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能源轉型，發展再生能源所可以帶給台灣的，絕對不僅僅在於提供潔淨永續的自主電力供應這一面向而已..... 台灣離岸風電職場 許多企業高層都是「她」！（09/20/2021 經濟日報）

在亞太地區，台灣是離岸風電產業的先驅，除了發電模式是新的，職場環境也是嶄新，因此吸引許多具有冒險天性的女性加入，更不乏在此成功突破職場上隱形天花板的傑出女性。她們也不約而同地邀請女性，除了內勤管理職，女性在離岸風電產業的步伐，更應勇敢朝第一線海上工程師邁進。

北陸能源三階開發執行長Monica Liu說，「在台灣，投入離岸風電的女性身影愈來愈多，就連中鋼、台船等過去以男性為主導的傳統產業在離岸風電部門，負責的女性並不少。」

「我覺得台灣企業向以男性管理者為主的觀念有在改變，也受到歐美外商的影響，再加上台灣的總統、經濟部長也都是女性，台灣整個社會大環境在兩性平權上其實做得挺好的」，Monica Liu侃侃而談，分享了她外派來台四年的觀察。

沃旭能源台灣總經理汪欣潔指出，近幾年，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看到愈來愈多女性參與的身影，沃旭能源亞太區團隊女性的比率更高於沃旭能源全球團隊。不過，汪欣潔認為，還有可以再加強的空間。

汪欣潔特別指出，目前歐洲的風場運維已有女性海上工程師了，而目前沃旭能源正展開風場運維工程師的招募作業，她格外期待在台灣也能有女性的應徵者。

汪欣潔強調，沃旭能源敞開大門歡迎不同背景有志參與離岸風電的女性朋友，不僅因為希望團隊更多元、更平衡，更重要的是能夠找到最好、最適合的人。對於有意加入離岸風電的專業女性，汪欣潔特別提醒，不需要做任何前提假設，這個產業也沒有所謂的「隱形門檻」，尤其千萬不要覺得很困難就望之卻步。

丹麥商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台灣區董事總經理許乃文也表示，顛覆多數人的想像，台灣從事離岸風電的女性，在比例上確實比歐洲高，以CIP在台灣為例，女性員工占比高達66%，可說是「男女不平等」。

但許乃文認為，台灣的情形只是剛好，因為離岸風電對台灣來說，是新興歐洲來的產業，需要英文人才，而女性英文普遍比男性好，所以進入門檻相對低，這不表示台灣特別在離岸風電的性別平等上做得好，「只是剛好，不能因此偏安」。

不過，許乃文期待CIP台灣團隊女性員工比率超越男性的狀態，能為台灣社會結構帶來一些「正面的震動」，也希望讓社會看到離岸風電是一個台灣現在跟未來的大趨勢，並且跟世界接軌。

許乃文指出，在離岸風電產業任職是全方面的選擇，法務、金融、保險、行銷、施工、工程設計等等，她希望讓這樣的認知愈普及，讓更多女性知道任何職位都可以嘗試，甚至也許有可能打破部分家長對年輕女兒職涯的想像。

談及如何提拔更多離岸風電女性人才？政府是否應給予哪些規劃或協助？許乃文的直率回應有著更深層的省思。許乃文強調，不是所有的事政府都要負責，女性也不是需要「保送加分」的弱勢族群，對於有志投入離岸風電產業的女性，她的建議是，與其去區別哪些職務或專長比較適合女性，她想強調的是更本質的東西，例如建立專業上的自信、磨練團隊合作的技巧、鍛鍊發現問題的眼光和指出問題的勇氣。

西門子歌美颯亞太區離岸風電營運發展總部董事總經理黃意文指出，總部已訂下2025年全球女性員工比率須達25%的明確目標，目前亞太區總部女性員工的比率已有33%，「我非常開心在台灣有這樣女性員工的分配比例，但更期待台灣女性能夠挑戰更前端的製造、營運、安裝等工作項目」。

黃意文說，歐洲一向重視男女平權，雖然目前公司全球女性員工的比率僅19%，但不僅總部已訂下遠程願景，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員工從事離岸風電前端工作的比例在國外的分配也是比較平均的狀態，那種穿著工作服，在現場實地操作巨型精密機械的女性員工散布在全球各個風場，這部分在國外已有一定的成績。

黃意文分析，公司成立初期多半都以管理、財會、行銷、業務等傳統內勤工作為人力招募重點，但隨著今年台灣離岸風電進入密集的工程建設期，接下來日本、南韓、越南、印度的工程也將由台灣分公司負責，希望能有更多女性員工加入前方工程工作。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75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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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點扯 ，沒有最低標就被當作圖利，但是沒有一件是成案的，而且還是之前的捷運局長官，只是換了個位子變成監察委員。

我當高雄市長時，發包捷運工程依促參法規定沒有採取最低價標，最後評定由中鋼得標，所以陸續被檢舉16個圖利，冠上高捷弊案，當然最後深入調查，沒有一件被起訴，我自己也是於心無愧，但基層公務員倒是受盡折磨。離開市長職位幾年後的有一天，我在台北高鐵站遇到捷運局的女性科長和科員，她們說是到監察院應訊完要回去，了解後才知道我任市長前的捷運局長竟然變成監委，他任內沒辦法開工，不知什麼心態下，竟然堅持要調查彈劾積極推動捷運開工的周禮良局長和相關人員，我聞復感到十分不忍，也悔恨無力幫忙他們，只有想到這些基層人員，我才會有點懷疑那時不採最低價標對嗎？這個問題牽涉到信任問題，還有政治悪鬥、媒體生態等等，不是嘴皮說說改革就可實現的。

試想，有一件底價是一千萬元的工程，三家投標分別是900萬、850萬、650萬，如係採最低價標，當然是650萬元那家得標沒有問題，但如由幾個人評估成本、合理利潤、施工經驗等，最後決定850萬元那家合理而決標，你看會發生什麼事？「圖利」的檢舉函馬上滿天飛，調查局、檢察官、監察院、媒體、議會、政風處等，每一個單位都會讓你吃不完兜著走，因此，一般就自然會傾向採取最低標。

我當高雄市長時，發包捷運工程依促參法規定沒有採取最低價標，最後評定由中鋼得標，所以陸續被檢舉16個圖利，冠上高捷弊案，當然最後深入調查，沒有一件被起訴，我自己也是於心無愧，但基層公務員倒是受盡折磨。離開市長職位幾年後的有一天，我在台北高鐵站遇到捷運局的女性科長和科員，她們說是到監察院應訊完要回去，了解後才知道我任市長前的捷運局長竟然變成監委，他任內沒辦法開工，不知什麼心態下，竟然堅持要調查彈劾積極推動捷運開工的周禮良局長和相關人員，我聞復感到十分不忍，也悔恨無力幫忙他們，只有想到這些基層人員，我才會有點懷疑那時不採最低價標對嗎？這個問題牽涉到信任問題，還有政治悪鬥、媒體生態等等，不是嘴皮說說改革就可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