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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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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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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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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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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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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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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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hNr2xExQuCW01m154STIb?si=H6wmKVqJSNiFDbi047ye6w&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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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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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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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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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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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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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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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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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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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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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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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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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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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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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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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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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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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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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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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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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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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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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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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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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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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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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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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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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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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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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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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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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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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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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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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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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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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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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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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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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美國11月總統大選不是簡單的共和黨對民主黨，川普對拜登；而是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為利益樞紐，綑綁了美國民主黨、主流左派媒體，和中國共產黨形成聯盟；再利用「黑人命貴」BLM及被川普宣佈為恐怖組織的Antifa以抗議種族歧視為由，實則採取毛澤東階級鬥爭路線，破壞美國傳統價值及社會秩序；民主黨就可站在道德高點，利用媒體輿論譴責川普以利自己勝選。

這有點像食物鏈，華爾街金融資本家位於頂層，因為他們是美國主流左派媒體的老闆、是民主黨的主要金主。華爾街與中國共產黨利益綑綁極深，川普2016參選就不斷被華爾街主導的主流左派媒體圍剿，也包括受華爾街控制的好萊塢。他們攻擊川普是白人至上主義，而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其實都是民主黨人。原因很簡單，川普自己有錢也有保守右派白人資助，可以不甩華爾街金融資本家，且完全不受控制。

華爾街也是全球自由貿易和分工的推動者，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正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力推，影響美國及西方政府決策，鼓勵其投資的關係企業到中國設廠，以利用廉價勞力生產並銷售全世界。對華爾街金融資本家而言，中國就是「流奶與蜜之地」。

由於川普展開美中貿易大戰，追究華爾街與中國利益勾結，造成華爾街與中國大失血，因而雙方共同力挺民主黨拜登（Joe Biden）對抗川普。拜登家族與中國關係密切，其子亨特（Hunter Biden）從中國銀行獲得10億美元資金與中國國企合夥創立渤海華美股權投資基金，並投資研製人臉辨識監控系統的曠視科技，用於監控中國人民及新疆維吾爾族。

了解華爾街金融資本家與中國共產黨如何勾結，才能看清這場美國左派社會主義與右派資本主義之爭。

美國前總統雷根的經濟金融戰略設計師羅賓遜（Roger Robinson）估計，中國從美國資本市場可能拿走了約3萬億美元的資金；從美國資本市場融資，是中共賴以生存的主要管道。

2019年11月14日，他在參加「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舉行的新聞會上時表示，中國可能從美國股票市場拿走1.9萬億美元，債券市場可能拿走1萬億美元。中國這種做法可說是「借雞生蛋」，美國就是那隻雞。羅賓遜說，這些錢都是「美國人自己的錢」。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已幫助許多中國公司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目前美國資本市場上有650多家中國企業。紐約證券交易所86家、納斯達克62家、上櫃500多家。上櫃因監管最少，也是那些尋求規避透明度和披露要求的中企最愛市場。其中許多上市公司是中國國企或有軍方背景的公司，其資金規模高達萬億美元以上，這些具中國官方背景的公司吸收美國投資者的金錢用來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並侵犯人權。

最近的例子是在美國上市的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財務造假醜聞，瑞幸咖啡2019年5月17日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估值達20億美元，募資超過10億美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開設4507家直營門店，成為中國最大的連鎖咖啡品牌。2020年4月2日，瑞幸咖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承認22億人民幣的交易額造假，隨後股價崩盤，市值驟減近50億美元，令投資人損失慘重。摩根史坦利、瑞士信貸、中金公司和海通國際，做為瑞幸咖啡首次公開募股的聯合承銷商，預計將面臨高額罰款。

中國公司財務造假會計事例也沒能阻止投資銀行的貪婪，華爾街投行明明知道很多中國公司存在欺詐行為，不遵守財務規則、報告規則和會計規則。但是他們仍繼續投資、並促成違規中企在美國上市，共同詐騙美國投資人。目前中國政府阻止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或美國監管機構檢查中國公司的審計工作文件，稱這些文件包含「國家機密」。依照商業規則，不管來自中國還是來自世界各地，任何想在美國上市的公司，都必須像美國公司一樣遵守真實的審計，遵守與美國上市公司相同的標準。

有一名叫孟宇（Ben Meng），出生並成長在共產中國，1995年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就讀，是加州公共僱員退休系統（CalPERS）的首席投資官。CalPERS是全美最大的養老基金之一，為加州大部分州和地方公共機構的退休或在職的公職人員管理著超過3500億美元的資金。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曾報導過孟宇對「祖國」宣誓效忠。

加入CalPERS之前，孟宇在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擔任了三年的副首席投資官。國家外匯管理局是中國國務院下屬的行政機構，負責起草外匯市場活動的規則和條例，並管理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國的外匯儲備系統由中國政府嚴格控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機構之一。而宣誓效忠共產中國的孟宇竟然能成為美國政府3500億美元退休基金的管理者？美國人的退休投資組合中可能有近20%中國證券，美國人正在用他們的退休金來支持美國的最大敵人——中共政權。

澳洲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漢彌爾頓（Clive Hamilton）和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馬曉月（Mareike Ohlberg），合寫《隱形的手：中國共產黨如何重塑世界》，深入剖析了北京與華爾街之間深厚且共生共存的利益關係。新書除了分析北京藉由與華爾街大亨交好，來影響華府決策外，也進一步拆解北京如何與華爾街利益綑綁，確保對美國政治、經濟影響力持續不斷。

1993年中國企業開始在香港上市H股，這些就是華爾街與中國紅二代結合的產物。華爾街投行如果認真對這些中國企業檢查賬目，根本就無法上市。但是為了合夥詐財，投行會協助這些公司把賬目整理的漂漂亮亮，通過香港證監會，在香港交易所掛牌，這些後來稱之為H股與紅籌股再經過包裝宣傳，形成搶購熱潮。華爾街投行、上市中國企業、中國紅二代，三方合夥賺大錢，等股票跌到谷底，虧死的全是散戶股民。

再舉另一個例子，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高盛集團協助下於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掛牌價為68美元，，募資金額為218億美元，加上承銷商擁有「超額配售權」，阿里巴巴此次IPO達250億美元規模。當日最終以93.89美元作收，使阿里巴巴的市值達到2314億美元，超越Amazon的1530億美元及Facebook的2025億美元，成為美國股市市值第四大的科技公司，僅次於Google、蘋果及微軟。隨著高盛集團聯合其它投行炒作下，股票最高達到200美元，市值超過4400億美元。

但250億美元股票並不表示全發行在公開市場，通常會由承銷商高盛等在一級市場由各大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如黑岩、先鋒等認購；到二級市場開放散戶股民購買達到20%，即50億美元就很多了。股票大部份由投行、券商持有，少量在股市進出才好操控股價做多；等達到高點大戶分批出脫，阿里巴巴大股東和高盛及其他投行、券商大賺，再由散戶接手，被坑的永遠是美國股民。而從中賺錢最多的是華爾街投行，如高盛承銷手續費達3億美元、高點分批拋售股票價差，都讓投行們賺到滿缽滿盆。

1999年10月聯手富達以500萬美元融資給阿里巴巴取得40%股份的高盛（出資330萬美元），如果繼續注資且沒在2004年以2200萬美元出售給Yahoo和軟銀（2000年投資2000萬美元成為大股東）全部股份；在最高市值達4400億美元時，高盛還能再賺數百億美元。

馬雲在納斯達克上市前從Yahoo回購20%股份，2019年9月10日於阿里巴巴20週年年會上宣布辭任董事局主席，職位由張勇接任，傳說馬雲的400億股權已被捐贈給中國政府，阿里巴巴已形同中國國企。2019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在港股二次上市，但已坑殺美國股民無數。

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世貿組織未曾兌現開放銀行業的承諾，華爾街仍一直與中國保持著密切合作關係，助推了中國經濟發展而反噬美國；為獲得業務，僱用中國官員的親戚，如摩根大通以利益交換僱用中國紅二代，違反了美國賄賂法。為此摩根大通於2016年同意支付2.64億美元的罰款，瑞士信貸和德意志銀行也因類似做法支付了巨額罰款。

多年來，紐約華爾街的主要投行，扮演了為中國在海外融資的關鍵角色，比如融資中國新創企業、做股票上市承銷商、保薦人、財務金融顧問等，為中國輸血續命。

華爾街在上世紀90年代起就與江澤民家族有密切關係，這種利益綑綁關係在資本市場上非常明顯。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Alvin Jiang），於2009年美國哈佛畢業就加入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任職於美國高盛香港的直接投資部門PIA（Principal Investment Area）。1997年的中國移動，被認為是江澤民家族的地盤；2000年時，中石油是周永康家族的地盤；中海油一直是曾慶紅家族的地盤。摩根大通參與了廣深鐵路、中石油、中國鋁業、中國電信、阿里巴巴等等一眾中企海外上市募資行動。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簡稱小摩）與共產中國的關係始於1973年，當時擔任大通銀行主席的大衛·洛克菲勒帶領第一個美國商業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大通銀行當年就成為中國銀行首家美國代理銀行，並於1982年成為首家在北京開設辦事處的美資銀行之一。

小摩旗下的基金公司摩根富林明與上海國投簽署協議，合資成立基金公司。摩根大通作為商業銀行取得了經營人民幣業務和外匯兌換牌照，這為其在中國境內開展包括投資銀行業務在內的各項業務提供了便利。

摩根大通董事長哈里森大言不慚指出，小摩這樣的國際性金融機構能夠利用其寶貴經驗，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積極創新的金融服務行業。他們掌握這個過程所必需的種種工具，例如風險管理方面的豐富知識和經驗，對全球範圍資本市場的廣泛接觸，創造分散風險及促進競爭的新型金融市場的第一手資料等。哈里森表示與中國分享這些財富並將這些工具中國化。

📌再以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簡稱大摩）為例，其網站介紹，摩根史坦利「深耕」中國25年，為中國客戶在全球股票資本市場獲得融資總額，超過3200億美元。

1995年8月，摩根史坦利入股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是主要股東，摩根史坦利持股34.3%。中金主要為中國大型國企提供海內外融資上市服務，當時中國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由部門負責人逐步升為執行長。

摩根史坦利和中金，曾共同參與多個大型中企上市項目，以下僅舉數例：

1997年10月，中國電信（香港）首次公開募股（IPO），同時在香港和紐約上市，籌資42億美元。

2000年6月，中國聯通IPO，同時在紐約和香港上市，籌資56.5億美元。

2000年10月，中石化全球IPO，同時在紐約、倫敦和香港三地掛牌上市，籌資34.6億美元。

2001年12月，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IPO，同時在紐約和香港掛牌上市，籌資4.86億美元。

2002年11月，中國電信IPO，同時在香港和紐約兩地上市，籌資15.2億美元。

摩根史坦利不是個案，華爾街的投行，協助中共大型央企、國企進行重組和IPO的現象非常普遍。

📌高盛（Goldman Sachs）幫助中企海外上市募資行動，以下僅舉數例：

1997年，中國移動通信於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40億美元。

2000年3月，中國石油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29億美元。

2002年7月，中國銀行（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26.7億美元。

2004年，平安保險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18.4億美元。

2004年，中興通訊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4億美元，這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A股公司。

2005年，交通銀行海外上市項目，籌資22億美元，成為第一個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國有銀行。

2005年，中國石油於後續股票發售，籌資27億美元。

2006年，高盛還成功完成了中海油價值19.8億美元快速建檔發行項目以及中國銀行111.9億美元H股首次公開上市項目。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紐約上市公開募股（IPO），募資218億美元。

在債務融資方面，高盛在中國牽頭經辦了四十多項大型的債務發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國的大型全球債務發售交易中擔任顧問及主承銷商，分別於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10月完成了1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

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在幫助中企募得數十億、百億、千億美元資金的同時，自己也獲利無數。但這些貪婪金融資本家餵養出了一隻食人巨獸，正要吞下美國，將美國轉化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所滲透的不止華爾街，還有其它國際金融機構包括英國、德國，這些投資銀行經常吹捧中國的經濟成就而唱衰美國。

下圖為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行動，這才是美國式和平示威，沒發生任何暴動（局部衝突也是和平收場）；警察正常執勤，示威民眾被捕也沒反抗。請跟 Black Lives Matter 暴動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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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1月總統大選不是簡單的共和黨對民主黨，川普對拜登；而是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為利益樞紐，綑綁了美國民主黨、主流左派媒體，和中國共產黨形成聯盟；再利用「黑人命貴」BLM及被川普宣佈為恐怖組織的Antifa以抗議種族歧視為由，實則採取毛澤東階級鬥爭路線，破壞美國傳統價值及社會秩序；民主黨就可站在道德高點，利用媒體輿論譴責川普以利自己勝選。

這有點像食物鏈，華爾街金融資本家位於頂層，因為他們是美國主流左派媒體的老闆、是民主黨的主要金主。華爾街與中國共產黨利益綑綁極深，川普2016參選就不斷被華爾街主導的主流左派媒體圍剿，也包括受華爾街控制的好萊塢。他們攻擊川普是白人至上主義，而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其實都是民主黨人。原因很簡單，川普自己有錢也有保守右派白人資助，可以不甩華爾街金融資本家，且完全不受控制。

華爾街也是全球自由貿易和分工的推動者，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正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力推，影響美國及西方政府決策，鼓勵其投資的關係企業到中國設廠，以利用廉價勞力生產並銷售全世界。對華爾街金融資本家而言，中國就是「流奶與蜜之地」。

由於川普展開美中貿易大戰，追究華爾街與中國利益勾結，造成華爾街與中國大失血，因而雙方共同力挺民主黨拜登（Joe Biden）對抗川普。拜登家族與中國關係密切，其子亨特（Hunter Biden）從中國銀行獲得10億美元資金與中國國企合夥創立渤海華美股權投資基金，並投資研製人臉辨識監控系統的曠視科技，用於監控中國人民及新疆維吾爾族。

了解華爾街金融資本家與中國共產黨如何勾結，才能看清這場美國左派社會主義與右派資本主義之爭。

美國前總統雷根的經濟金融戰略設計師羅賓遜（Roger Robinson）估計，中國從美國資本市場可能拿走了約3萬億美元的資金；從美國資本市場融資，是中共賴以生存的主要管道。

2019年11月14日，他在參加「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舉行的新聞會上時表示，中國可能從美國股票市場拿走1.9萬億美元，債券市場可能拿走1萬億美元。中國這種做法可說是「借雞生蛋」，美國就是那隻雞。羅賓遜說，這些錢都是「美國人自己的錢」。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已幫助許多中國公司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目前美國資本市場上有650多家中國企業。紐約證券交易所86家、納斯達克62家、上櫃500多家。上櫃因監管最少，也是那些尋求規避透明度和披露要求的中企最愛市場。其中許多上市公司是中國國企或有軍方背景的公司，其資金規模高達萬億美元以上，這些具中國官方背景的公司吸收美國投資者的金錢用來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並侵犯人權。

最近的例子是在美國上市的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財務造假醜聞，瑞幸咖啡2019年5月17日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估值達20億美元，募資超過10億美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開設4507家直營門店，成為中國最大的連鎖咖啡品牌。2020年4月2日，瑞幸咖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承認22億人民幣的交易額造假，隨後股價崩盤，市值驟減近50億美元，令投資人損失慘重。摩根史坦利、瑞士信貸、中金公司和海通國際，做為瑞幸咖啡首次公開募股的聯合承銷商，預計將面臨高額罰款。

中國公司財務造假會計事例也沒能阻止投資銀行的貪婪，華爾街投行明明知道很多中國公司存在欺詐行為，不遵守財務規則、報告規則和會計規則。但是他們仍繼續投資、並促成違規中企在美國上市，共同詐騙美國投資人。目前中國政府阻止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或美國監管機構檢查中國公司的審計工作文件，稱這些文件包含「國家機密」。依照商業規則，不管來自中國還是來自世界各地，任何想在美國上市的公司，都必須像美國公司一樣遵守真實的審計，遵守與美國上市公司相同的標準。

有一名叫孟宇（Ben Meng），出生並成長在共產中國，1995年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就讀，是加州公共僱員退休系統（CalPERS）的首席投資官。CalPERS是全美最大的養老基金之一，為加州大部分州和地方公共機構的退休或在職的公職人員管理著超過3500億美元的資金。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曾報導過孟宇對「祖國」宣誓效忠。

加入CalPERS之前，孟宇在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擔任了三年的副首席投資官。國家外匯管理局是中國國務院下屬的行政機構，負責起草外匯市場活動的規則和條例，並管理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國的外匯儲備系統由中國政府嚴格控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機構之一。而宣誓效忠共產中國的孟宇竟然能成為美國政府3500億美元退休基金的管理者？美國人的退休投資組合中可能有近20%中國證券，美國人正在用他們的退休金來支持美國的最大敵人——中共政權。

澳洲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漢彌爾頓（Clive Hamilton）和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馬曉月（Mareike Ohlberg），合寫《隱形的手：中國共產黨如何重塑世界》，深入剖析了北京與華爾街之間深厚且共生共存的利益關係。新書除了分析北京藉由與華爾街大亨交好，來影響華府決策外，也進一步拆解北京如何與華爾街利益綑綁，確保對美國政治、經濟影響力持續不斷。

1993年中國企業開始在香港上市H股，這些就是華爾街與中國紅二代結合的產物。華爾街投行如果認真對這些中國企業檢查賬目，根本就無法上市。但是為了合夥詐財，投行會協助這些公司把賬目整理的漂漂亮亮，通過香港證監會，在香港交易所掛牌，這些後來稱之為H股與紅籌股再經過包裝宣傳，形成搶購熱潮。華爾街投行、上市中國企業、中國紅二代，三方合夥賺大錢，等股票跌到谷底，虧死的全是散戶股民。

再舉另一個例子，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高盛集團協助下於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掛牌價為68美元，，募資金額為218億美元，加上承銷商擁有「超額配售權」，阿里巴巴此次IPO達250億美元規模。當日最終以93.89美元作收，使阿里巴巴的市值達到2314億美元，超越Amazon的1530億美元及Facebook的2025億美元，成為美國股市市值第四大的科技公司，僅次於Google、蘋果及微軟。隨著高盛集團聯合其它投行炒作下，股票最高達到200美元，市值超過4400億美元。

但250億美元股票並不表示全發行在公開市場，通常會由承銷商高盛等在一級市場由各大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如黑岩、先鋒等認購；到二級市場開放散戶股民購買達到20%，即50億美元就很多了。股票大部份由投行、券商持有，少量在股市進出才好操控股價做多；等達到高點大戶分批出脫，阿里巴巴大股東和高盛及其他投行、券商大賺，再由散戶接手，被坑的永遠是美國股民。而從中賺錢最多的是華爾街投行，如高盛承銷手續費達3億美元、高點分批拋售股票價差，都讓投行們賺到滿缽滿盆。

1999年10月聯手富達以500萬美元融資給阿里巴巴取得40%股份的高盛（出資330萬美元），如果繼續注資且沒在2004年以2200萬美元出售給Yahoo和軟銀（2000年投資2000萬美元成為大股東）全部股份；在最高市值達4400億美元時，高盛還能再賺數百億美元。

馬雲在納斯達克上市前從Yahoo回購20%股份，2019年9月10日於阿里巴巴20週年年會上宣布辭任董事局主席，職位由張勇接任，傳說馬雲的400億股權已被捐贈給中國政府，阿里巴巴已形同中國國企。2019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在港股二次上市，但已坑殺美國股民無數。

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世貿組織未曾兌現開放銀行業的承諾，華爾街仍一直與中國保持著密切合作關係，助推了中國經濟發展而反噬美國；為獲得業務，僱用中國官員的親戚，如摩根大通以利益交換僱用中國紅二代，違反了美國賄賂法。為此摩根大通於2016年同意支付2.64億美元的罰款，瑞士信貸和德意志銀行也因類似做法支付了巨額罰款。

多年來，紐約華爾街的主要投行，扮演了為中國在海外融資的關鍵角色，比如融資中國新創企業、做股票上市承銷商、保薦人、財務金融顧問等，為中國輸血續命。

華爾街在上世紀90年代起就與江澤民家族有密切關係，這種利益綑綁關係在資本市場上非常明顯。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Alvin Jiang），於2009年美國哈佛畢業就加入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任職於美國高盛香港的直接投資部門PIA（Principal Investment Area）。1997年的中國移動，被認為是江澤民家族的地盤；2000年時，中石油是周永康家族的地盤；中海油一直是曾慶紅家族的地盤。摩根大通參與了廣深鐵路、中石油、中國鋁業、中國電信、阿里巴巴等等一眾中企海外上市募資行動。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簡稱小摩）與共產中國的關係始於1973年，當時擔任大通銀行主席的大衛·洛克菲勒帶領第一個美國商業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大通銀行當年就成為中國銀行首家美國代理銀行，並於1982年成為首家在北京開設辦事處的美資銀行之一。

小摩旗下的基金公司摩根富林明與上海國投簽署協議，合資成立基金公司。摩根大通作為商業銀行取得了經營人民幣業務和外匯兌換牌照，這為其在中國境內開展包括投資銀行業務在內的各項業務提供了便利。

摩根大通董事長哈里森大言不慚指出，小摩這樣的國際性金融機構能夠利用其寶貴經驗，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積極創新的金融服務行業。他們掌握這個過程所必需的種種工具，例如風險管理方面的豐富知識和經驗，對全球範圍資本市場的廣泛接觸，創造分散風險及促進競爭的新型金融市場的第一手資料等。哈里森表示與中國分享這些財富並將這些工具中國化。

📌再以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簡稱大摩）為例，其網站介紹，摩根史坦利「深耕」中國25年，為中國客戶在全球股票資本市場獲得融資總額，超過3200億美元。

1995年8月，摩根史坦利入股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是主要股東，摩根史坦利持股34.3%。中金主要為中國大型國企提供海內外融資上市服務，當時中國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由部門負責人逐步升為執行長。

摩根史坦利和中金，曾共同參與多個大型中企上市項目，以下僅舉數例：

1997年10月，中國電信（香港）首次公開募股（IPO），同時在香港和紐約上市，籌資42億美元。

2000年6月，中國聯通IPO，同時在紐約和香港上市，籌資56.5億美元。

2000年10月，中石化全球IPO，同時在紐約、倫敦和香港三地掛牌上市，籌資34.6億美元。

2001年12月，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IPO，同時在紐約和香港掛牌上市，籌資4.86億美元。

2002年11月，中國電信IPO，同時在香港和紐約兩地上市，籌資15.2億美元。

摩根史坦利不是個案，華爾街的投行，協助中共大型央企、國企進行重組和IPO的現象非常普遍。

📌高盛（Goldman Sachs）幫助中企海外上市募資行動，以下僅舉數例：

1997年，中國移動通信於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40億美元。

2000年3月，中國石油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29億美元。

2002年7月，中國銀行（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26.7億美元。

2004年，平安保險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18.4億美元。

2004年，中興通訊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4億美元，這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A股公司。

2005年，交通銀行海外上市項目，籌資22億美元，成為第一個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國有銀行。

2005年，中國石油於後續股票發售，籌資27億美元。

2006年，高盛還成功完成了中海油價值19.8億美元快速建檔發行項目以及中國銀行111.9億美元H股首次公開上市項目。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紐約上市公開募股（IPO），募資218億美元。

在債務融資方面，高盛在中國牽頭經辦了四十多項大型的債務發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國的大型全球債務發售交易中擔任顧問及主承銷商，分別於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10月完成了1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

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在幫助中企募得數十億、百億、千億美元資金的同時，自己也獲利無數。但這些貪婪金融資本家餵養出了一隻食人巨獸，正要吞下美國，將美國轉化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所滲透的不止華爾街，還有其它國際金融機構包括英國、德國，這些投資銀行經常吹捧中國的經濟成就而唱衰美國。

下圖為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行動，這才是美國式和平示威，沒發生任何暴動（局部衝突也是和平收場）；警察正常執勤，示威民眾被捕也沒反抗。請跟 Black Lives Matter 暴動相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