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港藍家古厝③】210823 —續上篇— ◆藍雲錦 是藍鼎元六個兒子中的老大，在藍鼎元平定朱一貴後被安排來臺開墾，被視為里港藍家的「來臺定居第一代開基祖」，生平曾任福建水師提標，乾隆年間逝後更名為「國祥」，安葬在旗山鎮新光里中寮山下的「嶗碡坑」(平埔族語，意為野豬出沒處)，同治年間後代重修墓園，將藍雲錦與其子藍文俊合葬，重修墓地保存完整，至今已有二百十七年，深具歷史價值。 ◆藍元枚 字簡侯，生於乾隆元年(1736)，為藍廷珍之孫，父親藍日寵是福建銅山水師參將，藍元枚世襲三等輕車都尉一職；乾隆卅一年調派廣東擔任外海水師參將，補任海門營參將；卅八年奉旨接任臺灣鎮總兵，後又調任金門鎮及蘇松鎮總兵；乾隆四十九年擢升江南提督；五十二年正月，臺灣有林爽文倡亂，藍元枚因此調任福建陸路提督，隨後又改任福建水師提督，並出任參贊大臣。出兵攻打林爽文期間，乾隆五十二年(1787)七月病作，八月逆賊又從竹子腳、大肚溪、柴坑仔三道夾攻，藍元枚力疾出戰，結果病情加劇，後在戰役中病逝，死後受贈太子太保，賜白金千兩以治喪，並與其祖父藍廷珍同諡號「襄毅」，並稱之以「小襄毅」區別。 ◆藍見元(藍媽田) 為藍鼎元第六世嫡孫，小名媽田。道光年間任阿里港正總理，道光十五年(1835)提議興建阿里港城以為防禦，東西跨距2公里、南北跨距10.5公里，以恆春咾咕石建造，開東西南北四門，門高一丈、寬一丈五，城垣圍以刺竹，城內鑿兩尺深之壕溝，屬三級城池。現存的南門及北門門額碑可以看到「正總理藍見元」的字樣。藍見元於1838年又出資捐建義塚，據《鳳山縣採訪冊》記載「在過港仔埔港西，縣東北四十二里，縱二里許，橫半里許」，即為現在位於過江村的第一公墓。其本身逝後則安葬在今永豐、里港路口，墳塚戰後曾有重修。 ◆藍高川 字貴如，生於1872年，為藍鼎元第八世嫡孫，藍見元之孫，生父為第七代藍登座，將之過繼給官拜武都尉的族弟藍登旺。在乙未割臺後曾組織青年防衛隊對抗日軍，後因自認兵力弗如而選擇歸順；於1901年出任阿里港保甲局長，再改任阿緱廳參事，並從事製糖及開墾事業；1910年8月12日與蘇雲英(蘇貞昌祖父)等人於阿緱街(屏東市)共同創辦「臺灣商工銀行」(臺灣第一商業銀行前身)後擔任取締役(董事)；1912年任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監查役，1915年獲藍綬褒章，1921年任總督府評議會議員，1923年再獲勳六等瑞寶章，1927年因熱心公共事業受紅十字社總裁贈有功章，1928年受贈大禮紀念章。里港藍家古厝現貌即為藍高川於1923年為歡迎裕仁皇太子行啟而改建。 藍高川晚婚，前曾與臺南的黃鳳戀愛，但因門戶不對而遭父母反對，只能築屋於里港的古厝前安置直至其過世，1897年25歲再娶海豐鄭家的鄭萬為妻但未生子，數年後又娶阿里港街富商之女卜春金，另娶日本福岡的側室三治九江；於1940年3月23日逝世，享壽68歲，其一生共育有六名子女，藍家鼎、藍家精、藍家賢、藍錦綿、藍敏及藍富雪。 ◆藍家鼎(1902-1954)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科，1939年初露頭角當選里港庄協議會第2至8回協議員，自此踏入政壇，戰後出任里港第一、二任鄉長，並有多項關於水災及架橋的重要政績。 ◆藍家精(1904-1980)，字國誠，原名家禛，於1918年4月15日改名。1928年與里港名醫劉振昌次女劉美錦結為連理，1931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後，任職於高雄州廳教育課，1937年任職日本在中國的「華中派遣軍總司令部」，1938-1940年任高雄州協議員，之後擔任汪精衛政府參贊武官公署中將。還曾歷任屏東第一銀行商務董事、屏東農田水利會會長等，戰後在社會運動上頗具聲望。 ◆藍家賢是藍高川最小的兒子，因母親非正娶，直到2008年才正式認祖歸宗，雖離開里港藍家很久，但卻熱心參與藍家的各項活動。2008年重修中寮山藍雲錦墳墓時，身為虔誠基督徒的他親自參與修墳的祭祀儀式；期間也請身為縣議員的兒媳婦林亞蒓為屏東藍氏宗親會申請補助；還主持編纂《空靈跫音─里港藍家大厝內滄桑三百年》一書，對藍家掌故軼聞知之甚詳。 ◆藍錦綿，1909生，為藍高川長女，畢業於臺北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嫁給基隆顏家顏雲年之子顏德潤。 ◆藍敏(1921-2002)，日本名藍敏子，為藍高川次女，先後畢業於北一女、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海聖約翰大學政治系，並在金陵大學修習國際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為避免臺灣受到美日交戰的波及，歷時一年半自福建省徒步前往江西省向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提供關於盟軍登陸臺灣作戰的建議，並為其攜帶發報機返回臺灣。後因兄長藍家精被指控為漢奸成為戰犯，藍敏再度前往南京，並與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次子徐元德結婚。戰後曾任中華民國首任臺灣地區空軍司令林文奎的翻譯秘書，還曾投資於貿易公司及金山農場，並一度取得可口可樂的臺灣代理權。 #屏東 #pingtung #里港 #阿里港 #屏東里港 #屏東景點 #古蹟 #史跡 #historicalsite #建築 #architecture #屏東老屋 #老屋 #古厝 #oldhouse #oldbuilding #藍家古厝 #洋樓 #洋式建築 #歷史式樣建築 #historicism #勳章飾 #cartouche #山牆 #ionicorder #閩洋混搭 #三合院 #攝影 #撮影 #photography

. 【7月號 關於生活專欄】 . 最近看《我是遺物整理師》，感覺從事殯儀業者，需要有品。因為我剛辦完家父後事，體會一句俗語：「發死人財」。 . 家父離世翌日，我妹說認識的一個殯儀Agent，即時約見，想盡早計劃葬禮。甫來到對方辦公室，問我職業，我說教書，他劈頭一句：「你呢啲收好多帛金呀！」其時我不以為意，後來回想，真覺甚麼人，說甚麼話。前一日才有家人離世，一般人在傷感間，總不能理智面對後事，而來到殯儀Agent面前，更只想盡快安排妥當，讓情緒與身體稍息。於是，對方為儀式開價，你未明細節，或已首肯；其時對方一面不停大聲說「殯儀廳好難Book」，一面叫人打電話向殯儀館問位，讓家人焦急出殯受阻。然後他取出一紙表格，不停打剔、標價。 . 奇怪在，壽板——即棺木，有標價，卻從無叫我們選購；而我父是基督徒，行教會儀式，棺材本有標準，而來了一個不符規格的，是我之後搜集資料才發現的事實。Agent卻在葬禮間對不同家人自鳴得意，一時說棺木費用三千，一時又說二萬，是他「公道」收得便宜。 . 而既為教會儀式，其實中國習俗可免，比如「擔幡買水」，Agent都在表格上剔了多項，盡力收費，我都接受。而本來在表格上寫好的花牌花束，到儀式前又說不包括好些家人花牌，要另外收費，有圖有價，都是從紅磡一帶拍照，開價卻高於一般的四、五成。還未計租車、員工利是、代支雜用等等，每樣開價幾千，但利是與雜用，明眼可見，所需無幾。 . 作為逝者家人，一心只想儀式順利，也不宜爭辯價目，但我也真想請對方不要恃強聲大，人前人後強稱「收費公道」。仍有後話，是骨灰盅開價五千，我即時拒絕；而家人打算申請政府骨灰靈位，對方又說可以代辦，開價二萬！我上網一查，知道家人可以自理，僅需二千；回覆自己辦理，對方知道最後一道生財之門已關，即時冷淡。我才想到他最初的一句「你呢啲收好多白金」，是他說溜了口的歛財本色。 . 我明白，這門生意不易為，但要賺盡分毫，不無尷尬地故弄玄虛，大抵都要多收「演出費」。雖說不少從業員都像《我是遺物整理師》的主角，以良心看待生者與先人，遺憾倒是，一個半個無良商人，才教那句「發死人財」，成了民間俗語。 . ——〈有一種發財，叫死人〉 陳嘉銘 . 七月號《藝文青》已上架，可在7-11便利店、OK便利店以及各大書報攤購買。 . #陳嘉銘 #專欄 #關於生活 #藝文青7月號 #藝文青 #asartisticasyou

#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7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譴責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鴉片貿易造成的後果阻礙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而為數不多的英美商人反對這一貿易則主要是從道德的角度出發的。堅持不從事鴉片貿易的美國奧立芬商行，其主要成員是大衛·奧立芬(DavidW.C.Olyphant)和查理斯·經(CharlesW.King)。他們都是懷有強烈道德感的商人，也是基督教新教對華傳教活動的積極贊助人。該行在1836年捐出100英鎊，徵求研究鴉片問題的優秀論文，引起了輿論界的矚目。查理斯·經在為徵文寫給《中國叢報》的長信中指出，發起此一活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容忍因義士將鴉片粉飾成「無害的奢侈品」。他認為對於基督徒來說，在鴉片貿易問題上「洗手不幹」是不夠的，還應該「通過正當手段阻止這一邪惡」。因此，他們希望有人能對鴉片貿易的政治、經濟和道德後果作出透徹的研究。[7](PP413-418) 對於《中國叢報》和奧立芬商行等的批評，鴉片販子及其喉舌盡可能地予以反擊。《廣州紀事報》編者辯解說:「我們認為，中國的鴉片貿易，無論好壞，在印度商人群體的利益方面，和在中國人的品味方面，都具有強大基礎。」即使是「具有高超知識和純潔的宗教」、不斷取得「觀念的進步」的西方世界，也是「陷溺於暴力和淫欲」的，因此，「我們真的應該停止指責這種中國人惟一的奢侈」愛好。他露骨地說，「只要中國人的這種品味繼續存在，只要印度的(鴉片)生產還在準備滿足這種品味，就不會缺少販賣這種藥物的手段」;即使廣州外商停止「服務」，還會有「其他更無良心的人」取而代之。(1)與此同時，《廣州週報》的編者則認為奧立芬商行的孤軍奮戰是不會有結果的，即使當時廣州的外商放棄鴉片生意，也會有其他人來接手。他認為「中國吸食者才是(鴉片問題的)直接原因」，只要他們的這種「品味」還存在，「恐怕任何制止這一貿易的外部措施都無法奏效」，因為商業法則是，「只要存在需求，就不會缺少滿足這一需求的企業」。(2)這兩份報紙都回避了鴉片貿易與基督教道德相衝突的問題。《廣州紀事報》在1840年2月發表了將近4個版面的文章，對查理斯·經的一封抨擊鴉片貿易的公開信進行反批評，嘲笑他懷著「基督徒的貞潔」將鴉片問題作為「困難的道德問題」，還說查理斯·經「並不像鴿子一樣純潔」。[8] 為了使鴉片貿易在道德譴責面前顯得具有歷史的合理性，鴉片販子及其喉舌的一種辯護策略，是聲稱這種貿易符合用西方文明戰勝中國排外政策的進程。他們強調，由於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他們無法在正常貿易中獲益，「英國貿易商和製造商都不可能從中取得利潤，他們在廣州的代理人也無法取得任何令人滿意的結果，故這個貿易是不可能維持的」，這樣，鴉片貿易就「成為讓自由貿易商承擔合法貿易的負擔的主要途徑」。[9]他們還認為，鴉片問題誠然造成了許多罪惡，但「這是中國人為其排外的與世隔絕的政策所遭受的懲罰之一，因為如果他們不對貿易橫加措施眾多的限制，那麼這個國家的合法貿易就會更為穩定，人們就會轉而避開變化莫測的鴉片市場的風險。」[10]他們宣稱，「所有受惠於鴉片貿易的政府和群體」，應向中國政府正式遞交一份宣言書，告訴道光帝，「鴉片吸食惟一可行的治療方法是將所有的中國港口開放，使整個國家成為國際大道:新的觀念，新的需求，在大眾之中潛藏的未知活力的激發，將最終糾正這種惡癖。」[11]這種奇特的「觀念」，意在用「中國的開放」這樣一個西方長期的憧憬來掩蓋鴉片貿易的邪惡本質。鴉片販子首先要面對道德譴責，是因為鴉片作為一種毒品，給吸食者帶來精神上和身體上的雙重毀滅。清政府早在1799年就將其確定為害人的毒品加以禁止，中國民間也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於這種毒品的抗議與憎恨，這都是人們熟知的事實。在英國，將鴉片作為毒品看待，也是一種普遍的認識。[12](PP1-23)曾任東印度公司廣州特選委員會主席的馬治平也說過，「除了少量當作藥物使用的情況外，鴉片只能被看作一種致命的毒品」。[13](P22)英國人湯瑪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y)的《一個英國癮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於1821年在英國發表，《中國叢報》在1840年7月將其重新發表。該文通過作者的切身經歷，詳細描述了他成為一個鴉片癮者的過程，證明了鴉片對人身心的摧殘，是一篇具有廣泛影響的文章。《中國叢報》還發表了其他一些文章證明鴉片的毒品特徵。當時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說明了鴉片的性質。1834年，一位叫派勒梯耳(M.Pelletier)的化學家報告，在鴉片中發現了一種新的晶體成分，他稱為「類嗎啡」，儘管結構與嗎啡相似，但化學性質則不同;它在人體組織中具有「顯著的活性，只要很小的劑量就能殺死一條狗」。(1) 因字數限制，請移步知史Facebook閱讀全文，謝謝！ #知史 #長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 #林維喜案 #林維喜 #林則徐 #禁煙 #禁毒 #日誌 #知史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