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防疫政策快報🇦🇺7月5日

▶聯邦政府政策
→澳洲醫學協會呼籲在全國應暫時放寬對COVID-19的限制，直到維州爆發疫情得到控制為止。

▶地方政策
⬛昆州
→新增0例，共1,067例，死亡6例。
→1個活躍病例，正在醫院治療。
→昆州總理表示由於維州在過去幾週記錄數百次的陽性測試結果後，試圖努力控制疫情，因此昆州27位護士將周日前往墨爾本，未來還將繼續支援維州抗疫。
→昆士蘭一家夜店經營者，有可能會因為一支影片發現顧客擠滿舞池，而且幾乎沒有社交距離，被處以巨額罰款。
⬛新州
→新增14例，共3,230例，死亡51例。
→新病例全是海外返回，住在隔離飯店。
→新州24小時內共進行18,144次測試。
→新州衛生局正在治療69例患者，其中1名病例住在重症加護病房治療。
→新州衛生局表示從病毒熱點區到達新州的任何人都必須自我隔離兩個星期。
⬛維州
→新增74例，共2,536例，死亡20例。
→在總病例中，墨爾本市區有2,189例，維州其他地區有258例，一些病例仍在調查中。有26例在醫院治療，包括3位住在重症加護病房的患者。
→新病例中，1位為海外返回旅客，在隔離飯店檢疫中；與已爆發病例相關共16例，一般檢測發現4例，其他53例正在調查中。
→目前維州有509例活躍病例。
→與墨爾本Northern Hospital Epping的急診部有2位醫護人員新病例，使與此相關的爆發病例總數達到5。
→有2個新病例與Roxburgh Park疫情有關，一個已知病例與這兩位密切聯繫，使與此相關的病例總數達到28。
→有4個新病例與墨爾本Flemington政府公共大樓有關，使與此相關的爆發病例總數達到27。
→有8個新病例與Al-Taqwa College病例有關，使與此相關的爆發病例總數達到59。
→有1個新病例與Truganina家族暴發有關，使與此相關的病例總數達到14個。
→有2個新病例與Stamford Plaza暴發有關，使與此相關的病例總數達到42個。
→在維州由於大樓被封鎖而無法上班的居民將獲得1,500澳幣的困難津貼，而失業者將獲得750澳幣的補助津貼。維州總理說:公共衛生團隊將開始挨家挨戶測試每個人，他相信所有居民都願意遵守。他表示對於那些居民來說，這將不是一個愉快的經歷，但我只是想向那些居民傳達一個訊息：這與懲罰無關，而是與保護有關。
→維州首席衛生官表示，過去24小時有4例COVID-19病例與公共住房相關，總數達到27例。我希望能找到更多病例，在一個人口稠密的大樓裡，這種病毒具有真正的爆發傳染潛力，因此，我認為封鎖公共住房大樓是適當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
→維州警察協會秘書表示，這項措施幾乎沒有指示，只有很少的計劃，警察正在我們旁邊走來走去。政府需要採取行動，將言論變成一項安全和有階段計劃，否則我們要做的只是讓警察取替先前檢疫飯店的安全人員慘敗經驗。
→墨爾本北部感染的醫院為了釋放整間醫院的病床，將暫時減少非緊急性的選擇性手術和門診預約，將使醫療資源被轉移到急診部，並使急診部維持運轉。
→為了控制COVID-19的傳播，墨爾本9個公共屋的居民受到嚴格封鎖，在九座大樓中總共發現27例病例，這些大樓可容納3,000人。
⬛北領地
→新增0例，共30例，死亡0例。
→北領地首席部長表示，從病毒熱點區的居民從州際公路抵達北領地時，將在7月17日北領土的邊界重新開放時，入境必須強制檢疫隔離兩週，檢疫費用自付。強制檢疫隔離區將在Howard Springs進行。所有新來的有監督檢疫的人員也將在離開檢疫前接受檢測，如果有人拒絕檢測，則將增加10天的隔離時間。
→北領地總理拒絕領土與維州邊界關閉的想法，他表示：將邊界封閉到整個維州將是最容易和最受民眾歡迎的事，但這並不是最聰明或最安全的事。
⬛首都領地
→新增0例，共108例，死亡3例。
→28天沒有新病例。
⬛西澳
→新增6例，共618例，死亡9例。
→9個活躍病例。
→新病例全是海外返回，住在隔離飯店，
→西澳衛生部已經聯繫從杜拜飛，7月1日抵達伯斯的阿聯酋航空EK420航班上的所有其他乘客，坐在第26到31排被認為與6名攜帶該病毒的乘客算密切接觸者。
⬛南澳
→新增0例，共443例，死亡4例。
⬛塔斯
→新增0例，共226例，死亡13例。
→塔斯50天沒有新病例。

▶運動政策
→Collingwood和Western Bulldogs已經開始將俱樂部退出維州。維州的所有10支球隊將在第六輪比賽中跨州比賽。

▶各州開寬限制日期
7月10日 -昆士蘭對所有遊客重新開放邊境，除了維州人，他們必須自費接受兩週的強制性飯店檢疫。
7月17日 -北領地重新開放邊界，從維州熱點區入境者必須強制隔離14天。
7月18日 -西澳境內取消所有疫情限制，邊界仍維持關閉。
7月24日 -塔斯重新開放邊界。

★聯邦政策和各州政策詳細內容，請自行到政府官網查詢。
★如果你在澳洲發現自己有可能感染病毒，請勿自行到診所或醫院，請打電話給你的家醫或打電話到政府的24小時防疫專線1800 020 080，如需翻譯請打131 450。
★如果遇到緊急醫療情況，請致電000。
★如果你也是在海外防疫面臨到homeschooling的爸媽，感到焦慮、不知所措、想得到一些創意想法，歡迎申請加入Una最近創立的"海外防疫爸媽home school社團"。此社團僅限海外的爸媽入社，不接受以粉絲專頁名義加入，需回答問題和同意遵守社團規則，才能加入。目前已經有澳、紐、歐、亞、美、加的爸媽加入此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06749232970528/

今天澳洲新增94例，共8,449例，死亡104例，世界病毒感染第72名。為了控制COVID-19疫情爆發，我們需要將增長因子保持在1.0以下，澳洲目前的增長因素是1.14。維州公共房昨天突然措手不及的封鎖，新聞的照片也似曾相識，令人不禁想起多年前在台北遇到SARS也是突然被封鎖的和平醫院，想起當年很多傷心的新聞。看著現在澳洲維州走著以前台灣曾走過的路，心中是有些感觸。

維州公共房封鎖比較好的地方是人是被隔離在自己的家裡，不像是被封鎖在醫院，不像院內交叉感染那麼可怕。至少維州總理有說這項措施是保護大樓居民免於感染。但也可以想想這項政策下來後，到底接下來詳細計畫是甚麼，也是接下來的抗疫重點，硬封鎖5天是否有幫助呢?如果9棟大樓跟警務人員交叉感染，這也是非常驚人的一件事。維州的經驗讓我們學到真的不要小看每一個防疫政策環節，只要一開始的疏忽小漏洞，後果就可以不堪設想，把之前幾個月的防疫努力都毀了，只希望維州能抗疫成功。接下來澳洲各州邊界也都要陸續開放，又是澳洲的防疫下一關考驗。

住澳洲的朋友防疫還是要注意，除了工作和學習，盡量不要去熱點區。澳洲氣溫下降，請大家小心保暖以免生病，小心保暖以免生病，有需要也可以預約打流感疫苗。

如果你喜歡Una的澳洲防疫政策整理，歡迎給個支持點讚和留言🤗，祝福大家都能健康平安度過這次疫情，記得吃好、睡好、運動，然後少抱怨，看一下澳洲政府的努力，讓我們繼續為澳洲和世界禱告。🙏

即便已經今時今日，我自認已經不是剛出道的菜鳥，還是有些狀況無解。

門診有個病人掛號，他還沒進門前我先看了就診紀錄：在2018年因為車禍送到急診，當天照了腦部電腦斷層與胸部X光後離院，幾天後來我的門診看過一次。

過去兩年都沒有就醫，所以我判斷要不是新問題，就是來開先前就醫的診斷書。

「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這兩年都沒有再來看？」

「我想請你開之前掛急診的診斷書，兩年前那份寫得太簡略了。」我調出電腦紀錄，之前診斷書寫的是「胸部挫傷與背部挫傷」。

「那你需要我怎麼寫？」

「我後來又去xx醫院再看一次，那邊幫我做了好多檢查，還讓我住院住了兩星期。」說著病人拿出那家醫院的病歷，然後診斷書寫的是「疑似心臟挫傷與肺挫傷，疑似脊椎挫傷。」

看到這邊，我不由自主提高警覺。有時候就會有這樣的事，病人在我們這邊看完後，其實沒有治好或是發生併發症，只是之後換到其他醫院治療，因此沒有再回本院。有時候這會變成病患抱怨，嚴重的會有醫療糾紛。

當下我以為當時本院急診錯失了什麼，然後在我門診追蹤時又沒看出來。

「那家醫院很仔細，幫我排了核磁共振，還有一個自費的balabala檢查（有點繞口我沒聽懂），跟我說可能有心臟和肺部的受傷，然後脊椎可能也有受損....」病人講了很多當時在另一家醫院的檢查經過。

「所以有因此做什麼治療嗎？」

「那邊的醫師說，必須要住院觀察，以免發生變化，所以我在那邊觀察了兩個星期。」

「也就是說，你就躺了十幾天，然後什麼也沒做？」講到這裡，我就放心了。其他醫院的檢查與處置我都尊重，不過從結果來說，病人其實就是什麼事也沒有。

病人似乎不是來抱怨的，不過他希望我把診斷書做些修改，把內容改成跟下一家醫院一樣，這樣理賠才有一致性，還要我幫他寫「建議休養三個月，期間需專人照護」。

這個要求被我拒絕，理由是以本院的檢查與評估不足以達到這些診斷的標準，況且病人帶來的診斷書，也都只寫「疑似」而已～～（既然是「疑似」，那就什麼都可以懷疑，懷疑又不用負責，我也可以說自己「疑似智商157」或是「疑似亞斯伯格症候群」。）

對這件事，病人跟我講了很久。一直強調另一家醫院的醫師告訴他這很嚴重、這需要持續觀察、這需要長期調養....最後在我堅持不改之後，有點不開心的離開了。

對於這種「前後兩位醫師（或兩家醫院）給出不同的診斷，而病患要求將診斷書給統一」的訴求，看起來是沒什麼不對，可是我真的想不出有什麼圓滿的解法。

#開放討論
＃診斷書的人生故事

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