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情深憶難忘

2021.01.25

2021年1月17日晚間，我接到唯一的兄長呂傳勝律師病逝的噩耗，他享壽84歲。他是此生影響我最深的哥哥，天人永隔的澈痛使我淚潸潸。

兒時童趣

我是家中老么，上有二姊一兄，哥哥大我八歲。戰後的台灣社會將家中「多餘」的女兒「分」給別人家領養，甚至作童養媳，是很稀鬆平常的事。在我三、四歲時某天，一對台北裁縫師傅夫妻帶來聘禮要領養我，我爸媽卻找不到我，也找不到哥哥。原來我已被哥哥揹到鄉下姑姑家躲藏。父母心念一轉，此後對我百般疼惜。

哥哥對我這個妹妹特別偏愛。一般中學男生都喜歡找同年齡的男生玩，但哥哥在放假日常到鄉下，在小溪抓蝦摸蛤仔，或者去爬虎頭山。我經常跟他出走，他會邊走邊跟我講故事，而且講很多「偉人」的故事，但除了「孟母」之外，好像所有偉人都是男的，而且好多都是政治家。久而久之，我根本忘了我不是男生，學校每次出題「將來的志願」，我毫不猶豫就寫下「我將來要做偉大的政治家！」

在鄉下遊玩或爬山時，年幼的我難免會跌倒，他回頭總是說：「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來！不許哭。」有時沿著農路過小溪，我看到小溪中有水蛇，嚇哭了，但他說：「水蛇無毒，不用怕，大步跨過來！」後來我面對許多人生的橫逆挫折，都未屈撓，想來跟孩提時代哥哥對我的磨練有關。

棄醫．學法．參選

日據時代，台灣人不許讀法政科系，優秀子弟都選讀醫科，醫師因而成為一般人敬羨的職業。父母原也指望他學醫，但他卻考上台大法律系，而且大三大四連續考上司法官及律師特考，成為桃園鎮上的佼佼者。

父母於是期待我讀醫，但凡事想做No.1的我，在得知桃園鎮上已經有一位女醫師之後，我就自我轉換人生目標：要當桃園第一位女法官！台北一女中畢業後，我就以第一名考上台大法律系司法組，也以第一名畢業，但卻終生沒當上法官或律師。

這中間哥哥又給我一個大影響。他大二的時候，桃園縣長選舉，哥哥成為無黨籍候選人的助講員。他的口才好，儀表俊，上台說話滔滔不絕，國台語都很流轉，風靡台下老少聽眾。他在宣傳車上沿街喊話，群眾熱情鼓掌，我跟在車後小跑步，聽到很多人說：「呂傳勝是我們下一屆的縣長！」那年他20歲不到，我才國小五年級。我其實不懂他為什麼選擇黨外，而不是幫國民黨助選？我更不懂他哪來的勇氣，敢站無黨籍候選人的台去罵國民黨？那是1950年代的事。

他所助選的無黨籍候選人落選了，但「呂傳勝」這個後生小子在當時許多桃園鄉親腦海裡卻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在我幼小的心中，更埋下將來也要選舉的種子。他的口才好，也訓練我演講；他結婚時，我才高二，父親就叫我在婚禮上代表全家用台語向賓客致謝詞。

雖未活躍於政治圈，但哥哥長達半世紀的律師生涯，使他在司法界備受尊重，曾歷任全國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也擔任許多公私團體的法律顧問。尤其熱心於呂姓宗親會事務，擔任理事長，興建呂祖聖殿與河東祠堂，並且在桃園虎頭山構建「呂祖陵寢」大墓園，嘉惠慎宗追遠的禮俗聖事，贏得宗親的敬重。

美麗島辯護

追念哥哥的生平事蹟中，最後我必須揭露一件外人鮮少知悉，但確實影響美麗島軍法大審，甚至台灣民主發展的秘密。

美麗島事件於1979年12月10日晚上在高雄市爆發，我是當晚最主要的演講者，12月13日清晨第一個被逮捕入獄。當天中午電視播出，剛過70歲生日的母親乍聽之下，昏厥過去，跌斷右腿，哥哥也瞬間得到胃潰瘍，多年未痊癒。

我們在專案小組日以繼夜的疲勞偵訊之下，被迫簽下許多認罪的證詞，1980年2月27日上午第一次見到大姐和哥哥。兄姊強裝笑臉告訴我，全世界都很關心這個案件，明天開庭，全國最優秀的法官和檢察官都出庭，妳心裡有什麼話都要講出來，還用手勢比劃，問我有沒有被「刑求」？哥還說：「妳是學法律的，自白必須出於自由意願才合法，妳好好想想，這幾個月來有受到什麼冤屈的話，明天法庭上通通講出來。」

對一個已經被關押兩個半月的我來說，他們對我說的話，我實在很難置信，最好的法官？有冤屈可說出來？… 怎麼可能？但是他們好不容易來看我，又為什麼會騙我？想來想去，將信將疑。回到押房後，我閉起眼睛，慢慢地理出頭緒，相信他們一定有盤算，不可能害我。回想偵訊過程種種，我用「人格解體式」、「斷章取義式」、「移花接木式」，及「欺騙威嚇式」來形容偵訊取供的方式，我決定在法庭上為自己的清白而戰。

我發現其他被告不見得認識他們的律師，至少沒有人像我這樣，律師是我的哥哥和嫂嫂的哥哥，我完全信任。他們彼此之間缺乏互信，甚至懷疑律師是國民黨請來的，哪敢相信？果然，隔天開庭，前面幾位被告都誠惶誠恐，承認偵訊期間受到很好的照顧，自白都出於自願。我心想完了，我如何唱獨腳戲翻供？

幸好我哥哥起身發言：
「被告接受58天的偵查，她說心有餘悸，心裡有障礙，又說她日夜被偵訊，… 請庭上調查。」

審判長只好讓我發言。我忽然悲從中來，痛哭失聲，邊泣邊說：「我沒有被刑求，但有刑求以外不正的方法，他們用比刑求更高明的方法。」

我的另位辯護人鄭冠禮律師立即接口：「請審判長問被告，什麼比刑求更高明？」

審判長只好讓我述說偵訊過程。我委婉說出「人格解體式」、「斷章取義式」…，法庭上立即一片譁然，旁聽席上的記者們都豎耳傾聽。我斷斷續續說完話，法庭氣氛為之逆轉，其他被告的律師也爭相要求問明每個被告的偵訊過程有無違法。

由於我的律師跟我特有的關係，使我配合辯護策略而巧妙翻供，終於帶動案情大翻轉。第二天各報都有完整報導。原本封閉的戒嚴體制也因十天軍法大審中，審判長與被告和律師的精彩舌戰被充分報導，而受到空前的衝激，台灣民眾的政治意識因軍法大審而被啟蒙開來。

猶記得在審判終了前，哥哥在法庭上說出一句擲地有聲的話：
「審判官們！今天你們在法庭上審判八名被告，別忘了，全國同胞在外面審判你們。而明天，歷史會審判你我大家。」

歷史果真審判美麗島！軍法大審20年後，當時最年輕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居然和被判「暴力叛亂」罪的呂秀蓮搭檔，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讓一黨專政50年的國民黨下台，實踐政黨輪替的民主憲政。

假設當時沒有哥哥與我特殊的兄妹情誼，在法庭上無人敢翻供，審判的結果必然更悲慘，台灣的民主化或許遙遙無期。

我的哥哥呂傳勝一生光明磊落，走正道，行公義，不忮不求。從小到大，他呵護我，引導我，更影響我的今生今世。兄妹一場，願您上天堂，護佑家人和台灣！

手足情深憶難忘

2021.01.25

2021年1月17日晚間，我接到唯一的兄長呂傳勝律師病逝的噩耗，他享壽84歲。他是此生影響我最深的哥哥，天人永隔的澈痛使我淚潸潸。

兒時童趣

我是家中老么，上有二姊一兄，哥哥大我八歲。戰後的台灣社會將家中「多餘」的女兒「分」給別人家領養，甚至作童養媳，是很稀鬆平常的事。在我三、四歲時某天，一對台北裁縫師傅夫妻帶來聘禮要領養我，我爸媽卻找不到我，也找不到哥哥。原來我已被哥哥揹到鄉下姑姑家躲藏。父母心念一轉，此後對我百般疼惜。

哥哥對我這個妹妹特別偏愛。一般中學男生都喜歡找同年齡的男生玩，但哥哥在放假日常到鄉下，在小溪抓蝦摸蛤仔，或者去爬虎頭山。我經常跟他出走，他會邊走邊跟我講故事，而且講很多「偉人」的故事，但除了「孟母」之外，好像所有偉人都是男的，而且好多都是政治家。久而久之，我根本忘了我不是男生，學校每次出題「將來的志願」，我毫不猶豫就寫下「我將來要做偉大的政治家！」

在鄉下遊玩或爬山時，年幼的我難免會跌倒，他回頭總是說：「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來！不許哭。」有時沿著農路過小溪，我看到小溪中有水蛇，嚇哭了，但他說：「水蛇無毒，不用怕，大步跨過來！」後來我面對許多人生的橫逆挫折，都未屈撓，想來跟孩提時代哥哥對我的磨練有關。

棄醫．學法．參選

日據時代，台灣人不許讀法政科系，優秀子弟都選讀醫科，醫師因而成為一般人敬羨的職業。父母原也指望他學醫，但他卻考上台大法律系，而且大三大四連續考上司法官及律師特考，成為桃園鎮上的佼佼者。

父母於是期待我讀醫，但凡事想做No.1的我，在得知桃園鎮上已經有一位女醫師之後，我就自我轉換人生目標：要當桃園第一位女法官！台北一女中畢業後，我就以第一名考上台大法律系司法組，也以第一名畢業，但卻終生沒當上法官或律師。

這中間哥哥又給我一個大影響。他大二的時候，桃園縣長選舉，哥哥成為無黨籍候選人的助講員。他的口才好，儀表俊，上台說話滔滔不絕，國台語都很流轉，風靡台下老少聽眾。他在宣傳車上沿街喊話，群眾熱情鼓掌，我跟在車後小跑步，聽到很多人說：「呂傳勝是我們下一屆的縣長！」那年他20歲不到，我才國小五年級。我其實不懂他為什麼選擇黨外，而不是幫國民黨助選？我更不懂他哪來的勇氣，敢站無黨籍候選人的台去罵國民黨？那是1950年代的事。

他所助選的無黨籍候選人落選了，但「呂傳勝」這個後生小子在當時許多桃園鄉親腦海裡卻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在我幼小的心中，更埋下將來也要選舉的種子。他的口才好，也訓練我演講；他結婚時，我才高二，父親就叫我在婚禮上代表全家用台語向賓客致謝詞。

雖未活躍於政治圈，但哥哥長達半世紀的律師生涯，使他在司法界備受尊重，曾歷任全國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也擔任許多公私團體的法律顧問。尤其熱心於呂姓宗親會事務，擔任理事長，興建呂祖聖殿與河東祠堂，並且在桃園虎頭山構建「呂祖陵寢」大墓園，嘉惠慎宗追遠的禮俗聖事，贏得宗親的敬重。

美麗島辯護

追念哥哥的生平事蹟中，最後我必須揭露一件外人鮮少知悉，但確實影響美麗島軍法大審，甚至台灣民主發展的秘密。

美麗島事件於1979年12月10日晚上在高雄市爆發，我是當晚最主要的演講者，12月13日清晨第一個被逮捕入獄。當天中午電視播出，剛過70歲生日的母親乍聽之下，昏厥過去，跌斷右腿，哥哥也瞬間得到胃潰瘍，多年未痊癒。

我們在專案小組日以繼夜的疲勞偵訊之下，被迫簽下許多認罪的證詞，1980年2月27日上午第一次見到大姐和哥哥。兄姊強裝笑臉告訴我，全世界都很關心這個案件，明天開庭，全國最優秀的法官和檢察官都出庭，妳心裡有什麼話都要講出來，還用手勢比劃，問我有沒有被「刑求」？哥還說：「妳是學法律的，自白必須出於自由意願才合法，妳好好想想，這幾個月來有受到什麼冤屈的話，明天法庭上通通講出來。」

對一個已經被關押兩個半月的我來說，他們對我說的話，我實在很難置信，最好的法官？有冤屈可說出來？… 怎麼可能？但是他們好不容易來看我，又為什麼會騙我？想來想去，將信將疑。回到押房後，我閉起眼睛，慢慢地理出頭緒，相信他們一定有盤算，不可能害我。回想偵訊過程種種，我用「人格解體式」、「斷章取義式」、「移花接木式」，及「欺騙威嚇式」來形容偵訊取供的方式，我決定在法庭上為自己的清白而戰。

我發現其他被告不見得認識他們的律師，至少沒有人像我這樣，律師是我的哥哥和嫂嫂的哥哥，我完全信任。他們彼此之間缺乏互信，甚至懷疑律師是國民黨請來的，哪敢相信？果然，隔天開庭，前面幾位被告都誠惶誠恐，承認偵訊期間受到很好的照顧，自白都出於自願。我心想完了，我如何唱獨腳戲翻供？

幸好我哥哥起身發言：
「被告接受58天的偵查，她說心有餘悸，心裡有障礙，又說她日夜被偵訊，… 請庭上調查。」

審判長只好讓我發言。我忽然悲從中來，痛哭失聲，邊泣邊說：「我沒有被刑求，但有刑求以外不正的方法，他們用比刑求更高明的方法。」

我的另位辯護人鄭冠禮律師立即接口：「請審判長問被告，什麼比刑求更高明？」

審判長只好讓我述說偵訊過程。我委婉說出「人格解體式」、「斷章取義式」…，法庭上立即一片譁然，旁聽席上的記者們都豎耳傾聽。我斷斷續續說完話，法庭氣氛為之逆轉，其他被告的律師也爭相要求問明每個被告的偵訊過程有無違法。

由於我的律師跟我特有的關係，使我配合辯護策略而巧妙翻供，終於帶動案情大翻轉。第二天各報都有完整報導。原本封閉的戒嚴體制也因十天軍法大審中，審判長與被告和律師的精彩舌戰被充分報導，而受到空前的衝激，台灣民眾的政治意識因軍法大審而被啟蒙開來。

猶記得在審判終了前，哥哥在法庭上說出一句擲地有聲的話：
「審判官們！今天你們在法庭上審判八名被告，別忘了，全國同胞在外面審判你們。而明天，歷史會審判你我大家。」

歷史果真審判美麗島！軍法大審20年後，當時最年輕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居然和被判「暴力叛亂」罪的呂秀蓮搭檔，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讓一黨專政50年的國民黨下台，實踐政黨輪替的民主憲政。

假設當時沒有哥哥與我特殊的兄妹情誼，在法庭上無人敢翻供，審判的結果必然更悲慘，台灣的民主化或許遙遙無期。

我的哥哥呂傳勝一生光明磊落，走正道，行公義，不忮不求。從小到大，他呵護我，引導我，更影響我的今生今世。兄妹一場，願您上天堂，護佑家人和台灣！

【香港電影界正向我們暗示一個怎樣的「警察故事」？ | 盧斯達 on Patreon】

721 元朗站恐襲事件，警察定性當日是兩班「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的人互相毆鬥。事實上，他們說甚麼都行；就像律政司怎樣告人都可以，這就是體制真相。到了最近，因為制裁真是發生，才有法官開始輕判示威者，因為怕被外國制裁？何君堯在許智峯林卓廷被捕之後開記者會，除了高興事態發展，也提及「法官最近的表現」，證明不是一單半單。試想如果沒有環球制裁的氣氛，法界還是會不問情由一律重判。《公安條例》是否合理，關我法官撚事？

這個問題，相信法律界一定知道，但他們還是一直騙著我們。楊岳橋當年貶抑抗爭路線，也就是提倡法制嗎啡，說香港有獨立司法系統就叫「有險可守」；余若薇年初說，2020年，很多被捕者會逐漸上到法庭……必定有很多案件的結果會令大眾嘩然、令大眾不高興，但她提醒，大眾千萬不要辱罵法官、檢控官或律師，甚至燒法院等地方，否則只會被視為野蠻人」，這話實在高瞻遠矚。能夠高瞻遠矚是他們太理解體制的本質，但他們仍然費盡心機兩頭瞞。警察作為保衛安全和私產，是安定繁榮的最前線，現在大家會對警察失望；然而警察後面，就是那個檢察制度，就是「法治」。你知道警察不會對你公道，那麼法庭會給你公道嗎？

法界明白法庭——以及他們自己——不能為人帶來公義，但他們不會承認，當其他人這樣說，他們會記在自己的小器薄上、皺眉，繼續說著「制度失效了想辦法去補救」；然後籌款給人打官司，但不包括逃亡。如果你要逃亡，你就要食自己，不要打算花社會賢達的錢。那麼對抗爭者來說，就是兩條出路：拿著資助去合法地被剝奪自由；或者一窮二白地密謀流亡。一直都有聽到這種事。捐錢的人被教育，錢要用在「合法用途」。

文化啟蒙到某個地步，大家會明白，不能無條件相信權力和當權者；然而是否無條件寄望法庭以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程序和馴服機制？那是這個城市不鼓勵你去想的，這裡曾是英國殖民地。

警察又是甚麼呢？其實警察當然不可能是孤立的系統，它是整個結構的其中一部份。就像法庭也不是孤立存在，法庭要有法力，還需要有抓捕的槍桿子才成。現在大家經常說警黑勾結，究竟是隱藏起來，還是真相全抖出來，究竟哪種比較好，還真說不上來；但警 X (任填) 勾結，多年來早就被人用隱喻的方式說了出來。例如電影，說電影圈是黑社會養出來，有經濟學的根據。《無間道》、《終極無間》、《神探》、《寒戰》系列、《黑社會》系列，全部都在說這件事。《無間道》最後的電梯，就是黑幕所在；《終極無間》開啟保安科和刑事系統的鬥爭，一開始黎明的保安科頭子，就去抓捕兩個走私軍火的台灣人；韓琛也想參一腳軍火生意，陳道明飾演的沈澄其實是公安臥底；當黃秋生想去抓人，「上頭命令」一下子就將他們 hold 住，涉及台海局勢和中國，已經超出香港警察的管區。

《終極無間》的顯線是劉德華很想洗底，最後陷入瘋狂，但隱線卻是中國權力慢慢介入香港的縮影。黎明帶著上司命令制止黃秋生去抓韓琛，即「保安科阻止警察去捉賊」；梁朝偉一方因而開始懷疑黎明是韓琛的人。最後發現其實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保安科 (黎明) 一直有跟韓琛互通消息，「你幫我，我幫你，大家幫大家」；這個黑白融合的權力結構，在電影裡是用來抓捕沒有拍出來的軍火交易，也可以是對內鎮壓，因為事實上根本沒人能夠制衡。沈澄一角的存在，不知是否啟發了《黑社會》的公安臥底，最後接掌了「和聯勝」，終止了數百年的「黨內民主」；「保安科」這個概念進入電影，與警察並排競爭，似乎也啟發了《寒戰》系列，可見《無間道》落筆之深。

《神探》就更是直白。那些犯罪人格、心中有鬼、割耳朵之類，其實盡是作者玩的遊戲，真正的揭露，是警察最後魔化，在最後犯罪現場思考如何「調槍」逃避責任。整部戲受到徐步高事件啟發，都是公開秘密。徐步高事件，究竟責任誰屬，今日仍然在黑幕之中。就算最後是徐步高開槍，事情的真相，都可以「調槍」，一些很 subtle 的改變，都可以導致結論改變方向。徐步高的死因庭，有過千證物沒有提堂，大部份細節都被密閉起來。就像《神探》，誰人是兇手不是懸念所在，而是真相的呈現被污染之後，真相永遠無法找到。香港電影界在向我們傳達一個怎樣的「警察故事」？也許徐步高真的有開槍殺人，但他的故事將由別人論述，沒他和其他人的事。當日涉及徐步高事件的人，今日都在高位了。

反送中的時候，警察鎮壓不到，或不便短期內進行中國式鎮壓，便有白衣人出來幫拖，警察肯定不用主動要求，反正雙方都在一個結構之內。陳彥霖也開死因庭了，一般黃絲還在爭論陳彥霖老母是否演員。陳彥霖老母對骨肉的詆毀，同時提出一條自己早婚早產、做人馬馬虎虎而且絕對不適合為人父母的隱線。不管陳彥霖是如何死掉，老母肯定有份製造這個悲劇。覺得「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繼而懷疑老母身份是否真實的網民，人生肯定是幸福的。很多人的人生，父母僅僅存在本身，已經是傷害，繼而釀成人生悲劇，將悲劇一代傳一代。

陳彥霖老母作供，呈現出一個做陪酒、離家出走、精神有問題的女兒，但也許她逃避的就是那個亂七八糟的、藍絲的、自是為是的所謂家庭。有關方面嘗試詮釋少女之死，然而真相一開始就被污染。馬上火化——已經沒有會說話的物證。死因庭開了，但死者永遠不會得到公義。一事涉及警察、政權加上法庭，還會有真相？死因庭是甚麼？等於開庭告人暴動，只是一個權力結構自欺欺人的儀式。修補法治，是否等於修補警察，或者修補黑社會？也許能，也許上帝下凡就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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