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點評：｛如果我們容忍「有罪推定」的青春，那麼未來就會繼續造就「有罪推定」的鍵盤鄉民社會。｝

------
【高中記事】也記那一段被中學教師「有罪推定」的青春
Hsin-Yin Wu https://bit.ly/3gHED3w

今天是母校北一女中校慶，我的高中同學、學姊與學妹們紛紛換了大頭貼「12/12 Let’s go home，走！回北一！」在海外發展、不在國內的同學們雖然無法返校參加校慶，但也紛紛換了大頭貼。
我當然也跟風，跟著大家換，而我換的大頭貼和本篇貼文這張照片，是高二升高三我轉組（要跟好姊妹分班）一起去攝影工作室拍的照片。

很多同學開始進入「想當年」模式，談起高中歲月，很多塵封的記憶，逐漸浮現。
但恰好看到一位學長與一位朋友日前各發表一篇貼文，事件發生在不同學校、不同孩子身上，可怕的是，兩個故事都非常類似，恐怕這個問題在台灣社會的各級學校裡具有一定的比例，對於青春期的孩子恐怕具有很大的心理陰影，實在不容我們忽視：
1.一位學長談到他的孩子被老師「認定是違規嫌疑人」的粗糙調查過程——僅憑一位同學的懷疑、無視另一位同學提出「我看到他沒有動手」的有利證詞——孩子因此被認定是違規行為人，流下了成長的眼淚。
2.另一位朋友則在另一篇貼文回憶自己的孩子曾經因為擔任幹部，只因為器材短缺就被老師懷疑是小偷，放學後留在學校質問，嫌疑的理由是他是體育股長。接下來要朋友的孩子 #自證清白，朋友感到憤怒：「孩子要怎麼證明自己沒有偷？」
（類似的「自證清白」事件好像也蠻常發生的，我之前的學生也跟我講過）
這兩篇文章同樣的感觸都是「台灣人的法治教育必須加強，包含學校教師」。

這讓我們想起高二到高三的那段歲月中的記憶。
我換的大頭照和這張照片是我16歲跨越到17歲，高二升上高三那年的年紀，回想起來，那一年也算是我生涯道路上的轉捩點——升高三時我決定從理組班轉到文組班，一心一意要唸文學，但隔年卻在大考過後突然決定棄文從法。隨著過去一些記憶越來越清晰，這些決定都是有脈絡的。

【我的國文考卷失蹤奇案】
高二那年的某次段考，我突然生病，後來診斷是腸胃型流感。考試前我不知道自己生病，只覺得好像全身不舒服想吐、有點發燒，硬撐著把國文考卷寫完，鐘響後收了考卷衝去廁所上吐下瀉。突然兩位好姊妹跑到廁所找我：「教官說妳的答案紙不見了！」
那年高二國文分為選擇題（答案卡）、「中國文化教材」背書題（就是背孔孟的默書題，寫在答案紙上），那堂考試的監考人是學校教官，他說我的答案卡在，但「答案紙不見了」，我說不可能，我分明兩張都有交出去，如果沒有交的話，我有可能離開教室去廁所嗎？
後來有同學在教室後方（我不記得是哪裡）找到我的答案紙。當時有同學推論可能是該節考完以後是打掃時間，加上電風扇在吹，應該是教官沒收好考卷導致飛走，打掃時跑到後面。
但是教官跑去找國文科老師（也是我們班導師）討論，不知道他們是被雷劈還是怎麼回事，竟然推論出：「學生不會寫考卷所以自己把考卷藏起來的結論。」
這樣的推論非常匪夷所思，因為國文是我的最強科目，就算有幾格空格不會填，也好過整張考卷沒交沒分數吧？
然而導師在當天放學前突然找上我，要我去「輔導室」重新默書一次，拜託，「中國文化教材」這種八股內容根本和國文程度沒關係，誰不是考前一小時猛背，考後全部忘光？更何況那天接下來還有數理科（我是三類組班，當時的三類組高二包含物理化學生物，而且也要考史地科），寫完這些數理科考卷，誰還會記得孟子說什麼？
不過我還是去考了，而且在突襲默書之下正確率達到八成。但是老師說：「因為妳的國文成績向來都是全班最好的，而妳這次默書只有對八成，可見妳就是不會寫才藏考卷。」
當時陪我留下來的同學聽了以後跟我一樣是滿臉黑人問號，
問題是同學找到的我的那張考卷是滿分，我為什麼要把滿分的考卷藏起來？
但老師不管，要我 #自己證明沒有把考卷藏起來。
雖然當時的我們都不是法律系學生，但也意識到這種舉證責任分配好像哪裡怪怪的，幾位好姊妹討論良久，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自己證明自己沒有做」這等消極事實。
結果後來還真的找到證人，也就是坐在我前方，學號比我小一號的同學，而我是我們這排最後一位，由我負責收考卷，她出面證稱：「我有看到當時忻穎是將我的考卷疊在她的考卷上往前收的，一路上我沒看到任何一張考卷掉在地上。」
導師聽了以後：「啊，妳有看到啊？」
然而，沒有跟我道歉，而且還是採計了那個突襲考試表現不佳（8成正確率）的分數。

當時有同學覺得憤怒，認為我有權要求導師和教官當眾道歉，還我成績。不過我覺得，一次段考成績對我的人生沒啥影響，同學相信我就好了（廢話，誰會相信自己把自己的考卷藏起來啦！），所以我後來想想就算了。

【無令狀搜索書包、好姊妹變成竊盜嫌疑人案】
但在這件事情後，又發生一件更誇張的事件。這件事情在我另外一位同學心中留下陰影。
那年有同學錢包掉了，然後導師下令「搜全班書包」（現在想來還真是匪夷所思）。我的一位好姊妹只不過帶了兩張悠遊卡（一張放在書包預備用），一度被當成竊盜「嫌疑犯」，後來也是想盡辦法「自證清白」。

在這幾件事件後，我意識到了某些中學教師在「舉證責任」的理解上是多麼奇怪，他們也好像不存在「無罪推定」與「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這樣離奇的「不當推論與調查」事情，發生在學生大多很有主見和想法的北一女中。因為我們懂得反抗權威（老師）、自我辯護，所以我們最後沒有「吞下去」，而且還想盡辦法「自證清白」。
然而，這種「自證清白」的文化是對的嗎？

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這類事情層出不窮，有些學校沒有反抗權威的文化，家長也要孩子「吞下去」、不要「得罪老師」，這會教育出什麼樣的公民？

被如此對待的孩子，長大後面對社會中更複雜的現象，會不會也跟著主觀推論，然後要被懷疑的人也「自證清白」？
再仔細想想，網路上的鍵盤法官、鍵盤檢察官，不就是這些「老師」的縮影嗎？

這幾年有幾位北一女中公民科教師邀請回母校演講與教學，
主題大多是無罪推定與司法程序，我會分享這些故事給學妹，還有走在草皮上卻被教官指責違規「踐踏草皮」的故事（https://bit.ly/3oIaP9G），教學妹跟我一起思考「叛逆」。
演講下課後和母校老師們一起吃飯，我都會提起那件「考卷遺失事件」，不是想要「清算舊帳」，只是想跟現在的老師們分享 #法治教育的重點與意義何在，公民教育的重點不是背誦法條，而是讓青少年知道如何獨立思考。
在座的老師們都一致認為：「當年真的是老師和教官錯了。」
也有老師告訴我：「在我們的教育階段，很多老師其實有學過理論，也知道對錯，問題是在處理事情時很直覺的複製上一代的教育模式，將這套不斷複製在下一代身上，造成如今社會中充滿直觀、衝動與偏見的鍵盤法官。」
跟我一起用餐的其中一位資深老師，是我當年在學校時的主任，他也表示：「不知道曾經發生這些事情，不然學校應該跟你們道歉！」
我笑笑地說，學校要慶幸我們長大後「沒有變歪」，沒有變成是非不分的鍵盤鄉民——這要感謝我們身邊的同儕都有獨立思考判斷是非的能力，所以近朱者赤。

雖然成長過程中存有陰影，但北一女中始終是我記憶中那個美好的階段，因為我在高中歲月裡學會在思考中叛逆、反抗權威。
更重要的是，至少我身邊有著一群同學，帶著我或陪著我一起反抗權威。

後記：
我高二唸三類組（理組班），因為當時的三類組高二要上社會科，考試全考，在仍然存有「重理輕文」觀念的時空背景下，三類組被認為「進可攻，退可守」，所以產生許多想要唸文但暫時先選理組的所謂「假三類」學生，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其實一直很想唸文學，只是家人反對。
在那件事件後，我父母對於這位導師的作法感到不以為然甚至厭惡，這也是他們同意我轉文組（＝轉班換導師）的最重要原因。仔細想想，我似乎也該感謝這位導師？
再隔年升學，我要唸中文系，但家人反對，他們要求我唸法或商，我後來選法，或許也是因為內心中也想探索「公平正義」到底是什麼吧！

［做議員應該關心生命，而不是關心磚頭］

這是一場氣氛詭異的選舉，區議員一向被諷刺為「三條街的區佬」，意指由於選區太細小，區議員只關心雞毛蒜皮之事，然而這是反修例運動後第一場選舉，投票率破香港歷史裡所有紀錄，海嘯式民意衝擊下，百計泛民參選者、年輕人、素人成功當選；那邊廂，社會仍然關注被警察圍困的理工大學校園裡十計留守者，獲勝的候選人和支持者，到校園外舉行集會聲援。

然而，三百餘位當選候任議員中，有一位從沒有離開過理工大學。

參選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梁柏堅，在選戰最後階段，因為是網媒記者，偶然被困理工大學，他選擇留下來十天風餐露宿，在灣仔大佛口選區未有露面下，依然以過百票之差擊敗已連任幾屆的建制派區議員。

我認識梁柏堅好幾年。他有一個花名叫「表弟」：「2014年我在和平佔中運動裡擔任義工，我表姐也是佔中的義工，她到處介紹我給大家認識，『表弟』、『表弟』地喊，於是所有人都叫我表弟。」他說，自己在佔中運動中「跟出跟入」，因而跟佔中三子熟稔。這位自嘲「任性」的參選者，在選舉前「唔見人」，有莊陳有、戴耀廷、邵家臻等替他拉票。

表弟今年39歲，年輕時在灣仔藝術中心修讀美術並在該區工作過，他表示，因而對大佛口選區有一定感情，畢業後一直從事攝影相關工作，先後於曬相店、制作公司上班，也曾接婚紗攝影工作，他拍攝的新聞照片跟主流傳媒風格不同，人物感強烈。

他每次受訪也不忘再澄清，自己和突破機構的一位編輯名字一樣，常被搞混，另外填詞人梁栢堅也常被誤認為他。

他說，反送中運動最初，曾摸索自己的角色，一度和相熟議員在防線嘗試介入衝突，至7月21日元朗白衣人闖入車廂襲擊市民一事發生之後，感覺緩衝的角色越來越難做。他想起自己有拍攝經驗，於是加入一個小網媒《米報》做特約記者。

831那天，他剛好在太子站，拍到防暴警衝入車廂揮棍，情侶跪地相擁的片段，成為當天最重要的一段新聞紀錄，主流媒體爭相借用。他回想：「做攝影工作這麼久，知道遇到甚麼純粹是偶然，歷練讓我知道拍攝時要冷靜，但當放下了相機，替那對情侶抹掉胡椒噴霧，就開始感受到場面的無助和痛苦。」

作為831事情的見證人，他在3日內接受了30個訪問，情緒幾近崩潰，他說，好想把事件向外說出來，但重複地說也很痛苦，他有句口頭禪：「知道自己的位置，做自己做得好的事。」他所說的是，時代挑選了他去見證831，他唯有硬着頭皮去講給人知，講得越多越好。

同一道理，十天之前，11月17日他以網媒記者身份被困理大，他也想自己應該如何決擇。他說那天晚上戰況腥風血雨，他忙着相機拍攝紀錄，一邊避燃燒彈，一邊避水炮車，到目睹示威者的撤退之路也被封掉後，才猛然想起要看手機新聞。

這時才知道，警方已經圍封整間理大：「我知道有其他記者在外面已開始被拘捕，我是來紀錄真相的，為何要舉着手離開，為何要給警察羞辱？既然我已留在這裡，就繼續留下來。」

但他同時是區議會候選人，一星期後就是投票日，他沒有掙扎着想離開：「派傳單的事，交給選舉團做也可以，我在外面跟街坊揮手，跟選民打招呼，倒不如留下在理大做紀錄。我們做議員說要關心街坊社區，修橋補路這些事可以等一等，留在理大這裡的是未來社會楝樑，這批年輕人生死悠關。」

他強調，如果他是爭取連任，他有責任要回社區服務居民，而在外面的候選人也不是要入來理大，只因他機緣巧合被困，大家情況不同。他又笑說，如果外面選民問他去了那裡，就請義工叫選民上他的臉書專頁痛罵他。

我問，其他主流傳媒記者也在場，他有何特別角色？他一句KO了我。「那一個記者夠我熟悉留守者？」說實在是的，主流傳媒記者最初也死守，但隨着警方容許「一換一輪更」安排，不少留了幾天的記者也出去休息讓同事頂替，而他這個小網媒只有他一人死守，至今露宿了十天九晚，他已於今天（11月26日凌晨）離開，他很可能是所有記者中逗留最久的人。

「你留在校園裡的時間越久，留守者對你的信任度越高。」梁柏堅一語道破。不少善心人想介入，但在外面高牀軟枕，根本難以展開對話。

回想過去十天，表弟記得最初校園人頭湧湧，百計被困者，容易跟留守者攀談，至後來大量人離開，有些人逃走、走出正門被拘捕、跟中學校長離開等。隨着校園變得冷清，在校內人數減少，留守者就更有戒心。

梁柏堅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那種心理狀態：「較後期時，外面的資訊把校園描述得很讓人擔心，最大壓力是，外面的人會給訊息你，叫你怎樣做，問你為何不走。其實外面有外面那種驚慌，裡面有裡面的情況。我們留守的人，好難三言兩語解釋，又或者難以每次向每一個關心我們的人解釋，我自己也會不耐煩，那種痛苦很大。更何況我是記者，已經可以公開講感受，留守者不被理解的心情更難過。」

在選區最後的拉票階段，外面團隊替他宣傳，表弟在校內同步做了一件事，就是用腳嘗試走遍理大校園每一個角落。這個九龍要塞的紅磚堡壘，佔地九公頃有多，學生人數二萬餘，沒有中文大學佔地廣，但建築物設計通道四通八達，讓人頭暈眼花。

「我留了十日，根本沒可能走遍校園每一處，痴線的，校園的設計像迷宮一樣，難辨方向，走在裡面容易感到迷失，你以為走完了這部份，總發現有新的地方未走過，好容易感到氣餒，我走到腳起水泡、腳腫也沒法走完。」

但至少過去十天，梁柏堅成功跟約五十個留守者接觸。他說，最初階段，有些留守人士以5至6人為一組，後來變成三三兩兩，再後來變成獨來獨往：「留守的人，後來像小貓一樣，看到人影就會避開。他們的資訊封閉，很多人不知道樓下有社工、醫生、律師入來幫他們，他們覺得記者也是喬裝警員，信任度極低，不肯『落樓下』（到平台）。」

表弟知道怎樣融化這種不信任：「我讓他們『起我底』，讓他們看我的臉書專頁，給他們對比相機裡的照片是一樣的，就知道我不是臥底警察。根着我就會不斷說無聊的話，我會說自己很悶，很想找人談話，他們會開心，我不是來勸他們走，大家會談到『光復』之後做幹甚麼，原來留守的人很多人都說要開咖啡店，我就會佯裝小氣說，『我也想開咖啡店，別跟我爭生意。』」有些時候，可以和一名留守者談足幾個小時。

究竟那十天九晚的生活條件怎樣？梁柏堅的生涯，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留守者的生活。他說，習慣平日出外採訪會帶多一件上衣，於是被困理大就有一件上衣替換。但褲子呢，穿足十天？

他解說，自己習慣出去採訪時以穿單車褲作為內褲，因為走動多，單車褲濕了也不太難受，外面加長褲，於是兩條褲既可當外褲穿着，也可以輪流洗濯，有風扇吹幾小時就乾。「其實我身上的裝備，有一種走難的模式。我只在理大現場拾了幾樣東西借用，鬚刨、牙膏、牙刷、漱口水，還要很大枝裝，煩惱用不完。」

十天以來，有洗澡嗎？梁說，十天只沖了一次涼，他發現用濕紙巾抹身效果一樣乾爽乾淨，就省掉了沖涼的需要，頭則天天洗，直接塞在洗手盤水龍頭下沖洗。

他也有「姿整」的一面，我嗅到他身上飄出來有隱隱的香氣。我問：「你搽了古龍水吧。」他答：「是呀，拾到一瓶，就拿來塗，擔心有汗味，我覺得是一種禮貎吧。」我們都同意，近日天氣好，秋風送爽，留守生涯總算比夏天或冬天容易一點。

忽然露宿十天也沒太大難題，他歸功於去年曾到日本爬山，用二十日揹着7公斤背包，走完六百公里的日本古道．雖然他口說是「走難」，但我每次在理大校園見到梁柏堅，總發現他的頭髮理得貼服，髮蠟搽得滿滿，髮型比每天回家的記者更醒目。

我取笑表弟愛美，他有點無奈地解釋：「我的頭髮又密又硬又鬈，不塗髮蠟樣子好笨，年紀開始大，很不想變成一個『佬』，如果小小的一支髮蠟可以讓我不變X頭，我一定會帶着。」

髮型理好了，但難掩身心俱疲，他說留守進入後期，經常睡不好，時常發夢警察進入來拘捕。「你感覺到是有死線，始終有一天有人會進入校園，擔心讓留守者受驚，做傷害自己的事。」昨天其他當選議員進入理大，他在防線等候採訪，累得在行人路睡得頭也歪了。

周一凌晨三時，區議會結果陸續公佈，他說，根本沒有追看點票的訊息，那個時候，他還忙着跟留守者談話，或與牧師商討如何幫助大家。結果是一名記者發訊息跟他說。「勝和負我不會理會，大家知我硬頸（執着）。我知道選舉我要做好，但甚麼要做得好？如果我連眼前的人也關心不了，怎樣關心街坊？」

認識表弟一段時間，覺得他很多堅持，有些外人難明的執着，但這一次在理大，發揮了他的功用。異常的社會，需要奇人異士化解。

新任區議員，任何人恭喜他，他也顯得扭怩，記者想跟他做訪問，他又擔心鎂光燈去了他身上。他不斷呢喃着：「我不要吃人血饅頭。」意思是，不想讓理大事件裡受苦的人，成就了他。

不過，有一個人恭喜他當選，他卻十分受落，即使這個人連票也沒有機會去投。

當選後那個早上，在理大如廢墟的校園裡，梁柏堅遇到一位胖胖而頭髮卷曲的男孩，他是其中一位最後的留守者。男孩早前在閒談中發現，這個天天待在校園的陌生人，竟然是區選候選人，驚訝他為何要留下來。

男孩在晨光中遇到表弟，第一時間說：「恭喜你當選，梁議員！」

表弟覺得不好意思，又有點熟稔地回他一句：「痴線，說這些東西！」（別戲弄我的意思）

胖男孩續說：「應該很多人想跟你做訪問吧！」

表弟答：「我推掉了很多訪問，我不是這裡的焦點，你們才是。」

說完，兩個大男人，來了一個輕輕的擁抱。表弟說：「這一刻最真實，最開心，我們一起經歷了這麼多。我感受到做一個議員，是先以一個人去關心香港，我們要關心生命，不是關心磚頭死物。這個留守者好像一個朋友，他主動走過來恭喜我，衷心的感謝我，這一句話，價值很大。」

［做議員應該關心生命，而不是關心磚頭］

這是一場氣氛詭異的選舉，區議員一向被諷刺為「三條街的區佬」，意指由於選區太細小，區議員只關心雞毛蒜皮之事，然而這是反修例運動後第一場選舉，投票率破香港歷史裡所有紀錄，海嘯式民意衝擊下，百計泛民參選者、年輕人、素人成功當選；那邊廂，社會仍然關注被警察圍困的理工大學校園裡十計留守者，獲勝的候選人和支持者，到校園外舉行集會聲援。

然而，三百餘位當選候任議員中，有一位從沒有離開過理工大學。

參選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梁柏堅，在選戰最後階段，因為是網媒記者，偶然被困理工大學，他選擇留下來十天風餐露宿，在灣仔大佛口選區未有露面下，依然以過百票之差擊敗已連任幾屆的建制派區議員。

我認識梁柏堅好幾年。他有一個花名叫「表弟」：「2014年我在和平佔中運動裡擔任義工，我表姐也是佔中的義工，她到處介紹我給大家認識，『表弟』、『表弟』地喊，於是所有人都叫我表弟。」他說，自己在佔中運動中「跟出跟入」，因而跟佔中三子熟稔。這位自嘲「任性」的參選者，在選舉前「唔見人」，有莊陳有、戴耀廷、邵家臻等替他拉票。

表弟今年39歲，年輕時在灣仔藝術中心修讀美術並在該區工作過，他表示，因而對大佛口選區有一定感情，畢業後一直從事攝影相關工作，先後於曬相店、制作公司上班，也曾接婚紗攝影工作，他拍攝的新聞照片跟主流傳媒風格不同，人物感強烈。

他每次受訪也不忘再澄清，自己和突破機構的一位編輯名字一樣，常被搞混，另外填詞人梁栢堅也常被誤認為他。

他說，反送中運動最初，曾摸索自己的角色，一度和相熟議員在防線嘗試介入衝突，至7月21日元朗白衣人闖入車廂襲擊市民一事發生之後，感覺緩衝的角色越來越難做。他想起自己有拍攝經驗，於是加入一個小網媒《米報》做特約記者。

831那天，他剛好在太子站，拍到防暴警衝入車廂揮棍，情侶跪地相擁的片段，成為當天最重要的一段新聞紀錄，主流媒體爭相借用。他回想：「做攝影工作這麼久，知道遇到甚麼純粹是偶然，歷練讓我知道拍攝時要冷靜，但當放下了相機，替那對情侶抹掉胡椒噴霧，就開始感受到場面的無助和痛苦。」

作為831事情的見證人，他在3日內接受了30個訪問，情緒幾近崩潰，他說，好想把事件向外說出來，但重複地說也很痛苦，他有句口頭禪：「知道自己的位置，做自己做得好的事。」他所說的是，時代挑選了他去見證831，他唯有硬着頭皮去講給人知，講得越多越好。

同一道理，十天之前，11月17日他以網媒記者身份被困理大，他也想自己應該如何決擇。他說那天晚上戰況腥風血雨，他忙着相機拍攝紀錄，一邊避燃燒彈，一邊避水炮車，到目睹示威者的撤退之路也被封掉後，才猛然想起要看手機新聞。

這時才知道，警方已經圍封整間理大：「我知道有其他記者在外面已開始被拘捕，我是來紀錄真相的，為何要舉着手離開，為何要給警察羞辱？既然我已留在這裡，就繼續留下來。」

但他同時是區議會候選人，一星期後就是投票日，他沒有掙扎着想離開：「派傳單的事，交給選舉團做也可以，我在外面跟街坊揮手，跟選民打招呼，倒不如留下在理大做紀錄。我們做議員說要關心街坊社區，修橋補路這些事可以等一等，留在理大這裡的是未來社會楝樑，這批年輕人生死悠關。」

他強調，如果他是爭取連任，他有責任要回社區服務居民，而在外面的候選人也不是要入來理大，只因他機緣巧合被困，大家情況不同。他又笑說，如果外面選民問他去了那裡，就請義工叫選民上他的臉書專頁痛罵他。

我問，其他主流傳媒記者也在場，他有何特別角色？他一句KO了我。「那一個記者夠我熟悉留守者？」說實在是的，主流傳媒記者最初也死守，但隨着警方容許「一換一輪更」安排，不少留了幾天的記者也出去休息讓同事頂替，而他這個小網媒只有他一人死守，至今露宿了十天九晚，他已於今天（11月26日凌晨）離開，他很可能是所有記者中逗留最久的人。

「你留在校園裡的時間越久，留守者對你的信任度越高。」梁柏堅一語道破。不少善心人想介入，但在外面高牀軟枕，根本難以展開對話。

回想過去十天，表弟記得最初校園人頭湧湧，百計被困者，容易跟留守者攀談，至後來大量人離開，有些人逃走、走出正門被拘捕、跟中學校長離開等。隨着校園變得冷清，在校內人數減少，留守者就更有戒心。

梁柏堅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那種心理狀態：「較後期時，外面的資訊把校園描述得很讓人擔心，最大壓力是，外面的人會給訊息你，叫你怎樣做，問你為何不走。其實外面有外面那種驚慌，裡面有裡面的情況。我們留守的人，好難三言兩語解釋，又或者難以每次向每一個關心我們的人解釋，我自己也會不耐煩，那種痛苦很大。更何況我是記者，已經可以公開講感受，留守者不被理解的心情更難過。」

在選區最後的拉票階段，外面團隊替他宣傳，表弟在校內同步做了一件事，就是用腳嘗試走遍理大校園每一個角落。這個九龍要塞的紅磚堡壘，佔地九公頃有多，學生人數二萬餘，沒有中文大學佔地廣，但建築物設計通道四通八達，讓人頭暈眼花。

「我留了十日，根本沒可能走遍校園每一處，痴線的，校園的設計像迷宮一樣，難辨方向，走在裡面容易感到迷失，你以為走完了這部份，總發現有新的地方未走過，好容易感到氣餒，我走到腳起水泡、腳腫也沒法走完。」

但至少過去十天，梁柏堅成功跟約五十個留守者接觸。他說，最初階段，有些留守人士以5至6人為一組，後來變成三三兩兩，再後來變成獨來獨往：「留守的人，後來像小貓一樣，看到人影就會避開。他們的資訊封閉，很多人不知道樓下有社工、醫生、律師入來幫他們，他們覺得記者也是喬裝警員，信任度極低，不肯『落樓下』（到平台）。」

表弟知道怎樣融化這種不信任：「我讓他們『起我底』，讓他們看我的臉書專頁，給他們對比相機裡的照片是一樣的，就知道我不是臥底警察。根着我就會不斷說無聊的話，我會說自己很悶，很想找人談話，他們會開心，我不是來勸他們走，大家會談到『光復』之後做幹甚麼，原來留守的人很多人都說要開咖啡店，我就會佯裝小氣說，『我也想開咖啡店，別跟我爭生意。』」有些時候，可以和一名留守者談足幾個小時。

究竟那十天九晚的生活條件怎樣？梁柏堅的生涯，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留守者的生活。他說，習慣平日出外採訪會帶多一件上衣，於是被困理大就有一件上衣替換。但褲子呢，穿足十天？

他解說，自己習慣出去採訪時以穿單車褲作為內褲，因為走動多，單車褲濕了也不太難受，外面加長褲，於是兩條褲既可當外褲穿着，也可以輪流洗濯，有風扇吹幾小時就乾。「其實我身上的裝備，有一種走難的模式。我只在理大現場拾了幾樣東西借用，鬚刨、牙膏、牙刷、漱口水，還要很大枝裝，煩惱用不完。」

十天以來，有洗澡嗎？梁說，十天只沖了一次涼，他發現用濕紙巾抹身效果一樣乾爽乾淨，就省掉了沖涼的需要，頭則天天洗，直接塞在洗手盤水龍頭下沖洗。

他也有「姿整」的一面，我嗅到他身上飄出來有隱隱的香氣。我問：「你搽了古龍水吧。」他答：「是呀，拾到一瓶，就拿來塗，擔心有汗味，我覺得是一種禮貎吧。」我們都同意，近日天氣好，秋風送爽，留守生涯總算比夏天或冬天容易一點。

忽然露宿十天也沒太大難題，他歸功於去年曾到日本爬山，用二十日揹着7公斤背包，走完六百公里的日本古道．雖然他口說是「走難」，但我每次在理大校園見到梁柏堅，總發現他的頭髮理得貼服，髮蠟搽得滿滿，髮型比每天回家的記者更醒目。

我取笑表弟愛美，他有點無奈地解釋：「我的頭髮又密又硬又鬈，不塗髮蠟樣子好笨，年紀開始大，很不想變成一個『佬』，如果小小的一支髮蠟可以讓我不變X頭，我一定會帶着。」

髮型理好了，但難掩身心俱疲，他說留守進入後期，經常睡不好，時常發夢警察進入來拘捕。「你感覺到是有死線，始終有一天有人會進入校園，擔心讓留守者受驚，做傷害自己的事。」昨天其他當選議員進入理大，他在防線等候採訪，累得在行人路睡得頭也歪了。

周一凌晨三時，區議會結果陸續公佈，他說，根本沒有追看點票的訊息，那個時候，他還忙着跟留守者談話，或與牧師商討如何幫助大家。結果是一名記者發訊息跟他說。「勝和負我不會理會，大家知我硬頸（執着）。我知道選舉我要做好，但甚麼要做得好？如果我連眼前的人也關心不了，怎樣關心街坊？」

認識表弟一段時間，覺得他很多堅持，有些外人難明的執着，但這一次在理大，發揮了他的功用。異常的社會，需要奇人異士化解。

新任區議員，任何人恭喜他，他也顯得扭怩，記者想跟他做訪問，他又擔心鎂光燈去了他身上。他不斷呢喃着：「我不要吃人血饅頭。」意思是，不想讓理大事件裡受苦的人，成就了他。

不過，有一個人恭喜他當選，他卻十分受落，即使這個人連票也沒有機會去投。

當選後那個早上，在理大如廢墟的校園裡，梁柏堅遇到一位胖胖而頭髮卷曲的男孩，他是其中一位最後的留守者。男孩早前在閒談中發現，這個天天待在校園的陌生人，竟然是區選候選人，驚訝他為何要留下來。

男孩在晨光中遇到表弟，第一時間說：「恭喜你當選，梁議員！」

表弟覺得不好意思，又有點熟稔地回他一句：「痴線，說這些東西！」（別戲弄我的意思）

胖男孩續說：「應該很多人想跟你做訪問吧！」

表弟答：「我推掉了很多訪問，我不是這裡的焦點，你們才是。」

說完，兩個大男人，來了一個輕輕的擁抱。表弟說：「這一刻最真實，最開心，我們一起經歷了這麼多。我感受到做一個議員，是先以一個人去關心香港，我們要關心生命，不是關心磚頭死物。這個留守者好像一個朋友，他主動走過來恭喜我，衷心的感謝我，這一句話，價值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