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0 黃偉民易經講堂

香港人對接種疫苗很冷淡。主要原因，是不信任林鄭政府。

政府，與民為敵，不但違反文明，也不符歷史規律的。

中國文化，對政治領袖的基本要求，是如何令百姓活得開心。今日，香港無人開心地生活。

《易經》第五十八卦，兌為澤卦。上卦是兌，下卦也是兌，兩兌重疊。上卦為朝，下卦為野，兌者悅也。說的，是為政者，如何與民共悅之道。

在大自然的取象，兌為澤。上卦象徵的朝，政府，是澤；下卦象徵的野，大眾，也是澤。兩澤相連，互相滋潤，互相襯托，和悅相處的卦象。

所謂的和悅相處，不是巧言令色的討好。兌卦，陰爻在外，陽爻得中，是柔外剛中的原則。

外表柔順，但不卑下；心中剛正，但不偏激。

《序卦傳》說：
入而後說之，故為之以兌。
兌者，說也。

五十八卦兌為澤卦是跟著五十七卦巽為風而來，兩卦相綜，互為因果。

巽為入，兌為悅，兩卦一體兩面。巽為風，為入，隱微深入不表達出來，就不會有誤會毀折。但不能永遠憋著不露，仍需要有表達的時候。

兌卦所表達的，就是巽卦深藏的東西。這個技巧，像宗教上的講經說法，言之有物，就是因為前面下過巽卦的深入功夫。

台上十分鐘，是兌；
台下十年功，是巽。

巽的時候，低調深入，無人知曉，所以不會造成毀折傷害；兌的時候，動輒得咎，一定要把握不傷人，不傷己，又能夠精確有效，傳達自己意念的方法。

兌為悅，要得到皆大歡喜的成果，在兌之前，必須下巽的工夫。

戰國時期的蘇秦，以言語取悅天下諸侯，取得大量權力資源，能六國拜相，就是因為前面做足了巽的功夫，史書說是懸樑刺股。之前他第一次周遊列國，不能舒展抱負，失意而歸時，是巽卦前一卦，五十六卦火山旅卦，作客天涯，舉目無親。

要破除旅卦的作客處境，便是五十七卦的巽卦的工夫，懸樑刺股。

再出江湖，知道天下諸侯的恐懼和需求，然後提供心藥，令他們安心的方法，讓他們心悅誠服，這就是五十八卦兌卦。

當影響力從一個點，向外擴散，突破到更大範圍，像水滴的漣漪，擴大到怒海波濤，那便是兌卦下一個卦，第五十九卦，風水渙卦。

擴散到無遠無邊，然後就要建立一套制度規矩，就是下一卦，第六十卦的水澤節卦。

接下來是文明薪火相傳的第六十一卦風澤中孚卦。

跟著是玄奘法師一步一腳印的實踐取經，歷遍魔考的六十二卦雷山小過卦。

經過實踐歷練，小過修正之後，渡過輪迴苦海，般若波羅蜜的六十三卦水火既濟卦。

既濟一事，又開啟無數未濟，成佛的心願既濟，但當初發願成佛目的是普渡眾生。要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所以，要乘願再來，便是第六十四卦，火水未濟卦。

巽卦和兌卦這組卦之後，跟著的幾組卦，都是一氣呵成的。

生生之謂易。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兌卦卦辭，只有三個字：
亨，利，貞。

亨，是亨通。

說話，是溝通。

第一要素，是用對方的語言，聽得懂的方法，表達你的想法，才能達到溝通的效果。

把握說話的時機，要人不厭其言，內容是對方需要的東西。

利，是無往不利。

內容是對方有利的，才聽得入耳。不能只有你說得過癮，但我為什麼要聽。沒有人會聆聽與他無關的內容。

貞，正也。

說話的內容要正，經得起時代的考驗，有高度，有重量，頂天立地的，才是貞。

兌卦的卦辭，指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身分，不同的時候，都要符合這三大原則，才能溝通明白，對方需要，有內容有份量，才能達到溝通的目的。

看看林鄭，看看戰狼外交，就是文明的最佳反面教材。和《周易》相互對照，你自然明白中華文化的可貴。

兌卦的《彖傳》：
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彖傳》說，兌就是悅了。

剛中而柔外，上下卦的中間那支爻，九二九五，都是陽爻；上下卦卦頂那支爻，六三和上六，都是陰爻，柔的。

這就是兌卦特別吸引人的地方。因為它外面，看上去柔和吸引，開心喜悅，很容易親近，讓人歡喜，但中心是剛的陽爻，有原則，不是討好令色的。

說以利貞，要有好的溝通效果，首先要大家取得共識，然後利貞，內容要正，才能互利。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所以，要合天理，還要順乎人心。順乎社會需要。

單是天時，沒有應乎人是沒有效果的。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那些大領袖，要帶領群眾，一定要讓老百姓認同他的理想，大眾才心甘情願，忘勞忘死地追隨他。

領袖，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讓人民心悅誠服他們的政策，人民才會忘其勞，即不計較代價，支持政府政策。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領袖，能讓人民認同他們的價值追求，即使冒險犯難，犧牲性命，也會在所不惜。

這就是忘勞忘死。

為什麼人能夠忘勞忘死呢？人性基本上是好逸惡勞，貪生怕死，但在兌卦的喜悅之下，即甘心情願，動情狀態之下，就會超越人之常情，追求更高價值。

忘勞忘死，歷史上無數例子，文天祥《正氣歌》也列出很多古人例子。即使這幾年的香港，我們的年輕人，都是在兌的情況下，不斷地創造這種忘勞忘死的奇蹟，他們不只自己整個身心投入，還會勸服身邊人物和他一起付出。

其實，無論宗教、政治、文化、層壓推銷都是一樣，只要能夠感動到一個人，他的周邊人際關係都會拉上去。

這就是兌卦的力量，只要突破一個點，就會作圓周形的往外擴散，所以，兌卦之後，下一個卦，就是風水渙卦。

基本八卦中，兌在家庭取象為少女。

女字旁，加個子字為「好」，
女字旁，加個少字為「妙」。

《說卦傳》說：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妙是動詞用。

我們看不到形而上的主宰，神，上帝，其實透過觀察宇宙萬象的奧妙，就會聯想到，天下奇妙，四時不忒，背後一定有一個形而上的主宰，讓世界如此美妙，那個便叫神。

我們古代說藝術品精妙如神品，也就是出神入化的感覺，那是因為藝術成就達到妙的境界。

這種妙的感覺，就是兌卦。

有時完全不需要言語，但卻傳達一種妙不可言的歡喜之感。

真妙！

所以，妙的感覺，是從兌卦表現出來的具體感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兌，就是這樣奇妙，這樣樂此不疲。

香港今日很不堪！

黎智英獄中來函，勉勵《蘋果》員工：
「時代既倒，更是我們昂首站立的時候！」

惶恐灘頭說惶恐！但香港人很妙，看看阿布泰，看看科興，看看TVB，看看新疆棉，看看黃口罩，看看黑口罩，看看入獄的社會良心菁英，看看市民大眾的人心不死……

這是兌卦，忘勞忘死。

香港不堪，但香港人很妙！

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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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城盡帶黃金甲：黃巢為何起兵反唐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家認為，黃巢起義是唐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重要的農民起義之一，它加速了唐朝的滅亡，並有力地推動了歷史的向前發展。

說來，領導這場起義的富商家庭出身的黃巢還是一個不第秀才，他的著名詩句「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大家可能都是耳熟能詳，據說這是他五歲時口占的詩句，果然也是智慧超群的神童。尤其是他那「沖天香陣滿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充滿政治讖語況味的詩句，便已經透露和暗示了所有的革命熱情（張藝謀的電影有過類似的激情詮注）。

其實，唐朝發生農民起義已經在黃巢起事之前發生，早在公元859年，寧國（安徽寧國縣）人裘甫就率眾起義反抗唐朝，攻取剡縣（浙江嵊縣），遭受唐廷和藩鎮雙重殘酷盤剝的大唐民眾也早已有了造反之心，只差有人登高一呼罷了，裘甫的揭竿而起，應者云集，第二年就聚集了三萬之眾。看到自己的江山岌岌可危，十分好玩的皇帝唐懿宗也不敢怠慢，停下了娛樂調兵遣將去打壓農民起義，派王式率官軍前往攻打，在裝備和人數不佔優的情況下，裘甫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只堅持了幾個月就宣告失敗。不過革命的火種從此播下，套用偉人的話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也，因為此後的唐朝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動和壯大，正是以這次的起義為引爆點，由此唐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重創了唐朝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加速了腐朽唐朝的崩潰進程，所以說是雖敗猶榮，意義重大。

一般來說，大凡發生了農民起義，基本都已經是封建朝代晚期，而且也已經是因殘酷壓迫使階級矛盾激化引起的不可調和的產物，唐朝農民起義也不例外，基本上是一種規律性的東西，最終也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

正所謂「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民眾只能用大規模起義來反抗腐朽透頂的唐朝統治者，公元874年，濮州（山東鄄城縣）王仙芝在長垣（河南長垣縣）又舉起義旗，應者數千人，次年王仙芝起義軍就攻取唐濮州、曹州，聚眾數萬。就在王仙芝起義前一年，適逢關東發生了大旱，民不聊生，官府還強迫百姓繳租服役，走投無路之下只能和官府進行多次武裝衝突。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尚讓起兵之後。黃巢也在冤句縣（山東菏澤西南）聚眾數千人響應王仙芝，攻擊唐州縣，數月轉戰間隊伍也迅速增至數萬人。

當有財的落弟秀才黃巢趁唐朝統治者不顧民眾死活過著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當驕橫藩鎮只想打著自己的小九九爭地奪利不顧唐朝小朝廷死活，並有心在天時地利人和中有所作為時，古代農民的鬥爭智慧和優秀品質也在黃巢的激發下表現得淋漓盡致，經過了持續近十年的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武裝起義，從最初的幾千人發展到了幾十萬人，勇敢地佔領了唐朝統治中心長安，迅速成為了唐末農民起義的主力軍，也最終敲響了腐朽唐王朝的喪鐘，唐朝經過農民起義的折騰，也算是名存實亡了。

起義之初，黃巢起義軍十分善於利用藩鎮割據、唐轄地幾乎全部被分割的歷史條件，同時利用藩鎮與唐朝小朝廷的爭權奪利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和用兵盲點，巧妙周旋。這正如著名歷史學者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所說：「黃巢渡過長江四次，黃河兩次。這為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流寇發現唐朝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各處地方官員只顧本區的安全，從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戰略將他網羅。」這樣，通過獨特的生存智慧和鬥爭哲學，黃巢成為了反唐的主力軍。

據史載，黃巢起義軍最初的用兵也不是很順，甚至於東攻沂州（今山東臨沂）時遭受了挫折，居然不能攻下來，於是他們調轉槍頭轉戰山東、河南等地，攻佔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陽翟（今河南禹縣）、郟城等八縣，聲威大震，進而逼到汝州城下。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九月，起義軍終於攻下了戰略地位比較重要的汝州，守將董漢勳被殺，刺史王鐐做了起義軍的戰俘，然後乘勝劍指東都洛陽，威逼長安，讓唐朝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

眼看起義部隊軍事攻勢勢如破竹，唐統治者只好使出懷柔政策，向起義軍伸出了橄欖枝。而且農民起義軍的最大弱點就是容易妥協，按照某些政治教材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軍由於缺乏先進的科學理論作指導，到了最後基本上都成了封建皇朝改朝換代的工具，因為農民兄弟起義的訴求也很簡單，有時候甚至於不過是分點土地混個溫飽，最終都會虎頭蛇尾，更有起義軍中的政治投機者以此為晉身的籌碼和敲門磚，起義軍領袖王仙芝就是這樣的「投敵變節」人物。

因為刺史王鐐是當朝宰相王鐸堂弟，經不起王鐐三寸不爛之舌的鼓搗，有心做官的王仙芝於是讓王鐐寫信給蘄州刺史裴偓，表示願意接受朝廷「招安」，背叛革命。這一年年底裴偓果然和唐廷談妥了條件，願授王仙芝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之職，大家罷兵，皆大歡喜。

黃巢一聽到這一投降行徑勃然大怒，這不是見利忘義出賣兄弟是什麼?於是大罵曾經的起義軍「教父」王仙芝「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資治通鑑•卷252》）

其實黃巢發怒的原因無它，按照《資治通鑑》的口徑就是：「黃巢以官不及己」是也，分贓不均啊，這種招安情緒以及做官道理最終也華麗地毀滅了聲勢浩大的起義軍，而農民起義的妥協和不徹底性也暴露無遺。為了出口惡氣，還因此大打出手「毆仙芝，傷其首，其眾喧噪不已」，總之就是為了利益問題上演了全武行，一派腥風血雨。後來王仙芝怕觸犯眾怒，再不甘心也只能丟了官府遞上來的這個「燙手山芋」，決定不接受官府任命，算是息事寧人。

然後，起義軍在蘄州瘋狂燒殺搶掠，「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馀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曾有歷史研究者總結黃巢起義的失敗原因是：「整個黃巢起義雖屬浩大，實際上卻只能算一次流動性的農民起義，從來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起義根據地，即使已經攻入唐朝的統治中心長安，建立了一個看起來體制完整的農民起義政權，但在實際上，卻只是一個空架子，沒有從事過經濟、文教建設。」這個基本上也說到了點子上，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諸多農民起義，事實也只是「官讓民反」的不得已之被動行為藝術而已，很少有完整的革命綱領和行動指南，而文化程度上的欠缺更加使農民革命披上了原始嗜血的色彩，更像是一場無組織無原則的搶劫生活資源的很土的軍事行動，根本沒有周密而長遠的軍事計劃和政治主張，最終也逃不了成為改朝換代工具的宿命。

他們除了觀念狹隘、小富即安，還在特殊情境下嗜血如命濫殺無辜，比如黃巢軍就曾在廣州大肆殺了二十餘萬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簡直和兇殘項羽有一拼。更有甚者，據《舊唐書》載曰：「黃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墻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石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如是。」因為起義軍所到之處，公然洗劫一空，赤地千里，最終演化為最慘烈的「人食人」，日殺數千，碎骨而食，獸之性大發啊。

當然說這些，也沒有貶低農民起義的積極意義，比如沉重打擊封建腐朽統治就是一種偉大作用，也直接推動了歷史前進，功不可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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