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民族主義巨嬰 - 李怡


最近讀到剛舉行不久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的學者們的報告，讓我進一步認識香港與中國、香港人與中國人，為甚麼會有這種幾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也了解到中國留學生與香港留學生、愛國人士與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人何以無法平靜地討論問題甚而無法溝通。

日本神戶大學的王柯教授認為民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作為動員民眾的政治工具」，另一種是「作為主流的思想意識」；但這二者也有內在聯繫。掌權者會利用民族主義去動員民眾，而得以利用與操控民眾的原因，是由於民族主義已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

Nation，原意是以國民主權為核心而成立的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基礎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日本用漢字譯作「民族」後，由於日本單一種族、單一語言、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使民族成為血緣關係的闡述。至於「中華民族」這個詞語，最初是由梁啟超在甲午戰爭後於1898年提出的，他所想像的「民族」，是以獨立個人的國民作為構成nation state的主體。到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號召革命推翻滿清，就給「中華」賦予排滿並以單一漢族為主體的意涵。王柯認為，漢人革命家為了從滿清手中奪回統治正當性而發明的「中華民族」，比「日本民族」的定義還要狹窄。「中」表達地域概念，「華」表達文明形式，「族」表達血緣關係，這三重元素證明「漢」（「民」）是一個必須具有自己國家的集團（「民族」），並以此區別他者、尋找敵人，「滿」是一個不能與「漢」成為同一種nation的「異類」。

西方原本是為了實現國民主權，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在中國就成了由單一民族（漢族）構成的nation state——「中華民族」國家。原本是民主主義性質的nationalism，就這樣在近代中國被偷梁換柱，變成了一個「民族」至上的主義。而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意識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對nationalism的閹割和歪曲。於是近代中國的掌權者們得以大力宣揚「中華民族」的利益就是終極的價值。

通過滿清入關大屠殺、列強瓜分和日本侵華和南京大屠殺，以不斷宣傳「祖先遭遇慘禍的集體記憶」，而加強了「屈辱的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帶有復仇心理的「中華民族國家思想」成了一種春秋大義，民族主義在中國有絕對的價值。

胡適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nationalism的初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而中華民族論就將之閹割成血緣共同體的民族主義。

近來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反送中集會，都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移民鬧場，香港也不斷有愛國盲眾對市民和記者叫喊襲擊，他們的表現和語言，使人想到愛因斯坦的名言：「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他講這句話時，正值納粹德國的民族主義，即集體意識壓倒個人主義的時代。三年前，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出了一本書叫《巨嬰國》，指中國大多數成年人，心理水準是嬰兒。這樣的成年人，是巨嬰，這樣的國家，是巨嬰國。

而我們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個體。

世道人生：藉民族之名，滅民主之實 - 李怡


《紐時》那篇報道香港人對中國日漸冷漠的文章，最後引用我的話說，香港出現這種變化「中共只能怪自己。批評中國的人士原本認為自己是愛國者，中共卻待他們如敵人，並一再挫敗他們對中國體制改革的希望。」並引我說，「當愛國成了愛黨的同義詞，我和大多數香港人都『不』了。『我從前是個愛國者。當然現在我不是了』。」

記者的這段話，記錄的應該是我幾十年前的想法。在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以前，確實認為對中國的批評，是期望中國可以走向民主，也自以為這是愛國的表現。但1981年之後，我獨立經營《七十年代》月刊，從此擺脫了對中共的依附，深感獨立自由的輿論空間之可貴，也就認識到「愛國」是一種對言論自由的羈絆。「從前是個愛國者」的「從前」，不是近年，而是距今38年矣。

1981年，我參與了勞思光教授的香港前景研究社，其後數十年在言論上都力拒中共對香港直接間接的統治，當然絕不是中國所定義的「愛國者」。而在更早之前，我就不斷對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進行思考和研讀，並一直寫有關的議題。

今年夏天，海外一些著名的人文科學學者，在美國舉行了一次五四百年研討會，重點研討中國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問題，他們大都認為文化的五四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前多年已經開始，那時的新文化運動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啟蒙，但「民主」被五四「外抗強權」的民族主義凌駕了以至取代了。從此民主在社會意識中被抑壓在民族主義之下，並逐漸淡去。

日本神戶大學教授王柯認為，五四運動留給中國的歷史傷痕，就是「藉『民族』『愛國』之名，行滅民主主義之實」。

他指出，「民族」一詞，是日本繙譯外文Nation而來，中國近代引入這個用詞，通過「民族」、「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閹割了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 state中原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國家」敍述為一種終極的價值。從呼喚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文化啟蒙運動走到高喊愛國主義的五四，近代中國社會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轉換到了以民族主義壓制民主主義道路上去的。

民主主義的本質是個人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本質是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以尊重每一個人的權益為基礎以建立民主制度；集體主義則以服從「集體利益」而使自己有安身立命之所。民主主義體現人類對自由、人權、尊嚴、平等的高級需要，而民族主義則以滿足低級的安全需要為標的。

王柯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通過「被選擇的精神創傷」而被製造出來的「屈辱型民族主義」，通過製造「民族屠殺」和「百年屈辱」的集體記憶，喚醒民眾的集體意識而放棄追求個人主義性質的民主主義。當人們被告知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需要天天牢記「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會「從高級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個常見、幾乎是預料之中的反應，是更容易接受獨裁或軍事統治」。這正是中國統治者鍾愛民族主義的理由所在。

中國留學生阻撓香港留學生的反送中集會，說港生不愛國；北角的愛國兇徒問記者，「你是不是愛國記者」。從這些表現就看到兩制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我們崇尚個人自由的民主主義，他們崇尚服從權力的集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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