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西醫整合醫學論壇持續擴大舉辦
張采明呼籲華人整合中西醫領導全球抗疫

「2020中西醫整合醫學暨疾病療癒論壇」已於2020年7月26日上午九點到六點於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成功盛大舉行，該活動主辦單位為聯合國華人友好協會，主要的承辦單位則為海峽兩岸生物科技協會、臺灣養生休閒保健協會、中華經濟報、世界聯合國家論壇報社、暨世界衛生組織文化健康養老產業協會，而共同合辦的單位還有大中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新觀念科技有限公司、新觀念無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單位。在全球整合中西醫共同抗疫的熱潮中，當日實體論壇與國際視訊論壇共同舉行，盛況空前，座無虛席，並得到與會者一致的讚譽和廣大的回響，而欲罷不能。

主辦單位表示，將於2020年9月27日上午九點到六點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柏拉圖廳再度擴大舉辦「2020中西醫整合醫學暨身心靈療癒論壇」全天候的公益醫學論壇，以迎接這個舉世抗擊疫情的熱潮和擴大影響。

專家齊聚中西醫整合醫學論壇 反應熱烈

日前於7月26日主辦的論壇，因疫情因素而採取實體論壇和國際視訊論壇並行的方式，因講師內容堅強，而吸引了甚多醫界和生物界的菁英共同與會，在國際視訊醫學論壇部分，除有海峽兩岸生物科技協會的理事長張采明發表「精準醫療與細胞療法的最新趨勢」，俄國的亞歷山大 普山可夫(Alexander Puzankov)和廣穎蘭鐸公司的張驥鐸總經理則發表「當黃帝內經遇見俄羅斯太空科技:ARDK科技發展由來」，而多次來台的日本佐保常夫理事長與會員代表大橋滋、市原清二、黑田春麗、名越英里、肌見順子亦發表日本最新的醫學科技。

而在臺大集思會議中心台北主會場舉行的實體論壇，山東中醫藥大學博士班研究暨自然醫學醫師吳麗惠則發表神經聲學—身心腦同步調頻之應用與探索，宋和乾中醫師則發表山苦瓜胜肽效能研究報告、藍海樂活創辦人陳家金發表聲光音腦波對睡眠、專注情緒的臨床應用、榮總內科住院及專科吳紹琥醫師主講微整、幹細胞整合性療法，高斯負磁能量研發得獎人吳娟娟董事長則發表高斯負磁能量如何調理血管擴張，而美國中醫師田庭瑄則發表花精療法在ARDK檢測前後觸療的比較案例與結果。而最受矚目的則是，在全球抗疫熱潮下，跨域和遠距智慧的中西醫照護，這是當前最熱門的智慧醫療課題，該主題由國際智慧健康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即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暨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西醫學博士，現任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副教授劉吉豐，以及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醫護資訊組博士，現任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廖珮宏，兩位博士共同發表跨領域的中西醫智慧照護，並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時代中西醫整合與雲端智慧照護的創新操作模式，該兩位主講人先後曾與台灣的科技部、台灣大學、疾病管制署、經濟部工業局、台安醫院和振興醫院等其單位合作相關的計畫。

記者在會後專訪問了主辦單位聯合國華人友好協會副主席暨海峽兩岸生物科技協會理事長張采明，請她分享其辦理一系列中西醫整合醫學的動機、宗旨和目的。

傳統醫學博大精深但需現代化的詮釋(主辦單位應該是周琮棠)
記者問:
請教理事長之所以持續舉辦中西醫整合醫學相關論壇的原因?
張采明答: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傳統醫學博大精深，在臨床上有非常長遠和廣大的效果，但由於缺乏量化的資料和精准的分析，使得傳統醫學在世界醫學上一直居於弱勢，只能居於輔助的地位。她多年來與臺灣養生休閒保健協會理事長周琮棠博士，共同致力於中西醫的整合醫學暨傳統醫學現代化的宣揚與推廣，包括輔助醫學、能量醫學、量子醫學、生物能醫學、自然醫學、同類療法、順勢療法等，就是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東西方的科學家是如何在現代與傳統醫學對話，並進行量化和精准的分析，並使中醫可以更普遍的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醫療資產。

全球抗疫熱潮 為中醫迎來新的歷史機遇
記者問:
往常理事長舉辦的醫學論壇大都是一年一度或兩次，今年似乎比往常更加密集的舉辦2020中西醫整合醫學的相關論壇，甚至二三個月就舉辦一次，上次已在7月26日成功召開，最近又將在9月27日擴大舉辦，今年為何會如此密集的召開論壇呢?
張采明答:
主要是今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發，截至今日已有約2720萬的人感染，將近89萬人喪生，經濟活動幾近停擺，各國蒙受巨大損失，很多企業甚至面臨破產，可說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最大危機，其破壞力不下於第三次大戰。而這一次中國大陸地區能順利的在短期內控制疫情，傳統中醫藥可說是發揮了巨大的功效，是中國抗疫的獨特武器。這使得全世界的人民可以重新發掘傳統中醫的優點，正視傳統中醫的價值，也為中醫迎來了歷史的新機遇。而台灣得天獨厚的是，不但有西方主流醫學的根基，更是舉世少見的兼有中醫的傳統理論與實踐，所以在這波中西醫整合防疫治病的熱潮，台灣應該抓住機會，使自己成為中西醫整合防疫治病的領先者，並引領全球醫學新的方向和趨勢。
而從每次我們舉辦的中西醫整合醫學論壇，幾乎都座無虛席和聽眾熱情的反應，都讓我們感受到民間這股重新認識傳統醫學的需求。台灣一般人雖然對中醫並不陌生，但對現代的科學家怎樣重新詮釋和應用傳統醫學，幾近是一無所知，目前我跟周琮棠主委所做的事就是把這幾個世紀來現代科學對傳統醫學的研究和再詮釋做普及化和平民化的努力。
現代人很多只相信西醫，西醫目前是主流醫學，傳統醫學和所有的替代療法都只是輔助醫學，因為很多人覺得中醫講氣血太抽象，譬如甚麼叫氣虛血瘀，現代人覺得看不到摸不著，沒有量化，也無法重複檢驗，不像西方的解剖學看得到摸得到，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的工作就是要用現代的科學語言來重新詮釋舊的醫學經典，並讓傳統醫學逐漸的標準化、系統化和科學化，使傳統醫學能夠納入現代醫學的體系，並造福更多的人。

中醫抗疫 古有良方
記者問:
最近是有聽到中藥對治療新冠肺炎有很好的效果，但為何沒有見到媒體的大幅報導?似乎西方世界採納的也不多，大家都只有關注疫苗甚麼時候面世。
張采明答:
這就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其實中醫在對抗重大的傳染病有有長達數千年的有效經驗。今年4月8日武漢重新解封時，當時大家可能都覺得很奇怪，在全世界都還忙著抗疫的時候，怎麼中國大陸剛建好雷神山醫院、方艙醫院，要對新冠肺炎所有病患「應收盡收，應治盡治」，誰知不到一二個月，聽說很多醫院新冠病患已經清零，也因為沒有病患，雷神山醫院和很多方艙醫院都關門大吉。原來是中華民族在抗疫方面是真的有千年秘方和「千金方」。
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以來，像中世紀的歐洲的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都造成數千萬人的大死亡，但中國從西漢到清末，估計至少發生過321次重大流行瘟疫，但確不曾發生過一次瘟疫奪去數千萬人生命的悲劇，是因為中國的醫藥在長久的一次次的疫病襲擊，已累積下非常多有效的臨床經驗，並且集結成冊，供後人站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後人只要按圖索驥，就可以找到這些寶貴的醫方，並且進一步發展。中醫藥辨治傳染病，即所謂的瘟疫已有數千年，我國歷史文獻一直有對疫病的觀察和治療記載。如《説文解字》中解釋：“疫”，“民皆疾也。而《內經》所述瘟疫特性“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到孫思邈的《千金方》、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吳又可的 《溫疫論》、吳鞠通的《溫病條辨》等經典著作，算是很系統地用了當時的語言總結了中醫藥防治傳染病的理論和實踐。所以我們可以說中醫的發展保守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生命的延續，所以中華民族不曾發生幾乎滅族的疫病風險，大家可說是從老祖宗那邊得到很多的庇蔭。
像這一次，中國大陸之所以那麼快的控制疫情，據說是來自目前大陸官方推薦的藥方清肺排毒湯的功效。而清肺排毒湯主要就是來自於東漢末年著名醫家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中，以麻杏石甘湯、小青龍湯、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五苓散、藿香正氣散等多種經典藥方劑組合而成的複方，且可適用於新冠肺炎的輕型、普通型、重型以及危重型各型患者。且據截至公元2020年4月12日0時統計，清肺排毒湯在在10個省市66個定點單位臨床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在收治患者1262例中，目前已有1253例治癒出院，佔99.28%。而在這1262例病例中，未發生輕症轉為重型、普通型轉為危重型的情況，可說阻斷了患者向危重的方向惡化。但最重要的還有醫保費用上的節省。原本大陸的國家醫保局預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人均治療費用超15萬元，使用清肺排毒湯一個療程僅需100元人民幣，省了將近百分之九十幾的費用。顯現中醫在這場疫情中對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經濟和個人的健康已產生非常偉大的貢獻。

台灣在新冠肺炎的中西醫整合醫治表現卓越

記者問:
那台灣就新冠肺炎在中醫的整合醫治上是否也有所突破?
張采明答:
台灣由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蘇奕璋及中醫師全聯會理事長柯富揚所領軍的中醫藥國家隊，主要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由台灣的4家大型醫院如台北三總、台中榮總、部立彰化醫院、高雄長庚醫院所組成，相關治療經驗也彙整《新型冠狀病毒中醫臨床分期治療指引》，已通過衛福部審核於6月1日公佈，並在6月10日發表最新成果：據三總中醫部主任黃怡嘉表示，相關的醫療團隊以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的「新冠肺炎病毒中醫臨床分期治療指引」作為治療的指引，由院內感染科、熱帶醫學科及中醫部合作建立「新冠肺炎中西醫共照模式」對院內所收治的11 名新冠肺炎患者進行會診。
該11名患者有危重、中、輕症，每個個案接受西醫治療的狀況都不同，自4、5月份加入中醫指引治療。發現患者服中藥後，不論住院多久，服中藥至連續三採陰解隔離天數約8天，且無藥物不良反應。簡直算是特效藥了。

全球華人應共建中西醫整合抗疫的精準醫學平台
記者問:
那理事長覺得台灣在這場全球新冠肺炎的大考中有沒有甚麼競爭優勢，和可以幫助全世界的?
張采明:
台灣在這場全球新冠肺炎的大考中表現卓越，眾所皆知。我覺得台灣有些得天獨厚的地方，台灣在世界的醫療是排第三，目前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已著手探討中藥複方水煎劑「台灣清冠一號」的作用機轉，證實複方中的成分能與新冠病毒之棘蛋白結合，阻斷與新冠病毒的棘突蛋白與「血管收縮素轉化酶2 (ACE2）」的結合，讓病毒無法進入人體內大量複製。從而阻斷病毒感染，並抑制細胞激素風暴出現，還可中和病毒感染⼒，抑制肺泡巨噬細胞。有如類疫苗的效用。以科學研究來看，中藥複方很類似西藥的雞尾酒效應。
而台灣向西方傳遞東方的傳統醫學有一個好處是，就中藥的作用機轉詮釋，他所使用的醫學語言與西方是比較無縫接軌的。也就是台灣比中國大陸更善於用現代醫學的語言來闡釋中藥的作用機轉，說服西方的時間可以大幅縮減。加上中藥大多是天然的動植物，對西方而言是算食品不是藥品，不需像藥品一樣要層層檢驗，應可更快的上市造福世人。
但台灣的臨床案例實在太少，需要大陸龐大的數據庫和臨床經驗，這是需要兩岸合作的。而這次「台灣清冠一號」的研發，也一樣是依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中的經典藥方組合而成的複方，所以台灣需要更謙卑地接受中醫數千年的醫療經驗和資產，並對其做積極的當代詮釋。台灣如能和大陸攜手合作建立「中西醫整合醫學抗疫的精準醫學平台」，那麼兩岸可以在這全球新冠疫情中異軍突起，攜手共同領導全球中西醫整合醫學的平台。站在聯合國華人友好協會的立場，這是華人之光也是華人之幸。

記者問:
所以你和周主委辦理一系列中西醫整合醫學論壇的最終目的是
建立中西醫整合醫學共同抗疫的精準醫學平台?
張采明答:
是的，這就是我們要做的。我們不但要建立「新冠肺炎患者中西醫共治模式」，更要致力於透過中西醫整合突破現今所有西醫治療的瓶頸，不管是心腦血管、癌症、腦神經退化、過敏免疫風濕、愛滋病、代謝性及感染性疾病等各種難治之症，站在中華民族五千年豐厚傳統醫學資產上，我們相信只要台灣勇於承擔和承受祖先給我們的這些寶貴的醫學資產，台灣就有機會在這些疑難雜症的救治中攻城掠地，再度先馳得點，就像這次的疫情防治一樣。
最後呼籲大家9月27日到台大的集思會議中心參加我們舉辦「2020中西醫整合醫學暨身心靈療癒論壇」，與我們共同探討本世紀華人中西醫整合醫學的理論和實務，並與我們齊力完成建立本世紀中西醫整合醫學平台的使命!

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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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極改建新都有講究 瀋陽城為何卻無滿族味？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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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講到過，努爾哈赤捨棄了當時東北最牛的城市遼陽，連剛剛建成的新宮殿都不要了，毅然遷都當時不及遼陽一半大的瀋陽，這才有了後來的「大城市」瀋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個大規模改建了的瀋陽城卻和以往女真人建造的城池截然不同，一點兒滿族味都沒有，這是為甚麼呢？

我們經過對史料的分析發現，原因只有一個，決定遷都的是努爾哈赤，但改建這座城市的卻是他的繼承人、對漢文化極盡「拿來主義」的皇太極。

改建新都參照了中國王朝都城必備要素

真正把瀋陽建成大金汗國都城的，是努爾哈赤的繼承者清太宗皇太極。

皇太極於天命十一年九月入繼汗王位之處，鞏固對遼東地區的佔領和保持與明朝的平衡關係自然是首要任務，而鞏固和加強自己在女真貴族中的權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皇太極尚無過多精力去考慮都城建設。天聰五年，當這位新汗王在處理對內對外事務愈來愈感到得心應手的時候，他開始想到把自己居住的城市改造得更適合於國都的地位和功能。

從文獻記載看，明朝瀋陽城內的規劃只適合於遼陽城北部屏障的中等級別軍事防禦性質城市，與統轄東北全境的後金汗國都城形像很難相符。

於是，皇太極在一些官員的勸說下，參照他所能了解的中國王朝都城應具有的要素，並根據當時國力所能達到的水平，開始從外到內大規模地改建這座城市。

現在的瀋陽城「八門」是怎麼來的

進入遼沈地區前，女真人在山區雖然也建造和居住過許多城，但包括他們的第一個都城赫圖阿拉在內，都是依地勢而建的山城，從存留的遺跡可以知道，這些山城的城門和城牆並沒有嚴格的製度規定，而是隨山勢和使用需要自然修建。而這些昔日行之有效的建城方法和原則，在瀋陽這種平原地區大多失去了意義，需要更多考慮的，是城牆整體防禦功能以及各方向的平衡、美觀、方便的效果。在以前的山城內，各區域的劃分直接受地勢條件的製約，地勢高而相對平坦的地方是供城內首領建造住宅之處，院落大小和房屋朝向都要根據具體情形而定。因此現在能見到的所有女真山城，幾乎沒有一座是比較規則的方形或圓形平面內劃分成整齊對稱的區域，然後再按一定原則去規劃其用途。

這次改建瀋陽城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改為每面各兩座城門，即將原來城門處改為城牆，再於其兩側位於城牆長度三分之一的地方各新開一座城門。由於這次改建並沒有擴大城的面積，各面城牆的長度也基本沒有變化，只是在原來基礎上加寬加高，所以增闢城門可以結合在維修改造城牆的工程中一併進行，並非特別浩大的工程。何況這些還是在幾年內陸續分期完成的。

整個工程大約從天聰五年開始，到天聰八年基本結束。這時的瀋陽已經是在原來位置上建起的另一番面貌的新城了。從外觀看，各方向城牆都比原來增高了1丈，即從原來的2丈5尺增加到3丈5尺，厚度也相應增加為1丈8尺，而且內外表面都用磚石砌築，不僅比以前結實高大，而且更加整齊壯觀。城的四面各有兩座城門和高大的門樓，各城門外還修有半圓形的甕城，正面封閉，兩側各開一拱形門，它的功能一方面是保護城門使之不直接受到攻擊，另一方面是其突出城牆外部部分，便於守軍從側面以弓箭和炮火打擊攻城的敵人。各段城牆中部所設的「馬面」（俗稱「城台」）也具有類似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城牆的4個轉彎處，還各有一座建於城牆上的角樓，每座都是3層高，連同8座城門樓，共是12座高聳的城樓整齊地排列在城牆的各個方向，無論從城內城外望去都顯得莊嚴美麗。八座城門仍沿用努爾哈赤為遼陽確定的舊名稱，即南、北偏東的城門分別為德盛（俗稱大南門）、福勝（大北門）；偏西為天佑（小南門）、地載（小北門）；東、西偏南為撫近（大東門）、懷遠（大西門）；偏北為內治（小東門）、外攘（小西門）。

皇太極改建瀋陽城有講究

皇太極對中國古代城池風水理論也是照單全收。改建後的瀋陽城在這方面處理得非常巧妙：於福勝門內大街和內治門內大街相交的路口中心建鐘樓，於地載門內大街與外攘門內大街相交路口中央建鼓樓，這樣，既使得除撫近、懷遠門之外的六座城門之間得到遮掩，又為城內增添了景觀，還可用於傳令報時。至於撫近、懷遠兩座相對城門之間，因中段經過皇宮前，則通過宮殿大清門前左、右兩座裝有板門的牌坊形成遮擋，也是既美化了皇宮前庭，又符合風水理論。

除此之外，改建後的新都城還有兩項很值得稱道的設計。一是將作為國家行政機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衙署分別排列在兩座南門內的街道旁，並將稍晚建立的都察院、理藩院衙署排列在皇宮前東西向大街路南，而鍾樓、鼓樓之間的城內北側東西向大街，則規劃為商業街，很自然地形成了「前朝後市」的城市中心部位功能格局。另一項是為了解決雨季排水需要，在城內四面靠近城牆裡側的地面，各設計了18個洩水坑，以沙子、河石填平，平時可正常走路行車，雨季積水可通過坑內排到城牆外的護城河中，舊時瀋陽人稱之為「七十二泡」，並傳說這是建城時一位名叫鄧公池的漢族官員設計的。

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年間的這次改建，使瀋陽城由外到內都成為當時東北地區最具中國傳統都城特點的城市，當然也是最整齊美觀，用清乾隆《盛京通志》中的形容就是「八門正戴，方隅截然」，「京闕之規模大備」。同時，這裡也理所當然地成了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遼瀋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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