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智：被沿用的奧會模式：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臺北」？】 國共內戰結束之初，「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確實獲得較多國家的支持，「臺北政府」得以代表「中國」直到 1971 年為止。 至於國際奧委會，則自 1958 年起就陸續遭到其他會員國質疑「臺北政府並不具有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當時蘇聯更表示，讓臺北政府代表全中國，只會導致「中國大陸」的運動員無法參加奧林匹克，此舉事實上嚴重違背奧會憲章中「任何人均應不因任何原因受歧視而被剝奪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之不歧視原則。 提出這些質疑的會員國認為，臺北政府就只能代表臺北當局，「大陸地區」則應該要讓北京當局來代表，這是「一中一臺論」在國際舞臺上首次出現。 而 1959 年國際奧會年會上，他們甚至將不能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奧會 （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過他們建議臺北當局將奧委會改名為「福爾摩沙（Formasa）／臺灣（Taiwan）奧委會」以避開爭議。 然而不僅中共不接受「中國與臺灣同時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件事，因為此舉形同表示「臺灣與中國分屬不同政府統治」。 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蔣介石政權也不接受「被降格為臺灣」這件事，畢竟此舉形同放棄對中國的代表權與領土的控制權。 雖然在折衝樽俎下，雖然得以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重新獲得會籍，但已不可能再代表「中國」，必須使用 Formosa 或是 Taiwan 名義。 因此 1960-1968 年間的夏季奧運期間，我國就以「中華民國代表隊」出賽，但是必須在制服加上英文「Formosa／Taiwan」字樣，目的在彰顯蔣介石政權實際管轄範圍為臺灣地區而不及於大陸地區。 這也使得當時我國代表隊「不得已」以臺灣為名出賽，這件事令當時的政府很是惱火，現在看來卻令只能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TPE）」出賽的我們，有種時空倒錯之感。 1971 年，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2758 號決議，即為當時我國政府所稱的「排我納匪案」，決議中通過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之位，並要求「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失去聯合國代表中國的權力後，實質上也等於我國退出了聯合國，自此便失去參與國際組織的各種機會。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因為由同樣身處「自由陣營」的聯邦德國（西德）所舉辦，「中華民國」得以再次使用「Republic of China（ROC）」以及國歌國旗參加奧運，但這也是最後一次 ROC 字樣出現在奧運場上了。 此時的國際奧委會在「兩個中國」的爭鬥下，一度容許（中華民國／Taiwan）的方式暫時保留了我國的會籍，但由於中共叩關的聲勢越來越響亮，國際奧委會也開始施壓我國更改國內奧委會的名稱來解決「一個中國問題」。 此問題還導致主辦 1976 年蒙特婁奧運的加拿大政府拒絕我國選手以中華民國（ROC）身分入境，經過折衷後雖然可以拿國旗與播放國歌，但只能以 Taiwan 名義參加該屆奧運，使得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認為被矮化而拒絕出賽。 同時間，也隨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並與中華民國斷交，國際奧委會的態度也逐漸與聯合國合流不再承認中華民國（ROC／Formosa／Taiwan），甚至以通訊投票做成「名古屋決議」，除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奧委會來代表中國外，還要求我國更改會名，也不得再使用國旗與國歌，更不得使用中華民國名義出賽。 當時政府一開始並不接受此噩耗般地「決議」，遠赴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名古屋決議違法奧會憲章，但畢竟大勢已去，雖然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及時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徐亨不斷地調停與奔走，希望協調出國際奧委會與臺北當局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過我國政府高層主張「寧為玉碎，不與瓦全」，乾脆從此退出奧運賽事。 但是到了 1981 年，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體認到，不應再度重歷我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外交挫敗經驗，尤其體育外交深受國際重視，必須為我國體育選手爭取參與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的機會，才能保持國際能見度。 最後和國際奧委會達成和解，除撤回訴訟，亦於瑞士洛桑簽訂「洛桑協議」，以政府僅能代表其實際管轄的地理疆界為原則約定： ➤我國承諾修改會名為「中華臺北奧委會」 ➤新的會旗會歌不使用國旗、國歌及國徽 ➤國際奧委會則確保臺灣選手和其他國家選手能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我國奧委會亦同 此種使我國在形式上放棄使用國名國旗國歌、但是實質上享有和其他國家相同權利義務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從此被稱為「奧會模式」。 理論上，奧會模式（不得出現國名、國旗與國歌）只適用在奧運賽事之中，像是臺灣自己辦的瓊斯盃，理論上也因為不是奧會賽事而無須遵守奧會模式；但是此作法卻在日後廣為使用，除了衍生到非奧會賽事、甚至是非體育的國際賽事。 而臺灣主辦的國際賽事也據此被要求「不得出現國旗與國歌」，我國雖然仍能實質參與國際賽事，但仍遭到「禁止使用自己國名國歌」的歧視待遇。

1960 年 8 月 25 日羅馬奧運開幕日，來自全球的八十三個代表隊、5,338 名運動員，正準備依據國家英文字首的排序，依序入場。 我國一共派出足球、籃球、田徑、舉重、游泳、射擊、拳擊等項目選手參加，全體隊職員超過六十人。 但入場時，總幹事林鴻遠手持「Under Protest（抗議中）」的白布條，以示抗議。 抗議的舉動，除了引起現場騷動，也隨即成為國際媒體焦點，隔天紐約市內的五家報紙，不約而同的關注治這起事件。 代表團團長鄧傳楷因此說︰「我要向所有自由世界的人們宣告，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已對中華民國，做了一件不公正及歧視的行動。」 是什麼樣的不公平與歧視，讓我們必須在隆重的開幕式中，採取抗議的手段？原因是國際奧委會對於我國代表權與代表隊名稱的決議，對我方不利。 事實上，代表權的攻防戰，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已展開。 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奧運舉行前，蘇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積極運作共產陣營，排擠與爭奪我國的代表權，因此 1951 年「中華體育協會總幹事郝更生，非正式宣布由於俄寇參加下屆世運會之故，我國決定改變初衷，不派代表參加。」 最終，我國放棄參賽，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比賽前幾天抵達會場參與比賽。1956 年澳洲的墨爾本奧運，我國參賽，但對岸則未與會。 換言之，在「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下，你我不相容，僅一國能上場。 1960 年羅馬奧運前，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放棄參賽，但名稱問題事關尊嚴，一點都不能輕忽，因此當我國各項代表隊分別出發，並於八月中旬陸續抵達羅馬時，代表團人員已先出發為參與名稱問題而戰。 羅馬奧運開幕前三天的奧委會，重頭戲是處理我國代表隊名稱，我們希望在參加奧運的既定政策下，爭取以中華民國代表隊的名稱上場，甚至都已做好以底線「中華民國（臺灣）」的名義參賽。 雖經過力爭，但仍以差距不少的票數，作成中華民國可以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義參加國際奧會，但必須用「臺灣」名義參賽的決議。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梅葉指出，使用臺灣的名稱「祇是不希望他們越出其自己的地理邊界，並宣稱他們代表整個中國，我們曉得他們並不如此。」於是我國代表團就在「臺灣」名稱的帶領下進場。 以臺灣之名參賽，如果從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或許會讓許多堅持臺灣主體的人欣喜；但在半世紀前，羅馬奧運卻是我國在國際運動外交場上的一大挫敗。 1960 年代尚能維持以「中華民國奧委會」的名義參加奧運，但此後的局勢江河日下，中國於 1971 年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1976 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以「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我國參賽。 直到1981 年 3 月，我國與國際奧會協議，以「中華臺北」的名義，才又重返國際體育舞臺。 羅馬奧運前不利我國的決議與開幕式的抗議消息傳回國內後，國人在氣憤討伐聲中，認為「我們並不因此氣餒、沮喪退出」反而要以哀兵的姿態，爭取最大的榮耀。 然而開賽不久後，代表隊相繼在籃球、足球與游泳等項目中落敗，對此結果輿論似乎早有預期，只不過大家依舊心存希望，並將奪牌重任寄予男子十項的選手楊傳廣。 1933 年出生於臺東馬蘭的楊傳廣，是阿美族原住民，戰後初期就讀臺東農校時，因過人體能條件被挖掘。曾為棒球選手，但不久便被發現其在田徑項目中的優異表現。 他在第六屆省運前，參加臺東縣運時，就打破了跳高的省運紀錄，1954 年在馬尼拉亞運會中，奪得男子十項金牌，並在四年後蟬聯。那時他已被稱為「亞洲鐵人」。 男子十項的賽程，除了吸引現場七萬多名觀眾的目光，中廣透過短波截聽日本消息，中央社和聯合報則收聽美聯和合眾國際社電訊等方式，將賽況轉給國內聽眾與讀者。 但因通訊條件不佳，也或因羅馬現場氣候不佳而延賽，使訊息未能即時，焦急等待的聽眾，更顯心急。 先是第六項 110 公尺高欄完賽時，楊傳廣成績一度領先，消息傳回國內，就有人開始放鞭炮。而在第八項撐竿跳應在臺北時間晚上十點開始比賽，但到了午夜一點，成績尚未傳到臺灣，聯合報的讀者們，不斷打電話到報社，了解最新賽況。 1960 年 9 月 7 日凌晨，成績揭曉後，臺北街頭遍地響起慶祝的鞭炮聲。 楊傳廣不僅奪得首面獎牌，而且擊敗了名列第三名的蘇俄選手，也讓輿論更加沸騰。 十項銀牌帶來的鼓舞，確實沖淡了開幕時的不愉快，媒體因此評論羅馬奧運「雖然此次受到了名義的委屈，但有楊傳廣贏得了一面銀牌，乃盡皆彌補，仍然是大家同沾光彩，全國同表欣賀。」 此後，奧運作為世界運動最高殿堂的地位不減，而臺灣在國際舞臺則是屢受挑戰，於是我們總用著非比尋常的意義與超過千萬元的獎賞，看待奧運獎牌。 羅馬奧運雖已過了五十多年，但它卻像面鏡子，折射臺灣在往後國際社會的顛簸身影，也看見一舉奪牌時的興奮表情，驕傲、挫折與期待的情緒，都交雜在 1960 年的羅馬運動場。 #奧運 #羅馬奧運 #中華民國 #中共 #代表 #臺灣 #國際地位 #楊傳廣 #運動 #賽事 #抗議 📖歡迎至網站閱讀【#謝仕淵：愛憎奧運：楊傳廣及1960年羅馬奧運的「臺灣」代表隊】完整文章！

《#借殼上市：#蔣介石 與#中華民國臺灣 的形塑》｜#汪浩｜#八旗文化 建議如果是對戰後歷史不甚了解的讀者，先不要考慮從這本入門。汪浩這本《借殼上市》比較像「歷史評論」，而非史事介紹。由於重點集中於解密國史館提供的兩蔣檔案，以其回應蔣介石日記內容真偽性，每回篇章都有著重的討論焦點，再者文章原本又是刊載於網路，沒有足夠篇幅可以說明歷史背景，若沒有一定程度的史觀認知，閱讀門檻會輕易排除對這部分沒有底子的讀者（就像我）。這其實是我第二次讀這本，而兩次出現問題皆大同小異，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完整歷史知識，以至於對歷史人物的行動決策無法意會，我這次甚至幾次叨擾本科生朋友直接懶人包惡補1950年那段猝不及防的國際關係，才使我多少可以融會貫通。 書中提出二十個問題正好分為二十章節，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但整體來說脫離不了叩問核心為：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關係為何？這其實也就是現在舉凡遇到選舉，勢必在在被口水戰到爛掉的「台獨華獨，今晚你選哪一道」概念。有一點我覺得有趣的是，當汪浩選擇以國史館檔案回應蔣日記時，雖然沒有明確性想「洗白」蔣介石意圖，不過字裡行間讀得到一些「反駁」，推翻多數人對蔣的「誤解」。 好比當年中共欲加入聯合國，蔣介石為了守住「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同意這項提案，當時剛好又遇上外蒙古入會案，美國希望中華民國可以不行使否決權，如此美方就會繼續支持「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說法。牽一髮動全身，任一決定與討論都會影響國與國間的利益衝突，這段歷史既是瑣碎，又讓人不能只懂一部分，你如果不了解蔣介石之所以決定否決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的背後考量為何，就不能理解他以此要脅美國支持自己的籌碼的考量。相對於僅掌握高中歷史程度的一般讀者來說，這些更深入史事若不靠自己爬梳相關資訊，就得靠請教專業人士才能還原整個歷史原貌（這也是我覺得在讀這本時感到痛苦的緣由）。在蔣介石那時代，他一心最大企望就是收回失土，同時存在兩個中國不在他的考量中，這使得中華民國後期失利與國力委靡，無法與中共抗衡，甚而退出聯合國。但對現在的我們來說，汪浩認為兩個中國同時存在聯合國或許未竟然是壞事，若因此去批評當時蔣介石的決策為錯未免有「事後諸葛」的意味，這類的「緩頰」在書中出現過幾次，倒也不是想依此為汪浩扣上任何帽子，而是對於他想要澄清某些被曲解的解釋這點作為分析史料態度，感覺也值得討論。 其實單論這段錯綜複雜歷史，藉由朋友解說，我個人是覺得，在暫且不談蔣介石聽信陳儀胡謅，與白崇禧邏輯不通的治台建言（這段我還沒釐清為什麼白崇禧要加強對台管制），導致二二八慘劇發生的荒謬作為情況下，蔣在國際間一直處於被耍著玩，抱持雄心壯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淨做垂死掙扎與徒勞無功，他也算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又是被美耍著玩，又是蘇聯看不起，又是中共威嚇，原本還是五大常安理事，後面落得什麼都不是，也是唏噓。可如果沒有韓戰，蔣便無法逃過一劫；沒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無法提供正式軍事盟邦，以致形塑「一邊一國」局勢。 從蔣時代便可感受到，台灣在國際上的政治挫敗絕對不是數一數二的可憐（是嗎？），必須體認的是，這就是台灣處境，如#吳叡人 教授說：我們不得不是如此帝國主義下催生出的結構性懷疑主義者。//我們見證國際政治中不可破的現實主義真理，以及所有無視於這些賤民處境的理想主義宣稱與道德教條之偽善。//愈是回顧歷史，清晰的是自身無法抗拒的渺小，這不是失落，而是一種頑強成長的動力。 後記：讀完一直在猶豫到底該不該稍微整理成一篇文，既擔心在論述上會出現資訊錯誤的狀況，又不是專科，很難大書特書最後總結什麼精闢個人觀點。文章的成形還是回歸紀錄一手閱讀感受，總地來說對《借殼上市》印象不是那麼好，也藉這次機會體認如果想要建立基礎認知，還是先從比較經得起時間與大眾評判經典入門會比較好，不然直接從他人評論看起有點像是要去超商買咖啡牛奶的路人誤闖歌劇院，甚至連台上在展示何種演出都毫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