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一名跨性別者小 E 請求戶政事務所變更他的性別，被以「未完成性別變更手術」遭拒。

後來，小 E 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上個禮拜判決小 E 勝訴。

法院認為，根據精神鑑定以及相關證據調查的結果，小 E 是個有獨立自主性別人格的成年人，基於憲法保障人性尊嚴、人格自由發展、人格權、性別自主決定權等等，應認定小 E 性別變更為女性。並判決小 E 可以依照《戶籍法》規定請求戶政機關將他的性別變更為女性。

在此之前，跨性別者如果想要申請性別變更，會遇到什麼阻礙？

https://plainlaw.me/2021/09/24/plainlaw-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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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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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性別政策上的重大進步
本人一直認為生理性別的變更一定得做變性手術很有問題
性別的認定理應要受到性別自主決定權的保障
現在看到法院有相同的見解感到非常振奮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這樣的規定是違憲的，因為依據大法官歷次釋憲見解，《憲法》維護人性尊嚴、人格自由發展及性別自主權，個人性別歸屬並非出生時依外部性徵認定就不許變動，仍應容許個人事後透過性別自主決定權而變更，並依資訊隱私權請求變更性別登記。
合議庭指出，內政部2008年11月日以行政命令規定「未經法律授權要求男變女之變性者，必須先自費進行精神鑑定並施行變性手術，取得精神鑑定證明及變性手術證明，才得申請辦理變性登記」，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要求先施行變性手術，也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嚴重侵害當事人身體、健康及人性尊嚴與人格權，因此法院不受內政部這個違憲的行政命令拘束。」
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210923/TAEPV2EBNJBV3LEF4QF5N5ZICM/?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twad_article_share&utm_content=share_link&fbclid=IwAR2jfHjOxq_0CfNZJM5bCnXzENAcRthKKSOBlhVYBs754MMuSr0rOGaLn0E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七夕最實用的超合法性愛指南

按照慣例，我們必須在情人節的這天提供百分之百完全合法性愛指南，免得你一個不小心賠了金錢又失去自由，在連翻身都有困難的監獄裡，心中大喊早知道我聽法白的話！！！

畢竟一樣的圖我們 2 月也貼過了，什麼都不講有點了無新意，不然來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再講一個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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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觀念：性自主權

所謂性自主決定權，指的是一個人決定「是否」、「何時」以及「如何」發生與性行為的自由。性自主決定權背後的脈絡，是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的維護、人格發展的完整 ，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高等法院曾經有一個判決是這麼說的，除非一方明示或默示表達發生性交行為的意願，否則就算是男女朋友、夫妻，也不可以未經對方同意就發生性關係。

最高法院也在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066 號判決說過：

所謂性交，經常不免具有某程度之腕力使用，男性因為體格關係，多數天生具有主動、掠奪特質，而在古今中外之典籍、小說、現代之電視、電影中，更常有關於女人不少是在被動的半推半就中，或順水推舟情況下，完成性交之描述，其中表現出口非心是（或口是心非）、欲迎還拒（或欲拒還迎）等微妙、矛盾的心理和舉動；而男人則因有「生米可以煮成熟飯」、「床頭吵架、床尾和」之日常生活俚語，混淆了男性應有之正確、合法性交認知。

所以啊，大家還是要注意到不要侵害到他人的性自主決定權，免得一時性愛一時爽，一世坐牢⋯⋯你就爽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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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故事

最後我們來講講七夕這件事，網路上有很多文章說牛郎根本是個渣男，犯了一堆罪，我們就來看看。

故事的大意是牛郎養的牛慫恿他去偷織女的衣服，然後織女就跟他結婚，結果王母娘娘震怒把織女抓回去。牛郎追到天上以後被王母娘娘用銀河擋住，最後他們每年農曆 7 月 7 號踩著喜鵲搭成的橋相會。

幹走織女的衣服，然後逼著裸體的織女和牛郎結婚這段（從這裡開始畫風急轉直下）。

牛郎之所以略誘織女，是為了和織女結婚，所以這裡應該成立刑法「略誘婦女結婚罪」。如果牛郎略誘的目的是和織女發生性關係，那麼是「加重略誘罪」。

略誘的意思，就是像牛郎這樣的變態怪叔叔用強暴、脅迫或詐術等方法，違反未滿二十歲的被略誘人意願，使他脫離家庭或監護人的監護範圍，並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老牛的部分，牠慫恿牛郎去做這些事，是刑法上的「教唆」，牛郎犯了什麼罪，老牛處相同的刑度。不過還好他只是一頭牛，牛不會犯罪，反正至少現在的人類科技沒辦法證明牛會思考。

王母娘娘把織女抓回天上不讓她亂跑，直接構成「私行拘禁罪」、劃銀河不讓牛郎進去，則成立「強制罪」。

最後是喜鵲橋的部分，兩個人踩在喜鵲橋上怎麼看都犯了《野生動物保育法》「騷擾、虐待野生動物罪」。

所以牛郎和織女的故事，完全是個充滿犯罪的故事，不過好險刑法第 1 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牛郎織女的故事發生的時候，不要說刑法了，什麼法律都沒有，所以法律完全管不到，自然不用負任何刑責。

你也許會跟我 argue 虐待喜鵲每年都在發生，不過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司法應該是管不到銀河那邊。

不信邪的話你可以去地檢署告發牛郎和織女涉嫌犯「虐待動物罪」，然後被法警轟出去，而且疫情還沒結束亂跑也是滿靠北的。

要合法做愛，不要騷擾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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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合法性愛指南，都在《江湖在走，法律要懂》，讀了再出門，保證合法：https://plainlaw.me/store/product/book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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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情人節 #七夕 #牛郎 #織女 #台灣 #法律

另外，房祖名和柯震東的片段放在cctv的行為，我覺得非常反感。這完全野蠻的行徑。他們已經公開了很多人的片段，像郭美美、薜蠻子。大陸從來都是這樣做，這是對人性的極端踐踏。那個人未審便把他放上電視中示眾，那還有法律正義嗎？如果那個人勝訴了，所受的侮辱由誰來負責。是不是又會影響之後的審判呢？
第二，當一個人犯法。他應受的懲罰是法律已經規定了。他要坐七年監，就只受那七年監禁。不會七年監禁再加上人格謀殺。這是法律以外再加刑，完全講不通。

第三，這加刑是隨機的，喜歡加在誰身上，就加在誰身上。中國每日拉數十萬人，為何要找他們二人出來示眾？因為他們是名人，就要這樣懲罰他們嗎？因為在數十萬犯人，也不是全部都要示眾。不過數十萬犯人示眾都是不對，那是對人性尊嚴的踐踏。何況還要選要對付的人出來。我又要問那示眾的標準是甚麼？是根據罪名的輕重嗎？柯震東只是14日行政拘留，為何他要示眾，而謀殺的人不用呢？為何炸彈炸死幾十人的不用示眾？要一個行政拘留14日的人出來。1998年的時候，特區政府話要亂拋垃圾的人穿一套衫掃街，給我罵了一朝，之後取消了。這是甚麼懲罰，其實只是想侮辱那個人。我要問的是為何拋垃圾要侮辱，但強姦犯不用侮辱？如果是這樣，應該所有強奸犯、奸夫淫婦、小偷全部示眾，是不是要這樣。其實示眾就如中國以前看人斬頭。那還有一點合理，因為斬頭已是最嚴重，那就給人看。但現代已經完全廢止這些東西，到最後他殺受到懲罰，但懲罰是文明的。而不是對人的尊嚴的撤底抹殺。如果把那些人的個人尊嚴撤底抹殺的話，放回出來也可能令他變得更極端。一個人失去了尊嚴，變成在社會不能存在。他自己也面對不到自己。這是野蠻的國家，野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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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近代刑法的例外狀態：死罪、死刑、死囚

主持人：何澄輝（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區域研究博士候選人）
主講人：謝煜偉（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與談人：劉秉郎（蘇案當事人）、許家馨（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死刑，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手段，一般被認為必須適用在「情節最嚴重之罪」（capital crimes），必須經過最嚴謹的證據調查與量刑判斷程序，始能判處（capital punishment），同時，必須要在基於國家刑罰權之意志下才能執行以剝奪死囚之生命。可以說，現代的死刑制度便是由「死罪」立法、「死刑」判決、以及剝奪「死囚」生­命所共同交織而成的複合體。

台灣，在揮別威權統治走向現代的刑事制度之後，有人樂觀地認為死刑不再是主權者強化統治權力的道具，而是維護社會安全的灘頭堡，只要我們謹慎小心避免濫用，沒有廢除死刑之­必要。

同時，也有人認為，死作為一種處罰，意味著對加害者課以與罪行相對應責任的應報，不但沒有違反人性尊嚴，反而，透過處刑，宣示了被害者的人性尊嚴，也讓犯罪者在倫理上終極­實踐了身為人的尊嚴。這種論述可溯及自啟蒙時代的康德與黑格爾，其可謂近代市民刑法理念的始祖。

市民刑法理念建立在個人彼此尊重、視對方為同等自由的人格，形成相互承認法關係等基礎之上；犯罪是上述法關係的破壞，以及對法規範效力的否定；而刑罰則是透過權利的剝奪，­以抵消因犯罪所減損之自由或自律性保障。

然而，這種市民刑法的論理究竟潛藏著哪些根本性的問題？死罪、死刑、死囚究竟在市民刑法的理念中處於何等地位？本次座談即是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反思台灣的死刑制度。

更多新聞與互動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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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手段，一般被認為必須適用在「情節最嚴重之罪」（capital crimes），必須經過最嚴謹的證據調查與量刑判斷程序，始能判處（capital punishment），同時，必須要在基於國家刑罰權之意志下才能執行以剝奪死囚之生命。可以說，現代的死刑制度便是由「死罪」立法、「死刑」判決、以及剝奪「死囚」生­命所共同交織而成的複合體。

台灣，在揮別威權統治走向現代的刑事制度之後，有人樂觀地認為死刑不再是主權者強化統治權力的道具，而是維護社會安全的灘頭堡，只要我們謹慎小心避免濫用，沒有廢除死刑之­必要。

同時，也有人認為，死作為一種處罰，意味著對加害者課以與罪行相對應責任的應報，不但沒有違反人性尊嚴，反而，透過處刑，宣示了被害者的人性尊嚴，也讓犯罪者在倫理上終極­實踐了身為人的尊嚴。這種論述可溯及自啟蒙時代的康德與黑格爾，其可謂近代市民刑法理念的始祖。

市民刑法理念建立在個人彼此尊重、視對方為同等自由的人格，形成相互承認法關係等基礎之上；犯罪是上述法關係的破壞，以及對法規範效力的否定；而刑罰則是透過權利的剝奪，­以抵消因犯罪所減損之自由或自律性保障。

然而，這種市民刑法的論理究竟潛藏著哪些根本性的問題？死罪、死刑、死囚究竟在市民刑法的理念中處於何等地位？本次座談即是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反思台灣的死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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