷促，但這些只是個體無序的暴力，但比起艾力入獄之後面對的國家體制，還是小巫見大巫。電影從第一幕轉入第二幕，才真正引入衝突。艾力和童黨無人性的邪情歪行，襯托出「治理體系」的另一種更巨大的非人魔境。

現代的受害者

入獄之初，艾力變成監獄體系的一個號碼、要脫下所有隨身物品，比喻逐步剝奪個體的性格；後來的心理閹割實驗只是「治療思維」的極端呈現，監獄體系認為自己有責任治療犯人，令他們受到社會的控制。

監獄神父是唯一的實驗反對者，他擁抱人性尊嚴，認為如果人只是在威嚇和控制之下的止暴制亂，就不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那種善就不是真正的善。但艾力一心只想盡快出獄，而獄方則只關心「消滅罪行」的實效，沒空理會神父的長篇大論。艾力在放監後遇到自己以前的受害者，一個作家，對方意味深長地感嘆，妻子是現代（modern age）的受害者，而艾力則是另一種現代的受害者。

其實作家所受的暴力，是因為不信仰舊風俗的少年出現，故曰現代之惡，但個體暴力是前現代的產物，一種原始的產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一定機率出現暴力；但體制暴力，例如監獄、學校、廣義的社會控制、社會化、意識形態，則是晚近出現的東西，是一種更精緻和進化的暴力。像撐開雙眼的金屬支架、播放影片的大螢幕、背後注射的藥物，雖然艾力肉體無礙，但精神被深度傷害。現代的「治療」似乎比古老的死刑仁慈，但更無尊嚴，像原子彈在地上留下毒辣的輻射，後遺症歷久不衰。

艾力入獄前和入獄後的世界皆充滿暴力，只是艾力用熱暴力進行戰爭，國家則使用冷暴力，沒有拳腳的影子，但向四方八面輻射和滲透。「止暴制亂」四字，成為《逃犯條例》之後困擾香港的全息巨靈。政權和警察制止了示威者撞入立法會的暴力，卻乘機將警察的統治擴張到十八區，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為「現代」和權力更有存在感的地方。

2014年以來的失樂園

在 2014 年之前香港社會相對的「前現代」：隱蔽的政府、象徵式的警察、大部份事情都不會動員法律來解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被迫進入與中國一樣的現代法西斯式社會。從梁天琦等人被禁止參選以來，前現代社會「無為而治」的混沌狀態，逐漸因主權、法律、緊急狀態（三者可能是三位一體的共同存在）的介入而終結，變得壁疊分明。

即使沒有《逃犯條例》，佔領運動以來，香港人經歷了亞當夏娃被迫離開伊甸園的故事，從混沌的自治進入清晰的國家規劃。警力細密佈置到每個社區、踏進私人屋苑「執法」；警隊編制擴充，街道引入監控系統；政權不斷動用「法律資源」（禁制令、公安條例、人大釋法），還有一個由最高層發下來的「宏大敘事」——「止暴制亂」、大灣區、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

伊甸園並沒有這麼多宏大敘事，沒有一個需要胼手胝足也要實現的人類目標。但現在我們有了。「把話說明白」，《831 決議》和《白皮書》都是輸入現代秩序的痛苦過程。這種痛楚一直延伸至今日。不管中國由誰掌權，這種將現代國家緊迫治理輸出到四方八面的慣性，仍然是巨大的慣性邏輯，不因《逃犯條例》、示威者動武、2016 年的旺角騷亂而單獨觸發。

「單獨觸發論」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中國對港政策收緊，是因為香港人不恭順和反抗。例如在 2016 年旺角騷亂發生之後，我就聽過個別社會賢達發言表示，雖然過去 30 年香港民主毫無寸進，但老成持重的他們沒有激嬲共產黨，香港沒有馬上變壞，激進抗爭者反而壞事，「暴力引來暴力﹗」

「單獨觸發論」當然是荒謬的，就像你認為艾力沒有打家劫舍，《發條橙》裡面的「路德維可療法」和監獄體系就不存在；彷彿人類不凝視深淵，深淵就不會凝視人類。到林鄭月娥強推修例，特區和北京強烈撐警暴力鎮壓，一些香港人才醒覺「國家的暴力本質」。

用人類的說話來說，中國要改造香港是大政策，無關是否遭遇反抗。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因為共產黨才「變壞」，或者文革終結了就回復「理性」，但「理性的國家」也許更可怕，「一國兩制」是治療，馬上吸收是斬首。「一國兩制」看來比較仁慈，但也更剝奪香港人尊嚴，並且會造成很多認知和精神問題。

一些善男順女認為反抗給了政權擴權的「藉口」，但他們不接受久守必失的現實。在結果來看，計較誰先開始競賽其實並無意義，總之競爭必然展開。對尼安德塔人的滅絕理論，是必須記取的寓言故事。在組織上，共產黨在廢墟上建立的現代社會，必定比散喚的香港社會更具武裝性，正如古埃及入侵伊甸園也是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這一切的解藥當然不在戀殖、懷念鄧小平、哀嘆過去曖昧不明的香港走入歷史、在現場質問警察的「良心」去了哪裡……如果苦難只是令人發出呻吟而沒有達到「what doesn’t kill you」之後的轉化效果，我們的苦難只有白費。

害怕民意逆轉、害怕暴力、害怕國族主義、害怕仇恨螺旋、害怕不歇斯底里地反對抗爭就會背負「推人去死」的罪名……這一切都是香港人潛意識恐懼進入現代、恐懼進入政治的心理不適。所以我們才會對「面對怪物不要變成怪物」的古怪戒律那麼有感覺。香港人總是抱著「我不是參與政治」的心態去參與政治；以「非參與的態度」去參與事情；每個人都上了舞台，但卻以為自己還是觀眾。怎麼可能呢？

尼安德搭人的美德

這些都有例子：藍絲 KOL 熱烈愛中國，熱烈活動，並觸犯新加坡法律之後才可笑地表示自己一向不關心政治；或者黃絲自認為香港的反抗可以停留在「一國兩制」或美中共治的想像架構之中，這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種尼安德搭人式的存在方式。用人類的話來說，如果到了 2014 年之後還在懷念香港曾經是一個非政治、不需要表態的良善之城，認為這種非政治性和含糊就是香港的美好之處，只證明這類出入中國的社會賢達，原來根本沒有從中國崛起學到任何事情。

如果尼安德搭人真是滅絕於無法與智人競爭，也是命，但如果尼安德搭人認為自己的智能劣勢是天真、懵懂和美好，像道家說的大道之始，那只是屬於滅亡者的夢囈。我們不能再做尼安德搭人。「現代」已經駕臨，我們不再乾淨，但這也是成長。電影的結局與原著不同，艾力最後重新回復了「作惡」的能力，他在現代體制君臨的世界中，恢復了一定的主體性，結局非常樂觀，人性凱旋而歸。

別人的國家總是容不下你

艾力作為國家的樣板，與香港作為國家吸納同化異質地區的樣板，可謂異曲同工。但艾力是通過捲入電影中國家權力的競逐，才獲得各種可能。說到底就是落水：他必須通過禍福難料的政治酷刑、以狡黠的臥底心態與魔鬼探戈，才有可能在時代生存下來。國家的邏輯超越善惡，在電影中艾力面對一個容不下他的國家，表面上是因為他作惡多端，但國家總是容不下人，我們總是會被國家視為艾力。

我們沒做錯事，但國家是進化了的怪獸，它不講對錯的相對價值，只講敵我和異同，更為黑白分明的權力結構。例如說藍絲和官員就比較懂得「盲撐」，日本人也懂得「盲撐」。都會的善男順女太過講是非，在 indecent time 太過 decent 可能會輸掉一整個國族的未來。

國家迫害人不是因為善和惡，而僅僅是因為「不同」，因為你是它的異己。太好或太壞，都是不同步。道德太過高尚，不會感化到國家，反而引來迫害。因此我們不能擁抱美德的自我感覺良好，擁抱美德和惡德，得到的國家待遇可能是一樣。

所謂和勇不分，不是主張而是現實。不管你是公民抗命還是以武制暴，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不要以為某種主張或手段就比較高尚，我們都是 inferior。這是國家的邏輯，我們無可避免會與敵方的思維越來越接近，但不能害怕。例如一直以來「文宣要配合衝衝子」、要為「同路人」隱惡揚善，就有了國家的雛形。進化的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只是進化或者滅亡的速度孰快孰慢。

【盧斯達：《發條橙》的界外延伸 — 香港作為「現代的受害者」】

對影迷來說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暴力少年犯艾力作惡多端，最後因為殺人而入獄。為了爭取提早出獄，艾力自願參加「治療」，一邊注射藥物一邊被迫觀看大量暴力和色情影片，實驗將嘔心和迫近死亡的感受，與暴力兼性的衝動聯繫起來，身體的「制約」生效。從此衝動一來，身體就發出排斥反應。艾力被精神閹割後，成為政府成功矯正罪犯的成功樣本。

艾力和同伴殘害隨意挑選的受害者，配合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美學，調校出令人不適的美感。牛奶的白、無處不在的性象徵、繽紛明亮的室內設計、主角的邪氣笑容，鋪出一條長長的暴力隧道。行兇作惡的畫面往往是靜止和延長的，每一幕的時間都剛好長到侷促，但這些只是個體無序的暴力，但比起艾力入獄之後面對的國家體制，還是小巫見大巫。電影從第一幕轉入第二幕，才真正引入衝突。艾力和童黨無人性的邪情歪行，襯托出「治理體系」的另一種更巨大的非人魔境。

現代的受害者

入獄之初，艾力變成監獄體系的一個號碼、要脫下所有隨身物品，比喻逐步剝奪個體的性格；後來的心理閹割實驗只是「治療思維」的極端呈現，監獄體系認為自己有責任治療犯人，令他們受到社會的控制。

監獄神父是唯一的實驗反對者，他擁抱人性尊嚴，認為如果人只是在威嚇和控制之下的止暴制亂，就不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那種善就不是真正的善。但艾力一心只想盡快出獄，而獄方則只關心「消滅罪行」的實效，沒空理會神父的長篇大論。艾力在放監後遇到自己以前的受害者，一個作家，對方意味深長地感嘆，妻子是現代（modern age）的受害者，而艾力則是另一種現代的受害者。

其實作家所受的暴力，是因為不信仰舊風俗的少年出現，故曰現代之惡，但個體暴力是前現代的產物，一種原始的產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一定機率出現暴力；但體制暴力，例如監獄、學校、廣義的社會控制、社會化、意識形態，則是晚近出現的東西，是一種更精緻和進化的暴力。像撐開雙眼的金屬支架、播放影片的大螢幕、背後注射的藥物，雖然艾力肉體無礙，但精神被深度傷害。現代的「治療」似乎比古老的死刑仁慈，但更無尊嚴，像原子彈在地上留下毒辣的輻射，後遺症歷久不衰。

艾力入獄前和入獄後的世界皆充滿暴力，只是艾力用熱暴力進行戰爭，國家則使用冷暴力，沒有拳腳的影子，但向四方八面輻射和滲透。「止暴制亂」四字，成為《逃犯條例》之後困擾香港的全息巨靈。政權和警察制止了示威者撞入立法會的暴力，卻乘機將警察的統治擴張到十八區，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為「現代」和權力更有存在感的地方。

2014年以來的失樂園

在 2014 年之前香港社會相對的「前現代」：隱蔽的政府、象徵式的警察、大部份事情都不會動員法律來解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被迫進入與中國一樣的現代法西斯式社會。從梁天琦等人被禁止參選以來，前現代社會「無為而治」的混沌狀態，逐漸因主權、法律、緊急狀態（三者可能是三位一體的共同存在）的介入而終結，變得壁疊分明。

即使沒有《逃犯條例》，佔領運動以來，香港人經歷了亞當夏娃被迫離開伊甸園的故事，從混沌的自治進入清晰的國家規劃。警力細密佈置到每個社區、踏進私人屋苑「執法」；警隊編制擴充，街道引入監控系統；政權不斷動用「法律資源」（禁制令、公安條例、人大釋法），還有一個由最高層發下來的「宏大敘事」——「止暴制亂」、大灣區、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

伊甸園並沒有這麼多宏大敘事，沒有一個需要胼手胝足也要實現的人類目標。但現在我們有了。「把話說明白」，《831 決議》和《白皮書》都是輸入現代秩序的痛苦過程。這種痛楚一直延伸至今日。不管中國由誰掌權，這種將現代國家緊迫治理輸出到四方八面的慣性，仍然是巨大的慣性邏輯，不因《逃犯條例》、示威者動武、2016 年的旺角騷亂而單獨觸發。

「單獨觸發論」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中國對港政策收緊，是因為香港人不恭順和反抗。例如在 2016 年旺角騷亂發生之後，我就聽過個別社會賢達發言表示，雖然過去 30 年香港民主毫無寸進，但老成持重的他們沒有激嬲共產黨，香港沒有馬上變壞，激進抗爭者反而壞事，「暴力引來暴力﹗」

「單獨觸發論」當然是荒謬的，就像你認為艾力沒有打家劫舍，《發條橙》裡面的「路德維可療法」和監獄體系就不存在；彷彿人類不凝視深淵，深淵就不會凝視人類。到林鄭月娥強推修例，特區和北京強烈撐警暴力鎮壓，一些香港人才醒覺「國家的暴力本質」。

用人類的說話來說，中國要改造香港是大政策，無關是否遭遇反抗。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因為共產黨才「變壞」，或者文革終結了就回復「理性」，但「理性的國家」也許更可怕，「一國兩制」是治療，馬上吸收是斬首。「一國兩制」看來比較仁慈，但也更剝奪香港人尊嚴，並且會造成很多認知和精神問題。

一些善男順女認為反抗給了政權擴權的「藉口」，但他們不接受久守必失的現實。在結果來看，計較誰先開始競賽其實並無意義，總之競爭必然展開。對尼安德塔人的滅絕理論，是必須記取的寓言故事。在組織上，共產黨在廢墟上建立的現代社會，必定比散喚的香港社會更具武裝性，正如古埃及入侵伊甸園也是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這一切的解藥當然不在戀殖、懷念鄧小平、哀嘆過去曖昧不明的香港走入歷史、在現場質問警察的「良心」去了哪裡……如果苦難只是令人發出呻吟而沒有達到「what doesn’t kill you」之後的轉化效果，我們的苦難只有白費。

害怕民意逆轉、害怕暴力、害怕國族主義、害怕仇恨螺旋、害怕不歇斯底里地反對抗爭就會背負「推人去死」的罪名……這一切都是香港人潛意識恐懼進入現代、恐懼進入政治的心理不適。所以我們才會對「面對怪物不要變成怪物」的古怪戒律那麼有感覺。香港人總是抱著「我不是參與政治」的心態去參與政治；以「非參與的態度」去參與事情；每個人都上了舞台，但卻以為自己還是觀眾。怎麼可能呢？

尼安德搭人的美德

這些都有例子：藍絲 KOL 熱烈愛中國，熱烈活動，並觸犯新加坡法律之後才可笑地表示自己一向不關心政治；或者黃絲自認為香港的反抗可以停留在「一國兩制」或美中共治的想像架構之中，這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種尼安德搭人式的存在方式。用人類的話來說，如果到了 2014 年之後還在懷念香港曾經是一個非政治、不需要表態的良善之城，認為這種非政治性和含糊就是香港的美好之處，只證明這類出入中國的社會賢達，原來根本沒有從中國崛起學到任何事情。

如果尼安德搭人真是滅絕於無法與智人競爭，也是命，但如果尼安德搭人認為自己的智能劣勢是天真、懵懂和美好，像道家說的大道之始，那只是屬於滅亡者的夢囈。我們不能再做尼安德搭人。「現代」已經駕臨，我們不再乾淨，但這也是成長。電影的結局與原著不同，艾力最後重新回復了「作惡」的能力，他在現代體制君臨的世界中，恢復了一定的主體性，結局非常樂觀，人性凱旋而歸。

別人的國家總是容不下你

艾力作為國家的樣板，與香港作為國家吸納同化異質地區的樣板，可謂異曲同工。但艾力是通過捲入電影中國家權力的競逐，才獲得各種可能。說到底就是落水：他必須通過禍福難料的政治酷刑、以狡黠的臥底心態與魔鬼探戈，才有可能在時代生存下來。國家的邏輯超越善惡，在電影中艾力面對一個容不下他的國家，表面上是因為他作惡多端，但國家總是容不下人，我們總是會被國家視為艾力。

我們沒做錯事，但國家是進化了的怪獸，它不講對錯的相對價值，只講敵我和異同，更為黑白分明的權力結構。例如說藍絲和官員就比較懂得「盲撐」，日本人也懂得「盲撐」。都會的善男順女太過講是非，在 indecent time 太過 decent 可能會輸掉一整個國族的未來。

國家迫害人不是因為善和惡，而僅僅是因為「不同」，因為你是它的異己。太好或太壞，都是不同步。道德太過高尚，不會感化到國家，反而引來迫害。因此我們不能擁抱美德的自我感覺良好，擁抱美德和惡德，得到的國家待遇可能是一樣。

所謂和勇不分，不是主張而是現實。不管你是公民抗命還是以武制暴，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不要以為某種主張或手段就比較高尚，我們都是 inferior。這是國家的邏輯，我們無可避免會與敵方的思維越來越接近，但不能害怕。例如一直以來「文宣要配合衝衝子」、要為「同路人」隱惡揚善，就有了國家的雛形。進化的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只是進化或者滅亡的速度孰快孰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