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五大科技趨勢深度剖析

2021-01-18 09:09 聯合新聞網 / CTimes零組件

【作者： 編輯部】

2021年已經到來。在新冠疫情的陰霾中，半導體業繼續踩著既定的步伐往前邁進。在2021年，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半導體產業趨勢呢？CTIMES封面故事本月份的特別企劃，重點選擇了今年度值得關注的五大科技趨勢，這五大科技趨勢分別是：Open RAN、AI加速、工業數位轉型、第三代半導體，以及數位資訊醫療照護等。且聽本刊編輯部為各位讀者細說道來。

Open RAN

自從蜂窩式網路首次被數位化並展開2G通訊以來，其發展迅速，並且每一代技術的複雜性都在發生變化。近年來，行動網路的資料數據量不斷地增加，並大量支援各類新業務與應用場景，使得接下來的5G系統必須考慮更大的行動數據量與設備連接性。

無線接取網路（Radio Access Network；RAN）的設置，除了必須考量關鍵性能指標要求、網路商業營運能力，還有具備持續演進能力等三大因素之外，全球電信營運業者也希望有機會與第三方設備供應商合作，來推動介面的開放性並走向標準化的制訂，如此才有機會進一步降低設備成本。因此，5G無線接取網路的基礎架構必須走向開放化、虛擬化、靈活性以及與節能等趨勢。

在早期，電信營運商若有基地台建置需求，都必須向傳統電信設備商（例如Ericsson、Nokia、中興、華為等）購買基地台設備。這些營運商總是可以透過一個固定的電信設備供應商來提供其核心網路設備，儘管有效提升了整體的性能，但代價則是降低了來自不同供應商的RAN設備之間的互操作性。結果，使用這樣的解決方案很難將無線電和基頻元件供應商整合在一起。

到了接下來的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5G NR），將開始導入O-RAN（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網路系統。透過O-RAN這樣的開放架構，未來營運商可跳過傳統電信設備商，直接向硬體設備業者（如廣達、中磊這類廠商）採購電信設備，除了有利於創建高靈活性的下一代無線網路，台灣資通訊廠商更有機會切入此傳統封閉的電信設備系統，建構出一套新的商業模式。

O-RAN架構以智能和開放的原則為基礎，是在具有嵌入式AI驅動的無線電控制的開放式硬體和雲端，構建虛擬化的RAN。O-RAN聯盟正在將無線電接取網路產業轉變成為開放、智能、虛擬化和完全可互操作的RAN架構。O-RAN標準透過更快的創新，可實現更具競爭力和靈活性的RAN供應商生態系統，而基於O-RAN的行動網路更能有效提高RAN部署和運營的效率。

AI加速

當前防疫所需的非接觸性應用、未來新常態的遠距應用，以及實現永續發展的自動化應用，成了數位轉型策略的重要引子—人工智慧（AI）技術則是主藥，從分析大數據的雲端平台，到即時決策的邊緣終端，凡是數據所在，都會看到AI更顯著地牽引著各大產業質變的動向。

國際數據資訊（IDC）2020年推出的報告預測，全球在AI系統上的支出將加速成長，2019~2024年間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可高達20.1%。因為對企業而言，要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維持競爭力，人工智慧技術佔了部份。

疫情刺激市場快速轉型，AI猛地從產業部署的藍圖要塞上，躍然化為戰場主將，改善實際應用的效率，並推動新興的產業合作模式，將是後疫情時代的發展重點。2021年AI將會加速發展，但如何加速？答案或許可見於兩大面向。

其一，產業將會加速分工，鏈結從資料中心到裝置終端的開發資源。2020年NVIDIA與Arm的併購案就能當作這項趨勢的楔子。

累積多年的GPU研發與應用資源，NVIDA對雲端AI運算的核心技術可說是勢在必得，未來若成功將Arm在行動運算上的廣泛佈局納入麾下，就能在智慧應用普及化的龐大運算架構中，更快速地實現高度整合且易於彈性部署的AI解決方案。

雖說在商業上，這是在整併業務與開發資源，但就技術發展而言，卻是在深化集中式與分散式資料管理的分工模式。AI是改變未來科技開發與應用的首要關口，要加速AI落地，更細緻的產業分工，會是這條轉型之路起點上的一小步。

其二，AI應用將會加速，確切的說，產業將更積極建立AI應用的規則性，這不僅能確立問責AI的機制，實現負責任、可信、可靠的智慧運算（responsible AI），對加速技術普及來說，也至關重要。

AI應用涉及更複雜的軟硬體整合，從演算法的智財權界定、開發規則制定甚至是標準化，到通用或客製專用硬體的開發模式創新，最後是在大小規模裝置上，處理推論與做出決策時的資料可溯性與合法性問題，這些目前都還存在不少潛在疑慮。

2020年我們看到了由G7成員國提出的AI全球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 on AI；GPAI）成立，業界亦有微軟、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等跨域共組的AI Global非營利組織，還有前身為MLPerf的開放工程聯盟（MLCommons）集結了更多的產業要角，共同推動機器學習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正是有了產業共識，才能延續並穩定這波AI成長的動能，而在2021年，這些針對AI應用的跨國跨界協商與規則訂立將會持續。

工業數位轉型

2020疫戰，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日常，更極速的驅動了數位轉型及發展。這場全球化的疫情已從根本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並史無前例的加速了數位生活轉型。從一般生活層面、企業端，到製造業，都正經歷著一波數位轉型的革命。事實上，數位轉型早在疫情之前，各企業早就已經開始陸續佈局，然而疫情的突然到來，讓各企業原本的數位轉型加速進行，一波快速數位轉型的革命，正如火如荼的開展。然而所有的企業都一樣，在數位轉型的路上，總是遇到重重的關卡與挑戰，需要進一步克服。

事實上，不管任何企業，數位轉型都是一段漫長的旅程，例如正在工業4.0的框架下，加速邁向智慧化的製造業也不例外。製造業涵蓋多項設備，正以智慧工廠為目標，並朝向「自主化」的趨勢發展。目前製造業轉型面臨的痛點，包含產線設備效能有限，無法因應新興的與複雜的工作負載；過去部署的設備與新購入的設備整合不易，缺乏即時反應；以及設備、系統的安全性等。

為了解決上述痛點，成功的智慧化解決方案可由四個面向切入，分別是：效能、即時處理能力、資安與功能性安全。這「四大要件」在IIoT的部署中，扮演重要角色，將直接影響各式工業的發展，從工廠自動化、現有工廠設備的整合，到作業負載的整合，以及機器人的應用等。在智能化工廠的自主化發展趨勢中，下列幾點需要特別注意：

●可擴展的計算能力，以省電的方式解決不同的工作負載；

●結合安全性與即時性，避免系統故障或網路受損的潛在風險；

●隨著系統複雜性增加，來自多個感測器（如：視覺、雷達及光達）的感測器融合（Sensor fusion）訊息必須結合機器學習，得出準確及可行的資訊；

●所有硬體皆須透過整體性的規模設計，以運行自主系統所需的複雜工作負載，並同時具備高效能以進行商業部署。

第三代半導體：SiC & GaN

第一代半導體是矽（Si），第二代是砷化鎵（GaAs），目前市場所談的第三代，則是碳化矽（SiC）和氮化鎵（GaN）。

第三代半導體有什麼不同？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在「寬能隙（Wide Band Gap）」上。能隙是一個基礎的物理學原理，主要用來研究電子運動的現象，其所產生的效用就是導電性的差異。能隙越寬，電子越不容易越過，當然也就越能承受高電壓的系統應用。

所以跟傳統的矽材料相比，使用寬能隙材料的半導體產品，就展現出對於大功率系統和較高溫的環境有良好的適性，並實現了更好的能源轉換效率，以及更高的穩定度與可靠性。

而基於先天材料上的體質優勢，採用寬能隙材料的半導體元件，並不需要太多其他的輔助設計，例如散熱等，因此也有助於減少裝置的體積，達成輕量化的系統。

上述這些特色正好符合了當前產業趨勢的需要，例如電動車、再生能源、工業4.0、5G等，這些應用的最大特色就是採用高功率的電路設計，也因此使用寬能隙材料的元件就受到市場的青睞。

目前全球主要的電源元件供應商都已陸續布局了碳化矽和氮化鎵的方案與產能，尤其是這類元件的材料製作的成本較高，產能十分有限，現在幾乎已成了兵家必爭之物。一線的大廠更是透過策略聯盟，或者收購的方式，來確保自家的產能。

像是英飛凌（Infineon）除了與Cree達成SiC晶圓長期供貨戰略協定外，近期也與GT Advanced Technologies(GTAT)簽署碳化矽(SiC)晶棒供貨協議；意法半導體則收購了瑞典SiC晶圓製造商Norstel AB，不久前也與羅姆集團旗下的SiCrystal GmbH，簽署了長期供應SiC晶圓的協定。

台灣的晶圓供應商環球晶，日前則公告了將收購Siltronic AG，以強化在GaN和SiC的製造能量；世界先進經過了多年的研發後，目前已逐步量產了GaN的產品。

依據半導體市場研究機構Yole的分析報告，採用SiC電源元件的裝置，在2021年將有25%的年成長率；2023年則將達到44%；2025年則會進一步增加至50%的年成長。

數位資訊醫療照護

在2020年COVID-19疫情重創全球經濟態勢之際，防疫科技和醫療照護產業相關的人力、技術及產品的需求都很迫切，也讓個人智能健康照護與數位照護服務系統的成效倍受矚目，例如其中的醫用輔助軟體、生理偵測系統及遠距問診等設備促進個人健康品質及管理的產品，正促進數位資訊醫療發展。

資料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6903/5177162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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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成為母親（自序）
日前看了小說《小婦人》改編的電影《她們》，現在雖然活得很「喬」，小時候的志願，其實是很「瑪格」的。長大結婚組織一個家庭，生小孩成為一個好母親，是很合理的未來藍圖。在那個台灣經濟起飛，大量女性投入職場的年代，「鑰匙兒童」不斷增加，「放學回家一定看得到媽媽」，是讓很多同學們羨慕不已的事情。「在家出生」、「喝母奶長大」，這些越來越少見的生產與育兒方式讓我成為少數。也因為從小與母親有良好的依附關係，立定了將來一定要成為一個「好媽媽」的志願，但這不可能寫進每學期都要寫的〈我的志願〉裡，因為「母親」對大家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職業」。可是媽媽讀的學校可是「台中市立家事職業學校」啊！打理一個家，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每學期填學籍基本資料，要寫雙親的職業，媽媽那欄不想寫「無」，「家管！家事管理！」媽媽想了很久，決定這麼寫。這個家管，我的母親，是我快樂童年的最大功臣，賦予我無與倫比的「女性力量」。
我在住院醫師訓練的第二年結婚，第四年生第一胎，工作上學習如何陪伴女性成為母親的同時，生活上我也成為一個母親。生了小孩就要辭職當全職媽媽的「志願」還在，但生第一胎時不被允許，自己也還沒有足夠的勇氣脫離社會期待，這個志願到生第二胎後才實現。對於「成為母親」的歷程，因為自己也成為母親，而有了不同的思考。全職媽媽第五年，帶著推動母乳哺育的疑問與瓶頸（也帶著學齡前的小兒子），進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思考模式因而起了巨大的變化，人際關係也不同了。成為全職媽媽，走出白色巨塔，全心走入家庭，漸漸地變成一個大家口中「不像醫師的醫師」。用不一樣的實作方式，協助女性成為母親的念頭，也在心中萌芽。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成為我的工具；不同的交友圈，成為我的人力資源；原本的醫學專業，讓我站在一定的位置，於是呼朋引伴成立了 好孕工作室，開始以商業模式進行生產改革，希望「成為母親」是一件充滿期待與力量的事。而這一切的源頭，是愛啊！愛不是那麼虛無飄渺的，而是再真實也不過的力量。
從2015年10月陪伴好友居家生產至今，累積了超過200例的順勢生產產家。將理想化為實作的過程，不斷修正技術細節。前幾年還陷於西醫的產科知識與助產知識的比較之中，想找出為何兩種專業如此不同。有一天，突然想通這是兩個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典範，無從比較起，應該在各自的專業上琢磨，然後共同成就成為母親的歷程。這些年一點一滴，與夥伴們一起搭建起助產師的舞台，讓大家知道助產師才是「自然生產」的專家！現代化大量科技介入的生活，讓我們離「自然」越來越遠。如何尋回女性身體的自然力量，尋回關於生產與育兒的種種「本能」，是生產改革的目標。一次又一次共同沐浴在愛裡的生產場景，讓參與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正走在對的道路上。
走吧，走吧！一起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