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看过一档真人情感类节目，婆婆和媳妇各站一边，互相对峙，男人站在中间，一脸无辜的表情。婆婆守寡17年带大了儿子，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儿子结婚了。结婚以后，婆婆每天都在干涉小两口的生活，就连睡觉都不许他们拉窗帘和关门。

有一次，晚上十点多钟，婆婆还赖在小两口房间看电视。媳妇第二天要早起上班，婆婆说你们睡吧，我看完再走，气得媳妇睡沙发。有一次，婆婆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儿子抽屉里的买房宣传单，才知道媳妇怂恿儿子买房搬出去，想远离她这个老太婆了。

于是婆婆让儿子离婚，不然她就彻底失去了这个儿子。儿子不同意离婚，婆媳矛盾日益增长，全家人都快崩溃。婆婆委屈的说，这些年，她和儿子从未分开过，儿子十六岁母子俩才开始分床睡。儿子结婚以后，每天和媳妇那么好，她心里难受。

为什么很多婆媳住在一起，每天斗来斗去不消停。有些婆媳不住在一起，关系反而越来越好。

因为婆媳关系很微妙，相见好同住难，这就需要当婆婆的不要越界，婆婆懂得合理的退出，是一种大的格局。婆婆格局越大，媳妇的婚姻越幸福。

2) 小雅飞美国旅行，旁边坐着一个70岁的老太太，她操持着一口流利的英文，令朋友刮目相看。小雅和老太太聊了起来，得知老太太是外语学院退休教授，这次是赶去陪儿孙迎接圣诞节的到来。老太太每年都要去美国住上一个月，从不在儿子家落脚，她早就定好了靠海边的酒店，吸引孙子过来看海。

小雅问，你为什么不留在美国和儿子住一起，顺便帮媳妇带孩子？老太太却说”我在国内有自己的生活，每个月回校讲两次课，还要出书、演讲，和朋友聚会。老年人本来就该有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圈，最美不过夕阳红嘛。人生最后的时光，一定要留给自己才对！”

小雅因深受婆媳矛盾困扰，请教一下老太太的婆媳相处之道。老太太智慧的笑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当婆婆要对媳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婆媳之间要像亲戚一样的走动，而不是像家人一样住在一起产生矛盾。

临下飞机前，老太太告诉小雅，婆媳之间在同一个屋檐下超过两个小时就不科学。婆婆应尽量把自己当客人，而不是女主人。小雅旅行回来后，把孩子从婆婆家接回，鼓励婆婆多出去走走看看，开阔视野，别太操心孩子的事情。没想到小雅的婆婆以为她嫌自己没有带好孩子，于是跑到儿子那里搬弄是非，引发夫妻矛盾。小雅告诉我，好的婚姻，看婆婆的格局。

格局大的婆婆，明白对媳妇好，就是对儿子好，格局小的婆婆，只会祝儿子幸福，而不是儿子儿媳都幸福。

3) 选老公一定要看婆婆，夫妻吵架的时候，婆婆劝和还是劝离，取决于婆婆的格局。格局大的婆婆会骂儿子、护媳妇，格局小的婆婆只会火上浇油、怂恿儿子管教媳妇。

有人说，在婆婆眼里，媳妇永远是外人。其实要看在什么样的婆婆眼里。在格局大的婆婆眼里，媳妇是儿子后半生最重要的女人，在格局小的婆婆眼里，媳妇是儿子的附属品，负责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

格局大的婆婆懂得在儿子结婚以后，悄悄地退出儿子的生活。她明白，男人的前半生属于婆婆，后半生属于媳妇。一个和媳妇争宠的婆婆，就像搅坏一锅粥里的那颗老鼠屎，也是导致儿子媳妇吵架的导火线，杀伤力十足。

现实生活中，婆婆最吝惜给儿媳一声夸奖；儿媳最吝惜给婆婆一点肯定；有了分歧，谁都不愿意否定自己以肯定对方，这就是女人的小格局。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谦让三分，即能天宽地阔，消除一切困难，解除一切纠葛。

谦让就是一种格局，真正智慧的婆婆都懂得让，退一步海阔天空。

作为媳妇，遇到明事理格局大的婆婆，也一定会敬

一本了不起的杂志
——《一行》创刊30周年纪念
徐敬亚

《一行》，就是那本刚刚还摆在我们桌上的“外国”杂志吗，就是那个一袭白衣皂靴的黑脸汉子吗，就是那一行行飘飞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幽灵吗……30年了，当鸡毛蒜皮也变成文物之际，我们翻开记忆，辨认它走过的每一页白纸，如同紧盯着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们也老到有资格纪念30年前的事儿了吗。
30年有多长？二战光复到文革中止，几乎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像100年；1889光绪帝亲政到五四，整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像跨越了古今百代；从五四到四九，又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翻全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的沧海桑田里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
我不会去管什么狗屁文学史。我们是360行中最末的一行，我们是一行人中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的那一行。我们只是摸着自己的脉，走回不耻于史的记忆。
那不是一本普通的杂志。那不是官府的告示和文书。那是我们自己人凑的银子，自己攒的力气，是自己的纸自己的墨，自己写的诗，印上了自己的青葱生命与灵肉，那是一代人30年的刻痕与编年。

缘起：它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30年前，诗歌猛然大热！
先是朦胧诗用一个又一个瞬间点燃了中国。之后数年，官方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围剿——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幕“好产品+好广告”的巨大营销盛况。哪个民族能遭遇攀爬血泪上升的快感，又有哪个国家舍得用一版一版白银为诗歌积年累月地推销。
对于当年诗歌，无论你怎样学术，也只能被迫使用“盛况”这个虚幻形容。中国历来没有理性与数据。几十年了，即使在大数据里人们只能也找到这一条：“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哈哈，上述统计，是我1986年举办“两报大展”时从一份记不清名字的民刊上转抄后发布。没想到，这组数字便成了后来被不断频繁引用的最权威数据。
权威总是可疑的。没办法，历史上冒名顶替的东西太多了。
不管怎样，它总算给了我们一组煞有介事的阿拉伯。我现在不关心诗集，我要的是民刊。按上述统计“打印加铅印”两种诗刊，总数99种。与“两报大展”公示的64个流派基本吻合。但，这些年我不断发现，当年被大展遗漏的诗人和流派太多太多了！
怎么办，八十年代的诗歌民刊、民报，到底有多少？
被当事者们模糊过的历史，后世能够给予补救的惟一方法，也许就是收藏。
目前，中国两大诗歌民刊收藏馆，一个是“世中人汉诗馆”，一个是姜红伟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按收藏者统计的数据之大，足以令我们这些过来者震惊。
世中人汉诗馆内收藏的非公开印行的刊物约3000种（ 时间不限于八十年代。品类为综合统计）。这个数字是世中人刚刚微信发给我的。世中人称，他几乎攒全了《一行》，只差两期，严力已答应帮他补全。哈哈，这本宝贝杂志已经珍贵得达到历史邮票的地位了。
“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收藏。按姜红伟发布的统计：全国大学生各类诗刊、诗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大约300余种。此外，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中学诗歌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大约200种。请注意：中学生社团报刊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品类。
好了，按上述两家诗歌馆的藏品计：八十年代诗歌民间报刊，种类应不低于500种。
明晃晃的收藏品，以物理性的真实，无声地保留着历史，如同出土文物，考古证据般的权威性无可辩驳。
我之所以统计这些遥远的数据，只是为了给《一行》杂志的出世，考证一个宏大的诗歌背景。我们的面前是：煌煌500种民刊，泱泱500乘N首诗、500乘N行诗……
现在，我让一束强光只照亮那一行。
相比于500家群峰并起的民间报刊，《一行》铺起摊位的时候，那个风起云涌的集市即将打烊——直到1987年，几乎在现代诗盛行于中国的10年后，这一行才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但由于它混血般的出身和纯净编风，这本杂志犹如一只最强的聚光灯照亮了中国未来十多年诗歌的血灰色天空，在500家报刊中，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发轫：一种美国式的AA制艺术公社

1987年5月，诗画刊《一行》在纽约创刊。
然而，无论从诗还是从画的内在视角，都纯属诗画之外的偶然——虽然历史向前挪了百年，大清国的年轻子民对遥远大陆的神秘向往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一窥究竟的愿望几达历史之最。一批又一批以留学方式远抛他乡的窥视者们，不经意地裹带了浓度不低的诗歌因子。正是生存背景的移动，意外地带来了中国现代诗一次额外的分蘖。
作为《一行》的主创者及灵魂的严力，在苦苦的海外生存两整年之后，及时发现了自己体内的诗歌发酵，又在一座城市中与未来的合伙人相遇，并以合并诗画的恰当方式升华了一批流亡艺术家共同的内心愿望。OK，一个以汉语、汉文化为纽带的团体、一家以中文诗歌为主体的艺术季刊就登场了。
在500家民刊中，这无疑是一家萌芽过晚的两栖诗刊。但谁也没想到在随后13年中，与大陆层出不穷但屡屡短命的民刊相比，《一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从1987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5期（1994年之前为季刊）。加上全国各地诗人在每年的《一行》周年的10期纪念年刊，整整35期《一行》杂志，横跨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在与新世纪相交后，完成历史使命般地恰当停止在一个明暗之间的节点。
《一行》之所以能够完成了13年跨国绵延，并不事声张地成为彼时中国诗歌的高端集散地，有三点独特的内在依据：

1、主导传统：朦胧诗派与星星画派的宿将合流
诗歌辈份很高的严力，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作朦胧诗的一个艺术载体。空降异邦的孤独生存，使这位留学者几乎完整保留了此流派的执着、纯真的使命感信息。于是，朦胧诗的后期传播与升华，并不是由北岛、芒克等原创者完成，而恰恰是那位当年《今天》中的小兄弟，作为老牌诗歌的记忆载体，化成一柄得天独厚、飘扬过海的蒲公英。同时，严力的另一个《星星》画派的老牌双栖身份，使他准确地迎合了纽约这座诗画合璧的留学城市，并把这两股相得益彰的棉纱，搓成了一根美妙缠绕的长绳。正是主创者严力内心中诗画的高远传统，使《一行》自认死理地严格秉持着最高的诗歌准则，以一种国内混乱诗界无法达到的清静、单纯的高标，非世俗地照亮了一盘散沙的现代诗，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最权威的集结舞台。

2、艺术公社：美国式的AA制诗画基金
和大陆现代诗人凌乱的生存相比，纽约人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正人君子者流。稳定的生态背景，极易使人产生按部就班的稳定节奏，这与国内诗人们朝不保夕的动荡形成强烈对比，这其实是《一行》杂志恬淡、从容、持久的、类似哲学般的大背景与大依据。此外，《一行》杂志独有的、AA制的集资模式，使它具有了一种类似股份制、合伙人的某种艺术公社味道：20几位成员每个季度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每季度出50元，有的100元，还有两个医生，因为工资高，出200元——一举解决了每期1000册、1500美金的印刷费用。这真是纽约人才能想出的集资方式。应当记住这些被称为“离人”的名单：严力、王渝、郝毅民、艾未未、张伟、秦松、李斐、非马、斯仲达、艾伦金斯堡、安晨、王福东、姚庆章、方家模、张宏图、邢菲……严力说，有的成员每三个月甚至拿出5天以上的工资。
近代，有军事学家拆解战争的制胜因素时指出，决定一场战争成败的，不仅是战略与战术，更常常是武器的较量，甚至是给养与后勤的比拼。当土八路们背着粮袋生火煮饭的时候，装备精良的八嘎牙路们吃的却是美味快餐与刚发明出来的鱼肉罐头。同样，在《一行》以丰盈稳固的资金运作之际，大陆的游击战士从来没逃脱艰苦卓绝的挣扎。《一行》创办4年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横空出世。这个与《一行》并驾齐驱的著名民刊，最终倒在了日益匮乏的白银面前。作为其编委，1994年，我代表深圳出资1000元，由欧宁主办编辑了最后一期《现代汉诗》，宣告分封制式的各城市轮流作庄方式的中止。
因此，《一行》证明：由若干合伙人共同集资的、同仁式的基金方式，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民刊的长治之道。

3、代理人制：类似现代营销的集散中心
勤勉而谦逊的严力曾写道：“在一行漫长的道路上，国内各地诗人组织及策划稿件的负责人包括：莫非、贝岭、李松樟、瓦蓝、梁晓明、伊沙、肖沉、古冈、孟浪、付维、朱凌波、杨春光、蓝皮等，没有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的努力，一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的使命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
正是上述中国现代诗中坚力量的加入，使《一行》形成了一个遍及中国的集稿中心与发行基地。这其中的每一个名字，在当年都是一个恒星与行星环绕的诗歌星座。这种弟兄般的借力，由几个城市扩展到了十几个省市的辐射，北京、杭州、天津、大连、西安、长沙……这相当于《一行》在中国大陆同时开办了多省市的派出机构。诗人之间的江湖传播，常常以几何基数发展。
据严力的精确统计：“13年间《一行》共集结了780位大陆、港台及海外诗人、画家。其中港台及海外诗人160名，中国大陆诗人535名，插图或插画作者85名。”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代两岸几地华语诗人的大部。这并不包括大量暗中的名单。大凡有据可查、显现出来的事物永远不是全部。可以想见，在经过严格筛选后的存品背后，它的外围是一个多么大的隐形落榜者与庞大的阅读群体。
值得后世研究者们注意的是：《一行》不但形成了海外向大陆的派出，代理诗人们甚至还额外产生了一种扩展与再生的能力。只要严力一声令下，或者代理者们一个漂亮的建议，一本冠以“一行”全部符号标识的刊物便在大陆上印刷发行。当然，施发号令的严力还需要在纽约为这些印刷物寻找美金赞助。据严力统计，这些总名为“周年纪念版”的《一行》共策划、出版、发行了10种，自1994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这件事有点怪，仿佛一个总部设立在纽约的海外诗歌出版社，莫名地赐出了一个个“书号”，代理者便获得了一种加盟者的主体地位，以《一行》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出版发行事实，证明当年的《一行》已经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品牌效应与加盟店的色彩。
在我写此文的昨天，身在纽约的严力通过微信发来一句话：“这是众人的一行史，是众人的一行诗。”
这是实话。没有一批诗歌力工、诗歌买办、诗歌编外股东，就不会有《一行》这家以最小诗歌细胞命名的民刊10多年的风行天下。

辉煌：那条窄路上的一束强光

我很喜欢本文标题中的“了不起”三个字。
今年春“红皮书”再版，我写了一篇名为《一本了不起的书》的再版序言。我说：“一切了不起的事物，如同英雄。首先必备基础性的优秀因素，同时它还必须意外地得到历史的青睐。”
1987年创刊，《一行》已显不同凡响。
我可能是大陆较早的见者。从大胡子孟浪手里接过《一行》创刊号，见惯了民刊的我仍然为之一震。黑白分明的设计，使它那么洋气，那么现代，又那么另类。深圳与香港人熟悉的电脑繁圆体表明了它确凿的海外华侨身份。更有一堆又一堆没人细看的英文，让人想象着华尔街的阔绰与体面。在当年，我们哪里知道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们精致而艰难的生活。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只要沾上了USA的人似乎百分百全是富翁。而严力、非马、艾未未、马德升、孟浪、郁郁、黑大春、李冰、金斯堡……这些诗人、画家的集体亮相，标明了这是一家语言标高线非常敏感的现代杂志。
两年之后，一场从天而降的精神核爆吞噬了一切。《一行》开始发光。

1、在最黑暗的时刻，它上演了辉煌
“1989，肉体般致命的一击，重重地落在心猿意马的诗群上……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诗人们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想”和“写”在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一种模模糊糊的倒塌，一种自怨自艾的无奈与悲凉，缓缓而升……人文主义的脖颈，在苍凉中微微挺起……诗的力度，在病弱中出现了一股伤残雄性的气息……”（本人作《隐匿者之光》）
那一年，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而此时，创刊两年的《一行》刚刚完善了它与大陆现代诗各路英雄们的秘密联络图。
就在大陆地下民刊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一期又一期的《一行》仍然如约而至。在诗人们遭受着复辟的革命词语重度侮辱的岁月，它像一行黑白分明的光，跨过太平洋那苦难之水，照亮了国家与诗歌共同的那条窄路。
那是一束丝毫也没有中断的强光，处于鼎盛期的《一行》，在洪水肆虐的时候，充当了一次诗歌的诺亚方舟。随着《一行》在各省市的推广人逐渐到位，这本杂志在最黑暗的时刻达到了它的辉煌。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本杂志带给诗人们的慰藉。它带来的几乎是死亡中的生命暗号，它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苦闷的日子，只要天空中还有一行鸟在飞行，也足以使黑云重压下的天空充满了弹跳的想象。
这是一次诗的幸运，也是族类的幸运：所幸的是，世界毕竟不只一个大清朝。所幸的是中国诗歌预先在远方埋伏了一彪人马……

2、它参与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自救
“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的九十年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却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整个九十年代，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着前朝的一切！”（本人《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1989之后的数年内，大陆一片萧杀。那是一段中外精神反差最大、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岁月。仿佛从天而降的《一行》，带着一种异邦的人文尊严与艺术公正，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诗歌集散地，甚至精神家园。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官员们哪里知道，再次引导精神航标的仍然是那些落魄的诗人。在禁锢的精神重压下，在窘迫的生存逼迫下，诗人一天天收拾着破碎的心情，重新编织着内心的秩序……翻看一下那些年的《一行》可以看到，无论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们的作品中，充满细节的生活画面在苦涩中一点点缓慢升起，大量的日常经验一天天回归生活，而新鲜的口语逐渐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行》参与救助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履历。这不是救世主的恩赐，而是诗人的自救。像一块高挂在天空的诗歌告示，在中国现代诗被扼住喉咙的那些年，《一行》持续地发出它的独唱，带领着它从千百件诗稿中遴选出来的优秀诗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曾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当时那些刊物也曾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与这类流亡回流的政治宣传品迥然不同的是，《一行》的出版印刷基地虽设在异国，但它的作者与读者却都是百分百的华语诗人。它不是流亡者的观念输入，而是一种与母体息息相融鱼水关联。从刊物属性来说，《一行》不是一本大陆的民刊。同时，它也绝不是一家纯种的美国杂志。它发动的所有自拉自唱的战争，主战场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它只是把指挥所放在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它有点像中国现代诗伸向海外的一只手，它收集的仍然在自己的雨水，然后它把这盆水再次泼回到中国的大地。
这样的事，历史上还能再次发生吗——中国现代诗在美国安装了一台诗歌的透析机，由一支支自来水笔制造的汉字划痕，乘着飞机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似乎经过了某种化学药剂的过滤与溶解，它们再以铅字的形式飞回故土的时候，仿佛已经沾到了某种仙气与灵光，用来医治这个国家的精神创伤。一行行诗，一个个最微型流亡因子，在两大半球之间往返飞行、航行，经年累月，周而复始。

3、它一直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现在想，很有意思。《一行》独有的，不过是纽约的编辑与印刷，这一点儿小小的特殊身份，当年产生了无限的神秘感。不过是几张普通的纸，由于其背后的巨大普世权威，获得了诗人们由衷的信任。在举目无亲的九十年代，《一行》就这样成为现代诗一位海外归来的阔绰亲戚。据严力介绍，乘机飞回来的，只是作者的两本样刊。在太平洋的波涛中，每期满满的8大箱《一行》仍在向这块大陆缓缓移动——那是经严力周旋，由纽约佩斯大学东亚历史系主任郑培凯先生资助的海运美金在移动。它们要两个半到三个月才能抵达中国。
奇怪的是，《一行》似乎从来没有被阻拦。它那莫名的假洋鬼子的出身和道貌岸然的纯艺术姿态，使它带上了一种类似外交官一样不可侵犯的神秘。它的存在，使人充满了想象，而想象往往通向神秘。有人曾跟我说，严力是不是有美国政府的背景啊。
在那些最难忍受的日子，在“有一双眼睛注视着现代诗歌像注视着凶器”（严力）的险恶年代，这本刊物给中国诗人签发的“诗歌签证”，使囚禁者以另一种方式越洋布道，如同在蜡纸上一行行刻写黑暗中的《挺进报》。
说到挺进，我一直敬佩《一行》的艺术定力与对诗沉浸的深度。只有《一行》自己知道，它必须怎样不挺进而才方得挺进。它默默地进行着战略上的自我说服与修正。在身边最严厉、最嘈杂的国际声浪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秉持着一种纯正的艺术理念，以一行行诗纠正着世界。这使《一行》一直稳稳地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道场：一次在国际背景下的华语诗歌盛宴

我相信，即便没有《一行》，中国现代诗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一行》，是中国现代诗一个时空跨度最大的“道场”。假如没有《一行》，汉语诗歌至少缺失以下三种局面：

1、罕见的诗歌道场：中国地下诗歌几代人同时在场
《一行》的意义是，它不仅使诗通过了那条忧伤的窄路，顺畅地维系着应有的水准。同时，《一行》着意推举了一批新诗人，对下一个世纪的口语诗歌产生了首发式的推动。
在《一行》连续35期、横跨13个年度的版面上，即使不是职业的评论家，读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朦胧诗→第三代→口语诗→下半身……之间的流派过渡线索。
创刊之初，《一行》的主力诗人阵容，仍然包含着一些朦胧诗和海外的老牌诗人作为支柱。很快，以孟浪、默默、黑大春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更多地占据舞台。再后来，伊沙、萧沉、梁晓明等口语诗人逐渐渗透而出。最后，下半身的诗人沈浩波等出现……也包括九十年代大放光彩的俞心樵。通过《一行》，也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诗人在九十年代的转变轨迹，如于坚，如王小妮，如韩东。
在中国现代诗门派分争的当年，很少有刊物能形成民间与知识分子等不同风格流派的汇集。同时，中国地下诗歌几代诗人的同时在场的版面，也显示了《一行》道场的最大包容。这的确需要一统天下的纯正诗歌气场。

2、惟一的诗画道场：口语诗与现代画的大合奏
对口语诗人的发现与扶植之功，应首推《一行》。
当年，它一度作为中国第一权威诗刊，对口语诗的兴起充当了某种国家级伯乐的功效。而使诗人的年龄不自觉地呈现着由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嬗变。
这些，并非《一行》有意为之。以严力为主体的编辑小群体，既不在国内的诗歌圈子之中，也没有足够的大陆诗歌经验，他们所秉承的是对中国现代精神本质的把握，对汉语诗意的执着寻找。高标与公正，这两点编辑宗旨一旦祭起，刊物上呈现的必然是大陆诗歌的原始自然生态。
从诗歌美学上看，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主潮。而对日常生活的简化，对繁琐修辞的屏蔽等，正是口语诗的主导观念——这恰与《一行》的美术画风相吻合。严力、艾未未、马德升、曲磊磊等“星星画会”的主力画家赴美后，画风一直不断趋于抽象与超现实。正是由于艺术观念上的志同道合，才造就了中国当代诗人与画家在《一行》上演绎了一场历时数年的现代诗画大合奏。

3、国际艺术道场：华语诗歌几大版块的融合
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接轨。但在《一行》之前，华语诗歌的几大版块，从来各自孤岛，各行其是。
《一行》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诗歌艺术道场。这个以诗歌为主凝点的刊物，以其足够的磁力，牢牢地吸附了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及部分国际诗人的创作。
今天，重新浏览《一行》那洋洋780位诗人画家的作者名录，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史诗级的名录”。这是一张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华语文学地理版图。在电脑上，以五号字排版，它仍然达5页之多。当年，它不但发表了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还包括了严力、艾未未等星星画派主力画家的最新画作，还有国际诗人金斯堡的诗，甚至崔建具有冲击力的歌词也是第一次在《一行》上发表。形成了大陆、港台、国际诗人、画家们频频的同台演绎与融合。
伊沙说得好：“《一行》的使命在于度过黑暗期！它起于民刊兴旺之年，止于网络兴起元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与诗歌大任！”台湾诗人陳克華写道：“于当时我这个蛰居台湾的年轻诗人而言，无宁是打开了阅读和创作的一扇视野开阔的窗，知道了华文现代诗的诸多样貌。”
在这个意义上，《一行》称得上一本真正的国际诗歌杂志。几个大型汉语地理创作源的汇集，不是人为的邀稿、拼凑，而是出于一种千载难逢的时空凝聚。在纸媒日渐式微的当下，这种跨国的诗歌盛宴，后世几代人都不容易出现了。

显性的历史，从来都是一惊一乍的变态。
1986年由我发起并主持的“两报大展”，以典型的、惊悚的方式，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禁锢，人为地使第三代诗人集团性地一夜间登上了诗歌舞台。现在看，这一暴动般的诗歌推广事件，不但基本结束了官方出版对于现代诗的封锁，也使中国现代诗一惊一乍的急切心理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因此大展之后的几年，诗歌水面一片平静、一片生长。数百家民刊民报相安无事地新陈代谢。
历史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一惊一乍，一种是安步当车。
安步就是两次惊乍的连线。在惊乍之间，流淌的就是正常的日子。正是在那些平常中一点点积累着不平、不常，才注定着下一次的历史惊厥。一条河流不可能全是瀑布与急流，在两条瀑布之间，就是历史的基本身份，是它的稳态。《一行》，像它的简约、朴素、多方向的命名一样，正是以最基本的诗歌单元，一行一行地稳步书写着历史。
人间不太公平。爆炸性的大展，不但充分震荡了诗界，甚至还不断得到后世的宠爱。2006年起，大展不断地被纪念，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真是纪念得让人嘴软笔软，连我这个早年爱出风头的人都不得不惊呼：“写诗人的这件事儿，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大展30年后说》载《诗歌月刊》2016-11）。
没办法，历史总是偏爱惊涛拍岸。而隔岸观火的后世人们，又总喜欢围观那些祼露着的伤口。这也是我执意要为《一行》写一篇长文的内心动因。仿佛为了洗清那莫名受宠的主观故意，仿佛为了从不公正者那里讨回一点过时的歉意。
2000年，《一行》中止。
我相信，它仍然活着。那一行黑白分明的大雁，只是恰如其分的收拢了翅膀。在完成了最有意义的使命后，默默地与诗、与生活、与生存构成特殊的同步。
一定有一座纪念碑，向这本了不起的杂志致敬。它可能是声音的，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默默的，通向记忆的深处。

2017-7-3深圳

這是今天刊登在東方日報專欄的文章，full version在此，印刷版少了600字。同意的，請share！

火箭本是“全民党”
文/丘光耀博士

自从安顺补选黛安娜“虽败犹荣”后，民主行动党内的“蓝海战略”和“红海战略”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一路线之争，不论外界是以“大爱派”和“华沙派”来形容，抑或用“进步政治”和“保守论述”来概括，还是套上什麽“全民党”和“少数民族”的概念框架，说穿了，核心矛盾只有一个，即：到底处在“十字路口盛世”（何其弔诡也）的行动党，今后是继续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斗争，还是为照顾“马来人的不安”，以达到透过选举手段来推翻巫统的目的。

林吉祥很急，他为“救国”到处伸出橄榄枝而备受调侃，我能够理解他的着急，也为他感到不值，因为他的“选举政治生命”或来到最后一届，他的历史功名，就快就要被时光老人划上句号。

马哈迪很躁，历史包袱累累，民主罪孽深重，如今领导群雄，其论述不断U转，皆因他领军的土著团结党一旦出师不利，可能在第一次参选的同时也沦为最后一次参选，他个人和土团党的盖棺论定，即刻一锤定音。

“爭朝夕”更為執著

所以，林和马作为政治宿敌，走在一起，为了“救国”也好，为了“倒纳吉”也罢，时间都不在两位老人家身上。我认为，此时此刻，他们“争朝夕”比“争春秋”还要更加执着，这是人性也！

马哈迪的土团党，只成立区区几个月，且标榜右翼纲领，马来种族主义浓郁，是为“以毒攻毒”的选举工具。然行动党不同，其五十年的斗争史，承载的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弘扬了半个世纪的民族平等理念-----“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坚持了一贯的和平斗争路线------社会民主主义，是大马建国史上和马来种族主义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庭抗礼的进步力量。

理解林吉祥的“急”和马哈迪的“躁”之后，出于推翻巫统的大格局，我个人赞同他们携手合作的战略，我甚至在群众演讲中喊出“骑马杀鸡”的口号，然林吉祥对“骑”字或许感到敏感，他在中文媒体的专访中，用“牵马”来形容之。

据悉，林吉祥“牵马”的战略，一开始也令很多人感到费解，但经过连番的解释后，目前问题不大，只有少数激进网民在抬槓而已。因为在选举政治的既定条件下，来届大选想要在甘榜呼吁马来选民跟巫统造反，唯独马哈迪有此能力、魅力和魄力。其他在野党，根本动摇不了巫统的根基，那怕当下纳吉政权是多麽的腐败不堪。

故此，行动党的蓝海派开始被“不要引起马来人的不安”所折服，并且越发在政治实践和论述上变本加厉，如只打一马丑闻案，迴避种族歧视案，高调抨击特朗普，低调处理“清真”辱。

選擇性正義

这种以“选择性正义”来处理反对议题的行动党，被人普遍认为：一、行动党只在乎“马来人的不安”，尽量不去冒犯马来人和穆斯林的情绪，即便这些情绪是由巫统所操弄的，行动党都视作是马来社会的“普遍观感”（general perception），而这些“观感”将不利于行动党开拓马来票源；二、行动党认为华人社会已经铁了心，因为马华民政一蹶不振，加上纳吉如此腐败，华人票不可能回流国阵。

故此，在红海稳赢，蓝海在望的格局下，行动党的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就提出新的进步政治观，其中包括力促火箭要转型为“全民党”（catch all party）。

“哥德斯堡綱領”開先河

其实，“全民党”这个概念并非什麽鲜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通过了一份划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新党纲，即《哥德斯堡纲领》（Godesburg Program），由该党理论家威利.埃希勒（Willi Eichler）率先提出“全民党”的概念，目的是要将社民党从一个拥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烙印的工人党，在选举市场中向“全民”开放，以争取中产阶级和基督徒的支持，才能推翻右派，进而上台组织政府。所以埃希勒在纲领中，蓄意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义，将民主社会主义诠释为“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并宣称该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核心价值是“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党纲最后结论是“社民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全民党”。将1954年的旧党纲《多特蒙德纲领》中所强调的“工人构成它的党员和选民的核心”这句表述给删除了。

行动党的第一任秘书长蒂凡那（Devan Nair）早年和威利.埃希勒是国际左翼同道，他很心仪《哥德斯堡纲领》的新表述，所以在他在1969年编辑并出版民主行动党的第一本英文政治评论集《谁将存活如果马来西亚死亡？》（Who Lives if Malaysia Dies?）时，就邀请埃希勒为这本书写序。

由此可见，火箭自蒂凡那自担任秘书长起就已立志要当“全民党”，而不是“阶级党”，这在冷战两极对峙的火红年代，不跟风“毛派社会主义”大潮，不当马共外围，不讲科学社会主义，将火箭定位为“非共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党是何其的高瞻远瞩。

这个“全民党”定位，由蒂凡那在1966年就开始了，不是刘镇东所首创的，后续每一位行动党人，都在实践和不断完善之。行动党内有华文教育源流的领袖如陈庆佳就曾说：“我们之献身于华教斗争，并不是因为它是华文教育，也不是因为它是华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国阵政府没有公平地对待华文教育，这完全是一个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

六大標準

50年过去了，我治党史，我可以总结民主行动党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全民党”，检验标准如下：

一，它的历届党纲和宣言，都标榜多元民族主义，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斗争，不是狭隘地为单一族群权益服务。

二，它不是“单一议题党”，如绿党、托派党、女性主义党、地方分离主义党等等，只环绕在某一范畴发声。

三，它虽然是社会民主主义党，但从来不标榜只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火箭的竞选宣言，路线和政策均是争取“跨阶级”选民的支持。

四，它不是单一州属或地方党（如东马的某些政党），火箭的支部遍布全国各地。

五，它的候选人来自各个民族，从未排斥任何肤色或宗教背景的候选人。

六，它的选举制度，虽然是复选制，但已经放弃早年延续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党”制度，即火箭没有如列宁党那套运作机制，治党的权力链相对民主。

以上是政治学对“全民党”概念的界定。换言之，行动党如今的状态，已经是符合“全民党”的标准。

身份認同危機

只有“身份认同”受到巫统种族宣传术牵制的人，才会自我否定火箭早就是“全民党”，才会害怕自己太过“华人党”，才会害怕“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会引起“马来人的不安”，才会警惕自己同志，不要陷入“华裔是少数民族论”的保守论述当中而不自知。

如果行动党要靠招收50%的马来党员来证明自己是“全民党”，那是搞形式主义，哗众取宠，离地梦呓。

如果行动党要蓄意在“清真课题”上避重就轻来迁就马来人的敏感情绪，那是迎合落伍论述的投降主义，是“选举总路线”走过了头的机会主义。

那些宣称招50%马来党员比例来印证自己是“全民党”的人，请在其支部和国会选区联委会先实践之，看看效果如何，我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