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做一顆頑石】⁣ ⁣ 今天適逢五四運動周年，有組織舉辦升旗儀式、呼籲年輕人學習五四運動、保家衛國的精神，究竟五四核心精神是否如此？⁣ ⁣ 一戰結束後，一眾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為戰爭遺留的問題善後。戰勝國同意將山東權益轉讓日本，觸發北京大學生在 5 月 4 日示威，主張「外爭主權、内除國賊」，要求中國政府拒簽凡爾賽條約、維護領土完整，這就是五四被視為學生愛國運動的緣由。⁣ ⁣ 將畫面拉闊，更多人談的、廣義的五四運動，其實是起始於 1915 年的「新文化運動」。運動提倡引進西方思想、宣揚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即民主與科學，以此重塑中國為現代化國家。⁣ ⁣ 百年過去，在愛國主旋律下，五四運動被簡化為一場愛國運動，至於民主、自由、科學的進步一面則付諸闕如。身為五四運動代表人物的魯迅曾經寫道：「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縱身處長夜，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火花尚未完全迸發，但得相信石在希望在。⁣ ⁣ #茶杯語錄人生

｜#日治中期──西裝男子｜ ⠀⠀⠀ ◆好貴好貴的西服 ⠀⠀⠀ 『……戴眼鏡、看起來好像很威風的男人，從辦公室裡一看到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就立刻揮手大聲斥責。由於對方是個穿西服的男人，楊添丁呆若木雞。』──呂赫若〈牛車〉 ⠀⠀⠀ 小編喜歡看男生穿西裝，更喜歡看好看的男生穿西裝。但是在日本時代，西裝到底是誰穿的呢？ ⠀⠀⠀ 在陳柔縉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中有提及，當年公務員一個月薪資大約42～48圓左右，單件西服就要5、6圓。若是用不專業的換算法，以當今公務員月薪大概在四五萬來看，一件西服相當於要現代的六七千塊。 ⠀⠀⠀ 而根據前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回憶，一套西裝下來，則差不多要25圓左右，用同個方法換算約是現代三萬到三萬五間，毫無疑問算是高價消費品，對於中下階層而言，更是觸不可及。 ⠀⠀⠀ 所以沒錯，你看到的這位男子，全身上下都是錢的味道，也無怪乎在《牛車》裡面的楊添丁，被西裝男子斥責時會如此惶恐了。 ⠀⠀⠀ ◆三件式西裝 ⠀⠀⠀ ［#中折れ帽「Fedora」］ ⠀⠀⠀ 在二十世紀初期，「帽子」，是時髦的男士的必備配件，也常常搭配正裝穿著。此外，擁有帽子的能力在文化上被認為是財富的標誌，也因為夠時尚而被認為是「身份的象徵」。 ⠀⠀⠀ 隨著江戶時代結束，日本逐漸的西化，歐美的帽子被進口，更在日本統治台灣後引入台灣。像是這頂「中折帽」，便是1920年代時，台灣西裝男子時常配戴的帽子之一。 ⠀⠀⠀ 中折帽原文Fedora，Crown（帽冠）中間凹陷，前端兩側也有壓痕（Pinch），高度10cm～16cm不等，是常被人稱為「紳士帽」的類型之一。 ⠀⠀⠀ ［#三件式西裝（西裝外套＋背心＋西裝褲）］ ⠀⠀⠀ 受過日本新式（西式）教育的臺人，更容易全面接受西式服裝，也因此在相片中，很常看見他們以全套西裝的形象留下身影。當年的正裝大多還會加上一件背心，成為三件式（three-piece suit）西裝，講究一些還會別上領棍、胸針等等。 ⠀⠀⠀ 我們參考的照片中，男子穿著的比較偏向英式西裝，這件西裝腰際修身，上身墊肩不強化肩膀，下身高腰並打折，更顯體型修長。 ⠀⠀⠀ ［#皮鞋］ ⠀⠀⠀ 皮鞋跟著服裝的西化一起成為常見的鞋種類之一，當時已經有如「日益堂靴屋」、「龜田鞋店」這種開在台灣的日式或西式鞋店。 ⠀⠀⠀ ◆文明日本，落後台灣？ ⠀⠀⠀ 如果，你在日本時代中期穿著 #台灣服（清制服裝），那麼很容易會被認為兩種人： ⠀⠀⠀ 一、你屬於勞動階級，買不起洋服。 二、你心向清國。 ⠀⠀⠀ 隨著武力抗日慢慢減少，現代化設施隨著日本進入到台灣，也帶給了台灣人不同的生活樣貌。先是洋服和和服帶來的新消費，昂貴的西服也變成區分社經地位的方式，更有文明與進步與「落後」的對比。 ⠀⠀⠀ 也由於日本人帶來了許多現代化設施，進而讓人有「現代化」等同「日本化」的感覺，因此在一段時間內，許多受過新式教育的台灣人，會刻意換上洋服或和服，塑造自己文明開化的形象，排斥原先穿著的清制服裝。 ⠀⠀⠀ 在台灣新文化運動發展之時，隨著台人意識逐漸覺醒，開始有些知識份子認知到，日本人統治台灣人，雖然帶來了美好也帶來了壓迫，不需要因自己的文化而自卑，紛紛換回了過去穿著的台灣服。 ⠀⠀⠀ 當然隨著美好的1920年代過去，太平洋戰爭開打，皇民化運動推行，日本政府開始規範不許穿著敵國的「挑逗性服裝」，比如像是中式服裝常見的布扣，被日本巡察看見會直接被剪掉，#長衫（#旗袍）會被改成「國民服」或「興亞服」等戰時制服。 ⠀⠀⠀ 三件式西裝，是大多數人對於日本時代知識份子的印象，然而對於當年知識份子而言，西裝洋服也曾是他們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割捨過的東西。 ⠀⠀⠀ 若有機會創作當年的知識份子身影，不如讓他穿著看看台灣服吧！ ⠀⠀⠀ 委託繪師：崔小熊 參考資料：吳奇浩〈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吳奇浩〈洋服、和服、臺灣服－日治時期台灣多元的服裝文化〉、吳云代〈殖民地台灣的服裝編制--日治時期身體展演下服飾的意涵〉、大正六年日本東京都吉安商店宣傳單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60週年，“民主牆”誕生30週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週年。在經曆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 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抉擇。 19世紀中期的歷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進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曆史條件，共和政體隻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捲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憲政歷程，然而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緻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為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緻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