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全面「戰狼化」 余茂春: 中共外交大失敗】

首場美中高層會談於安哥拉治時間19號中午結束。按照原定計劃，美中沒有聯合聲明，也沒有共同記者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及國安顧問沙利文在會後對記者表示，與中國的對話「艱難而直接。」


▫️報導全文: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3192021100939.html


經歷了第一天會晤開場時的火花，美中高層在阿拉斯加的最後一場會談於當地時間3月19日上午九點十分展開。

白宮新聞副發言人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19日在空軍一號上對記者簡報時表示，美國代表團到安克雷奇的目的是闡明美方的原則與期望，立場也始終不變，即「不尋求衝突，但歡迎激烈的競爭，且永遠堅持為人民和朋友奉行的原則。」

「但我們看到(中方)誇大的外交秀，那經常是針對國內觀眾的。」 皮埃爾說，美國很早就意識到與中國對話會是艱難的，「但我們已經準備好坦率地交談，並且將(美中會談)繼續進行下去，利用剩餘的時間在私下為中國官員勾勒出同樣的信息。」

至於此次會談的緊張氣氛是否會影響拜登總統與習近平會晤的可能? 皮埃爾僅強調這是一次性會議。

美國總統拜登19日上午在搭機前往喬治亞州前，對於美中會談只發表了簡短的看法，他說「我對國務卿感到非常驕傲。」


▪️余茂春:中共戰狼手段的僵化


18日，原本安排僅幾分鐘的開場，由於中方代表楊潔篪突然「超時演說」，演變成鏡頭前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唇槍舌戰。

「中共(官員)講了十幾分鐘不守規矩、很不禮貌，外交官員沒有外交官的姿態。這不是第一次了，大家都有目共睹。」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規劃顧問 #余茂春 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這顯示中方代表不是帶著誠意來解決問題，只想利用鏡頭攻擊美國，他重批，「中國把中美關係所有的癥結，全部歸咎於美國，沒有自己反省的誠意，這是(中共)外交上的大失敗。」

「習近平講這個 #東升西降，像當年毛澤東一樣，對世界形勢發生嚴重錯誤的估計。」

余茂春進一步分析，「以前戰狼外交在比較低層次的人身上，像外交部的發言人，可能代表著基層官員、吃瓜群眾，現在由中國最高級別的外交官說出來，反映出中國的戰略力度。我覺得對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只會更孤立，一點幫助都沒有，也顯示出他(中共)的外交手段非常僵化。」

余茂春還認為，中國政府千方百計想在美國前後任政府間「挑撥離間」，本來期望拜登政府全面否定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看來(中方的計謀)失敗了，現在還有點惱羞成怒。」

余茂春肯定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延續性，以及加強與盟友聯繫應對中國挑戰的做法。「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是以個人意志來進行統治。他們喜歡把對華政策的波動歸咎於某個個人的理念。比如上屆政府(中國把責任)歸咎於蓬佩奧。他們沒有看到根本的原則是源自中國的所作所為，也根據美國民意。所以不管美國什麽政府上台，(對華政策)基調都會是差不多的。」


▪️老虎為誰變身為戰狼?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狼外交」秀上，外界最關注的角色是楊潔篪的轉變。

1977年，擔任外交部翻譯官的 #楊潔篪 陪伴前總統老布希一行人前往西藏訪問，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曾在《洛杉磯時報》回憶說「每個人都喜歡他(楊)」。

楊潔篪此後的外交仕途順遂，還因此與布什家族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他的綽號「老虎楊」（Tiger Yang）還是老布希取的，由來是1950年生的他屬虎，加上名字裡的 「篪」字。

四十多年後，長袖善舞的「老虎楊」搖身一變成了阿拉斯加的戰狼領袖。

「楊潔篪就是個外交官，以前顯得比較低調。現在他的調子轉得那麽強硬，不近人情，肯定是上面給的指示，不過就是個傳聲筒而已。」余茂春說。

即將出版有關中國戰狼外交的書籍(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的前彭博社駐華記者馬丁(Peter Martin)則分析，楊潔篪的強項就是「善於傳達北京想聽的話」。

他引述長期跟楊潔篪打交道的美國前資深官員韋德寧(Dennis Wilder)的分析，「他(楊)是一個有能力在必要時展現極端魅力，在必要時開啓極端憤怒模式的人。」 韋德寧認為，楊潔篪的表現經過精心盤算，也要表現給現場的中國代表團們看，好讓他們上報會議成果。

馬丁(Peter Martin)在推特上回顧，1950年代初，中國外交官還在摸索，如何代表一個封閉又偏執的政治體系去面對世界；到了九零年代，他們則試圖避免指責美國，維持一種韜光養晦路線。但到了2021年，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國外交官需要適應一個廢除領導人任期制度，一個在新疆建立「再教育」營地的政治體系，以及一位吹捧中國制度有「明顯優勢」的大領導。


▪️美國國會對華戰線一致


在19日的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上，美國前朝官員及兩黨議員在對華政策上展現著強烈的一致性。近兩個小時的聽證會話題在團結印太盟友、調整對台戰略模糊上。

川普時代的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及小布希時代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都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的延續性表示肯定。

「拜登政府上任之初發表的聲明及採取的行動讓我感到鼓舞，我對國家首腦級別的四方會談(Quad)，以及國務卿與防長訪日韓的2+2會談及後續行動表示讚賞。」薛瑞福說。

「(面對中國的挑戰)多邊主義對美國至關重要，我們無法用單方面的力量對中國產生影響。」 哈斯則提醒，美國的策略也要保持務實，「但我們也不能要求盟友夥伴選邊站，例如，即使他們會加強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他們有許多人仍希望與中國建立經濟聯繫。」

共和黨籍的眾議員安迪∙巴爾（Andy Barr）則對中共外交官在美中會談上的無理表示氣憤。

「雖然我知道美國經歷了非常艱難的一年，我們有自己的問題。但我想突出美中兩國在道德上的差異。美國有正在利用拘留營對自己的人口進行種族清洗嗎?美國有對在這裡做生意的公司進行知識產權偷竊，並提供給軍方嗎?美國有把那些倡議民主和人權的人們關押起來嗎?」

巴爾說，當美國在談論印太地區的未來時，必須讓盟友清楚，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跟一個封閉的共產黨領導的警察國家在道德上的差異。

▫️布林肯、沙利文會後講話：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tatements-to-the-press/

▫️王毅、楊潔篪會後講話：https://www.pscp.tv/CGTNOfficial/1yNGaWVdDwjxj

圖：中國官媒整理宣傳的戰狼金句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世道人生：應對挑戰的最大危險（李怡）

民主派去留爭論熾熱。我關注的是爭論過程中的思維。也許過程較結果更重要。

上周拙文提出的毛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思維方式非常普遍存在，無論是中共港共，香港民主派，年輕抗爭派，甚至一些政論家，都常以這種思維去判斷和解釋自己的言行。

拙文在連登引發討論，焦點圍繞着是否應該以「敵人」的取態反其道行之。有人認為我主要是罵連登仔，因為他們中很多人都以「中共最高興」來否定一些言行。也有人指YouTube KOL經常將「中共最高興」掛在嘴邊。

前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個別政客打壓中國，就是懼怕中國發展。他們打壓得越厲害，越是證明中國成功，越是證明中國做對了。」

早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回應被美國制裁時說，這「恰恰說明我為國家、香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

幾天前，楊岳橋在訪問中說：「公民黨是被DQ大戶，六個參選者裏有四個被DQ，四個現任議員有三個被DQ。這證明我們所做的，是政權不滿的事。」

有評論人說：「中共港共最希望見到我們分裂，我們只能反其道而行之，盡量避免分裂。」

何以敵人反對就一定對、敵人高興就一定錯呢？對或錯的道理何在？親共人士中對於民主派的去與留都有人講，那是不是甚麼都不用做？

反其道而行之，須反之有理。若為反而反就是依附性思維的懶人。

我們做甚麼事，應有自己的原則和思考，不能以對方高興還是不高興去選擇和判斷言行。倘若被DQ就證明是對，那麼沒有被DQ是不是就證明錯呢？政派之間要分裂，也應是原則問題上的分裂。和稀泥的「團結」並不可取。

中共一貫宣傳：中國14億人民包括香港同胞都支持「回歸」，14億人民包括台灣同胞都反對台獨。但實際上，香港或台灣的前途，跟香港、台灣人民的利害關聯極大，跟其他14億人民的利害關聯極小。魁北克是否獨立，只由魁北克人民公投，而不是全加拿大人參加公投；蘇格蘭是否獨立，也只是在蘇格蘭進行公投。同一道理，民主派接受延任與否，也應該只在民主派的選民中求取意向，把建制派選民包羅進去，就等於把14億人包羅進香港、台灣前途的決定中一樣了。

國安法在實施前，香港民意研究所於6月15-18日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一半以上的香港人反對這項法律。但香港研究協會在7月2-5日進行民調，就有66%的香港市民支持實施國安法，因為提出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支持國安法，而是要不要通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去實施。很明顯，後者的民調是先有立場，再來設計問題，這樣的引導性問卷絕非公正。

關於立法會延期的民調，應首先問是否接受因疫情而延期不少於一年的決定；然後問在強行延期的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的全部去與留，還應包括小部份接受延任而大部份不接受這個選項。若先有立場，就同親共民調一樣了。

1946年美國外交官George Kennan從莫斯科發回長篇電文，由此而使美國開展了與蘇聯的冷戰。這位著名外交家有一句對美國決策者的警示，就是：「畢竟，在應對蘇聯共產主義挑戰中最大的危險，是我們讓自己變成了我們所需要應對者那樣。」

上面提出的各種思維，正是走進了Kennan所警示的最大危險境地。

今日議題：
◆八方雲集人事成本凍未條 餐飲市場漲價潮第一槍？速食漲到年菜配送卡關 蔡政府輕忽一例一休後遺症？一手調基本工資 一手調漲勞保、國保 勞工沒賺到？
◆謝志偉嗆李大維 英派大使不把外交部長當回事？蔡英文喊納粹風波是大人的錯 無視謝志偉嘴砲？“謝志偉心丑、張景森嘴丑、馮世寬腦丑” 蔡政府三丑？
◆遼寧艦回程將穿越台灣海峽　嗆聲蔡英文出訪？共戰共艦繞台vs.蔡英文視導阿帕契 兩岸掀烽火？許信良：蔡習會是有可能　拒答92共識癡人作夢？
◆柯文哲再戰北市 蔡英文助柯P不惜槓自己人？蔡英文、姚文智鬧僵　民進黨助柯P連任惹毛姚文智？

今日來賓：
民進黨發言人 阮昭雄
台北市議員（民） 高嘉瑜
立法委員（國） 陳學聖
資深媒體人 陳鳳馨
立法委員（國） 曾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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