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心靈 #認識人類苦痛的不同模式 #同理心 #受苦意味著什麼 我越來越清楚，生物醫學和精神動力學的不同任務教導了年輕醫師用不同的方式同理病人。 兩者都是同理，但它們不是以同樣的方式同理。同理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柔軟可變、讓人感覺良好的情感，也不是一般人使用這個詞彙時所說的那種溫暖而模糊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你，身為同理者，去想像成為別人——那個你所同理的人——會是什麼樣子。 同理永遠不可能完全精確。一個人的經驗密度超越了觀察者所能掌握的，也因此，同理就好比是人生，在這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事實，每件事實都是由特定的同理者和被同理者的結合中產生。不管你的同理心是多還是少，你同理的方式、你能夠同理一個人生活中的哪些內容，以及如何同理，很大程度都與你是誰、你在那個時空下如何設想自己的任務有關。 教導學生執行同理任務時，觀察者可以觀察到部分同理的組成：如何感知被同理者、如何與他產生共鳴，如何與他恰當地互動，以及哪個人真正渴望與他相處。我們知道，所有這些都會在我們傾聽和回應彼此的過程中呈現出來：我們所看到的人，是以我們希望自己是那個樣子去看，並且伴隨著過去自己被鼓勵採取的感覺和行為。 沒有人是簡單的。我們穿越自己閉塞的過往，穿越過往的眾聲嘈雜來聆聽他們的悲痛。我們能聽見的，往往只有能和我們共振的聲音。 精神科醫師被教導用特殊的方式聆聽：他們會聽到我們大部分的人聽不見的訊號，他們會尋找我們大部分的人看不見的模式。他們的兩大任務一一方面是診斷與開立精神藥物，另一方面是精神動力取向的心理治療教導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聆聽和觀察。 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我可以看見年輕的精神科醫師必須在診斷和心理治療中分別達到什麼目標，我也可以看見他們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學了哪些事情。我可以看見他們為了完成他們的任務，如何學習去理解個案；我也可以看見他們所學到的那些將成為這些他們是如何學習害怕、厭惡或愛他們的病人；而且我可以看到，一家醫療單位偏向生物醫療或偏向精神動力觀點，將會決定這些單位所認定的適當行為的樣貌。我要再次強調，這些差異是任務的一部分而非醫師的個性所導致，儘管不同的任務永遠肯定會吸引到不同類型的人。我能看出誰在這些不同的領域裡受到崇拜，所以當一位年輕醫師在病人旁邊，不僅可以問他在病人身上看到了什麼，還可以問他應該渴望成為誰來回應病人。 根據這兩種不同的任務，上述所有都是年輕精神科醫師學習成為病人的醫師的一部分方式。這就是本書所要描述與剖析的。 這本書也做了一個讓人更為困擾的結論。無論如何，我們理解了精神疾病的可能原因，也提出許多證據，證明對大多數的患者和疾病來說，精神藥理學和心理治療合併使用的效果最好。當兩種方法可以串聯著用，患者可以更快有所改善，更能待在社區裡而不需住院。兩者都很重要，都不可或缺，而且大多數精神科醫師——無論其本身取向是哪一種都同意這一點。 但是社會經濟的力量和意識形態的結合將心理治療趕出精神醫學之外。對於住院醫師來說，要學習心理治療、或在醫院環境中看出心理治療的重要性，現在比任務的本質，而不是基於這位醫師的風格或個性。我還可以看見精神科醫師如何在不同的任務環境中預測病人的狀況， 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對於患者或醫生來說，現在也比以前更難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 如果管理式照護公司的損益中心策略把精神科給付項目裡的心理治療部分砍掉，將導致精神科醫師只能用生物醫學任務所教導的方式去觀察、思考和回應。這將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即使具有某些心理治療背景，即使他們是在診斷和開藥，這個錯誤都對那些對患者更敏感的精神科醫師相當不利。這對我們的社會不利，因為生物醫學鼓勵一種思考精神疾病的方法，這種思考可能會剝奪精神疾病受苦者身上的人性。最重要的是這對患者不利，如果單純只從生物醫學角度進行治療，他們的治療會較差，效果會較不好。 還有一個更隱微的風險。精神醫學不可避免地與我們最深切的道德問題糾纏在一起：是什麼使一個人（person）得以成為人（human）、受苦意味著什麼、成為一個良善而關懷的人又意味著什麼。這裡所謂的「道德」，與其說是一種正確的行為準則，不如說是我們直觀地認為什麼是應該負責的、何時該咎責，以及如何打從內心確定我們的雄心壯志是正確且良善的。 生物醫學和精神動力學方式透過不同的方法塑造出這些基本類型，孕育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道德本能。這些基本類型是證成我們對照顧受苦者有所責任的工具：誰是一個人（這不是個外顯的問題）、什麼構成了那個人的痛苦、我們究竟是誰而得以介入、什麼是好的介入。這兩種方式教導他們的治療者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人。他們有不同的內在矛盾和不同的重點。兩者各有各的強項和弱點。而任何一邊都改變了醫師理解病人、社會感知病人，以及病人自我覺察的方式。 -- 📖 本文摘自《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作者譚亞‧魯爾曼為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將自己的研究描述為「心智的人類學」。 電子書 ◼️ https://readmoo.pse.is/3mkz93 紙本書 ◼️ https://reurl.cc/Q6d2n9

1930 年，凱因斯預測二十世紀尾聲時，科技將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像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一週只要工作 15 小時就夠了。 單就科技面來說綽綽有餘，誰都相信預言會成真，然而預言就是沒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飭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做更多事。這可得憑空造出實質上不知所謂的工作才行。 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歐洲和北美尤其嚴重。這種情形使人離心離德，是劃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表示意見。 直至 1960 年代，人們都還殷殷期盼凱因斯擔保的烏托邦，但為什麼沒有成真？ 今天的標準答案是，他沒料到消費主義暴漲；一邊是工時減少，一邊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們集體選擇了更多玩物和快感。這則道德故事說來動聽，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 沒錯，二十世紀以降，我們目睹新工作和產業憑空誕生，類別多得數不完，但其中幾乎都跟壽司、iPhone 或潮鞋的生產與分銷毫無關聯。 那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名堂？ 二十世紀當中，受僱為家僕、受僱於產業界和農場部門的工人數遽降，同時「專業、經理、辦公室行政、銷售，以及服務人員」翻了三倍，成長幅度「從總受僱人數的 1/4 增加到 3/4」。 換句話說，凱因斯預言得不錯，生產性質的工作多半自動化了（即使將全球工業工人的數量都計入，包括印度和中國的血汗大眾，但投身生產部門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還是下降了）。 儘管工時大幅減少，這世界上的人還是不能自由致力於自己的計畫、尋歡、追逐願景和點子。 反之，我們經歷的是「服務」部門膨脹，行政部門甚至更腫大，還沒算上憑空創造出來的全新產業，像是金融服務或電話銷售，或企業法務、學院和醫療行政、人力資源，還有公共關係等行業前所未見的擴張。 而為上述產業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於整批附隨產業（幫狗洗澡的人、大夜送披薩的人），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忙著做其他同類型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甚至還沒呈現在上述的數字裡。 我提議把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隻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 妙就妙在這裡。資本主義底下恰恰就不該發生這種事情。 我當然知道像蘇聯那樣過時、效率不彰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責任，該體系不得不編造出諸多工作來迎合就業（所以蘇聯的百貨公司要三個店員來賣一塊肉）。 可是，市場競爭不是理當修正這種問題嗎？至少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謀求利潤的廠商萬萬不會把錢浪擲在無需僱用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企業有時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這種事情，被資遣的、被要求無償加班的，無一例外是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和維護東西的人，而到頭來，領薪水送公文的人數節節攀升，這箇中離奇的煉金術沒人可以解釋。 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工人，帳面工時每週 40 甚至 50 小時，但實際上如凱因斯所預言，只做了 15 個小時，因為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籌備或參加激勵士氣的研討會、更新 Facebook 個人檔案，或下載全套影集上。 顯然答案非關經濟，而是關乎道德和政治。統治階級想通了：快樂又多產的人口，要是有餘裕自由支配時間，就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想想這種現象初露苗頭的 1960 年代都發生了什麼事）。 另一方面，人們能從工作本身感受道德價值，若是不情願一起床就投身緊湊的工作紀律，誰就沒飯吃…… 就好比說昨晚威力彩的頭獎不是你，再怎麼不情願，你還是得起床去作這份狗屁工作。 #威力彩 #狗屁工作 #工作 #理論 #資本主義 #凱因斯 #大衛格雷伯 📖歡迎至網站閱讀【#大衛格雷伯 ：廢的不是你，而是毫無意義的工作！大衛．格雷伯的「狗屁工作論」】完整文章！

【#沙珮琦：為何文科都是女生、男生都讀理工？──揭開性別對高中生選組的影響】 隨著指考放榜，不只一家歡樂一家愁，考生們也面臨了該選什麼科系就讀的問題，身邊也一定不乏「女生要讀文組、男生要讀理組」的聲音。 雖然這是性別刻板印象，但也確實是這三十年來的現況。 看到性別的差異，有些人會以刻板印象去解釋：「女生選文組，應該是因為數學能力不佳。」但身為研究者，難免就要多問一句：真的嗎？會不會有些其他的原因呢？ 想要破解謎題，線索必不可少，而郭祐誠的線索，便是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國科會共同規劃的調查計畫──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 這個資料庫追蹤了長達 7 年的數據，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從國中一路到高中職與五專，蒐集學生與家長、老師、學校的相關數據。 郭祐誠透過 TEPS，一一分析去性別、學生數學能力，以及家庭背景對於選組的影響。結果發現：學生們國一的數學成績會影響高中時的選組。 平均而言，只要成績提高一個標準差，那這個學生選擇自然組的機會將增加 15% 至 19%。 不過，數學能力的影響對於男女卻不太相同。用四分位數去區分大家國一時的數學成績後，在成績最低的一組中，女生選擇自然組的機率比男生少 24%；但在成績最高的一組中，女生未來選擇自然組的機率相較於男生，竟少了 42%。 你是不是也發現問題了呢？既然說成績會影響選組，那照理說，成績一樣好的女生，也要讀理科啊，但結果卻不是這麼回事。 也就是說，數學能力無法完全解釋二三類組男多女少的狀況。 既然個人的數理能力差異不能完全解釋性別懸殊的情形，那會不會是因為外在環境呢？ 過去，國外也曾有相關的討論，認為純男校或純女校中，較不易產生對於學科的性別刻板印象。 畢竟同儕與自己是一樣的性別，「我是女生所以數理差」這樣的理由似乎不太適用，因此，若是想要鼓勵女性投入 STEM 領域，可以推動單性別教育。 像是希拉蕊．克林頓（Hilary Clinton）便曾通過立法大力支持單性別教育成立。也有些反對的聲音認為，這樣的性別隔離教育可能產生一些別的問題，像是加強性別刻板印象等等。 於是，郭祐誠進一步將研究焦點放在「性別組成」上，想了解：國中學習環境的性別組成，會不會影響學生之後的科系選擇呢？ 結果發現，國中時期班級的性別比例，的確會影響科系選擇，但對兩性的影響並不相同。 對於男性來說，如果身處在女生較多的班級時，會降低他們選擇性別主流科系的機率，也就是說，他們比較有可能會選擇人文科系。但在另一方面，女生選科系時，較不易受班上性別比例影響。 他還分享了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對於女生來說，「補習」與「選擇自然組」之間，存在負相關。相較於沒有補過習的女生，曾經補習過的女學生較不傾向念自然組。而在男生身上，兩者的關連則不明顯。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男生開始選擇非性別主流科系，或許便是由於國中班級的性別分佈漸趨平均的關係。只是，如果想要突破目前的刻板狀態，光是調整學習環境的性別比例，似乎也難以讓更多女性投入 STEM 領域。 綜合國外觀點與自己的研究，郭祐誠提到，「分組教學」或許是男女分校、男女合校之外的第三條路，像是在數理相關教學時進行分組，以此避免學生將成績歸因於性別。 同時，給予學生同性別的榜樣也可能有助於建立信心，像是數理科目的科任老師若是女生，這樣的典範可能鼓勵女學生在未來選擇相關科系。 有些研究便認為，為女生提供榜樣、在課堂上使用不造成性別歧視的「包容性語言」，或是多介紹 STEAM 相關的工作，將有助於促進相關領域的性別平衡。 而除了教學方法的調整之外，郭祐誠認為學習「應該要強調邏輯素養的重要性，不應該因為性別而有所差異」。尤其是面對資訊變化如此快速的世界，邏輯的重要性對於任何科目或領域都是重要的。 郭祐誠更以自身為例，「我覺得我自己數學不好，但是我還是可以做研究、做推理，就算是說故事，我也希望是有系統、有邏輯的方式去說故事。」 回想當初通過聯考進入大學時，大部分的志願都是人文相關的系所，但最後卻排到了經濟系，原以為好不容易可以避開的數學又通通都跑到眼前了：微積分、統計…等，其實讓人有點排斥。 但是，學習之後卻發現，經濟在討論的內容，其實也就是廣義的「社會的議題」，原本有興趣的領域，其實能利用工具更有邏輯地去釐清、用客觀的角度去梳理脈絡，也因此得以探討更多感興趣的內容。 假設因為數理方面學習較為吃力，便完全放棄思考相關邏輯，便很有可能會錯過像這樣了解世界的機會。 111 學年度起，高中生大學的學測將改為分科測驗，變成級分制，也讓學生得以自由選擇考試科目。 這樣的改革會不會讓學生更早放棄數理領域，或是造成性別比例的差異改變呢？ 郭祐誠坦言，在現階段無法判斷，因為人類的行為是如此複雜，要事先預測或短時間內歸因非常困難。 此外，在追求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如果僅僅是改變考試的形式，根本上「追求名校」的思維沒有改變，其實還是容易陷入舊有制度的窠臼。 對此，他也分享了自己在大學教書時的觀察與心得，提醒道：無論考試制度如何變革，學習習慣的養成，是非常重要的。 若能在學習方面培養出自律的態度，才是真正能影響學生未來的關鍵。 #指考 #放榜 #高中 #大學 #選組 #理組 #文組 #自然組 #社會組 #性別 #刻板印象 #學校 #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