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年70 世界級的水彩畫家，亦是媒體人──豐年社創社社長藍蔭鼎】

二戰之後，從戰時體制「解封」的臺灣，曾有一波媒體興起的風潮。1946年前後，光是新登記的報紙便超過20家，當時出版的雜誌數量更逾百家，其中便包括畫家藍蔭鼎（1903~1979）成立的「臺灣畫報社」。

綜觀臺灣美術史，以畫家成為媒體人在當時是少見的經歷。藍蔭鼎1903年生於宜蘭羅東郊區阿束社，父親為清末秀才，羅東公學校畢業後未再升學，卻從18歲就擔任母校代理美術教員，之後獲得「臺灣美術啟蒙之父」石川欽一郎賞識，拜入門下，並由臺灣總督府推薦赴日，以旁聽生身份短期進修水彩。1929年，藍蔭鼎就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並受恩師石川引薦，榮膺英國皇家水彩畫協會會員。

藍蔭鼎敏銳於現代化、國際化潮流，是最早使用英文落款的臺灣畫家之一，也很早與國際畫壇建立關係。此外，由於秀才父親、私塾教育的背景，他在戰後很快跨越語言障礙，而能在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支持下成立臺灣畫報社，並以畫家兼媒體人的身分，結識愛好藝術的時任美國新聞處處長許伯樂（Robert Sheeks）。

農村鄉土是藍蔭鼎始終不忘的根，也是他一生著力最深的畫題。利用刊物引進現代知識，改善農村的經濟、生活，在日治時代已有前例，藍蔭鼎也自然和許伯樂提起這樣的想法，並在許伯樂的認同與支持下寫成計畫，向美國國務院爭取經費，成為豐年社創立的緣起。

另一位藝術大家楊英風，也是豐年社首位美術編輯回憶藍蔭鼎：

「這段時間雖然有接受美援，但在創設期間事務繁忙，可以說工作得相當辛苦。我們經常連袂下鄉訪問農民，希望了解農民的生活、想法和風俗習慣。這段期間我天天和藍蔭鼎生活在一起，他的一言一行我了解的最為清楚，他不僅到汽車能行之處，並且深入山川民間，考察疾苦，將之報導在刊物上，以藝術家誠懇的本質去為廣大的農民服務。這種精神不在過去，就是在今日也很少見到。」

「從豐年社同事期間，他對農民所做的各項協調工作，及至擔任華視董事長期間，開闢了《今日農村》、《空中教學》等節目，可以證明他是個言出必行的人，他始終念念不忘實踐他的理想。」

1954年，藍蔭鼎受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推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成為首位赴美訪問的臺灣藝術家。之後藍蔭鼎曾任聯合國藝術委員，涉足外交，並曾被日內瓦國際藝術年鑑選為「當代世界25位最傑出藝術家」、歐洲藝術評論學會及美國藝術評論學會選入第一屆「世界10大水彩畫家」。雖以藝術家揚名於世，在創立豐年社外，藍蔭鼎曾於臺視、華視擔任要職，亦是傑出的媒體人。1979年2月4日，藍蔭鼎寄出《畫我故鄉》專欄手稿後於凌晨逝世，享年77歲。

#藍蔭鼎 #楊英風 #臺灣藝術家 #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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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楊英風‧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藍蔭鼎的畫外故事〉（原載於藝術家出版社 《藝術家》雜誌第8卷第4期，1979）
蕭瓊瑞／《真善美聖的實踐者：藍蔭鼎的生命與藝術》，藝術家出版社，2019
張益昇／《藍蔭鼎水墨畫情境研究・藍蔭鼎生平事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08

【英殖期間人們「沒有任何人權民主」— 是真的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G7 集團開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提到新疆、香港和南海問題。中國駐英大使館強硬回應，當中談到：「在英國殖民統治 150 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97 年前的香港被描述成一個黑暗煉獄，有記憶的人自然能以個人史的角度予以反駁。然而中國官方近年對香港議題越來越積極發言，也是領略他們「香港觀」的線索。

有時他們會在特別日子發言，始終詰問：香港青年一代在香港成長，沒經歷英殖時代，為何是他們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高官繼而開展史觀，認為香港回歸代表中國 (包括香港) 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也是邁向總復興的轉捩點。併入大國夢，之前的時間段就要定義為屈辱。就像社會主義要將自身來臨之前的時代定義為資本主義或者更原始的半封建社會；對香港過去的解釋，也因為「新的現在」而需要重寫。

一般人認為歷史發展有隨機成份，雖然可能有總體大勢，但當中仍然有好多加速的意外。近世以來，貴族和帝國相繼被逐出歷史舞台，由廣大的「國民」和秘密結社的精英革命政黨執牛耳。很多這些現代政治菁英認為歷史只有一條路，人類社會最終會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個總體目標。不管是納粹黨的千年帝國想像、共產主義要完成世界革命，或者因為冷戰終結而出現的不無天真的「歷史終結論」，都是一脈相承。Karl Popper 認為他們抱持同一種「歷史目的論」，因此這些國家政黨總有發動大型政治實驗，而使大量人口率獸食人的歷史。

這些觀念也出現於歐洲不同知識人之間。達爾文的生物研究被引入文化和社會層面，變成社會達爾文理論，人類命運在此維度下，亦是單線性發展，最終更能「適者生存」的種族將會消滅低等種族，發展與叢林無異。很多德國哲學家也共享了「世界精神統一」的宏願，認為歷史發展唯一道理，就是超越矛盾和辯證，將分散的精神統合為一。在政治家眼中，思想只是臭老九的腦力遊戲，但當然亦可以是對「統治世界」的詩性禮贊，政治家對於有影響力的思想，會樂於自己改裝實測。

只是德國人未必明白，自己思想傳統中的東方性質，其實與深邃的中國非常有共鳴。道一以貫之。雖然東周前後，現實上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德國人則曾經更加積極，要將流散裂解的東西重新合一，不管是意識上還是政治上。而這種情懷歷史觀也在 20 世紀傳到東亞。

現在我們都會聽到例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步伐不可阻擋」，是「歷史的必然」，有相當的德國風情。早前一中國天主教會高層在重要座談會說，天主揀選了中國共產黨。他認為在中國，人民就是天主，而人民選擇了中共領導中國，因此黨亦等同獲得天主祝福。這裡有歐洲的歷史決定論，也有中國傳統相呼應的部份。

西周以來，「天」的人格氣質就慢慢被移除，東周知識人則進一步用民意民心來作為神意 / 世界歷史路線的判準。某程度上，民心取代神 / 天的地位。這也是後來歐洲踏上的地獄之旅，神和貴族都被移除了，「人民」上升到最高，成為一切政治權力的代表。因此政治人要做任何事，紛紛由「以神之名」改為「以人民之名」行事。你有看《尋秦記》，就知道那句「天命最高」。「天命」在當代穿起歐洲人發明的觀念衣服，擁有「人民的集體意志」代理權的現代國家，在以前就會視自己為天命的代理人。而歷史由於主要是人類的故事 (年鑑學派之類暫且不論)，因此歷史在政治中也慢慢神化，獲得以前神權這個概念的某些職能。

當然現實世界沒有統一起來，只是不分人們不分地域地共享同一種時間災難。Kubrick 的《發條橙》裡面有一個被少年犯虐待的男人，他感嘆同樣受虐的妻子是「現代 (modern age) 」的受害者。被投入現代監獄受盡虐待和馴化的少年犯，也好似適用此斷語形容。而在戲外的觀眾，是否也同樣是「現代的受害者」？

雖然中共有自己堅持的歷史觀，但那並不容易「掌握」。劉兆佳主持教育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座談會時，談及香港回歸問題，他說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因為中國從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容忍」英國管治香港；又認為若以殖民地形容 97 前香港，要使用引號，否則變相承認英國治權合法性。

然而根據駐英外交部對 G7 聲明的講法，香港確實「經歷 150 年殖民統治」並受盡壓迫。中國 70 年代擠下中華民國，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也在 1972 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提出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香港前途不能按聯合國非殖政策處理。因此香港確實又曾是殖民地。否認關於香港的三條條約效力，以及用引號處理「殖民地」一詞，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擁有香港未曾失去過一秒主權」的世界觀，再重新解釋過去的事情。

這當然與香港人自己的認知不一樣，因為恐怕連藍絲都會認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不然回歸時為甚麼自豪流淚呢？但恐怕現在連藍絲自己的常識都將受到挑戰，「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也在超政治解釋下，變得政治不正確，要說「香港曾是『殖民地』」，十分彆扭，但有多彆扭，就代表有多「洗心革命」。

一個人沒有史觀，就連歷史也會失去。人們都曉得控制歷史有其作用，卻很少留意歷史作為觀念的傳染性。坊間慢慢出現更多官方路線的香港簡史，香港人就開始問，英殖時真如此黑暗？真一點民主自由都沒有？於是有人查找、研究和生產，沒有事情比起爭議更加能夠發展一個議題。如果我叫你忘記那個紅色蘋果，你的腦裡就馬上先浮現那個紅色蘋果，意識一旦出現就很難清除。超強烈論述往往會孕育出相反的觀念。蝙蝠俠引來了小丑，或者小丑引來了蝙蝠俠。英軍拿著槍炮登陸全世界的土著領地，但土著的後代最終竟然獲得了使用槍炮的能力。

你怎知道在強大的中國論述下，會不會摧生更多香港人甚至外國人研究這裡的歷史，紛紛提出自己的經歷和見解？

【英殖期間人們「沒有任何人權民主」— 是真的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G7 集團開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提到新疆、香港和南海問題。中國駐英大使館強硬回應，當中談到：「在英國殖民統治 150 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97 年前的香港被描述成一個黑暗煉獄，有記憶的人自然能以個人史的角度予以反駁。然而中國官方近年對香港議題越來越積極發言，也是領略他們「香港觀」的線索。

有時他們會在特別日子發言，始終詰問：香港青年一代在香港成長，沒經歷英殖時代，為何是他們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高官繼而開展史觀，認為香港回歸代表中國 (包括香港) 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也是邁向總復興的轉捩點。併入大國夢，之前的時間段就要定義為屈辱。就像社會主義要將自身來臨之前的時代定義為資本主義或者更原始的半封建社會；對香港過去的解釋，也因為「新的現在」而需要重寫。

一般人認為歷史發展有隨機成份，雖然可能有總體大勢，但當中仍然有好多加速的意外。近世以來，貴族和帝國相繼被逐出歷史舞台，由廣大的「國民」和秘密結社的精英革命政黨執牛耳。很多這些現代政治菁英認為歷史只有一條路，人類社會最終會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個總體目標。不管是納粹黨的千年帝國想像、共產主義要完成世界革命，或者因為冷戰終結而出現的不無天真的「歷史終結論」，都是一脈相承。Karl Popper 認為他們抱持同一種「歷史目的論」，因此這些國家政黨總有發動大型政治實驗，而使大量人口率獸食人的歷史。

這些觀念也出現於歐洲不同知識人之間。達爾文的生物研究被引入文化和社會層面，變成社會達爾文理論，人類命運在此維度下，亦是單線性發展，最終更能「適者生存」的種族將會消滅低等種族，發展與叢林無異。很多德國哲學家也共享了「世界精神統一」的宏願，認為歷史發展唯一道理，就是超越矛盾和辯證，將分散的精神統合為一。在政治家眼中，思想只是臭老九的腦力遊戲，但當然亦可以是對「統治世界」的詩性禮贊，政治家對於有影響力的思想，會樂於自己改裝實測。

只是德國人未必明白，自己思想傳統中的東方性質，其實與深邃的中國非常有共鳴。道一以貫之。雖然東周前後，現實上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德國人則曾經更加積極，要將流散裂解的東西重新合一，不管是意識上還是政治上。而這種情懷歷史觀也在 20 世紀傳到東亞。

現在我們都會聽到例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步伐不可阻擋」，是「歷史的必然」，有相當的德國風情。早前一中國天主教會高層在重要座談會說，天主揀選了中國共產黨。他認為在中國，人民就是天主，而人民選擇了中共領導中國，因此黨亦等同獲得天主祝福。這裡有歐洲的歷史決定論，也有中國傳統相呼應的部份。

西周以來，「天」的人格氣質就慢慢被移除，東周知識人則進一步用民意民心來作為神意 / 世界歷史路線的判準。某程度上，民心取代神 / 天的地位。這也是後來歐洲踏上的地獄之旅，神和貴族都被移除了，「人民」上升到最高，成為一切政治權力的代表。因此政治人要做任何事，紛紛由「以神之名」改為「以人民之名」行事。你有看《尋秦記》，就知道那句「天命最高」。「天命」在當代穿起歐洲人發明的觀念衣服，擁有「人民的集體意志」代理權的現代國家，在以前就會視自己為天命的代理人。而歷史由於主要是人類的故事 (年鑑學派之類暫且不論)，因此歷史在政治中也慢慢神化，獲得以前神權這個概念的某些職能。

當然現實世界沒有統一起來，只是不分人們不分地域地共享同一種時間災難。Kubrick 的《發條橙》裡面有一個被少年犯虐待的男人，他感嘆同樣受虐的妻子是「現代 (modern age) 」的受害者。被投入現代監獄受盡虐待和馴化的少年犯，也好似適用此斷語形容。而在戲外的觀眾，是否也同樣是「現代的受害者」？

雖然中共有自己堅持的歷史觀，但那並不容易「掌握」。劉兆佳主持教育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座談會時，談及香港回歸問題，他說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因為中國從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容忍」英國管治香港；又認為若以殖民地形容 97 前香港，要使用引號，否則變相承認英國治權合法性。

然而根據駐英外交部對 G7 聲明的講法，香港確實「經歷 150 年殖民統治」並受盡壓迫。中國 70 年代擠下中華民國，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也在 1972 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提出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香港前途不能按聯合國非殖政策處理。因此香港確實又曾是殖民地。否認關於香港的三條條約效力，以及用引號處理「殖民地」一詞，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擁有香港未曾失去過一秒主權」的世界觀，再重新解釋過去的事情。

這當然與香港人自己的認知不一樣，因為恐怕連藍絲都會認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不然回歸時為甚麼自豪流淚呢？但恐怕現在連藍絲自己的常識都將受到挑戰，「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也在超政治解釋下，變得政治不正確，要說「香港曾是『殖民地』」，十分彆扭，但有多彆扭，就代表有多「洗心革命」。

一個人沒有史觀，就連歷史也會失去。人們都曉得控制歷史有其作用，卻很少留意歷史作為觀念的傳染性。坊間慢慢出現更多官方路線的香港簡史，香港人就開始問，英殖時真如此黑暗？真一點民主自由都沒有？於是有人查找、研究和生產，沒有事情比起爭議更加能夠發展一個議題。如果我叫你忘記那個紅色蘋果，你的腦裡就馬上先浮現那個紅色蘋果，意識一旦出現就很難清除。超強烈論述往往會孕育出相反的觀念。蝙蝠俠引來了小丑，或者小丑引來了蝙蝠俠。英軍拿著槍炮登陸全世界的土著領地，但土著的後代最終竟然獲得了使用槍炮的能力。

你怎知道在強大的中國論述下，會不會摧生更多香港人甚至外國人研究這裡的歷史，紛紛提出自己的經歷和見解？

外交國防委員會/
外交部常次史亞平

口頭質詢─
▶外交部所編之ROC年鑑，每年分送國際友人，去年還將台北列為我國首都，為何今年台北已成為普通城市，未標註首都？
國傳司司長：中華民國年鑑自從新聞局整併到外交部以後，應是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負責編印。此事查明後將向行政院反映。
▶關心伊波拉疫情同時，我國友邦布吉納法索正處疫區附近，國內政局動盪複雜，總統龔保雷十月才至台灣參與國慶，回國便發生政變處於逃亡中的狀態，本席請問外交部的掌握狀況？是否已與過渡政府聯繫？是否影響雙方之邦交關係？
外交部常次史亞平：過渡政府目前為軍人政府，我方已與其往來，據了解過渡政府欲在最短時間內往文人政府方向前進。
▶我國外館、援外之技術人員與替代役男是否還在當地？
外交部常次史亞平：外館、援外技術人員目前還留在當地，六名替代役男仍在國內，待外交部評估布吉納法索情勢後才會派往當地。
▶有關對伊波拉疫情的關注，我國在海外有非常多的人才，如美國CDC(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有許多台灣裔之醫學家、科學家，我國應該整合一個相關人才之資料庫。過去民間團體推動台灣餐與世衛組織與大會的過程中，利用許多醫界人脈與資源。在全球正合作面對伊波拉疫情威脅時，希望外交部能重新啟動相關工作，積極去整合全球醫療人才資源以利用。
外交部常次史亞平：外交部會檢討，研究怎麼加強相關工作。
▶關於世亞盟補助預算，這個問題其實爭議已久，外交部對於我國很多積極推動國際外交之NGO其實補助相當有限，如扶輪社、獸醫會之全球會長皆為台灣籍，但其補助相比世亞盟可說是微不足道。另外還有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如國際自由政黨聯盟。其秘書處編制大約五人，每年卻至少有五場大型活動，還有組織很多的觀選團與人權觀察小組至世界各國。如此旺盛之活動力，顯示這是有沒有用心做的問題。世亞盟為人詬病之處在於，其組織定位與其工作能量，與國際組織相較，國際能見度、政治影響力與國際人脈推廣皆不如人，外交部應該深切檢討。
▶民主基金會應該負擔推廣我國民主經驗與國際民主交流之橋梁，竟然被外交部認為是單純研究功能之智庫角色。外交部為了要佐證世亞盟存在之必要，把民主基金會矮化成智庫角色，忽視民主基金會存在之意義，實屬不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