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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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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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後一塊淨土 探索南極也要全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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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 地球的最南端，迄今為止地球上尚未開發未被汙染的最後一塊潔淨之地，這裡蘊含著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有著大量未解之謎

曾經有科學家這樣描述，南極 碩大無比的亙古冰蓋，如同一座蘊藏著無數歷史上，大氣和氣候寶貴信息的圖書館，這裡是最好的研究地球空間的地區，也是世界上最好研究宇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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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近30個國家在南極建立了上百個科學考察基地，其中最多的國家是阿根廷，共設有14個考察站，而中國人第一次在南極大地上留印，始於1980年代，雖然起步較晚，卻很快迎頭趕上，目前已建成中山站 長城站 崑崙站與泰山站四個科考站，並計畫要再興建第五個科考站，深入探索這片白色世界的奧秘。

南極年均溫為零下25度，極端低溫更曾經下探至零下90度，是世界上最冷的大陸。

(胡馨/中國第33次南極科考隊廚師)
南極這邊它分為夏天和冬天兩個季節，夏天的話，它溫度達到零度左右，冬天的話最低也能達到負40度左右，手機的話拿出來，電一下就耗完了，手暴露在外面的話，幾分鐘就開始麻木了，像室內溫度的話，也就像我們南方的冬天一樣，10來度左右上下

而南極的冬天既漫長又難熬，都是對留守在此的科考隊員們身心巨大的挑戰。

(<築夢南極>節目片段)
中國南極中山站地區的極夜是從每年的5月中旬開始的，在極夜的黑幕下，低溫嚴寒和暴風雪這對惡魔最先發難，越冬隊員們的一切苦痛由此開始，惡劣的天氣 同樣也給考察隊員們的日常科學觀測帶來了困難，早期的南極氣象觀測，還沒有達到自動觀測的水平，這就要求負責氣象觀測的隊員，必須雷打不動的每天4次準時到室外氣象站抄錄數據，這些數據包括了溫度 氣壓 濕度 風向和風速，這些珍貴的數據將成為國際氣象觀測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正是南極這惡劣的天氣，讓歷史上的中國考察隊員，留下了至今還不能忘記的懊悔

(逯昌貴/中國南極考察越冬隊員)
有些沒有經驗的人，比如說我們出去觀測的時候，筆記本這個紀錄本沒有拿好，一吹掉，結果一個星期的資料全部就丟失了，因為沒有辦法追，因為當時在中山站，現場也放了一些建築的鐵板，40米/秒的風把鐵板刮起來，到空中以後跟一張紙似的，所以就不用想像一個筆記本，在那兒根本就沒辦法(撿回來) 很痛苦，這個在國內算是事故

由於缺乏經驗造成的遺憾還不只這一樁，第一次在南極越冬的中國考察隊隊員，至今仍忘不了那年冬天的"悲劇"。

(卞林根/中國南極考察首次越冬隊隊員)
我們的生活今天講起來，我覺得用一個"悲慘"可以說這個事，因為第一次長城站，越冬就沒有準備越冬的食品，所有的度夏食品 剩下來一些食品，當時就把它收集起來了，看看冬季能不能夠供下來，實際上魚也臭了 蝦也臭了，但是後來這一凍怎麼也看不出來了，後來拿出來 解凍化了吃都帶著一些臭味，當時我們艱苦也沒有說什麼東西，當時認為南極就是這個樣子嘛

食品是南極越冬考察站上的又一條生命線。

(吳雷釗/中國第34次南極考察隊中山站管理員)
(物資)每年都是由飛機和雪龍號帶到中山站，如果要是吃完了也沒有地方去買，只能夠等到下一次，船和飛機到南極的時候再補給，所以我必須要很精心做好，這一年全部物資的調配工作，不要出現前面幾個月這個大家吃得特別happy，但是到了後面幾個月的時候，反而沒有東西可吃的情況。白蘿蔔它已經爛了，爛得比較快，青椒能吃到現在已經不錯了，你看爛成這樣

長期過著孤島般的生活，食物的儲存與保鮮也成了最重要的課題。

(趙曙光/央視記者)
在南極呢，管理員必須每半個月到這裡來把這個雞蛋上下顛倒一次，學名叫"倒"蛋，所以掌握了這項絕技的管理員也被賦予了一個綽號，那就是"倒蛋員"

在這裡 新鮮的蔬菜比可口的肉跟海鮮都還要珍貴，中國的科考隊員硬是要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趙曙光/央視記者)
這裡就是冰雪南極的一小片青蔥世界，在中山站呢，蔬菜可能是比肉和海鮮之類的更加珍貴的食材，為了能夠讓科考隊員們在越冬期間都能夠吃到新鮮的蔬菜，中山站這裡是特意設置了一個無土栽培的溫室大棚

在不是極晝就是極夜的南極，醫生堅持每天開關燈，製造出晝夜交替的環境，好讓蔬菜成長茁壯。

(南極科考的冷知識/唐銘駿)
中國第33次南極考察隊中山站越冬醫生，我們這個溫室雖然不大，但是每周還是能保證我們越冬隊員，四到五次的蔬菜供應

溫室採用無土栽培就是為了保護南極大陸的環境，並採取各種措施避免外來物種破壞這裡的生態，包括種子要封裝，溫室用水要封閉運行不對外排放，垃圾處理也是慎之又慎。

在中山站的餐廳裡共有六個垃圾桶，根據不同屬性分類有不同處理方式，金屬跟玻璃製品打包回大陸回收，汙水也必須通過微生物降解的方式，才能排放回流到大海中。

(黃偉/中國第34次南極考察隊中山站越冬廚師)
我們把吃剩下的食物殘渣，只有食物殘渣 其他都不能，通過微生物24小時循環(攪拌)，讓它分解之後集中起來量就變少了，然後再來進行二次處理

既然要確保冰雪大地的純淨，任何人類製造出來的東西，都不能留下一點痕跡。

(趙曙光/央視記者)
這個馬桶跟我們平時的馬桶有什麼不一樣呢?就是它不用水而是用火，那究竟怎麼用呢?我們給大家來演示一下，這邊有一個像漏斗一樣的紙，我們把馬桶蓋掀開，裡面也有一個了，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樣把它加到馬桶裡面，這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那關上以後呢，右下角有一個鍵我們踩一下，這樣它就掉到了下來，然後就到了最後一步，我們可以按一下這個鍵，把它按下去以後呢，就會把所有的排泄物全都焚燒掉，它焚燒之後最後的結果給大家看一下，這就是剛才這個編織袋當中的小秘密的答案

這些焚燒過後的排泄物要全部打包運回中山站區，再轉運回大陸國內處理，最大程度的降低人類活動對南極造成的汙染，然而即便如此，在相隔幾萬里的南冰洋，依然能看到人類對海洋的傷害。

(孫承君/大陸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生態中心研究員)
這是我們在南極海域首次發現微塑料，說明微塑料的影響非常深遠，在人跡罕至的地方都有微塑料的存在，我們初步發現這個密度，其實是略高於大洋的平均水平的

所謂微塑料是指尺寸小於5毫米的塑料碎片，它化學性質較穩定 難以降解，可在海洋環境中存在數百或數千年，目前全球每年生產的塑料超過三億噸，其中約有10%的塑料會進入海洋，對於海洋生物帶來致命影響，這個發現令人沮喪，人類自私的行徑，已經讓南極冰川以驚人的速度消融，還玷污了潔淨的海洋環境，而我們會不會因此失去，這地球的最後一塊淨土呢?

1950 台北車站、台北中山堂（鄧以恭先生 攝）

謝謝網友 James Teng 分享他的父親年輕時拍攝的照片，記錄了台北的舊時風貌，非常珍貴。

《認識台北車站》

照片中的台北車站是第三代站體（1941-1986）。

第一代台北車站位於大稻埕市街南側（約在今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新大樓的位置），於1891年隨著分別往新竹與基隆的鐵路相繼通車而啟用，為一座歐洲式棚式車站。

後來，為了配合鐵路改線、市區改正計畫以及考量日人需求，便將車站位置向東移至台北府城北側城牆（後來城牆被拆除，改築為「北三線路」，即今忠孝西路）附近，車站正門開在「表町通」（今館前路），並與台灣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遙遙對望。帶有文藝復興風格的第二代台北車站，於1901年8月25日隨著淡水線通車及新竹至基隆鐵路改線完工而啟用（當時稱為「台北停車場」）。1908年10月，以設備高級著稱的台北鐵道飯店在第二代台北車站斜對面落成（今新光摩天大樓及大亞百貨一帶），1945年毀於美軍空襲。

1923年3月6日，興建於車站內軌道區北側，規模較小的台北後車站（當時稱為「裏台北驛」）啟用，以取代同日停用的北門驛，成為淡水線鐵路的新端點站，並便利當時聚居於大稻埕的本島人（即台灣人）進出車站，那時候的台北後車站為一棟木造建築，建築外貌較為小巧。台北後車站於1988年隨著淡水線鐵路廢止而停用，原計畫保存後站站房，但1989年9月23日突遭祝融燒燬，目前在原址附近的市民大道與太原路口設有「後火車站懷舊廣場」（2001年9月落成），廣場上佈設了一座簡易月台，並陳列由台鐵提供的單節柴油客車。

由於原有的前站空間不敷使用，因此自1939年起，於原地改建成帶有現代主義風格的方塊型水泥建築，即第三代台北車站（當時稱為「台北驛」，於1941年落成），內部可用空間也因此增加不少。此外，在1930年從民營收歸市營的公車，也以台北車站作為路線的主要端點站之一。

戰後，第三代台北車站持續留存使用，並於1977年南港調車場落成後，利用前站與後站之間原本的客車場用地增建了兩座月台。進入1980年代之後，隨著台北市區鐵路地下化第一階段工程啟動，第三代車站面臨被拆除的命運。1986年2月24日，在完成最後一次春節疏運任務後，第三代車站正式停用，並自同年3月1日開始拆除。

在鐵路地下化的過程中，工程單位拆除第三代車站東側的扇形機車庫，於扇形機車庫及第三代車站原址間興建新的地下化車站。由於第三代車站須先行拆除，因此台鐵便在第四代車站啟用前，於第三代車站舊址西側興建臨時車站作為過渡時期之用，直至2000年才拆除臨時車站。

第四代車站於1989年9月2日隨著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通車而啟用，也就是現在的台北車站大樓。此為台灣第一座地下化鐵路車站，由建築師沈祖海、陳其寬、郭茂林共同設計，建築主體係仿中式傳統建築設計，其屋頂採單檐廡殿頂，建築中央併設有天井。月台配置有全台灣第一套的列車到站警示燈，當列車到站時會閃亮以提醒乘客。

《認識台北中山堂》

清光緒18年（1892年），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為接待抵臺視察的中央高級官員，耗資二萬銀兩於福建臺灣承宣布政使司衙門西側（即今中山堂附近）興建行館，名為「欽差行臺」，做為宴會、會議之用。該行館於1894年落成時，適逢甲午戰爭爆發。

1895年甲午戰敗，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日軍進入臺北城後即以「欽差行臺」做為臺灣總督府，直到1919年，臺灣總督府辦公室遷至當年竣工的臺灣總督府建築（今總統府）後，此地才改做他用。

1932年，臺灣總督府為紀念日本昭和天皇登基，便在此新建「臺北公會堂」，做為民眾集會的場所，於1936年12月26日完工。

1938年5月1日，於1898年5月6日開始發行《臺灣日日新報》的臺灣日日新報社紀念創立40週年，捐贈12000圓回饋社會活動，並以其中的4000圓「科學思想普及費」之名購買了一具4吋口徑的天體觀測鏡（折射式赤道儀天文望遠鏡）贈與臺北市役所（市役所相當於市政府），希望臺北市役所擇地安置。

於是，臺北市役所在完工不久的臺北公會堂南側屋頂上，建置了一座圓頂觀測台來安置臺灣日日新報社捐贈的天體觀測鏡。

1939年5月1日，臺北公會堂天文台正式成立，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民眾可以自由進行天文觀測的唯一據點。

順便一提，臺北公會堂天文台是臺灣第二座天文台，而臺灣的第一座天文台是於1913年在臺灣總督府臺北測候所設置的天測室，為一座簡易平頂天文台。

臺北測候所成立於1896年8月10日，最早借用台灣總督府民政局的部份空間，後於1897年12月19日遷至南門街的新廳舍，即目前中央氣象局臺北氣象站所在地（今公園路64號），並開始氣象觀測的業務。

1934年，臺北測候所改稱臺北觀測所。

1937年3月3日，臺灣總督府台北觀測所第一次改建，並於1938年升格為台灣總督府氣象台，負責掌管綜理台灣與澎湖地區的各項氣象觀測及地震觀測之業務。

1945年戰後，臺北市政府接收了臺北公會堂，將之更名為「中山堂」，於是天文台便隨著改稱「中山堂天文台」，由當時的臺灣省氣象局管理。

1946年，中山堂天文台改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並更名為「臺北市立天文台」。

1950年代之後，天文台的存在造成了行政上的困難，中山堂並無天文專業人員，一般觀眾與天文台訪客混雜而難以管理，加上觀測天象必須在深夜，造成中山堂員工無法像一般公務員在傍晚下班。為此，中山堂管理所招開了一系列的協調會，由臺北市政府與臺灣省氣象局等單位共謀解決之道。

正因天文台設在中山堂有種種不便，才開始有了圓山天文台的規畫。

1957年，蘇聯發射了人造衛星進入繞地軌道後，引發了社會大眾對天文知識的熱潮。

由於中山堂附近有熱鬧的西門町，夜間的嚴重光害有礙星象觀測，於是臺北市政府便從1960年開始，在圓山風景區內動工興建新的圓山天文台。

1963年3月28日，圓山天文台竣工啟用，但初期受限於人力不足，並沒有開放給民眾參觀。同年8月31日，台灣省政府決議定時開放參觀。

1986年的哈雷彗星回歸，在媒體的推波助攬下，掀起了台灣地區的觀星熱潮。然而，由於圓山天文台的規模過小，加上台北市人口急速增加，使得圓山天文台不敷使用，再加上後方的圓山大飯店和前方的中山高速公路興建後造成的光害問題，遂有了遷建與擴建的計畫。

1993年，市政府於士林區基河路動工興建天文科學教育館。1996年，天文台改制為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1997年2月4日舉辦開館典禮，隔日正式開放第一期展區。1997年7月20日，展館全面開放。館內設施包括展示場、宇宙探險區、宇宙劇場、立體劇場、天文教室、圖書館，與圓頂天文觀測室等。

之後，圓山天文台所在地改為校外教學專區，但因建築老舊等安全問題，遂於2000年7月25日進行拆除，但仍留下了一個水平式日晷作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