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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稼動率計算 在 台灣物聯網實驗室 IOT Labs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工研院推AI人工智慧排程 節能同時增產搶商機
記者高兆麟/綜合報導
想像你是餐廳老闆,在用餐的尖峰時刻,該怎麼做才能加快出餐速度、增加營收?分配工作順序與資源,正是所謂的「排程」。經濟部技術處長期以科技專案支持創新科技的應用,投入AI人工智慧、雲端運算等新技術的研發,積極帶動產業蓬勃發展,了解產業AI人工智慧化的過程中,需要龐大的雲端運算能力、軟硬體高度整合設計、分析能力,以及效能驗證平台等建置,因此技術處率工研院與產業合作,利用AI人工智慧打造智慧排程,去年實際導入高科技光電和傳產鋼鐵產線應用,順利帶動產能提升、減少能耗,成為帶動國內廠商智慧化、搶得市場先機的一大助力。
工研院預測,2021年製造業產值為19. 68兆元,產值成長率為4.75%,金屬機電、資訊電子、化學工業、民生工業等製造業四大業別均正向成長,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經理林群惟表示,在競爭激烈的科技產業中,大家都是希望去爭那1%、2%的產能提升,要好上加好的關鍵是,誰能夠看得遠、考慮機台間差異,就能排定好的排程。
林群惟指出,過去排程往往依照人工經驗法則,訂單先來先做,難以發揮最好效能,像高科技產業的昂貴機台,只要一閒置下來,就代表折舊損失,如何提高機台稼動率,在旺季接更多單,並準時出貨,就是一門學問,以高能耗產業為例,就要考慮把工作安排在用電離峰,或是同質性產品一起生產,減少個別耗能,藉此壓低製造成本。
「就像烤麵包,同樣烘焙溫度的麵包與其分多梯次烤,集中在一次烤更省電。」工研院巨資中心執行長馮文生指出,這套智慧排程系統是從兩、三年前開始研發,至今已獲臺灣跟美國各1件專利,另有10餘件專利審查中,去年開始實際導入產線應用,包括高科技光電和傳產鋼鐵產線。
「智慧化排程」利用AI人工智慧,匯集工廠裡如MES、ERP等異質系統的巨量資料,全面性分析動輒數百萬筆的資料,找出最佳資源配置;智慧排程運用在高科技光電產線中,可順利增加1.5%的產能規劃,同時縮短10%以上的排程計算時間;在鋼鐵業上,則率先應用瓶頸站點的排程派工,成功提升7%的目標重量達成率,並透過將產品集中分群生產的方式,減少8%的能耗。工研院也透過資料驗證工具,能自動判斷個別資料表之間的關聯性,列出有所缺漏的部分,讓高科技廠可針對14種常見資料面的問題,請工廠在提供資料前先行驗證,大幅減少近25%的資料排查問題時間。
馮文生強調,除了工廠排程外,智慧排程還可應用在人員排班、行車或航班調度上,另一方面則是持續精進工廠應用,像是訂單交期評估、備料預測、效益評估等。
附圖:▲▼加拿大鋼鐵。(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鋼鐵產業導入智慧排程系統,一方面節約能耗,一方面還能增產。(示意圖/達志影像)
資料來源: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000394?fbclid=IwAR0MCWwRKpkRjEH4lN8jajcZRf5kkwOZ1CRUG8mj70i-9B_nfwc-f_7HK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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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spreads like fear
【明天過後:武漢病毒大流行後的世界】
想像一下,在武漢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後,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並不容易做到,尤其當你被關在家裡,苦惱著自己的小公司要怎麼發工資,或者試圖上網買點食物塞滿冰箱的時候。也許更糟糕的是,你或你的家人正在生病。
危機終究會過去,但在彼岸等待我們的,將不會和知道武漢病毒是什麼之前的世界一樣。
這場大流行已經在重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過去的前提已經被捨棄,當決策者們花費數兆美元來穩定經濟時,赤字鷹派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曾經被認為過於激進的全民醫保和社會安全網,正在得到更多的主流關注;債務變成了詛咒,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關鍵原料短缺,正在考驗著全球多元化發展。
武漢病毒是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它既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一個具有巨大後果的事件。黑天鵝決定了歷史,因為只有在這種時候,國家、社會和個人才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它改變了一切,包括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公共財:如醫療和教育的本質。
投資者不會想等著看未來會變成怎樣,他們正試圖弄清楚什麼將是新常態,因為人們形成了新的習慣,比如說全數網購、線上看病甚至拜訪客戶,以及重新評估債務、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這類的趨勢將加速。
後武漢病毒世界的可能模樣,已經開始在亞洲浮現。在中國封鎖兩個半月以後,人們開始重新出門。商場的銷售量已經恢復到去年的一半左右,房屋銷售也在反彈;在晚餐或看電影時搶座位可能會變得更難,因為餐廳和電影院會設計成梅花座,以增加社交距離。
而通勤時間可能會變少,因為普遍的在家工作實驗,說服公司讓更多的人遠程辦公,並重新考量他們龐大的原有辦公空間。
當然一切都還很模糊:包括美國什麼時候能解除緊急狀態。武漢病毒的疫苗或治療方法也將改變現狀,全球約有140種實驗性藥物治療和疫苗正在開發中,但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個月。
在此前,民眾將接受廣泛的測試和監測,政府也需要激勵民眾遵循各種限制。這和準備充分的醫療系統已經幫助德國、韓國和台灣離恢復正常狀態更接近。
不過在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中,美國的檢測率一直是弱點。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檢測率落後於香港、西班牙和義大利,僅為0.6%。而美國零星的限制措施,有可能會讓美國出現滾動式爆發,或第二波疫情爆發。
如果沒有測試和追蹤,就必須關閉一切,而市場還沒有考慮到這有多昂貴,我們可能得在谷底更久。
這也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大流行破壞了人們的控制幻覺,觸發了杏仁核,大腦被恐懼刺激,會讓人產生一種高漲的情緒;但如果威脅持續下去,人們的理性思維能力會被壓抑,造成恐慌,進一步的失望和再次崩跌,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只有莽撞的交易員才會雙倍下注;其餘的人可能會在第一次大跌時表現得興奮,但出現意料之外的崩跌時,那才是真正的恐慌時刻。我們會變得非常保守。
未來保守主義可能會是普遍的主題,因為消費者、企業和政府會因為大流行重新調整。下面是它可能的表現形式:
消費者
消費者的表現如何,將決定經濟復甦的範圍。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個人儲蓄率從幾乎一無所有,飆升至創紀錄的28%,因為大蕭條時期的一代人專注於未雨綢繆。這場大蕭條帶來的衝擊,再加上市場下跌和失業,可能會推動消費者增加儲蓄,包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
美國的早期數據顯示,消費者已經在縮減開支。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在所有因危機而面臨收入減少的人中,約40%的人正在減少支出,甚至連必需品的支出也在減少。在本周發布的另一項調查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已經勘使動用儲蓄或應急基金,63%的受訪者擔心錢用完。
儘管如此,人們最期待的是再次外出用餐。
信任也將在他們花錢的地方發揮重要作用用。現在,人們正在期待同行和企業提供領導力和可見的解決方案。這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包括那些已經站出來幫助社區或工人的公司,或者採取明顯的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的安全,比如在雜貨店的收銀臺上清洗購物車和設置防護罩。
對各種通路的投資,讓公司與客戶能在線上和線下互動也有幫助。例如,NIKE在中國市場上的業績已經提前復甦,通過保持門店的清潔,並通過其APP聯繫顧客,向顧客宣傳健身知識,而不僅僅是向他們銷售運動鞋,對公司的發展大有幫助。
另一個例子是奢侈品品牌LVMH,該公司在購物者逛店時向顧客發放白手套,並讓售貨員戴著時髦的口罩。
這場流行病使人們養成了新的習慣,因為人們被迫在網上購物。不僅僅是青少年,老年人也開始在網上社交。人們開始在家工作,與客戶、業務夥伴和客戶打交道,這有可能徹底改變工作場所,並重新評估商務旅行的無處不在。
這代表5G、無線技術和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相關的長期機會,如網路設備和鐵塔公司,其估值具有吸引力;網路安全類公司也應該更容易抵禦支出削減。
但商業地產和旅遊業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公司會重新評估他們需要多少辦公空間,並將商務旅行換成視訊會議。進一步傷害旅遊行業的是休閒活動的可能轉變,因為人們選擇留在當地,以避免旅行限制的麻煩,或可能對外國人產生的反彈。
自2月份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航班數量下降了70%,而美國的酒店房間的入住率僅有20%。目前還不清楚限制放寬後會有多大程度的復甦,但需求的降低會迫使航空公司、娛樂場所和餐館減少稼動率。
這可能會使休閒消費變得更加昂貴,而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3的服務業也會因此受衝擊,如果服務得人數只有一半,就需要提高服務的價格。當然服務會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更少的員工。
企業
看到業務的蒸發,會讓企業重新考慮自己的雨天資金。取得多年的廉價債務後,企業很可能會青睞於更多的現金。
就像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你會想起不負責任的駕駛,企業也會思考他們的運營和企業槓桿率,並開始意識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復原力,與盈利能力一樣重要。
強者可能會變得更強,因為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和定位,讓他們在較弱的競爭對手退出,或現金緊張而無法創新的情況下,搶占市場份額,提高盈利能力。
這場大流行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營運挑戰,由於供應鏈距離較遠,企業無法獲得關鍵零組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貿易戰已經迫使企業重新調整供應鏈,而且這種情況還將進一步加劇。
高管們現在正在談論區域化和中心化,在一個地區生產商品,而不是全球化。隨著企業將更多的生產遷回勞動力年齡較大的北美,自動化、機器人和數位公司的股票將有更多催化劑,這些公司可以使製造商更有效率。
這也會給企業帶來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壓力,因為這種流行病在國內凸顯了不平等。在小企業工作的低薪工人中,學歷低於高中的低薪工人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這些職位通常缺乏帶薪休假或退休福利。
這場危機所顯示的是,我們的經濟非常強大,但我們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力並不強大,社會和經濟都有一種自我修正的方式。問題是它是否會變得更加平衡。
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速推動企業將關注點從股東擴大到社區和員工,如果企業接受政府救助,對企業如何向員工支付薪酬,以及是否削減高管薪酬或回購等方面的審查也會增加。
這場危機可能是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轉折點,使其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長,就像大蕭條時期的情況一樣。在大蕭條期間,看到老年人無家可歸和貧困,導致了社會保險的建立,現在社會保險已經成為大多數退休人員的主要收入來源。
這場危機可能會帶來類似的壓力,要求提供醫療服務和帶薪病假,以及更廣泛地重塑醫療體系。這些都需要在下屆選舉中得到解決,政治給投資者帶來了另一個層面的不確定性。
政府
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印度已經將13億人全面封鎖了三周,而美國96%的人口都受到了某種限制。其他國家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量的狀況下,就關閉了邊境。
全球政策制定者已經打開了他們的錢包,並向經濟注入了數兆美元的資金,其中可能包括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或向小企業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相當於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即便是赤字觀察家們也沒有多少抱怨,他們注意到了低利率,並稱支出是避免危機的必要手段。
這些支出聽起來很像現代貨幣理論,或稱MMT,許多經濟學家幾個月來一直在爭論:這不是健全的長期經濟政策,但現在沒有人在乎,尤其是在大選僅剩7個月的情況下,政客們更不會在乎。
對監管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在經歷了近年來的放鬆監管狂潮,支撐了市場的發展之後,這場大流行可能會迎來一波監管熱潮,這可能包括在長期護理機構發生死亡事件後,增加養老院的安全措施,更好地準備醫療系統,以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在戰略物資上的依賴,包括藥品和醫療用品。
如果各國建立壁壘,進行指責遊戲,而不是共同應對這種不受國界限制的流行病,那麼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比貿易戰更能破壞全球化,現在還不清楚會走向什麼局面。這些潛在的變化,會影響到市場預期和投資者的情緒,憂慮的部分原因,是缺乏過去的案例。
有人研究14世紀以來的15次大流行病和武裝衝突,發現大流行病的主要後遺症持續了約40年,實際收益率「大幅壓低」,而戰爭的後果對經濟影響不大,這可能是因為大流行病後,人們轉向了更多的預防性儲蓄。
投資者仍有金融危機帶來的傷痕。家庭擁有股票的比例從2007年的62%下降到2016年的51%,就在金融危機之前。這個份額在過去三年裡才開始上升,2019年達到55%。再加上企業行為帶來的變化和政府監管的可能性,估值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美國企業和民眾一樣,會用更低的槓桿來經營,這意味著市場會以更低的市盈率進行交易。往好的方面想,許多投資者已經經歷了網路泡沫、911事件、金融海嘯和這次大流行的考驗,這讓我們有了更理性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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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