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是非曲直有時不得不訴諸法庭，我從政多年，經歷過「法治是騙局」「正義是偶然」的戒嚴時代，但做為法律人，我知道司法公信力建立不易，我從未以自己訴訟個案的不利，就輕易說法院或法官有問題來傷害司法公信。不過，判決是公開的，而且可以公評，這也是提升判決水準，增加司法公信的方法。

這幾天媒體報導我告歐鴻鍊損害賠償的官司，第一審勝訴，但二審逆轉敗訴，這是確定判決，而且一二審判決不同，制度上以二審為準，但值得大家了解其間認定有何不同？

「本案事實」
一、歐鴻鍊上電台說：「謝長廷啊，大概人家因為這個，指責謝長廷，逼死了這個蘇啟誠，所以他，為了卸罪、脫罪，他就說，蘇啟誠有憂鬱症所以自殺」。

我公開否認，並說如能証明我有在何時？何處講過這樣的話，我願意「公開道歉辭職」，結果他提不出來，也不道歉。我只好提出訴訟，第一審判他敗訴。

二、他提出蘇太太在訴訟中給他的一封信，說有人告訴她謝長廷在部內講過蘇處長有憂鬱症，而她有告訴歐云云。但她只是聽有人說，但誰告訴她？有沒有人真的這樣說？照理可以查一下，但歐聽到後沒有查問，三年來歐從來未試著去查。而且他在電台講的又加油添醋，所以第一審判他敗訴。不採取這種「甲聽乙說，乙聽丙説」的卸責模式。
但媒體刊登判決理由說，第二審卻認定蘇太太有告訴他，他公開講就算有憑據，而判他勝訴。這社會可以公評。

三、我還沒有看到判決書，最近日本公務忙碌，都是委託律師處理。這種官司主要是審查有沒有故意或過失，即使被告勝利也是法院認為沒有蓄意毀損他人名譽而已，有的政治人物會借題發揮，說什麼還死者公道云云，其實只是消費亡者或趁機裝可憐募款而已，我人在國外，最近台日事情多，對我攻擊某個程度我忍受，像條子鴿我就沒有提告，但超過程度，不得已還是只能訴諸法庭。豈好訟哉，不得己矣！

2004年，我創作〈小情歌〉，寫下這句歌詞：「我想我很適合／當一個歌頌者」，2019年，我引申創作了〈歌頌者〉這首歌，「歌頌者」三個字我自引〈小情歌〉歌詞。今天，他卻表達「歌頌者」三個字，是他給的建議，讓我不可置信。

從兩年前這件事發生以來，除了法庭上，我從未公開談過此事。我一直不懂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直希望是一場誤會，也一直覺得或許不談論，是對心中那位曾視為父親的人，最後的尊重、寬容與一點保護。但事實上，這樣的盼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我終究心死了，也覺得必須好好對關心我的你們交代一次這些事。
　
　
【事件經過】

我和林先生在2008年有簽署一份詞曲授權合約，原訂2014年底結束，而因我信任對方，一直自動延續到2018年底。

2018年的9月20日，我跟林先生約在他家開會，我向他表示，覺得自己快40歲了，一直以來感受到人生無常，我擔心自己要是突然死掉，家人什麼都沒有，希望詞曲版權拿回來自己處理，他也同意。

我認為依照我們十多年來互相信賴的關係，當面口頭講是比較尊重的方式。我10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提及此事，怕嚇到他，我也先用LINE知會他，他也表示沒問題。

接著在12月6日，我們簽署「合約終止協議書」在雙方律師見證下，確認詞曲合作終止，也將10月26日的存證信函寫進終止書，以「全部遂其所願」表示同意。林先生也親自在電話裡跟環球版權總經理確認以後我會自己處理版權，也發訊息給我「12月31日前這些轉移的對象都會知道你即將自己做」。

原先我想讓一切靜靜落幕，而林先生要求我擬稿，必須在12月31日公開聲明，對外表示以後我將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我記得他一直告訴我要「妥善處理、好聚好散」，並且希望我們能「樹立典範」，告訴大家，不是每一個藝人跟經紀公司結束都要撕破臉。後來也公開聲明結束合作，沒有一點點讓我懷疑我們還有存續任何合約的可能。

一直到2019年4月，我突然收到他的存證信函，我非常錯愕，何況中間我多次在節目上演唱自己創作，他從未有任何反應。收到存函後我不斷跟他聯絡，好幾天他不接電話、我用各種通訊軟體訊息他也不回，最後用email，他才回覆宣稱詞曲授權還在他身上。

沒多久，林先生開始對我提起假處分、民事訴訟、甚至到刑事，還把我所創作的歌名搶註商標。我的律師苦笑地說：「他送給你全餐耶」。

10月，在被告後第一次見到林先生，記得檢察官希望能促成和解而問他「如果要和解，你的條件是什麼？」我記得他表示「我希望他把寫給蘇打綠的所有詞曲都給我，我想keep住我跟蘇打綠的美好回憶！」我記得檢察官當場回應他「這要求已經超出案件範圍，你告『吳青峰』，現在卻要求『蘇打綠』，連我都覺得強人所難，你怎麼能要求他接受，不要講得很漂亮說是美好的回憶，但其實你是想要某些東西。況且現在都告了，也不美好了。」後來我嘗試庭外再約他和解，他提出的條件依然是「繼續授權所有蘇打綠發表過的詞曲，要使用不需經我同意」，並告訴我「只有他知道我的歌怎麼用最好」。當時訴訟的開端是〈歌頌者〉這首歌，和解條件卻是「蘇打綠過去和未來的歌」，過去近百首歌曲，甚至未來我還沒寫的歌？難道不令人懷疑這才是目的嗎？
　
　

【一次又一次的死心】

經過幾次出庭與報導，很多人漸漸發現這件事，但你們不知道的是，你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兩年多來，我不斷收到無數書狀，幾週一次，一次動輒數十頁。應該談法律的書狀，卻成為一次比一次荒謬且攻擊性、情緒性的字眼。你們偶然看到報導覺得氣憤的，卻是我的日常心碎。

合意不續約，安分守己唱自己的歌，卻被形容成「無視法紀，不斷膨脹放大自身之權利。」；

為了承接他瞞著我簽的合約，卻被說成「違約在先，企圖霸王硬上弓」；

一個創作者、著作權人反被「被授權人」稱為「不潔之手」；開庭被往事勾動而難過，卻被描述為「其妄尊自大、不可一世的霸道心態與作法，與其前次開庭時的楚楚可憐形象，根本南轅北轍、判若兩人。」；

在高雄演唱會前被觀眾質疑我不能唱自己的歌，卻說我是「利用『創作者不得演唱自己的作品』之悲情訴求，企圖博取大眾之同情，以炒作演唱會熱度之宣傳手法」；

說一個中文系畢業生「曲解電子郵件文字到這種程度」；

連林先生當時委任的律師，都出庭作證所有人都很清楚三份合約皆已結束。對方卻可以寫成是林先生「隱忍退讓，百般之退讓與成全」，說我「令人瞠目結舌」；

當對方提出假處分，要求法院令我四年四個月內不能使用自己作品，他們說凍結我的作品「影響不大」。為了抗辯，我們提出《太空人》的銷售，以及過往歌曲紀錄，這時對方回應「辯稱因為銷售量大所以就應該容忍其侵權云云⋯⋯然還以此沾沾自喜⋯⋯豈非財大氣粗者就可以任意侵權而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小情歌歌曲並非著名，亦未與『吳青峰』有密不可分的連結。小情歌歌曲僅有1619萬次之觀看次數⋯⋯實難謂其非過於膨脹自身之評價」、「無與倫比的美麗僅有1019萬次之觀看次數」等等辯稱凍結我的作品，對一個創作歌手影響不大。

這樣的言語已歷時兩年，在此所提也只是冰山一角，我真的分不清，到底是寫書狀的林佳瑩律師、張志朋律師的言語，還是林先生本人的意思，但無論如何，就算是律師的意思，肯定也經過林先生同意；就算是林先生的意思，也是律師下筆的。

一次又一次，我真的不敢相信，這些話是從一個，我曾視為父親的人口中說出。一直以來盲目相信他、永遠感恩報答的我，為什麼要這樣被對待？就因為不合作，十幾年的情誼都不重要了嗎？那些他曾說是家人、是partner，口口聲聲的好聚好散，都是假的嗎？

網路上看到許多擷取片段發表意見的法律人說「青峰犯的錯是沒有在三個月前以書面表明不續約」，但他們不知道我的經紀合約包含了著作權條文，2018年12月我與林先生新簽署的〈合約終止協議書〉終止了「詞曲版權、經紀、唱片三份合約，終止書的副本公開聲明即是不續約的書面文件，這點民事判決書也說：「以後約修正或取代前約，致無須在該年12月31日前3個月為之」。

上一次開庭，林先生當時的委任律師有一段證言讓我很驚訝，她說2018年終止合約時，她詢問林先生三份合約，林先生回答她：「版權早就談好了，是沒有爭議的部分，其他兩份因為有工作需要交接，所以要特別寫清楚。」林先生給了她經紀合約與唱片合約，並表示「詞曲合約找不到。」我驚訝的是，我知道林先生全部合約都交給會計張小姐保管，他告訴律師找不到合約的同一禮拜，我也曾向會計張小姐要過詞曲合約來看，不可能找不到。這句話讓我不免驚嚇地懷疑，難道一開始就別有用心？

上一次開庭時，我沒有想到我會哭出來，在證人的證詞中，勾起太多我早已不願回想的往事細節，包括「林先生很擔心我不願意承接騰訊這份合約，他會違約」；但連證人都很訝異我「全盤接受林先生要我承接的」；我曾詢問林先生「是否能聘請你當製作人」卻被林先生拒絕「要斷就斷得乾乾淨淨」；協議結束後我甚至「挽著林先生的手，告訴他：『你不願意一起工作沒關係，我們還可以是家人』」⋯⋯這種種，實在讓我一時沒忍住情緒。

我哭，不是因為我想博取同情，是因為我有真感情。我哭，是因為我至此徹徹底底死心，如同第二次經歷「失去父親」的過程。我哭，是因為我一切都為他著想，但最後換來了什麼，而這一切，竟然是由當時的「對方律師」替我見證的，真是諷刺。
　
　
【我對每一個創作者想說的話】

事件開始時，我正面臨《歌手2019》決賽演唱〈歌頌者〉的掙扎，我沒有告訴周遭的人發生什麼事，自己每天回到飯店默默流淚。

坦白說，最開始我問律師：「我們能不能乾脆認輸？他要錢，就照他說的賠，當花錢學教訓、認清一個人，也就不用浪費生命在他身上了。」我很心痛，但我實在不想花費心思在這件事上，依照我們對他以往與其他對象諸多訴訟的了解，他總是纏訟到底，而對我一個創作者而言，我一開始希望版權在自己身上，就是有感於人生無常，就是因為珍惜生命、珍惜時間，而現在我卻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訴訟，這些時間如果我能拿來寫歌，該有多好？

但律師說：「你是第一個唱自己寫的歌被告的，沒有前例。如果你不力爭到底，你會害到以後有一樣遭遇的創作者。」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為了未來我不認識，但可能面對一樣事情的創作者，拼命面對著。同時，一旦看清蘇打綠的歌曲是被搶奪的目標，我也必須為了蘇打綠六個人十多年的心血奮戰。

我們從小的環境、教育，一直被教導要「尊師重道」、「忍耐是美德」，但就是這些教導，讓過猶不及的我，因為懷著感恩，所以一路以來從不懷疑、盲目相信，最後變成這樣。對於「尊師重道」、對於「感恩」，我自認我一直以來都是做到最好，絲毫無愧於心，於情感、於實際收益，我相信我已報恩百倍萬倍。但遇到錯的事，無止境「忍耐」並不是美德，只會縱容、寵壞他人，最終不但會反過來吞噬自己，更有可能害到他人，甚至親眼看著自己最愛的母親、家人陪你難過。

我希望每一個年輕的創作者，記得一開始就要看清楚合約。常懷感恩、努力回報，這些都是理所當然，但一方面，保護自己更理所當然。如果你合作的「長輩」是正直的，就不會因為你「合理」地詢問自己的權益而惱羞成怒。我希望有所有創作者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不要像我一樣遭受這樣的打擊，讓生命如此虛擲。

我從未想過會遭逢如此巨變，也驚覺有時法律保護的，並非對的人或善良的人，而是「懂得怎麼利用法律的人」。我沒想到，創作有時變成一種原罪，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奪走，需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花這麼多心力。我也從未想過，其實有時律師會力挺的，不是法律、不是真相，也不是正義，而是付錢給他的客戶，如此而已。
　
　
【結論：我於理、於情都毫無虧欠，更是合理合法、仁至義盡】

我相信我今天一番話，一定會再被對方以各種曲解和利用法律刁難，畢竟對方連我私人臉書的發文都要自行對號入座、要求我登報道歉。但我不怕，因為我沒有一句話是謊言。我也知道這件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得走，我相信對方會不斷想辦法繼續纏訟，而閉上眼睛寫寫書狀就有錢領的好差事，亦有很多律師趨之若鶩。我也希望每個要興訟的人多想想自己的家人、孩子，你怎麼忍心讓他們查詢自己的家人，都是這些新聞。

面對這件事到後來，不只是我，書狀中的無端攻擊，從針對我，也變成針對六個個別團員，更沒想到，連馨儀也遭受這樣的對待。看著身懷六甲的馨儀接著被告，跟看到吳媽媽要面對一樣令我心痛不已。

我是一個創作者，還在努力創作著，我深知，音樂一旦失去靈魂，就只剩下技巧；而法律一旦忽略人心，產生漏洞，就只是文字罷了。

蘇格拉底曾言：「不只要活著，還要良善地活著。」活在這世界上，我相信我期許自己擁有的，不只是作品、名字，而是良善。我一向問心無愧，沒有一絲虧欠，於情，於理。

［把良心的守護人治罪］

就在蔡玉玲查冊案裁判前夕，消息傳來，她這次的「罪證」，《鏗鏘集》偵查報導「7.21誰主真相」，獲得了「金堯如新聞自由獎大獎」，評判一致讚許這個報導不論是專業水平，還是按公眾利益考慮，獲獎都是實至名歸。

而新任廣播處長入主了的香港電台，竟然公開表示，有獎也不要拿。

而香港的法院，也把這個剛拿了獎的記者，送上了犯人欄，把她治罪。

更諷刺的是，7.21元朗襲擊案裡，白衣人被告暴動案仍在審訊，被襲擊的一方也有被告上法庭。但第一個因為7.21事件而被定罪的人，竟是為了查明真相的記者。

＊＊＊

37歲的蔡玉玲，身型微胖，理了乾爽的短髮，這天戴了黑色口罩，穿了長袖柔軟料子的黑衣服，配搭了軍綠色布褲，腳踏綁帶平底便鞋，下午二時半到達西九龍裁判法院。這天陽光普照，微風輕送，初夏的一個好天氣。

過百名旁聽人士到場，不少是資深的新聞界同業，也有熱心市民。因為疫情稍緩，法庭取消了以往封掉部份座椅的旁聽措施，西九龍1號庭坐滿人，未計直播的旁聽席，內庭已坐了近100人。

綽號「阿包」的蔡玉玲，在港台同事擁簇下到場，先和律師團隊入房間商議，當她進入內庭時，她坐在律師團隊之後最後排一張辦公室椅子上。開庭前，氣氛嚴肅，大家都鴉雀無聲。

準時開庭，胖女保安員大喊：「Court!起立！」徐綺薇裁判官步出，請被告坐下。「以下是裁決理由」，她逐字細讀中文裁判書。判決書冗長，26頁共60多個重點。然而大部分時間都是爭拗技術性的法律觀點。

上網申請車主查冊資料，作為一種「陳述」，運輸署署長有沒有權限不批准發出查冊結果，逾半小時，裁判官的總結是，為免資料被濫用，或基於她認為的「立法原意」，運輸署署長是有權限審視申請查冊者用途，才決定是否發出查冊結果。

阿包最初坐在椅子上神情輕鬆，入座前略為伸展了一下自己的頸部。聆聽着裁判官的朗讀時，她不時轉換姿勢，有時雙手緊握把前臂放在枱上像祈禱，有時交疊雙手放在胸前，有時更把玩自己的手指，又或者用手托着腮部。

直到後半部，判詞進入「戲肉」。

辯方指出，《鏗鏘集》清楚顯示涉案車輛被用作運送襲擊者及懷疑用來犯罪的武器，而查明在道路上被用作犯罪工具車輛的負責人，必然是「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故此認為蔡玉玲並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然而裁判官卻指，所謂「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必須是和申請人「自身」有關，例如申請人的車子和對方車子發生意外而作出索償，並不是車子被用作甚麼用途。

裁判官有句話，可圈可點。

「本席認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此時，旁聽席上嘩然。裁判官補充，被告應考慮用「其他途經獲得申請」「例如向運輸署提出書面申請」。在座記者面面相覷。

裁判官的一句話，打進在座近百記者心裡：「採訪及報的用途本身並非與交通及運輸有關事宜。」在元朗7.21事件後，即使記者發現一架車，曾被運用大量竹枝給懷疑兇徒 ，也不合乎查冊資格。

最後，裁判官再向記者們澆一盤冷水。

壓軸討論是，記者申請時是否「明知」故犯，亦即，記者是否無心誤墮法網。裁判官指，她可以用事實去推論。

裁判官引用《鏗鏘集》中，記者出示記者証上門採訪，打電話跟進訪問等作為原因，指出「採訪和報導用途，和涉案車輛本身事宜完全無關」；「被告人顯然為着採訪報導及製作節目」而查冊，根本與「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

聽到這裡，只差裁判官口中一句「罪名成立」，蔡玉玲開始不斷眨眼，原來淚水已盈滿眼眶，眼淚已經滴下來了。

裁判官着蔡站起來作宣判，全場靜默無語，她雙手下垂，過百記者目睹一個優秀同業，承擔了為公眾利益而被入罪的苦楚。

此刻，被宣判有罪的，是全香港的記者。

求情的過程，亦異於平常。

平日的場景是這樣的，大狀會說，被告人或許成績不好，或許沒有甚麼成就，但決心改過云云。

但今次大狀的求情內容，被告人的成績亮麗得很，成就卓越。搞不好，還以為大家在出席一個新聞獎的頒獎禮，還以為是頒獎嘉賓發表對蔡的加許，沒想過是一個記者定罪後求法庭減刑的陳述。

「蔡玉玲今年37歲，畢業於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修新聞與傳播學士，2007-2016年她曾經在港台由非公務員開始服務，後來成為公務員。同期更擔任港台工會主席，她是最年輕的工會主席。2016有份創立傳真社，之後於2018年成為獨立記者。

她曾經在國際上拿得多個新聞獎項，紐約和美國紀錄片獎項，她的偵查報導，包括一個穿山甲走私的採訪，機場空管系統的問題報導，可見，她為公眾利益作出了貢獻。」

辯護的陳政龍資深律師，呈上兩封求情信。

一封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撰寫的，內裡提到，「蔡玉玲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在新聞學中，調查記者向來被為『良心的守護人』和『民主社會的偵探』。」聽到「良心的守護人」這裡，蔡玉玲脫下口罩，感慨地用紙巾拭淚。

李立峯後來向我提及，「良心的守護人」是來自兩位美國新聞學學者James S. Ettema 及 Theodore L. Glasser一本關於偵查報道及社會公義的書，書名為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李立峯在信中寫道：「在是次案件中，蔡的『查冊』行動是調查報導工作的一部分，報道涉及一件極重要的新聞事件，讓公眾得知或至少為貼近事件真相，是新聞界的責任，報導服務的是公眾利益。本人希望法庭在判決時能充份考慮被告無私的動機、調查報道對公眾的重要性，以及蔡玉玲個人正直誠實的品格。」

前記協主席岑倚蘭，曾在她擔任主席時，與阿包共事，她說，昨夜撰寫求情信時心情痛苦，「我覺得，根本無罪，何罪之有？點解要求情呢。」

岑倚蘭的求情書寫道：「這位新聞界的精英、傑出的名記者，竟因為查冊這項新聞界普遍用的調查工具而遭逮捕起訴，實在痛心。」「法官閣下，眼前這位追求卓越，用心和專業紀錄時代，揭發真相，見證歷史的記者，是香港之寶，我城需要她。」

學院派，實戰派，都對蔡一致讚許，一位正直誠實的香港之寶，竟因為全港記者都做過的查冊程序，成為了代罪羔羊。

陳大狀向裁判官說了一句話：「正如審訊中我們提及，每年政府收到關於查冊的申請數字，千計來自傳媒，新聞學術界都會教學生用查冊。今次裁決前，無論業界翹楚，抑或學術業界，都說這是一向的做法，法官閣下，妳卻說，這是錯的做法。」

裁判官考慮了三分鐘，請蔡玉玲站起來，表示「睇過求情信，知悉妳得過的獎項，無可置疑，妳的目的是為採訪及報道，但也要用『正確』的途經。考慮了妳的背景，目的，車主沒實際影響，判罰款每宗罪3千，兩項罪名共6千。」

裁判官還問，阿包甚麼時候可以交罰款。因為一般被告，有時會拿不出罰款。但當然，罰款今天已經可以拿出來。

散庭時，有人大嗌：「採訪無罪！查冊無罪！」阿包已哭成淚人，倚在律師身上痛哭。有一名旁聽席的女士紅着眼圈，走上前向阿包說：「多謝哂妳蔡小姐，香港好在有妳這種人。」

逾百人陪伴着阿包坐扶手電梯離開西九龍法院大樓。一宗好像很細小，很技術性的案件，凝聚了全香港記者的心。被告上法庭，被定罪的，是每一個在香港曾經查過冊的記者。有資深記者苦笑說：「我是不是要自首呢？」

阿包在咪兜前發言，平伏了的心情又泛起了波濤。「當然這是難受、傷心的。今天我被定罪，其實是判了所有記者有罪。」

「我堅信查冊無罪，新聞自由無罪。你問我，過去十多年做記者，我也是持守着一套新聞價值，謙卑而嚴謹。我自問，這兩年做關於721的報導……（哽咽）是我最引以為榮的報導。」說到這裡，她悲從中來。

散庭前，控方都把所有證物充公，包括《鏗鏘集》光碟等，唯獨香港電台的記者證，發還給她。

被問到，將來還有沒有機會回到港台工作，尤其是現在連拿個獎都好像被禁止。

蔡玉玲說：「我想做記者，但不一定要做《鏗鏘集》的記者，也不一定要做香港電台的記者。」

(照片: 岑倚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