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上）：台灣與世界各國抗疫作戰策略
　
時間：2021年6月10日21:00~22:10
主持：邱顯智
與談人：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台灣年輕藥師協會鄭文柏藥師
　
邱顯智：各位網友晚安！我是顯智。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直播。今天直播的題目是「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
　
在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首先是台大公衛系教授，也是台大公衛學院前院長詹長權詹教授。教授好！
　
詹長權：顯智好，大家好，大家晚安。
　
邱顯智：詹教授是國內公共衛生專業的權威。大家可以看到這段期間以來，從去年到現在，針對Covid-19，很多媒體的報導都常常可以看到引用教授的見解或刊登教授的投書。今天非常感謝能邀請詹教授來分享您的專業。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問題，希望您來為各位網友解答。
　
再來螢幕上這位年輕人，是鄭文柏藥師，藥師好！
　
鄭文柏：委員好。
　
邱顯智：小鄭是87年次，非常年輕，但是已經在新北開設藥局。同時也是台灣年輕藥師協會的成員。那也投入了高診次的居家藥事服務，社區服務、機構服務等等。那今天我們邀請小鄭來，除了政策方面之外，也要請小鄭跟我們分享，未來長照跟社區現場可能面對的狀況。
　
在今天的主題開始之前，先向各網友報告。前幾天我在立法院質詢居家快篩試劑的相關問題，這也是教授非常關心的。今天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已經正式回應。在鼓勵社區篩檢政策裡面的其中一項，已經看到宣佈鼓勵廠商引進在家快篩。其實這是台灣疫苗大規模施打前很重要的一步，我們也在這肯定衛福部聽到我們的聲音，也聽到社會各界的需要而從善如流，這個也是詹長權教授過去到現在一直在主張的。希望在這樣的態度之下一起成為臺灣防疫的力量。
　
邱顯智：首先，我們先請教老師，您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依你的專業與過往的經驗來看，過去一年來，臺灣在處理疫情的方式和態度，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在面對現在，比如說疫情的調查、面對快篩、面對檢驗的能量，其實就是老師在去年四月的時候就曾經提過。
　
韓國因為推動大規模的篩檢，去年四月的時候，所以投入快篩檢測劑的研發，後來也很多國家向韓國購買快篩試劑。那臺灣這個部分似乎沒有這麼大量的投入。
　
就這部分，老師去年也同樣呼籲政府，這次的疫情應該把它當做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多國安的工作不能停留在理論上，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戰爭時期的研發。
　
這部分其實當時老師有建議，臺灣政府應該盤整相關法規跟歐美看齊，否則臺灣空有好的生產能力卻無用武之地。這部分現在回頭過來看，確實是一種超前佈署。就這部分，是不是請老師跟我們談一下，到底在過去的一年來，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值得檢討或將來更精進的地方。
　
#以病毒作為共同敵人的世界大戰
　
詹長權：這一次疫情到今天差不多是一年半，十八個月。一開始我就說這是一次我們一起經歷的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敵人是病毒，是mRNA病毒，不是另外一個國家的國民。
　
二次戰後的一代，也就是現在所有的政壇或是我們社會的菁英份子、領導人，大概沒有人經歷過世界大戰。所以沒有辦法體會，在一個像世界大戰那樣的情境下，怎麼領導一個社會團結對抗敵人，更何況這一次的病毒所引發的世界大戰，跟前兩次不一樣。　
　
前兩次用軍事產生的戰爭。敵我很清楚、結盟很清楚，有中立國。這一次的大戰，因為共同的敵人是我們看不見的病毒。所以呢，所有的國家都一起在戰爭。你幾乎很少看到一個國家可以是中立的，也就是說沒有喘息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一開始，我們很多國家都不曉得怎麼去因應，我一開始當初就跟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因為他曾經是我的學生，我就跟他建議。

#從SARS作戰經驗而來的邊境管制
　
詹長權：所以，12月31日2019年，臺灣採取了SARS時候，2003年對付另一個敵人叫SARS的經驗：登機去做篩檢、發燒等等。從此，我們就採取堅壁清野的邊境管制方式。
　
我們不知道敵人、病毒在哪裡，那我們把任何一個要進到臺灣的人當成敵人，其實是假設的敵人。就把它邊境管制，把它堵在那裡。
　
可是，你沒有找到真正的敵人，我們常常要等他發病了，然後就說我們去檢測他。檢測什麼呢？大家常常聽到的就是核酸檢測，核酸就是病毒的屍體。它可能在轉變的過程留下一些痕跡，我們就去找到它，可能這個敵人在這個人的身上。
　
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不積極的想把這個病毒這個敵人找出來。我們只是說把這個人檢疫14天，我們就假設他沒有事，我們也不檢測就讓他出去。這是臺灣在那一個時候所執行的。

#速度是台灣去年的成功關鍵　

詹長權：那為什麼臺灣會成功呢？因為防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速度。所以邊境管制要有效，要在非常早期，漏進來的病毒很少的時候就採取行動。
　
所以，當全世界都沒有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對武漢來的飛機，我們對什麼呢？我們對湖北，後來對全中國，因為我們把它框的很大，我們覺得說所有都可能，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病毒在哪裡。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要到二月、三月才想到要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已經提早一個多月做。這造成速度給我們很好的緩衝時間。
　
幾乎一整年12個月，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維持一個情形。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地，從義大利、紐約，輪流的都在發生比中國當初發生的還大的疫情。在我們的周邊，我們也看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在這個中間都有一波一波還不算小的社區感染爆發。
　
#抗疫戰爭一定要主動出擊

詹長權：雖然這樣，我們就忘了，忘了還是那個四個字，世界大戰。這是一個全球大流行，全球的意思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我們的心態就認為我們是例外。我們指揮去做防疫的也好，一般的人民，就是在過去裡面，已經忘了我們在大戰當中。那大戰要做什麼，敵人一直在啊，就是那個病毒。
　
那要怎麼樣去找到病毒？如果有當過兵的，就知道說就是要哨兵。哨兵就是要去敵營、去刺探，你要知道有沒有人要偷偷的跑來。那我們要怎麼探呢？我們就要篩檢才能探查。否則我們坐著，我們就坐在那裡，我們永遠只有防守。
　
一定要攻擊，攻擊就要去刺探，刺探就要去篩檢。大部分國家都用這樣的原理，就是要去知道病毒在社會裡面的哪一個角落。
　
#篩檢是刺探敵情的武器

詹長權：為了這樣，就要研發很多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各種篩檢的工具。所以一開始大家沒有，當中國公佈了這一個病毒序列以後，以人類過去20幾年來所研發的，所有的我們稱生物科技或是分子生物學的能力，我們可以在很快的時間找到怎樣去測它的工具。
　
這是史無前例的，幾乎差不多一、二個禮拜就做出來了。全世界就這樣開始做檢測，後來很多的國家的廠商都加入，他就可以去研發這個。
　
所以，在那樣一整年裡面，因為參與的國家不下四、五十個國家，都不斷的在研發想要去刺探敵營的工具。我們沒有啊，我們就停在邊境管制就好了。把每一個人關14天，我們就認為安全了，但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會例外的。再怎麼嚴格的管制，都會漏掉。
　
邱顯智：所以在去年教授不斷發表文章，就是認為世界各國包括韓國，事實上對於快篩這個部分都已經有非常多的部署。
　
剛剛聽了教授的說明之後，我的理解是說，就好像要透過，有個概念叫做戰爭迷霧，舉個例子就說我們要怎麼打戰略遊戲的話，一開始地圖一片迷霧，戰場長怎樣都不知道。我們就是要一直要派斥侯去查探，透過資訊、情報展開來理解戰場的全貌。我這樣理解，教授可以同意嗎？
　
詹長權：當然，就差不多是這樣。你如果不試探，就有一個假設，它不存在，或是它存在的現象是腦子裡面的，可是永遠沒有去求證。結果一測了，就是說，如果這一次不這樣測，你怎麼知道萬華跟板橋是這麼嚴重？你可能就不知道。
　
邱顯智：教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有哪一些國家，就其它國家的經驗在面對Covid-19疫情流行的措施，是我們值得參考的。不管是說疫苗或是篩檢的措施。臺灣現在的疫情是走到那個階段？適合用什麼樣的手段？
　
詹長權：有很多國家在不同的流行階段，都有很好的借鏡。

#韓國的檢測撲滅戰術
　
詹長權：我們最喜歡比的韓國，韓國跟我們一樣，他也都沒有很強烈的封城，他一直是用軟性封城的方式，也就是說勸你不要出來。
　
可是，他發展了很多的檢測、篩檢的技術。每次有發生，譬如說韓國很常常發生Club的聚會，然後就開始爆發，然後就可能在首爾裡面某一個區，他就把整個區封起來，然後每一個人都測，他就用這種方式。結果為了要這樣，他就要研發越測越快、越方便用。
　
他的策略就是：檢測撲滅、檢測撲滅。他用這樣的方式，所以他不斷的使用，這樣的過程裡面，他就研發出很多快速篩檢的技術跟能量，自己用也輸出。這個是很成功的例子。
　
#從韓國到美國的篩檢麥當勞化

詹長權：結果，美國紐約跟美國加州都開始發生流行的時候，他們就跟韓國取經。
　
韓國怎麼測的？譬如韓國創造了一個，就是說醫護人員不夠的時候，以前都是到醫院去測，到醫院去測很麻煩，很怕被測的人帶病毒去影響醫院，又很怕醫院的醫生跟護士被他感染，他就要換很多次的口罩跟衣服。後來韓國說，我們發明得來速的，被測的人不要下車，到的時候窗戶下來，你坐在駕駛座過，他們又發明了一些隔板，就用很快的方式去做。後來這個得來速，甚至說那就自己採，採樣的東西，開車先在一個關卡拿起來，他有一個影帶教你，你自己弄一弄放好，交給這個也不一定是醫師，他就在那邊收就好。
　
透過很多我們現代的作業流程裡面比較有效率的方法，他們就可以這樣，從一條線的，好像我們到麥當勞買東西的得來速一樣，一下變成十條線，把停車場變成這樣的方式。
　
那美國就是大的shopping mall的停車場，就把他改成這樣。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從一天可以做幾千人到幾萬人，到後來一天都可以做十幾萬人、二十幾萬人。所要大量檢測的目標就一個一個提昇了。韓國就是用檢測，為了來撲滅社區傳染，一直在精進的一個歷史。

#英國的社區篩檢與居家快篩包
　
詹長權：英國也一樣，後來英國流行得很嚴重，它也大概都用、大家都用這個方式。
　
英國他跟我們比較像，人口比較密集，也不是那麼多人開車，它就要發展另外一個方式。所以英國大概做的方式，都是在全民健保之下，讓人民可以很快速的到診所、到開業醫去取得檢測。他們也是靠著大量的檢測，然後他們覺得這樣還不行，後來就是在藥局，甚至就郵寄到家裡去給他們在家裡檢測。每個國家因為他的需求、對檢測的需求，就會發展出他的模式。

#居家篩檢在德國復學的應用　

詹長權：那像德國，他開始流行結束、流行結束。很多邦為了要讓學生回去，它想一想說，我一定要發明在家檢測，讓學生上課前我先測一次，如果陽性就在家裡，然後幾天後再測一次，如果是陰性那就可能比較放心，如果繼續陽性那你可能就是真正的陽性，你就是居家隔離或是要觀察你有沒有惡化，然後可能要去就醫等等的。這個是他們的方式。

#在疫情中提升篩檢武器的新加坡
　
詹長權：我們周邊的新加坡，他的最大的一波就是移工。移工爆發之前，他也有幾波的爆發，那個時候他跟我們一樣都是措手不及，也沒有很多的檢測能力。
　
可是他就開始逐步，他知道他整個新加坡的國民跟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包括白領的移工跟藍領的移工他通通要照顧。他準備好這個，結果在這個移工的大爆發的時候還是不夠。但是他們的做法就是到移工居住的場所，作為整個普篩的場所，一個一個檢測。檢測抗原、檢測PCR、檢測抗體。
　
他透過這樣的一個練習，讓整個檢測的能力大幅的提升。為什麼？因為他天天要測，那個時候每一個人一個禮拜至少要測兩次至三次。測到陰性的才可以、幾次陰性以後才可以回到建築工地去當工人、可以去到一些工廠裡面工作。
　
所以，社會有那個需求，需要我們要對抗這個病毒，然後讓我們的生活不要走向封城，大家都不能工作、不能上學的這個前提下，每個社會都因為需要檢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大概差不多到六月七月，去年的六月七月，這些技術都很成熟了。
　
#疫苗戰線的軍備競賽
　
詹長權：同一個時候，差不多一月底，有遠見的國家都已經投入疫苗。因為基因定序出來以後，其實就可以靠那個去製造疫苗的雛形，很多的經費就投入。現在你看到的輝瑞BNT，都是一月二十幾號疫苗就做出來，那開始要找機會去測試，要找怎麼樣去找到實驗室跟那個實地的場所，想要去做這個研發。
　
二月份，更多的疫苗都開始做了。所以這個的原因就是說，當疫情用公共衛生的手段防守到一個階段，最後一定要使用攻擊的武器。攻擊的武器只有一樣，就是疫苗。
　
所以，科學防疫上，一開始就開始在準備。這個事情就是人類史上是最難得的一個經驗，就是不到十二個月，幾乎差不多十到十一個月，第一支疫苗就是從，差不多已經在第三期人體試驗，已經做到快完成。不叫完成，就是他資料已經累積夠很多了。所以到十二月的時候，去年十二月的時後，就提前解盲，就知道有效。

#美國的疫苗開發大投資
　
詹長權：一個疫苗的開發可以這麼快。那怎麼成功的呢？就是美國。美國是一個科技大國，所以他大概每一支疫苗都投資在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他很大的錢，就告訴他們說你們就這樣去做，所以他同時投資了差不多六到十支。他不能保證都會成功的，每支都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
　
就是你就知道說，一個有用科學引導的指揮系統、防疫的指揮系統，他會看很遠。雖然他在那個過程裡面死傷累累，對不對，美國感染者死亡者都不少，可是他有一條主軸線，就是說他一定要找到打敗這個病毒的武器，那就是疫苗，他就去投資。所以美國這個大投資這樣走，所以美國為主的。那另外一個比較小支的，就是以英國跟瑞典為主，從牛津大學開始的AZ疫苗。美國是大宗其他主要的。那我們比較不熟悉的、資訊比較少的俄羅斯跟中國，一樣都這樣在開始做。
　
所以那樣的科學的防疫，是在去年一月就開始，那就是一個武器的競賽，看誰最能夠生產出來最好的、量最多的。大戰裡面，你要打贏對方，就是你的槍砲飛機戰艦都要比人家多，而且好之外要能夠量產。那些布局所動用的，都是在一個戰爭時代的工業生產。
　
每個國家，幾乎都動用到他的國防生產法案，那個都是在一次二次大戰以後，你要去戰爭的時候，你可以用國家法律授權給你緊急狀況下，去徵招私人企業來做你的事情，去控制重要戰略物資。那樣的過程是很有戰略性。我在那個過程裡面，我不斷提醒政府，這是一個世界大戰，一定要這樣布局。你如果不這樣布局，你就可能會打敗。
　
#新加坡的結盟投資之道
　
詹長權：那小國怎麼辦呢？這些科技經濟的大國這樣做，經濟跟科技沒有那麼大的國家，就要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怎麼樣去結盟的角色。那我們就拿四個國家，來看看他們怎麼去結盟。
　
新加坡：錢很多、土地很小，也沒甚麼武器。所以他想的辦法是我拿錢去跟人家合作。所以我剛剛講的，一月開始以後，新加坡二月多就組成對抗COVID的特別委員會，由九個人左右，來自於各部會跟幾個大學，四十歲左右。他們都可以做非常重大的決定，去跟人家發展疫苗的檢測試劑，直接談判、拿錢做先期的投資，看到最原始的資料。然後他們做的報告，經過這樣評估以後，新加坡最有利的方式就是投資這個疫苗。
　
邱顯智：投資疫苗跟檢測試劑。
　
詹長權：對。他還沒有二期就已經看到，然後他就從那時候開始投資，變成合夥人。所以他當然拿得到疫苗阿。他的合夥的條件就是生產出來。
　
邱顯智：教授不好意思，他是投資美國的像是輝瑞或是莫德納？
　
詹長權：他是投資BNT。他就跟BNT講好，我會給你研發的錢，我事先跟你講。因為他已經判斷過成功的機率很大。

#日本韓國的代工路徑
　
詹長權：像韓國跟日本，他們一樣就跟人家講我來幫你代工。他還用很好的生產條件，來說你總是需要我們合作才能做成。
　
像莫德納這個疫苗，大概要有五千種化學物質，各種不同，林林總總，在他整個過程是相當繁複的。你的關鍵材料那麼多的時候，你的供應鏈一定是經濟工業的強國才有。那他們就能生產一些需要的，互補有無的時候，那工廠的規模又大，他就可以去代工。否則之前最早這些好的疫苗，都是在美國跟歐陸。因為好的廠，例如比利時法國荷蘭，有一些廠都跟輝瑞等等合作，為什麼？還有瑞士等等。因為原來藥廠很大的一些國家它才有。
　
可是亞洲這幾個，像日本跟韓國，特別是日本，他的藥界也是蠻強的，韓國也慢慢跟上了，他就這樣做。

#用健康資料談判取得疫苗的以色列　

詹長權：另外一個國家像是以色列，他也是起步沒那麼早，可是他一起步，就是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他的總理就去跟人家講。後來大家看到那個故事，就是他打了15通電話給輝瑞的總裁跟他談。他談就是用他的健保資料庫，讓這個疫苗到他那邊用的時候，可以取得疫苗臨床試驗的第四期。我們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就是說廣泛使用之後所發現的副作用跟效果。所以他用健康資料去跟人家談判，然後用高價買了以後，他就可以做。
　
所以布局看得遠，為什麼有那個決策的機制可以這樣做？不要忘了，每一個我提到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資訊透明程序完備才能團結國民
　
詹長權：這幾個國家，他們做這樣決定的過程，都非常充分地受到國會的監督。所以美國要投資的每一個事情、為何這樣決定，等他投資完，一定會被美國的國會叫去做聽證會。所以美國白宮的最高顧問佛奇，他的疾管署署長，他管疫苗採購的，每一個人都要到國會去接受國會議員的聽證。那個講出來的話都是有法律責任的。
　
他們一整天的聽證會，即使疫情那麼嚴重，一定要對，在民主體制裡面，對整個民意機構做很負責任的對話，這樣才會透明。一樣，以色列，都是受到國會的，不能說是制衡，就是說在疫情下，只有透過這樣才能夠團結，因為資訊是透明的。
　
所以，這個都是他們走的一些路徑。就是說，他們的準備與民主與治理，在一個戰爭時期，因為要有速度又要有責任。
　
這是我看我們台灣要怎麼借鏡，看看我們那些地方做科學的防疫、政府長期投資的決策，跟國會課責的負責任的雙向互動，是不是在過去一年多以來都比較不足。那不足之後，就會比較無法眾志成城，比較容易有紛爭。在碰到危機或是疫情爆發的時候，常常就會是對立跟社會的撕裂，這個都是給病毒最好的機會來打擊我們。
　
所以，我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告訴大家，檢測也好疫苗也好，這兩個在社區大流行一定要用的工具，我們沒有好好地提前佈署，是蠻可惜的。

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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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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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日本三大便利商店物流共配下的競合與未來

2020.11.09 by 被便利商店耽誤的設計師

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日本三大便利商店7-11、全家、Lawson展開為期一週的「物流共配實驗」，而這般合作模式該如何為企業與社會帶來永續經營？

Lawson社長竹増貞信曾以「コンビニ百里の道をゆく」為題，分享走在便利商店百里經營之路的想法。我猜想重點可能在沒說的下半句，就是《戰國策·秦策五》中所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一百里的路就算走了九十里，也等於只走了一半。為什麼呢？因為越接近終點越艱難，必須堅持且不能鬆懈，才能夠到達終點。

今年八月，在日本政府的智慧物流服務創新戰略計畫主導下，日本三大便利商店7-11、全家、Lawson展開 物流共配實驗 ，為期一周。以統一倉儲與物流，配送到7-11、全家、Lawson三大經營體系的門市，打破各自經營物流車隊的現況。目的是減少物流車各自配送，除有利降低碳排放量外；也是將便利商店正式納入社會基礎建設的一環，在災難發生、大型活動（如：奧運）的交通壅塞期時發揮穩定供應鏈的作用。

以企業永續經營為願景，加上政府主導，共配又似乎能降低出車成本與解決物流司機人力不足的問題。聽起來很理想，何樂而不為？但通常這才是困難的開始，起頭永遠是因順勢的契機（如：奧運），但路上卻充滿利益分配與內外部經營問題的荊棘，要披荊斬棘到達願景的理想之地，我認為有三大現況必須先被理解：

經營者心中的門檻是怕洩漏企業機密：

原因是目前沒有足夠的信任機制能確保負責共配的業者具中立性。那就可能透過商品配送來推估單店的顧客習性與營業額；更何況便利商店是商圈之爭，多的是比鄰而居的競爭店，若知道訂貨的商品就能成為推演競業營銷策略的情報之一，這都會使經營者擔心。

物流共配初期一定是增加成本：

便利商店多有專屬、不同溫層的物流配合業者或子公司，這是大型企業經營的常態。目的是透過上下游供應鏈的整合、壓縮成本，提高控制權與生產力來達到企業經營的效率。若共配，不僅影響既有物流的效率，更需要重新建立一個外部物流平台的合作，在營運、系統等平台將會有新的流程、新的系統必須投資。甚至可能會因為共配先配送到競業門市，而影響自己門市的作業時間而產生紛爭。

Amazon與京東等標竿企業顯示物流佈建是企業制勝關鍵：

我們必須承認，多數的企業都是copycat。當有成功範例在眼前，理論上會盤點既有資源，然後喊著我們要打敗Amazon的口號前進（7&i併購Speedway也是這樣喊的）。加上便利商店的物流佈建一向是核心競爭力，要使核心競爭力成為共享的能力，又要怎麼說服這些便利商店業者，競業不會將你送出的金銀銅鐵打成刺殺你的刀。

若以上述三大現況來看，日本三大便利商店配合完政府的政績宣導後，可能就會找個理由草草結束這一回合（比如說我現在還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實驗結案報告，只有類似我們會繼續加油喔這種結論）。但你再回頭細看三大現況，每一句其實都是在說：「我擔心競爭對手……」。但你有沒有想過：你未來的競爭對手可能不是便利商店！

真正的隱憂是人口減少、資源短缺，「共享車隊」成最佳解法？
我認為，物流共配不是削弱便利商店的企業競爭力；反而是由政府協力再升級各業者的物流技術力與推動產業進步。物流共配的 短期目標 是為了在奧運、災難等交通壅塞、中斷的狀況下，仍可以將商品交付到顧客手中； 中長期目標 則是車輛減少碳排放、食物里程與對應物流司機、撿貨員人力不足等永續經營議題。但，「讓顧客可以順利購買到便利商店的商品」始終是業者經營的一致目的。

所以，便利商店真正的競爭對手是 人口減少 、 資源稀缺 。這是便利商店業者將面對的共同問題，執著於現況，付出的可能是更高的成本與自我受限。如果不合作也很難獨活，思維就必須轉變。

1、擁有服務比擁有車隊重要：

「 共享」，Mobility as a Service（MaaS）的交通整合運用是未來共同配送的可能解決方案。這並不與現有便利商店的物流與倉儲直接衝突，而是將各車隊與相關交通資源、系統、甚至自駕車等進一步整合，找出配送效益的最大化，達到順暢服務與永續經營的目標。不只是商品到店的物流，還有商品外送的物流，甚至是重複宅配的不必要成本，都應該透過MaaS實現低成本、低碳、低食物里程的配送效益最大化。再者，現行各大便利商店業者委託UberEats等外送平台，就是在不確定的數位環境與消費習慣中的一種測試，第三方物流沒有不可能，物流的資訊機密性也可以被管理。

2、開始思考如何重組產業價值網：

便利商店與電商DNA本就不同，該學習的是數位思維與飛輪的經營模式如何融合、變異，而不是複製；加上如果MaaS、自駕車是未來趨勢，那便利商店的產業價值網就更需要改變。比如說：更聚焦在PB商品的差異化、提高顧客的服務體驗、夥伴關係的創新網絡、品牌價值的深度溝通，這些是另一大塊複雜的議題。但最重要的是開始思考未來便利商店產業價值網除了重資產（門市、車隊&倉儲、勞力密集等）外，輕資產（品牌、商品R&D、Data & information等）佔比可能會逐漸拉高，那應該對應什麼樣的戰略？再去判斷什麼應該自行投資、什麼應該外部合作，重組新的價值網。

7-11、全家、Lawson三大社總店數佔據93%的日本便利商店市場，是明顯的寡占市場，競爭激烈也相互牽制。但有趣的是，如果要繼續維持寡占，其實三方必須合作，這或許也是三大社不得不投入共同配送物流的原因之一（當然也可能共同退出）。稍有不慎，「讓顧客可以順利購買到便利商店的商品」的經營目的在未來就可能被阻斷，無法走到終點。

共配減碳、減塑、剩食、加盟關係等永續經營的議題都是共同合作的好議題，除追求與社會環境共存外，更是思考企業經營本體如何轉變的最佳時機。如果能再進一步從永續經營所牽動的企業體質變化，去重塑產業價值網，我覺得很聰明！

資料來源：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9980/711-familymart-lawson-intelligent-log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