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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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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

1949-2019：中國硬科技終迎來黃金時代

本文來源自CV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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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達特茅斯的夏天到中國科技的“春天”

上世紀 50 年代，中國剛剛從槍炮與戰爭中站立起來不久，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科技尤其如此。國內專門的研究機構一度不超過 30 多個，全國科技人才一度不足 5 萬人。

同一時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正歷經一段黃金歲月。儘管存在核滅絕、種族隔離和迫在眉睫的冷戰的威脅，但上個世紀 50 年代仍然被視為美國歷史上幸福和繁榮的時代。

1956 年夏季，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小鎮，達特茅斯學院群星閃耀，一群來自各大研究機構和科技公司的科學家們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兩個月，目標是“精確、全面地描述人類的學習和其他智慧，並製造機器來類比”。

這是人類近代歷史上，頂級科學家們第一次如此齊活地聚在一起，就機器智慧問題進行探討，也正因為此，達特茅斯會議後來被公認為人工智慧的起源。

與達特茅斯會議幾乎同一時期，參會的西蒙、紐厄爾和第一屆圖靈獎得主艾倫·佩利（Alan Perlis）一起創立了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的電腦系，從此，CMU 電腦系成為電腦科學和人工智慧研究的高地。

80 年代，一批懷抱“遠大的理想、志向、抱負和對新事物的追求”的中國學生陸陸續續來到 CMU 電腦系，向人工智慧先驅們拜師問道。

這些年輕人，包括曾經活躍于谷歌的李開復，百度的陸奇，前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沈向洋，現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

而一些當時沒有選擇 CMU 的年輕人，如電腦視覺華人鼻祖黃煦濤、2000年圖靈獎得主姚期智，則在同樣散佈在東部學術高地的各個頂尖實驗室裡。

90 年代，當時只有二十出頭的中國年輕人湯曉鷗，剛剛從中科大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畢業。此後，他沒有選擇繼續留在母校，而是來到歷史悠久，學術輝煌的美國東北部繼續求學深造。

新千年之初，深度學習技術已然取得重大突破，卻還沒有迎來屬於它的高光時刻，在李開復、沈向洋、湯曉鷗等人之後，更多的年輕人開始來到東部各大高校的實驗室裡深造。

2006 年，時年 25 歲的周曦揮別呆了七年之久的中科大，進入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成為華人電腦視覺大師黃煦濤當年在全球招收的三位學生之一。

當時的中科大已然成為國內眾所周知的語音研究高地，頭部語音AI公司科大訊飛和雲知聲創始團隊均來自中科大。

周曦想要做更有挑戰的事情，他對當時在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充分的圖像識別技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美國恰好擁有當時獨一無二的圖像識別研究環境。

他很快在UIUC搭建了Cluster伺服器陣列，將語音辨識領域的演算法跟思想與圖像識別領域巧妙交叉碰撞。此後的幾年，周曦跟團隊先後戰勝 MIT、東京大學、IBM、Sony等著名研究機構，拿到六次世界智慧識別大賽冠軍。

而在 2006 年前後，與周曦一同拜入黃煦濤門下的，還有依圖的顏水成，文遠知行的韓旭和甯華中、文安智能的陶海、奇點汽車的黃浴等人。

學成之後，這批人幾乎無人留在美國，而是陸續歸來，把最前沿的尖端科技帶回中國。

┃以外企為師，走向世界

新千年之初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 80 後、85 後年輕人，已經告別了衣不蔽體、食不飽腹的最艱難歲月。年輕人們不再需要為解決溫飽問題發愁了，整個社會的創新力與活力隨之開始釋放。

2000 年，世紀交疊，熱鬧的清華園照常迎來一批新的學生，王永瑞便是新生中的一員，此後 8 年，他一直在清華精密儀器繫念書。

畢業之後，王永瑞曾在航太科工四院待過短暫的一段時間，2013 年他加入清華旗下產業啟迪之星，從普通員工做到常務副總經理，從事硬科技創業專案投資孵化工作。從清華到啟迪，王永瑞一直是中國科技創業浪潮的見證者與參與者。

8 年間，偌大的園子內外發生的一切，王永瑞回想起來依然歷久彌新。

彼時的清華人，尚且對創新創業沒有如今天般的熱情，上課、作業，業餘時間搞搞社團，參加參加學生會的工作，學生們常是規規矩矩的，在就業的選擇上同樣如此。

深度學習技術尚未起來，演算法也還不那麼常見，機械類、材料類、晶片類學科仍然冷門，硬科技尚且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日中天的追捧。

那是外企在中國最為風光無兩的時代，遍佈望京商圈的是摩托羅拉、愛立信等外企，金輝大廈還不是阿裡的地盤，360 集團也尚未在這裡築起高樓。

“在那個年代整體來講，創業的比例還是小，打工也基本上是去外企的金融公司和互聯網公司，大量的網路設備公司，像愛立信，它並不是國內的企業，還是大的外企。”王永瑞回憶起他求學時期同窗好友們的就業選擇，大量的人才都去了外企互聯網公司和金融公司。

與此同時，國內的互聯網也在萌芽，新浪、搜狐、網易等門戶網站出現，懷抱著好奇的清華人也開始做一些校園網、社群項目的創業。

隋建鋒是清華機械專業的博士生，在園子裡渡過了近十年的學習和工作生涯。雖然一直從事硬科技相關研究，他也見證了清華人在互聯網時代的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2008 年，人人網最火的年頭。清華園內，一個叫“師兄幫幫我”的校園社交平臺風雲一時。

苦於解決個人問題的清華理工男們，為了增加接觸女生的機會，做了一個類似于校園版百合網的社交網站，後來越做越大，一時間席捲了北京幾十所高校，甚至誤打誤撞獲得了薛蠻子的天使投資。

隋建鋒親身經歷了“師兄幫幫我”風雲一時的那段日子，而做此項目的正是他的同班同學，“師兄幫師妹去解決問題，問題解決了之後師妹要請師兄吃一次飯，其實它背後的邏輯就是解決男女相處的問題，清華理工科女生偏少男生偏多，這就給大家提供了一個交流的機會。”

“最瘋狂的時候，他們發了好多的券，你註冊了就可以去免費領一個雞腿，推廣得非常火。”隋建鋒覺得，那可能是他距離互聯網創業最近的一次。

遺憾的是，短暫火了一陣之後，由於缺乏真正的商業變現模式，“師兄幫幫我”沒有再繼續運營下去。

但好在，一些年輕人正在成長，已經成長起來的人則聚到了一起，為平靜的中國科研氛圍注入新的活力。

九十年初，中國電腦產業苗頭燃起，而大洋彼岸的軟體巨頭正面臨創新與競爭壓力，微軟前任首席技術官麥爾伏德向比爾蓋茨諫言，將研究院開到中國來。

1998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立。37歲的語音辨識專家李開復受命成為首任院長。三年後，最初的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李開復組建團隊之初頻頻受阻，說服海外精英歸國並不容易，卻也不乏慕名而來的熱血青年，張亞勤的加盟成為打開僵局的契機，隨後沈向洋加入，成為團隊的第一個研究員。

1999年，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團隊逐漸成形，由國內高校博士生和海歸派組成。略微發黃的合照記錄下知春路 49 號的偉大時刻，在往後的十幾年裡，這批人的光熱輻射至大半個中國科技圈。

微軟亞洲研究院，又被稱為MSRA，對於大眾而言，她是個遠不如阿裡、騰訊等互聯網巨頭響亮的名字，即使在人工智慧已然發展得如日中天的今天，她的名氣依然不敵商湯、曠視之類的 AI 獨角獸。

但大眾同樣不知道的是，沒有樹大根深的MSRA，就不會有此後一代又一代的互聯網巨頭、移動互聯網巨頭，再到如今的 AI 獨角獸。

香港科技大學電腦系與數學系教授、前騰訊AI Lab主任張潼曾這樣向筆者談及MSRA對於公司穿越發展週期、基業長青的重要意義。

“研究院有幾個功能，一個功能是它會在短期專案上支援一些產品；另外一個是本身它也會對做一些技術儲備，為開發一些產品做積累；還有一個我覺得挺重要但被忽略的一點，研究院作為公司的人才儲備，在產業迅速變革的時候，這些人才才能產生價值。”

在張潼看來，微軟歷經多輪時代浪潮之而不倒，重回全球市值第一寶座，正與其人才儲備息息相關。

“比如說微軟，”張潼告訴筆者，“它原來就是一個軟體公司，但後來在做搜索的時候，雖然沒有做到Google的程度，卻能夠很快地起來，包括現在做雲計算，它為什麼能夠成為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就是因為技術的儲備、人才的積累，在公司轉型上，如果沒有這些人才儲備，就沒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象牙塔內，學術研究熱火朝天，人才貯備從無到有；象牙塔外，互聯網創業水大魚大、戰事紛呈，已然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MSRA 建院這一年前後，搜狐、京東、阿裡、騰訊、新浪、網易、百度相繼誕生，外企們應該不會想到，當時還是由一群初生牛犢的中國年輕人創立的幾家門戶網站，或是ebay、Google的“拙劣模仿者”們，在此後的十年裡順勢崛起，直至將他們“掃地出門”。

隨著中國第一波互聯網發展熱潮湧現，中國公司開始為創新事業向矽谷尋找人才、資金，甚至包括公司命名的方式。

把別人的成果直接商用當然會被人詬病，但正是這段經歷讓中國的互聯網公司積累了使用者介面設計、網站架構和後端軟體發展的初步經驗。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百度的核心功能和極簡主義的設計風格借鑒了Google，但在此基礎上，李彥宏堅持不懈地優化網站，以迎合中國用戶的搜索習慣。淘寶以ebay為師，卻另謀在初期為商家提供免費服務的模式，最終打敗ebay。

曾比作中國版BuzzFeed的位元組跳動，通過機器學習演算法為使用者提供定制化的新聞內容。現在，BuzzFeed的市值也已和位元組跳動不在一個量級。美團的靈感來自Groupon，但其業務線卻從團購一路拓展至電影、外賣、酒店、旅遊等本地生活服務等，現在美團的估值已經10 倍於Groupon。

Google、eBay、Uber、Airbnb、LinkedIn、Amazon……一個又一個美國巨頭都想贏得中國市場，卻無一不鎩羽而歸。

外國分析師在美國公司無法佔領中國市場這個問題上糾結的時候，中國的公司正忙著打造更好的產品。

資本聞風而動，人才循錢而至。

隨之而來的是，風投資金和人才魚貫湧入互聯網行業。市場如火如荼，創業公司的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

大多數創業公司的產品靈感或許來自大洋彼岸，和矽谷的競爭的確產生了中國本土的互聯網巨頭，但真正造就了一代創業者鬥士的，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殘酷“本土大戰”。

“如果你去外面看看，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市場其實就在你腳下。”這是現如今大多數出海創業者對於開闢海外市場最為深刻的感受。

中國市場競爭的殘酷，讓中國互聯網公司探索出了完善的商業模式和強大的運營能力。

一些在殘酷的“本土廝殺”中成功出局的中國企業，也在海外戰場上開啟了與全球科技巨頭的無限戰爭。

2012 年，隨著智慧手機的出現與普及，中國移動互聯網出海風口開始形成，作為出海先驅，獵豹更是將中國免費工具的模式移到了海外。

2016 年，有更多公司開始把中國模式複製到海外市場，隨著市場的變化，出海的類型開始多樣。

中國企業出海的典範位元組跳動，一方面 Copy From China，將在中國獲得成功的資訊流模式複製到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則借助資本的力量在海外展開大肆並購，最終通過技術輸出的方式實現全球擴張。

直到最近兩年，無論是遊戲、內容還是電商類產品，出海的中國公司已經逐漸讓產品達到完全當地語系化的狀態。中企出海，已然歷經從稚嫩到成熟。

┃AI時代：走入無人區

“2000 年的時候，大家更多還是想著錢，怎麼快速賺到錢。”這是王永瑞還在清華念書時，對互聯網帶來的外部環境的極速變化，最為深刻的感受。

但賺到錢的一個好處是，中國的創業者們終於有錢去做些從前囊中羞澀之時難以做到的事情了。

發展硬科技，讓中國在底層研究、前沿科技的突破上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則是大多數中國科學家與技術人心中一顆自始至終都不曾熄滅的種子。

互聯網這十年，伴隨著供應鏈的成熟、市場的培育、人才儲備越來越充足，也為發展硬科技的提供了可能。

王永瑞談到，在清華讀書的這些年裡，周圍很多同學，還是“在互聯網圈裡混。”

到 2008 年畢業時，他明顯感覺到，一些新的變化正在發生，“這個時間段逐漸開始有一些人開始往硬科技的方向去做，慢慢的也有人去做硬科技的創業。”

“硬科技和移動互聯網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它區別就是說一個週期的問題，聯網可能你投入就快了，慢的話我就三個月肯定也出來東西了，如果你是做一個硬體產品，週期不會這麼短，還不算你前期的人員、知識儲備以及經驗積累。”

王永瑞談到硬科技時說：硬科技創業雖然週期長、難度大，但這不妨礙越來越多有情懷、有個性、有創造力的工程師們加入進來。

“國內在很多基礎應用工程應用的學科建設，或者說知識儲備過程中還沒有達到，或者說離世界上先進的水準還有一定差距，中國大量的工科學生還是有一種情懷在，真的想把這個 gap 給彌補上來。”

至少在清華園裡，2010 年前後，雙創提出來前幾年，學校、學生們對於將產學研結合，甚至創業的熱情開始變得高漲。

隋建鋒回憶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工智慧這種說法，“現在的人工智慧、智慧硬體，那個時候我們叫機電一體化，簡單理解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實現機器人的自動化。”

互聯網風雲十年，是清華人不斷開放、追求變化的十年，而姚班的出現則把這種求變之心放大到一個極致。

打比賽、做課題、搗鼓機器，一些工科生做著做著，就開始了“真槍實彈”的創業。這批人當中，有小馬智行的樓天城，曠視科技的印奇、唐文斌、楊沐，MOMENTA 的曹旭東，深鑒科技的姚頌、單羿，禾賽科技的李一帆……今天，他們撐起了 AI 創業大潮的半壁江山。

2004年9月的一天，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張勝譽像往常一樣與導師姚期智碰面交流近期研究進展。姚期智突然對他說：“我要回中國了，permanently（永遠地）。”

張勝譽後來回憶說：“當時有些訝異，但隨即感到釋然。單純從研究角度講，的確沒有一個地方比普林斯頓更舒服。他回國，應該是要去做一件大事。”

此後不久，姚期智辭去普林斯頓終身教職，正式加盟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成為清華全職教授，在清華園裡，開啟了人生下半場全新的探索。2005 年，姚期智主導與微軟亞洲研究院共同合作成立“電腦科學實驗班”，姚班由此而生。

姚班初成立時，“教主”樓天城還是剛剛入學“萌新”，還在安徽蕪湖一中讀高三的“怪小孩”印奇，仍然幻想著有朝一日能編織出《終結者》中的天網世界，在後來的人工智慧浪潮中叱吒風雲的姚班少年們，此刻正在園子裡積蓄能量。

八年前，印奇與唐文斌、楊沐下定決心開始人工智慧領域創業之時，人工智慧還遠未成為一個風口，或者說尚且未被完全證明為一股可以改變時代的浪潮。

創業之初，印奇就曾與唐文斌商定，二人同赴美國攻讀博士，印奇專注智慧感測器方向，學的是硬體，唐文斌則繼續研究軟體。三人決定出發之時已然想好，做AI，最終一定會走到做硬體這一步。

而在MSRA的實驗室裡，湯曉鷗依然沉溺于拿兒子照片做人臉識別研究的快樂。此時的湯教授應該還沒有想到，日後不久，他會跑出來創業。畢竟，在以基礎科學研究聞名的 MSRA，誰能實現最多的技術突破，誰就獲得最多尊重。

直到 2012 年，人工智慧以深度學習的面貌重新贏得世人關注，屬於硬科技從業者的創業黃金時代終於來了。

多年來對神經網路根深蒂固的成見讓人工智慧的許多研究人員忽略了這個已經取得出色成果的“邊緣群體”，但 2012 年傑佛瑞·辛頓的團隊在一場國際電腦視覺競賽中的勝出，讓人工神經網路和深度學習重新回到聚光燈下。

在邊緣地帶煎熬了數十年後，以深度學習的形式再次回到公眾視野中的神經網路法不僅成功地讓人工智慧回暖，也第一次把人工智慧真正地應用在現實世界中。

研究人員、未來學家、科技公司 CEO 都開始討論人工智慧的巨大潛力：識別人類語言、翻譯檔、識別圖像、預測消費者行為、辨別欺詐行為、批准貸款、幫助機器人”看”甚至開車。

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這個時候離開象牙塔，一批遠在海外的人也陸續回國，他們要從中得到在學術圈外一展身手的機會，當然也嗅到了商機，還有金錢的味道。

2014 年，湯曉鷗帶著他在港中文多媒體實驗室 (mmlab) 的一眾“門徒”跑出來創業了，取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王朝商朝開國君主之名——商湯，商湯科技應運而生。

一批 AI 公司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不管是 MSRA、清華，還是 UIUC、中科院、mmlab，一代科學家與技術人們，仿佛跟約定好了一樣接二連三地流入尚且年幼的科技創業前沿陣地。

┃AI+5G 時代：細分，落地，紮入產業

造輪子的時代過去了，AI 從發明的年代邁入實幹的年代，從專家的年代邁入資料的年代。

西方國家點燃了深度學習的火炬，但最大的受益者卻是中國。在資料和工程人才方面，中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無論是國際市場，還是國內市場，5G 和人工智慧都備受關注。被冠以“互聯網預言家”的馬化騰，更是公開表示“一個 AI+5G 的全智慧時代正在到來。”

“硬科技真正的突飛猛進，或者說走到了風口浪尖，有幾方面原因，一個是整個供應鏈、市場環境確實更加成熟了，包括很多柔性製造新技術的應用，感測器的不斷小型化，包括智慧硬體底層的技術系統的開發，一些主晶片的小型化，這一系列的技術，搭建得比較成熟了。”

硬科技的發展，則是跟隨著技術、市場、供應鏈的完善水到渠成的結果，而硬科技專案越來越受大家追捧，同樣是這個時代自然而然的發展趨勢。

王永瑞明顯感受到，硬科技真正掀起熱潮，是在最近一兩年。人工智慧領域的創業尤其如此。

在經過前期的拼實力、拼融資、拼應用等一系列競爭之後，AI獨角獸們逐漸開始學著做產品，講應用，談落地。

2019 年，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商業化落地，以及實現規模化收入上。細分、落地、紮入產業，人工智慧的競爭已然進入下半場。

“真的太瘋狂了，什麼華為、阿裡都進來了。”一位 AI 公司的朋友這樣描述今年下半年整個行業的競爭態勢。

隋建鋒談及了他今年經手的兩個印象頗為深刻的項目。

“當時我在北京接觸智慧硬體的專案叫情感記錄儀，像一個小的紐扣一樣配在身上，通過提取人的溫度、心跳來判斷出你的情緒。這項目也經歷過一段時間，最後黃掉了。”

這樣的項目，到底有沒有存在的意義？隋建鋒反問，“你的情緒你高興還是喜悅還是悲憤，你自己肯定會主觀地意識到，還需要用這種智慧硬體來衡量你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嗎？”

智慧硬體所謂的智慧肯定是服務於硬體，不是為了智慧而智慧，這是隋建鋒從事硬科技專案投資孵化以來最為深刻的感受。

“來到深圳之後我又接觸到一個智慧讀錶盤的專案，它的應用物件就是水錶電錶，每個月要有人去讀這個數，這其實是一個工作量非常大的事情，然後一個團隊專門做了一個讀表儀，一把它放到水錶上，它就能夠及時把資料傳輸出來。”

“做智慧硬體一定離不開應用場景，這是我在北京和深圳感受到的一個非常大的差別，也是目前整個 AI 大的領域特別重要的一個點，一定要找到痛點。”

在更加細分垂直的領域，如醫療、教育、智慧製造、腦機交互，大風口之下，一個個小風口正在形成，一個個小獨角獸正在誕生。

最近一兩年，AI醫療賽道的森億智慧，將製藥時間從8年縮短到幾個月的AI製藥公司 InSilico Medicine，從事類腦晶片研發的靈汐科技，腦機交互產品研發的腦陸科技、優腦銀河等，明顯開始受到資本的青睞。

隋建鋒說，如今 VC 技術化，甚至 LP 技術化的趨勢正變得愈發明顯。“我們在找LP的時候，也傾向於找那些理解技術，能給硬科技創業者帶來更多資源的 LP。”

AI商業化的1.0在雲端，是基於大資料做應用。AI商業化2.0的變化趨勢是從雲端到邊緣，把人工智慧的能力帶到每個人身邊。

5G則是有效連接雲端和邊緣的高速度、高可靠性和低時延的通信管道，可以用最優化的方式實現人工智慧的資源配置。

5G和AI結合在一起一定會進入很多新場景，產生很多新機會。今年4月初, 中國完成首例 AI+5G手術，在400公里外完成“補心”手術，為智慧醫療開啟無限想像空間。

而這些都只是剛剛開始。

┃尾聲：科技人，永遠年輕

最早今年之內，AI獨角獸曠視科技就要在港交所敲響IPO的鐘聲。

曠視終於從 8 年前那個窩在創新工場共用辦公空間小角落裡敲代碼、磨產品的“幾人組”，發展成如今第一個衝刺港股的“純人工智慧公司”。

一個月前，筆者在美麗的西南山城重慶，拜訪了雲從科技總部，恰逢曠視招股書公佈當天，問及雲從研究院院長周翔友商上市一事，周翔打趣著說到，“你看曠視都已經上市了，這個行業肯定不會繼續虧下去了。”

猶記得，招股書發佈當晚，業內一時譁然。

這家年輕AI獨角獸的表現，似乎並沒有此前大家期待的那麼高，對整個行業帶來的影響，吉凶禍福，難以預測。

筆者也就此事詢問了雲從聯合創始人姚志強，他堅定地認為“行業趨勢不可逆。短期內是有泡沫的。任何事物的快速發展，不可能沒有泡沫，它是發展過程中特定階段的產物。”

“但是真正的泡沫是不代表未來，是虛幻的，是一定會帶來沉痛的，但如果泡沫代表未來，那麼短暫的泡沫對未來趨勢影響不大，只要是在大趨勢下的選擇，一定會出現一個偉大的企業。”

在曠視人眼中，印奇不苟言笑，平時總是“端著”，唐文斌則更加外向，和大家聊技術、談人生都不在話下。

印奇也曾坦陳，自己性格比較內斂，在機場碰到客戶，一度會躲著走，直到最近兩年，他開始“強迫”自己主動上去跟客戶打個招呼。印奇一直處在從一個典型理工男努力轉變為合格公司管理者的過程中。

姚志強告訴筆者，“只要是技術男認定的事兒，我們就不會想太多的結果，先卯足勁幹再說。”但“失敗和成功的教訓都指向一個，要接地氣，技術必須為其他行業提供服務，並且能夠真的解決問題。”

王永瑞與禾賽科技的李一帆是同門好友。變形金剛、機器貓、自己組裝的模型，在他的印象中，李一帆的桌面上總是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工程類的東西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你能感受到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愛。”

平日裡，依圖科技創始人朱瓏喜歡圍著他辦公室所在的一層樓，一圈一圈地轉，不過，他轉圈從來不是為了監視員工。有關應該如何經營這家公司，他一直在思考。

90後的馬漢東已經是AI醫療公司森億智慧的聯合創始人。員工問他，我們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意義？馬漢東的回答是，你們直接去醫院裡看一看，我們的設備、應用，救的都是人命。

既身坐冷板凳，又頭頂泡沫，科技創業，可謂路上道道折。但創業者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其中的價值。

幾十年的發展也有力地證明，科技公司的力量正變得越來越強大，聚聚了一大批頂尖科技公司的中國力量也越來越難被取代。

中國的科技公司，歷經了從無到有，又從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的大時代。直至如今，一些重要領域已然躋身世界前列，這是近代以來從未曾有過的重大改變。

6/22(六)👦臉部辨識技術應用平台的商機👩
　　

邀請今年獲得🏆Computex智慧應用領域首獎
愛瑪麗(Amaryllo)公司👑 薛劍峰 副總經理
向學員們進行臉部辨識技術平台介紹以及實例的分享👨‍🏫
　　

由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饒達仁教授擔任主持人🎤
帶領現場將近80位學員進行座談及互動
以深入瞭解Computer Vision + AI現況及未來發展
　　

學員們也都熱烈的紛紛舉手發問🙋‍♂️🙋‍♀️
大家都是充滿求知慾的🤓🤓好學生代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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