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7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上）

歷史春秋網

作者：喻大華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號稱「富有四海」，坐擁世間富貴榮華。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節儉，並且畢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他不僅把節儉看成是人生的樂趣和目標，並以此作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標準。
　　
但是，史學家們評論道光帝的節儉時，往往帶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麼，道光帝的節儉為何沒有為他留下美名，卻被人取笑為摳門、吝嗇呢？作為一國之君，他究竟能儉樸到什麼程度？道光帝這種過度的節儉，是天性使然還是別有用意呢？
　　
天子摳門，舉世無雙
　　
在中國歷史上，天子號稱「富有四海」，以天子之尊崇尚節儉，而且畢其生如一日，道光皇帝堪稱首屈一指。這位自幼生長於揮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君主能做到這樣，實在難得。
　　
但是，史學家論起道光皇帝的節儉，往往帶有些揶揄的色彩。因為他節儉得過分了——該省的一定要省，不該省的也必須省，這就超出了節儉的範疇，顯得吝嗇了。所以，說他「摳門兒」好像並不過分。
　　
道光帝的節儉，在他還是皇子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那是嘉慶二十三年（西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隨父親嘉慶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瀋陽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瀋陽故宮裡，雖說是宮廷，但實際上相當局促簡陋，不要說無法與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晉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瀋陽故宮闊氣多少倍。
　　
嘉慶皇帝特意把道光領到了清甯宮東暖閣，又叫人從倉庫裡拿來了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用過的遺物：已經沒人會用的糠燈、牛皮製成的蠢笨的烏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著這些簡陋的物品，聽著父皇的講解，回想著祖先創業的艱難，立志要節儉律己。
　　
回京後，道光與妻子一說，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間裡除了床鋪桌椅以外的傢俱陳設。此後，每日下午四點前後打發太監出宮買燒餅。來回路遠，太監懷裡揣著燒餅，一路小跑，燒餅仍不免冰涼堅硬。夫妻二人毫無怨言，沏上一壺熱茶，啃完燒餅，立即上床睡覺，這樣，連燈都不用點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後，迅即宣導節儉之風，並推而廣之。
　　
道光元年，皇帝發表了一篇節儉的宣言書——《禦制聲色貨利諭》，表達了節儉的理想：　
　　
第一，重義輕利，不蓄私財。要為國家省，為天下省，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就是說，百姓不窮，我這個皇帝能窮嗎？百姓不富，我這個皇帝能富嗎？但是，怎樣才能使百姓富起來呢？他說，我給你們省。

第二，停止各省進貢。道光認為各省進貢的多是些土特產，比如水果、蔬菜、茶葉、藥材等，地方官每每諂媚地說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錢。但一點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點兒，百姓就少一點兒負擔。而且，不遠千里，送到北京，運費太貴，浪費更大。
　　
譬如盛京，每年進貢遼陽產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錢，但要雇50個壯勞力挑到北京，一來一往一個月，挑到北京爛掉一半，浪費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宮殿樓閣。經過康雍乾幾代經營，皇室居所已經盡善盡美，除了日常維護外，不必再修。今後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討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這個主意，花言巧語，蠱惑聖聽，就是大清萬世的罪人，將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禦制聲色貨利諭》頒發全國，各級官員認真學習，熱烈討論，深入領會，一片頌揚之聲。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很難了。
　　
這不，眼前就有一個難題，道光帝說停止進貢，但各省官員誰也拿不准能不能當真，何況進貢本身對地方官來說也是有利可圖。於是，心照不宣，甯左勿右，照常進貢。當然，進貢不叫進貢，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辭再懇切些，不怕他不收。
　　
於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筍、雲南的藥材、浙江的茶葉、揚州的玉器、景德鎮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斷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為難了，處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員？古語說得好，伸手不打送禮的，而且法不責眾；如果將這些孝敬退回各省，運費就會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豈不是出爾反爾。

送孝敬品的官員不厭其煩地勸說皇上，這些東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內務府也得到市場上去買。不成想，一提內務府，卻立竿見影，道光帝馬上下令「賞收」（皇帝給別人東西就賞賜，收別人的東西叫賞收）。各省的差官歡天喜地，忙不迭地叩頭謝恩。
　
為什麼一提內務府就立竿見影呢？
　　
內務府是一個管理宮廷事務的機構，內務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在前面，我們提到過，當時官員盤剝百姓，上級官員盤剝下級官員，內務府官員盤剝的物件就是皇上。大家肯定會感到奇怪，內務府連皇上也敢克扣、盤剝？當然敢克扣，內務府主持皇室家務，事涉宮闈，國家監察體制對其不予監管，由皇帝直接監管內務府。
　　
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內務府，原因有三：
　　
一、離開了內務府，龐大的皇室就玩不轉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遷就些；

二、以主子之尊，與奴才們斤斤計較，開不了口。因為這種舉動有失身份，而且這種社會經驗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計不過內務府；
　　
三、內務府大臣都是皇帝較為親近貼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真應了那句話：越是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內務府就是個「燈下黑」的地方。
　　
內務府官員克扣、盤剝皇帝的管道主要有兩個：一是工程回扣，二是為皇家購物時報花費，無論買什麼東西，一經內務府的手，頓時價碼倍增。
　　
道光皇帝厲行節儉，內務府陽奉陰違，所以，一提起內務府就頭疼。收下了各省送來的「孝敬」，道光帝感覺這終究不是個辦法，於是，折中辦理，刪改則例，減少貢品數量、種類，如屬於奢侈性享受的貢品就徹底禁止孝敬，其他貢獻的品種和數量也有所減少，並強調按此落實，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減。比如，規定遼陽的香水梨以後每年進二百個。盛京官員跟皇上說：皇家那麼多人口，這二百個梨哪裡夠吃？道光帝說：不吃，留著上供用，二百個足夠了！
　　
因為削減了貢品，而道光帝又將宮廷每年經費降到二十萬兩。事實上，偌大一個宮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萬兩才能支應得開，於是宮廷生活艱難起來。
　　
道光皇帝帶頭過緊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筆、硯臺，每餐不過四樣菜肴，除了龍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補丁再穿。《滿清外史》記載：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麼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別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個月，可見，他一個月才換一套衣服，說明衣服不多。又規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節慶不得食肉，嬪妃平時不得使用化妝品，不得穿錦繡的衣服。多虧皇后是個賢內助，苦苦支應，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辦法，平衡多方利益，協調各面關係，才把皇家的日子對付著過下去。
　　
道光帝對皇后的賢慧十分滿意，逢皇后生日，決定為皇后祝壽。滿朝親貴重臣獻上壽禮，拜完壽，自然留下赴宴。眾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禦宴將是何等排場，不料開宴才見一人一碗打鹵麵，後來聽說，為此次壽筵，道光帝特批禦膳房宰了兩頭豬。而皇后更是高興，因為道光帝曾明確規定：萬壽節（皇帝生日）、皇后千秋節（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節）、冬至的慶賀禮儀筵宴停止舉行，這回算是破了例了。
　　
生活節儉，治國吝嗇
　　
道光的節儉也體現在對子女的教育方面。
道光十一年（西曆1831年）夏，道光帝曾經作《禦制慎德堂記》，他告誡皇子皇孫祖宗創業不易，切勿「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應該做到「飲食勿尚珍異，冠裳勿求華美，耳目勿為物欲所誘，居處勿為淫巧所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一絲一粟，皆出於民脂民膏，思及此，又豈容逞欲妄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貴看成是受之無愧的，吃飯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華美時髦，耳目不要被視聽享樂所引誘，居住不要被豪華氣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無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見的東西看得很珍貴，一絲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這一點，怎麼能任意揮霍呢？一個萬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認識到這點實屬不易。
　　
皇室婚嫁是一件勞民傷財的大事。道光帝有九個兒子、十個閨女。兒子中，長大成人的有六位；閨女中，長大成人的有五位。道光帝得子較晚，在他逝世的時候兒子大多未到議婚的年紀，但他指示將來婚禮一律從簡，而且，要求女方家置備裝奩也不得奢華，否則，不僅將奢靡之物擲還，還要接受處分，兒媳婦給公婆的各種禮物一概豁免。
　　
至於公主出嫁，費用不得超過二千兩白銀。額駙（駙馬）家對皇家的聘禮也須相應減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額駙家應進的「九九禮」則乾脆免掉，這樣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頓招待額駙的筵席開支。後來，道光心疼自己養大的閨女白送了人，又恢復了「九九禮」，但改為象徵性的「羊九隻」，依然不設宴，把羊收下後趕到禦膳房，與客人寒暄幾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則，以此轉變官場奢侈腐化的風氣。他一看到官員衣服光鮮，就露不悅之情，甚至規定旗員六品以下，不得衣著綢緞，一律布衣布靴。對於不能節儉的官員，他能加以處分。道光十年（西曆1830年），有人舉報盛京將軍經常在家裡演戲宴樂，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職務。
　　
《清宣宗實錄》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兒，道光十四年（西曆1834年）冬天，道光檢閱京城的禁衛軍，看到官兵都穿著樸素的衣服，高興地說：「一洗過去的惡習，崇實務本，不失滿洲舊風，將幾位主管官員各提升一級」。

在道光帝的影響下，官場風氣有所轉變，至少北京如此。幾天過後，官員們上朝都穿上打補丁的衣服。議事結束，紅日東升，乾清門內外光明一片，只見滿朝文武個個灰頭土臉，雖不至於衣衫襤褸，但當時的一般中產階層也不致於這副打扮。臨散朝，彼此之間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窮，或者交流節儉經驗，比如哪兒可以買到便宜蔬菜，如何將一斤米煮出五斤飯，等等。

道光皇帝哪裡知道，此時北京城裡的舊貨鋪子把庫存的破衣爛衫都賣了個好價錢，品相稍好的舊衣服比新的還貴呢。有些窮京官兒買不起，就只好自己做舊，把新袍子弄髒弄破加上補丁。道光帝眼見滿朝文武都穿舊衣破袍，認為自己勤儉節約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於是節儉得更加起勁。
　　
身居宮禁，不瞭解民間物價，道光經常向大臣打聽宮外的物價情況，如一斤肉要多少錢，一斤菜要多少錢，等等。無奈眾臣也不知其詳，本想緘口不言，無奈皇帝一再追問，逼急了就信口胡謅。

提倡「節儉」，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凡事如果不注意分寸，就會矯枉過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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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產業互聯網金融是金融科技發展的下一個藍海

北京新浪網 10-25 11:43

10月25日消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0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金融科技發展的主體是產業互聯網金融，發展前景巨大。產業互聯網金融以企業為用戶，以生產經營活動為場景提供數字金融服務，由於產業價值鏈更複雜、鏈條更長，目前數字化的比例仍然很低，金融服務還遠未達到面向個人端的數字金融智能化、便捷化的程度，是金融科技發展的下一個藍海。

嘉賓發言實錄：

黃奇帆：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很高興受邀參加2020年中國外灘金融峰會。我就今天的主題「后疫情時代的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趨勢與機遇」談一點學習心得，供大家參考。

數字化平台擁有的 「五全信息」的基因具有強大的顛覆性作用。所謂數字化平台，是指大數據、人工智慧、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區塊鏈等一系列數字化技術組成的「數字綜合體」。數字化平台具有全空域信息、全流程信息、全場景信息、全解析信息和全價值信息的「五全信息」。這種「五全信息」具有五個特徵：

「五全信息」是結構型的信息。這些信息必須包含社會經濟系統的各種結構性特徵，如產業系統的各種特徵描述、社會系統的運營數據等。「五全信息」的結構性體現了「數字孿生」的概念，是企業運營、產業生態和社會系統的全樣本刻畫。

「五全信息」是動態型的信息。每一條「五全信息」都有時間戳、體現事物某一時刻的狀態，「五全信息」積累起來可以描繪事物的歷史規律和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

「五全信息」是秩序型的信息。「五全信息」既包含了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制度，也包含其運營規則。也就是說，「五全信息」采自於系統現有的秩序，也會幫助系統構建新的秩序。

「五全信息」是信用型的信息。進入「五全信息」社會後，這些信息因為區塊鏈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基於新的信用體系，無論是金融還是其他社會經濟系統都將發生更加徹底的革命。

「五全信息」是生態型的信息。「五全信息」存在於特定的社會生態、產業生態之中，各類信息之間往往存在大量關聯，並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展現出來的。

任何一個傳統產業鏈一旦能夠利用「五全信息」，就會立即形成新的經濟組織方式，從而對傳統產業構成顛覆性的衝擊。現在的數字化平台，在5G背景下還會進一步形成萬物萬聯體系，數字社會將擁有越來越多的「五全信息」。「五全信息」與工業製造相結合時，就形成工業製造4.0；與物流行業相結合，就形成智能物流體系；與城市管理相結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與金融結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

金融科技發展的主體是產業互聯網金融。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技術賦能下，金融科技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未來，符合科學、契合規律的金融科技應當走什麼樣的發展路徑？我認為，發展前景巨大的是產業互聯網金融。產業互聯網金融是機構通過金融科技向產業生態、尤其是中小微企業提供投融資服務的統稱。產業互聯網金融以企業為用戶，以生產經營活動為場景提供數字金融服務，由於產業價值鏈更複雜、鏈條更長，目前數字化的比例仍然很低，金融服務還遠未達到面向個人端的數字金融智能化、便捷化的程度，是金融科技發展的下一個藍海。

產業互聯網金融的現實意義在於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不僅是中國的問題，還是世界性難題，不僅僅是銀行自身的問題，還與中小微企業自身的特點有關。小微企業屬於金融業長尾客戶，存在抵押品不足、信用資質差、信息不對稱、生命周期短等問題，銀行開展小微金融業務也存在獲客、盡職調查成本高、擔保不足、風控流程長及成本過高等問題。藉助產業互聯網金融，通過「五全信息」的合理運用，可以有效解決中小企業存在的信息、信用孤島，為小微企業提供與之匹配的金融服務。

產業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關鍵節點逐步打通，進入成熟發展階段。金融的底層邏輯是信用，在「五全信息」的驅動下，企業運營數據可以與金融服務緊密地結合起來，以信息流轉帶動信用流轉，從而解決傳統金融供給無效的問題。

以人工智慧在企業中的應用為例，當前人工智慧主要有八大關鍵技術，分別是深度學習、增強學習、模式識別、機器視覺、數據搜索、知識工程、自然語言理解和類腦交互決策。在這八大技術的支持下，製造業得以做到自感知、自適應、自學習、自決策，從而實現了生產的智能化、供應鏈的智能化、產品創新的智能化、企業經營的智能化。在此階段，大量結構化、可靠的數據成千上萬倍的增長，被採集、清洗、積累后，產生的數據利用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進行大數據的交叉驗證，從而使得金融資產數字化，數字資產標準化。多方資金按照不同標的需求，匹配進各類生產環境中，將金融交易產品化，利用信息集成、交叉驗真、資產穿透、溯源管理等手段，提升對金融業務風險管控能力及金融資產配置的綜合服務能力。

數字化平台與金融機構各盡所能、各展所長是最合理的發展模式。在產業互聯網時代，任何數字化平台的發展，不能靠簡單的燒錢來擴大市場佔有率，也不能讓客戶有成本無效果、長期賠錢，這是不可持續的自殺行為。合理的數字化平台，應能夠通過四種渠道取得效益：一是通過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的運籌、調度，降低產業鏈、供應鏈的物流成本；二是通過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的應用，提高金融業務的工作效率；三是由於全產業鏈、全流程、全場景的信息傳遞功能，降低金融運行成本和風險；四是實現數字公司和金融業務的資源優化配置，產生優化紅利。

同樣，與數字化平台合作的金融企業，也可以通過四種優勢為合作項目取得效益和紅利：一是低成本融資的優勢。二是企業信用判斷的優勢。數字化平台對客戶信用診斷相當於是X光、CT、核磁共振，代替不了醫生臨門一腳的診斷治療。客戶的實際信用調查及風險防範是金融企業的強項。三是資本規模的優勢。數字化平台儘管有巨大的客戶規模，但自身至少要有融資規模10%以上的資本金。只有銀行、信託、保險等專業的金融公司有這種資本金規模及與時俱進的擴張能力。四是社會信用的優勢。不論是金融監管當局還是老百姓，與有牌照、有傳統的金融企業打交道往往更放心、更順手。基於上述四項+四項分析，數字化平台與專業的金融企業的合作是強強聯合、優勢互補、資源優化配置，是最好的發展模式。

未來，數字化平台下的非銀金融機構出路在哪裡？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聯網或物聯網形成的數字化平台與各類金融機構的有機結合，各盡所能、各展所長，形成與實體經濟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相結合的產業互聯網金融平台。數字化平台應當發揮自己的長處，深耕產業，形成各行業的「五全信息」，提供給相應的金融戰略夥伴，使金融平台服務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

數字化平台與金融機構要形成明確的各方多贏的效益格局。萬流歸宗，無論金融科技還是科技金融業務的發展，最終要讓各方受益，要降低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授信成本，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通過科技手段獲得合理的收益，並將這些效率紅利，合理地返還於產業鏈、供應鏈的上下游和金融方及數據平台經營方，從而產生萬宗歸流的窪地效益和商家趨利集聚效益。

資料來源：https://m.news.sina.com.tw/article/20201025/36678272.html

日本朝貢團寧波火拚 導致特許貿易取消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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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 ，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中，大內氏迅速崛起，開始爭奪原先由細川氏所控制的對華貿易，單獨派出使團到中國朝貢，而爭奪中國的「勘合」至為重要。大內氏從幕府派往中國的貢使手中，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細川氏也不甘後人，從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頒發的「勘合符」。顯然，細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經過期失效。

更大的流血衝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發。

這一年，日本的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兩支船隊先後到達寧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後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並未及時查驗先到的大內氏船隊的「勘合符」，而是待細川氏船隊到後一起查驗。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這樣，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更令大內氏使節宗設謙道憤怒的是，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設謙道的上手。雙方在宴會上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明軍多名將領也同時遇難，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 · 朝貢篇》）。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其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判決的結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這場風波之後，明帝國並未取消日本的朝貢。3年後（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貢使向日本國王轉交一封信，要求將宗設謙道逮捕歸案，否則斷絕朝貢，但杳無音訊。

嘉靖六年（1527），巡按御史楊彝上奏說：「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諮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歸納起來，他要求對日本朝貢重申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併援照舊例。

朝廷隨即批准，明確提出日本的朝貢「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大明會典》」禮部 · 朝貢 · 日本國」條），作為一項定規。後來，官居首輔大臣的給事中夏言，乾脆上奏建議撤銷市舶司，朝廷接受，寧波市舶司被關閉。市舶司的撤除，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明史 · 食貨五 · 市舶》）。

期間，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無法靠近中國港口，他們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志》）。

1551年，大內氏的大內義隆因內亂（大寧寺之變）被殺，繼位的大內義長於1556－1557年遣使朝貢，但明帝國又將其視為篡位者而拒絕。6年後（1557），大內義長又被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政權徹底滅亡，日本陷入混亂，「勘合貿易」完全斷絕。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原文載於《大國海盜：浪尖上的先鋒隊》，雪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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