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測深不可測 學子進路難測
王延煌／高中校長（彰化市）

一一○年學測甫落幕，等不及下個月成績公布，數學科即被斷定為九九課綱實施以來最難的一年，對比史上最簡單的一○九年學測，這樣的鐘擺效應超出預期甚多。一項已實施廿七年的考試，專業能力年年被質疑，實在不堪。明年的新型學測，挑戰更艱鉅，大考中心似乎要重新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問題一：學測定位與計分模式。依據目前學測所訂的目標，其主要目標在測驗考生「是否具備高中生應有的基本學科知能」，其次是了解考生「是否具備接受大學教育應有的學科知能」。明年學測開始適用一○八課綱，就十二年國教的精神，應優先評定高中生「基本」的知識和能力水平。既稱之為「基本」，比較適合採用「標準參照」模式來進行分數處理，畫定基本線，訂定標準分數；目前的學測係受託於大學招聯會，是為招生，於是採行常模參照來分高下，但因級分設計之故，常被批評無法精確篩選。一一一年的大學申請入學，學測占分比將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沿用現行計分模式，是否有助於大學選才及學力監測？值得深思。
問題二：素養試卷與信效度。一份專業的測驗至少要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也就是可靠性（穩定度）與正確性（準確度）。學測在測知考生的學科「知識」和應用學科知識的「能力」程度，以目前的學測試題取材自課程綱要，要測出知識與能力，其信效度沒什麼問題。但明年的新型學測首重素養導向題目，不只要評知識、能力，更要評態度。依學理要測驗個體的態度、素質、涵養、意識等心理特徵，通常都用標準化測驗。一一一年仍要用入闈兩周編製的「非」標準化紙筆成就測驗，來評定出具備三面九項的素養程度，其信效度恐怕不容易讓人信服。況且還要用在大學選才，難度真的不低！
問題三：試卷品質與鑑別度。作為升學之用的學測試卷品質，除信效度外，難易度與鑑別度尤其關鍵。近年數學科滿級分人數忽而兩千人、忽而一萬四千多人；好幾年的國文科頂標與前標分數都一樣，且有近九成的學生分數集中在八到十三級分；自然科也高達八成八的分數集中在五到十三級分。級分制本意在模糊化原始分數，舒緩升學壓力，卻因欠缺鑑別度，造成壓力倍增。一一一考招連動，可說是這波教改的最後一哩路，新型學測居其關鍵，再不提升學測的專業性，奢談學子能夠「適性揚才」。

魯凱石板屋，是被「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WORLD MONUMENTS FUND）」選為2016的文物保護名單（2016 world monuments watch），而不是「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選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就事實陳述而言，本身就已經出錯。

更甭提這件事情與學哪國歷史都扯不上關係，這張覺青圖作者邏輯真差勁啊！

PS 喔！順道一提，萬曆三十年（1602年）明朝派陳第來台並寫有《東番記》，其中已經記載台灣南部平埔族以竹子建築房屋，並有公共大型房屋叫「公廨」用來族內議事。

（地多竹，大數拱，長十丈。伐竹搆屋，茨以茅，廣長數雉。族又共屋，一區稍大，曰公廨。少壯未娶者，曹居之。議事必於公廨，調發易也。）

還記錄平埔族的屍體直接埋在新建房屋底下。

（家有死者，擊鼓哭，置屍於地，環福以烈火，乾，露置屋內，不棺。屋壞重建，坎屋基下，立而埋之，不封，屋又覆其上，屋不建，屍不埋。然竹楹茅茨，多可十餘稔。故終歸之土，不祭。）

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7年起番社戶口表中明確記載著老七佳石板屋的戶口數當時的老七佳有75戶人家共有314人，這是最早有關石板屋的紀錄。

另外乾隆九年至十二年（1720～1723年），有一位滿州鑲紅旗人六十七，字居魯，任巡臺御史三年。其繪圖《臺海采風圖》、《番社采風圖》記錄的台灣原住民圖中就有出現地板為石板屋頂為竹子住屋圖。

所以，不知道中國早在1602年就已經有官方派員勘查台灣原住民並留下文字紀錄，該圖作者自己中國史沒念好的可能性比較高。

https://www.facebook.com/…/a.3507811120157…/736478126779335…

嗜食人間煙火的新教長

周伯戡／台大歷史系兼任教授（台北市）

教育部長吳茂昆。記者林伯東／攝影

大學教育本質上和小學、中學、職業等其他型態的教育不同，因此教育部長不必然要從大學中找。即使要從大學中找，也不必然從科研傑出的學者中找，蓋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是兩個不同型態的知識活動。

所以我們看吳茂昆過去在政府部門的任職，與他的科研成就和他在國際物理學界的聲望無關。我們關心的是，他是否能經營中華民國的教育與大學。他未來適任與否和他的博雅教育水平有關。這點，就要回頭看吳部長在東華大學校長任內如何致力於該校的博雅教育了。他若對博雅教育關心，應該也會對十二年國教課綱有點看法，但是我們過去從沒聽到他提過。

廿一世紀對高等教育最大的影響大概是美國在一九八○年通過的Bayh-Dole法案。這是由普渡大學（工學院很強）帶動的法案，大學可把政府支助的研發經費所產生的研發成果，透過和企業界談判，共享擁有權，後者要進行產品的商業化與市場行銷。如此，大學可增加經費，政府科研經費的使用也更有實效。這個前提是大學必須受益，而且要透過大學與企業界共同先擬好的協議進行，不能（或協議）進入個人口袋裡。

反映這新高校政策的教育現象是，工學院、商學院與法律學院蓬勃發展，但對博雅教育或文理基礎學科的教師收入頗為不利。

日本高校要到一九九九年才立法，踵步美國之後。中國大陸大概也在這時候開始要求大學要「搞創收」。當時北大中文系教授來台大，大吐苦水，說這是「逼良為娼」。中國大陸大學許多奇怪的現象大都和「搞創收」有關。

但中華民國高教似乎迄今沒有對此風潮有過反應。一位工、商、法律的教授很容易在這新型態的高等教育中獲得利益，而且可能不違法（因為無法可管），特別是主管與菁英。更不幸的是，台灣本土自主研發的薄弱，抬高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最好是本省籍）。唯一能箝制他們的是傳統高等教育「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倫理。事實上，這種傳統讀書人的倫理道德被譏諷是酸葡萄。

本來大學就對傑出的研究學者比較寬容，若他們以他們的知識從事牟利的活動，如作顧問、諮詢、董事、開公司（當然用人頭）、或「國際交流」等，集聲望、金錢與知識於一身，使得許多好學的年輕人必定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先要到美國或學術領先的學術機構取得聲望，然後回台灣靠近執政者，享受榮華富貴。它改變了知識追求的價值。

作為政治任命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長，還要知道一個歷史故事。希特勒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提升有直接的貢獻。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平白把德國及其占領區的優秀人才送給了美國。二戰對歐洲大陸的摧殘，也使戰後非德國的高校人才為討一份舒適養家的生活，紛紛移民美國。一九八一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有百分之五十四教授的學士學位不是在美國大學拿到的。

請吳部長珍惜台灣社會多元思想，並重視高校教授低薪問題。或許當今台、美高校對科技應用的文化不一樣，但你是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如果你過去所為不能符合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的價值，應知所進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