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文分享】港產女學者團隊首發現太陽系小行星表面有機物質　對地球生命起源關鍵／小肥波

／／最新刊於《科學報告》的研究指，從太陽系的近地小行星「絲川」表面發現水和有機物質，是人類首次在小行星上，發現對地球生命起源關鍵的有機物質。研究由在香港土生土長、曾任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究員，之後負笈英國的女學者陳愷姍領導。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的隼鳥號，在 2010 年帶著「絲川」樣本回地球，是人類史上首次對小行星採樣並進行分析。該樣本顯示，「絲川」表面上的水和有機物質，已隨時間推進而發生了化學變化。

研究發現，由於災難性的撞擊，「絲川」過去曾經歷極端加熱、脫水和破碎，然而該小行星還是從破碎中重新凝集，並利用跌入該小行星的塵土或其他含碳量高的隕石，「補回」水份。

研究亦發現，「絲川」所屬的 S 型小行星都含有生命的原始成分，有關分析改變了人類對地球生命起源的傳統觀點；因為過去專家一直集中研究 C 型含碳量高的小行星；S 型小行星則是最常見墜落地球的小行星。

曾被加熱至 600°C 以上

領導研究的港產學者、倫敦大學皇家賀洛唯學院地球科學系講師陳愷姍表示，經詳細研究稱為「亞馬遜」的絲川單一顆粒，發現當中存在原始無加熱與有加熱的有機物，兩者僅距離 10 微米。

她續稱，已加熱有機物表明「絲川」過去曾被加熱至 600°C 以上，而未加熱有機物的存在非常接近它，代表「原始」有機物，是在「絲川」冷卻後才跌落該小行星。

陳愷姍指，研究發現令學界更了解了小行星如何通過結合新的外源水份和有機化合物，從而不斷演化；同時可為後續研究鋪路，包括進一步詳細分析隼鳥 2 號任務和 NASA 的 OSIRIS-Rex 任務等收集的含碳小行星顆粒的。上述兩個任務已確定發現外源物質，顯示在太陽系中天體夜換物質是個普遍過程。／／

《好文推薦》《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新冠疫情將改變我們的死亡觀嗎？恰好相反！—原載Guardian

*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 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人類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範。一直到現代晚期，多數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視死亡為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視其為人一生意義的主要來源。關乎人類生存的許多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你呼出最後一口氣之後。唯有此時，你才學到生命的真實奧秘；唯有此時，你才獲得了永恆的拯救，或蒙受恆久的詛咒。在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也就沒有天堂、地獄或輪迴——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類的宗教將毫無意義。

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都致力於賦予死亡以意義，而無意戰勝它。

《吉加美士史詩》、俄爾甫斯和歐律狄刻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經》以及其它各種數不清的聖書和寓言，無不耐心地向沮喪的人類解釋，稱我們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親，我們最好懷著謙卑和感恩之心來領受這一規定。或許某一天，神會以某種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態廢黜死亡，如基督的再臨。

但謀劃這等大災變，顯然超出了僅有血肉之軀的人類的能力範圍。

此後科學革命來臨。

在科學家看來，死亡不是什麼神聖意旨——它完全是個科學技術問題。人類死亡不是因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為某些技術性不足——心臟停止泵血、癌症毀掉了肝臟、病毒在肺部複製……為這些技術問題負責的又是什麼？其它的技術問題。心臟之所以停止，因為心肌供氧不足；癌細胞之所以擴散，是因為某些隨機的基因突變；病毒之所以進到我的肺部，因為公共汽車上有人打噴嚏。

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宗教或是生命哲學成分。

此外，科學相信每個技術性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等待基督再臨克服死亡，靠一群實驗室的科學家就行了。

傳統上死亡是身著黑袍的牧師與神學家的專利，如今負責的則是穿白衣服的普通人。如果心臟一時不跳了，我們可以打強心針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個新的心臟；如果癌細胞肆虐，我們可以靠放療化療免疫治療將之殺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擴散，我們可以用某些新藥予以抑制。

確實，眼下我們還無法解決所有的健康技術問題，但我們正在努力。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不再為死亡的意義而殫精竭慮，我們更忙於延長生命。研究導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系統，以及開發新藥和革命性治療手段。

在延長生命的鬥爭中，人類取得了重大成功。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人均壽命預期從不足40歲到72歲的飛躍，在某些發達國家更超過80歲。兒童逃離死神之手，尤其成功。

直到20世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兒童疾病，對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飯。

在17世紀的英格蘭，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150人活不過一歲，能活到15歲的僅有700人。如今，英國寶寶每千人活不過一歲的只有5人，能順利慶祝15歲生日的有993人。全球兒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類捍衛和延長生命的努力如此成功，以至於我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巨變。傳統宗教認為來生是意義的主要來源，18世紀以降的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對來生則全無興趣。那些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他們認為死後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在馬克思、亞當·史密斯或波娃的著作尋求，找不到答案。

現代意識形態，仍賦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更具詩意與決絕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諾，為國捐軀的人將永遠活在集體記憶中。

但這個承諾過於含混，許多民族主義者都難以釐清其內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記憶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們有沒有記住你？伍迪·艾倫曾被人問起，他是否願意永遠活在影迷心中，艾倫答道：「我寧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間。」

甚至於許多傳統宗教都改變了重點——它們不再突出來生上天堂之類的元素，轉而強調它們在此生能為你做些什麼。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

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當流行病在諸如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現代社會爆發，人們當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並且會為愛人之死倍感沮喪，但當時主流的文化反應是聽天由命。心理學家可能會稱其為「習慣性無助」。人們告訴自己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對人類諸原罪的神聖報復。「上帝知道一切。我們這些惡人是罪有應得。你將會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憂愁，好人自會在天堂里有好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醫問藥上。這場疾病乃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那些認為人類可以憑自身才能戰勝流行病的人，不過又在自己的諸多罪狀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我們之輩豈能阻撓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們的態度處於另一個極端。

每當有災禍奪走許多人的性命——火車事故、高樓火災甚至於颶風——我們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可防範的人為失誤，而非神聖的懲罰或無可逃避的自然災害。如果火車公司沒有削減安全預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規範，如果政府投放救災物資的速度能更快一點，那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紀，大規模死亡自動成為了法律訴訟和調查的理由。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亦復如是。

儘管有一些宗教佈道者會把艾滋病視作上帝對同性戀人群的懲罰，現代社會把它當瘋言瘋語。如今，我們一般認為，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流行的傳播源於一連串系統性失敗。我們假定人類有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來遏制這類瘟疫，如果傳染病失控了，那是因為人類無能，而不是神的憤怒。

新冠疫情也當然不例外。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但譴責遊戲卻已然展開。

各國開始相互指責，有競爭關係的政客之間也相互敷衍塞責——責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險已被拉開的手榴彈。

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

我們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讓災難變得合理的牧師，我們的英雄是救難的醫師護士，而我們的超級英雄則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俠和神奇女俠終將打敗壞人並拯救世界，我們也十分確信只消幾個月或者一年，實驗室的偉大人們將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療手段甚至於疫苗。屆時我們就能向可惡的新冠病毒證明，誰才是這顆星球上的頭等生物！

從白宮到華爾街再到義大利的陽台，每個人嘴邊都掛著同一個問題：「疫苗什麼時候就緒？」

這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非有無。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結束，人類在這場大流行疾病吸取的最主要教訓會是什麼呢？

最有可能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在保護人類生命方面，進一步加大投資。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呼吸機、防護衣和試劑盒。我們需要在未知病原體的研究和新型療法的開發上投入更多資金。

我們不應再被打個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教訓走偏了，危機應當教會我們謙卑，我們不應對自己對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過自信。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不少還沒走出中世紀思維，他們一方面宣揚謙卑，另一方面卻百分百堅信自己已經知道一切正確答案。

某些固執的人難以自圓其說——某牧師負責川普內閣每周的讀經活動，他甚至主張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懲罰同性戀者。

但大部分傳統的衛道士，如今更加信任科學而非古老經典。

天主教會指示信徒遠離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各大猶太教堂。伊朗規勸人們不要前往清真寺。所有的宗教都暫停了公共祈禱儀式。這一切都是因為科學家在估算後，建議關閉這些神聖的場所。

當然，不是任何警告我們人類已陷入自負的人都夢想回到中世紀。甚至於科學家也會同意，我們應當抱持更加現實的預期，不要盲目相信醫生可以幫我們擋下一切威脅生命的禍害。

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個人仍需面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許再過一至兩個世紀，科學就能無限延長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無法實現。除了少數億萬富翁的寶寶，我們所有人如今仍會在某天死去，仍會失去摯愛之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苦短。

許多個世紀以來，人們把宗教當成一種防範機制，相信自己將在來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視科學為另一種防範機制，相信醫生應該會拯救他們，自己永遠能安居於住所。對此我們需要維持一種均衡。我們既要相信科學應對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負起直面個體必死性及人生無常性的重擔。

眼下的危機可能確實會讓許多個體對人類生命及成就的短暫本質，有更強的體悟。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文明，卻更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用力，它體認到脆弱性之後的反應，將是構築更堅實的防線。我不覺得眼下的危機結束後，哲學院系的預算能有什麼顯著提升，但我敢說醫學院和健保體系的預算，一定會大漲一波。

這可能就是人之為人，所期待的最好結果。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擅長哲學，那不是它們的領域。政府的重點理應是構築更優越的公衛體系，推動哲學思考屬於個體的抉擇。

醫生無法替我們洞悉存在的奧秘，但他們能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對付這些難題。

如何利用好這部分時間，最終取決於我們。

本文原載於《衛報》，原標題為「Yuval Noah Harari: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our attitudes to death? Quite the oppo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