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壯志未酬

先前的描述有提到：北伐成功的國民黨內部分成四大軍系。
會發生這種「黨內有黨」的現象，最主要原因是：國民黨是與其他勢力合作下才擊敗北洋軍閥。

最初的國民黨只擁有廣東一省，在接受蘇聯援助後開始發展專屬於黨的軍隊，這就是中央軍的由來(但即便是中央軍，卻又有區分，最根正苗紅的中央軍要從黃埔軍校畢業，因為老蔣是黃埔軍校校長，只有子弟兵他才足夠信賴；而中央軍另一主要派系─廣東部隊，他們其實比起晚成立的黃埔部隊更具戰鬥經驗，但在蔣介石崛起後，他們就漸趨弱勢)。
此時，鄰近的廣西省在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紘這三位少壯派軍人合力下統一，他們後來選擇與國民黨合作，成為國民黨北伐的其中一支力量。由於廣西省的簡稱是「桂」，所以這一派力量又被稱為桂系。
等到國民黨要跨過長江以北對決北洋軍閥中的大Boss─奉系張作霖，盤據西北的馮玉祥，以及立足山西的閻錫山，也加入國民黨的行列。於是幾個新生軍閥合力擊敗老字號軍閥，這讓國民黨能在短時間，以絕對劣勢的兵力最終在表面上統一中國。可在擊敗共同敵人後，曾經合作的夥伴很快因為利益分配而關係緊繃。

四大軍系中，桂系的勢力膨脹最為可觀。北伐前，該勢力只握有廣西一省，北伐後，它卻掌控：廣西、廣東、湖南、湖北、北平及天津一帶。在長江以南的影響力，甚至超越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這讓老蔣相當眼紅及不安。另外，該勢力曾在蔣介石北伐吃敗仗的時候，趁機逼他下台，這個屈辱更是讓老蔣懷恨在心。加上桂系雖然擴展迅速，但論兵力，卻是四大軍系中的弱勢(大約只有20餘萬，而且分散在各處，而老蔣的南京政府大約掌握約50萬的軍隊)。所以當老蔣決定削弱其他派系勢力時，桂系就成為首先被開刀的對象，這就是國民黨北伐後的第一場軍事內鬥─蔣桂戰爭。
當時蔣介石決定重點攻打湖南、湖北兩省，這樣就能把桂系的勢力攔腰截斷，鮑爾也因此趕赴前線為戰局提出規劃及建議。
其實蔣桂戰爭爆發時，桂系三大領袖並無一人在前線指揮(李宗仁在上海、白崇禧在香港，皆為躲避蔣介石的暗殺，黃紹紘則是留守廣西大本營，對湖北戰局是鞭長莫及)，桂系軍隊在欠缺指揮的情況下迅速敗退。個人認為：就是因為戰局迅速底定，鮑爾對於戰局的影響性可能不大。但對鮑爾而言，這卻是闊別已久的前線體驗，而且正因勝利來的如此之快，讓輿論界讚揚鮑爾來華的工作成效，成為他軍旅生涯的最後榮耀。

「最後」榮耀？
是的，各位沒看錯。就在蔣桂戰爭期間，鮑爾竟然染上疾病，雖然立刻送到上海接受治療，但病況卻迅速惡化，眼看就要撒手人間了。
根據官方紀錄，鮑爾是死於天花。但坊間有不少謠傳，說是軍閥忌憚鮑爾對蔣介石的幫助，所以透過下蠱的方式毒殺鮑爾；我還看到有說法是有人透過熱毛巾，讓參與宴會的鮑爾使用後中蠱，導致他迅速發作死亡。
套一句廣告台詞：別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要我說，軍閥真正該忌憚的是蔣介石，要殺也是先掛掉老蔣，怎麼找個德國顧問下手？就算老蔣防衛嚴密，相對不好下手(但如果熱毛巾的暗殺方法屬實，我覺得如此詭異莫測的方法，只怕是防不勝防吧)，那也該毒殺其他領軍將領更實際呀！鮑爾一不是首腦、二又不掌兵權，殺了他對整場戰局也不會有太大影響(事實證明，鮑爾4月因病重而臥床不起，中央軍依然勢如破竹，鮑爾後來在5月過世，蔣介石依然在6月份就擊敗桂系贏得勝利，由此可見鮑爾的影響性並不關鍵)。

知道自己時日無多，鮑爾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為德國顧問團留下重要交待。
他囑咐航空顧問傅赫斯：「空軍在未來的戰爭中極為重要，希望中國與德國顧問合作建立現代化空軍戰鬥部隊。」
接下來，他對前來探病的老蔣說：「希望委員長能照顧我的家人。」
蔣介石看著昔日出力甚多，如今卻命不久已的顧問，連忙答應：「我必善待之。」事實上，蔣介石在鮑爾死後，立刻任命鮑爾之子擔任隨行顧問，並負責與德國聯繫的職務。蔣介石對鮑爾之子的器重，一方面是實踐與故人的約定，另一方面，也是當初鮑爾與其極為合拍的共事回憶，讓老蔣對鮑爾之子多幾分信賴。

1929年5月6日，德國顧問團總團長─馬克思‧鮑爾，病逝於上海。蔣介石對此表示：「鮑爾的去世讓我感到無比孤獨。」
鮑爾來華任職時間不到2年，如此短促的時間自然未能完成他對中國軍事宏偉的構想，但在他披荊斬棘的排難意志，加上多方面靈活應變的手腕，讓中德合作在眾多組立即杯葛中順利啟動。而他任內開展的諸多工程，將在未來逐漸完工，並且成為日後其他德國軍事顧問大展拳腳的基礎(例如後來在中原大戰以及剿共出力甚大的空軍，就是源自鮑爾的規劃)。
我相信對於自己的突然逝世，鮑爾一定充滿遺憾，但他在人生的尾端，能在合適的舞台上展現才華並深受肯定，這卻又足以寬慰。世事難以盡善盡美，鮑爾能溜下他的英雄事蹟，甚至是影響當時中國10多年的軍事發展，我想他仍是亂世中的幸運人物吧。

圖片為：鮑爾與蔣介石的合照

話說，大陸已經送左百幾個有經驗嘅醫護人員去武漢，睇到我好感動，差點感動到失禁。

但錯L晒囉唔該🙄

首先，班專家係要齊聚，呢點正確嘅。但唔係去武漢，而係去北京— 設立全國防治政策中心，直接指揮和監控全國疫情及傳播情況。武漢？你就算罷啦，對於已經大規範擴散嘅地區，咩專家都冇符，日日在社會媒體叫叫春、搞「武漢點贊」做一下面子工程就行，反正人是不會死光的，總有些人帶有抗體能活下去。將來有咩生還者，記得鎖起佢，呢啲係靚器官，當貢品獻給中央，中南海重重有賞。呃... 說遠了，簡單來說就是讓專家團隊去嚴防各地爆發，每縣每區每省各設隔離區，外駐解放軍，逃逸者何君堯式殺無赦，再派坦克巡街，不戴口罩者、隨地吐啖者馬力式「碌豬」處理（出賣年齡時間：記得馬力是誰嗎？）。大家要有心理準備這病無藥可醫，只要令新增感染者降至零就算是解決了。

當然，想要了解疫情進度，數據是很重要的，而中國另一個大問題，是地方官員漏報。解決的方法很簡單，成立「維尼中央出巡糾察隊」（簡稱：中出隊），所有隊員配備「維尼純金蜜糖罐」巡察全國，所有漏報官員以開live形式用金蜜糖罐砸死，央視24小時不停重播，然後副官直升坐正，鼓勵督灰再加KY Leung 的689基金現金獎勵（打錯字添），爹親娘親不及人民幣親，順便也換下血打擊政敵，百利而無一害。什麼？萬一殺錯好人怎麼辦？共匪有好人，我都係處男，反正每一個共匪，跟芝麻仁一樣，沒有一個是蘑菇的，安啦～

有正確的數據、有經驗的人才、有強權的政府，防疫易如反掌。這就是獨裁政府的好處，駛L好似香港咁，對住啲廢老死都唔戴口罩卻又束手無策咩～

最後，類似林鄭呢啲口講就話緊，但一見到大陸人會鬆，陰啲陰啲用人道理由來香港（簡稱林鄭陰道） ，呢類狗官第一時間就該處決。全國大城都在嚴陣以待，你卻一人陰道鬆弛，玩野咩八婆？！

#初一就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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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1966年小年夜這場大火的災情嚴重，多達51人死傷，再加上發生的日期恰好和火警專線119一樣，於是讓不少人誤以為我國的119專線是源自這場火災，但事實上，我國的緊急報案電話119與110專線早在1959年12月1日就已經啟用了。

1966年1月19日下午，位於台北市中華路與衡陽路交叉點新生大樓的萬國聯誼社發生大火，並波及隔鄰的新生戲院，整棟新生大樓毀於一旦。

1966年1月19日（農曆12月28日；小年夜）下午1點50分，台北市西門­鬧區發生台灣光復以來市區內最大的一次火災慘案。位於中華路與衡陽路口的新生戲院、萬­國舞廳和渝園餐廳全被大火吞噬，而位於新生戲院樓上的萬國舞廳，有許多小姐和舞客被­困在火場，英勇的消防人員也有數人死傷。由於台北市的西門町是最熱鬧的市中心，大火發­生後，約有數萬人在現場圍觀。

火苗最初由四樓萬國舞廳與五樓渝園餐廳中間發出，台北市的消防車全部出動，極力救災滅­火，但由於水壓不足加上消防設備過於陳舊，水龍只能噴到三、四樓的高度，結果造成這棟­六樓建築物四樓以上成了一片火海。位於大樓下的商店，紛紛把財物搬到中山堂旁邊。

最後，在51輛救火車與數百名消防人員的奮勇搶救下，大火才被控制住，直至下午六點，­大火始告熄滅，但新生戲院已被燒成空骨架。總計這場大火造成29人死亡、25人輕重傷­、財物損失約六千萬元，起火原因為電線走火。

當年身為台北市消防隊第三分隊的隊長曾光榮，在救災時為了搶救新生戲院頂端樓層的受困­者，自己跳上了雲梯車，但由於操作不當，結果不幸從雲梯車的懸臂車廂摔落而當場殉職。

半世紀前台北市西門鬧區的這場大火，促使政府開始重視消防連絡措施。有人說事發日期（1月19日）是119專線的由來，不過，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官網所述，我國「119」報案專線的由來如下：

「119」是我國各地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受理民眾電話報案的緊急專線，源自於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大隊，其參照日本的消防制度，成立「119」勤務指揮中心，同時推展至全國各地。有關「119」由來的說法，說明如下：

（一）「119」符合漢字諧音「要、要、救」， 發生火災時，只要想到「要、要、救」，就可馬上聯想到要撥「119」火災電話報案了！另因「119」其國語諧音為「一一救」；意即只要民眾有任何困難，只要撥電話「119」，就會有消防人員來幫忙。

（二）世界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縮寫為ITU）根據國際標準化管理的要求，為了避免火警電話用「0」號開頭與其他通訊服務而相互影響，於是建議世界各國火警電話採用「119」號碼。因此，台灣的緊急報案電話便在民國48年（1959年）12月1日起，就將火警改為「119」、盗警改為「110」。

（三）國內在參照日本消防制度之後，民國59年（1970年）3月成立「119」勤務指揮中心，從這一天起，只要撥「119」，消防人員24小時都會不畏危險為民眾提供服務。

後來該處改建為新聲戲院，但新聲戲院從1968年落成啟用後就不斷傳出鬧鬼的消息，現­在西門町著名的老天祿滷味，最早就是在新聲戲院裡營業。經過了20年，就在1988年­5月7日，祝融竟再度造訪此地，新聲戲院被燒成了廢墟，而老天祿則遷移至武昌街二段現­址。

新生戲院是台灣在1950年代最豪華的電影院，位於中華路東側，與一般我們傳統認知的電影街（中華路西側）不同。這家戲院從興建開始就是個超級大違章建築，負責人周陳玉樹是當時台灣地產業和戲院業首富，他出身貧寒家庭，父親賣擔仔麵，他負責替客人送麵。但他運氣特好，讀國民學校時的老師游彌堅，日後去中國投靠了老蔣，成了「半山仔」（半山仔，簡稱半山，意指原籍台灣，但在台灣日治時期前往中國（俗稱唐山）旅居，然後在台灣光復後返台的本省籍國民黨人士），戰後回台成了接收（劫收）大員，擔任台北市長，直到1950年由黨外的吳三連接任。

由於「半山」在接收時，握有很多日人遺留下來的土地和房屋，以修理收音機為業的周陳玉樹，就改行從事房地產買賣，與游彌堅拉上關係，在台北市區大興土木，蓋造新屋後出售圖利，雖然官司不斷，但因為後台夠硬，始終逍遙法外。

周陳玉樹的房地產與戲院霸業，真的是「成也靠火，敗也靠火」。1949年成都路大世界戲院隔壁國際飯店失火，他靠著在災後的廢墟裡興建二十多棟樓房發跡；之後又在西門町到處以低價購進日本留下的房地產，拆除重建後高價售出。

1954年10月9日，他看中了新生大樓現址這塊395坪的土地，竟有辦法讓省營的台灣新生報（接收自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經營的《台灣新報》），把這塊地租給他新設的新生營業公司。條件就是由他免費替新生報蓋一座大樓，其他土地則給他蓋新生戲院，經營20年後再無條件送給新生報。

新生戲院是戰後全台第一座超過20公尺高的大廈，也是第一座採用波狀鋁皮鋼架的建築。工務局原本核准的建照是五層樓，用途是戲院，但1955年12月8日，業主又要求變更設計，申請增加餐廳、舞廳和百貨公司等用途，由於安全問題，歷經台北市工務局黃千里、莊琮耀和林永倉三位局長才核准。

臨衡陽路的百貨店及餐廳部份採用鋼筋混凝土，臨中華路的戲院部份則用波狀鋁皮鋼架。這種建築的特色就是牆壁不用水泥和磚，而是用波狀的鋁皮於外，中間夾裝木板，再用隔熱及隔音甘蔗板裝飾屋內，所以戲院雖位於西門町鬧區車聲鼎沸的中華路旁，坐在裡面卻完全聽不到戶外的噪音。隔音設備超好的新生戲院，讓觀眾更能享受看電影的樂趣，周陳玉樹因此由房地產大亨進而成為電影大亨。

於是他趁勝追擊，買下武昌街二段兩側的茶葉工廠，在台北戲院旁蓋了二十幾棟樓房，又在台北戲院右對面蓋了樂聲戲院和毗連的樓房，多餘的地皮賣給豪華戲院，然後將樂聲與豪華之間的另一塊地皮，賣給煤業大亨李建興蓋日新戲院，西門町的電影街因此形成。然後他又轉戰圓環附近的寧夏路，興建國聲戲院。

但新生戲院的波狀鋁皮鋼架建築雖超級耐震、隔音佳，卻不防火。九年之後，周陳玉樹的「好運」終於被自己消耗完了。

新生戲院原先設計的樓梯就僅有三座，戲院這邊靠中華路二座，靠秀山街那邊一座，遇緊急事件時疏散就很勉強了，大樓後來增加了用途，一樓是建新百貨公司，二樓是凱莉咖啡廳，三、五、六樓是渝園餐廳，四樓為「萬國連誼社」（萬國舞廳），大樓內這麼多營業場所，卻只能共用一座樓梯和一座電梯。

早在1957年1月8日，在新生戲院旁的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議會舉行第三屆第七次臨時大會時，市議員黃奇正、陶佩潛、陳愷、趙邦平、方志平、蔡永、王振堯等二十餘人，就輪番抨擊高玉樹市長對新生戲院的安全問題拖延放水，高市長也反駁說新生戲院開幕以來，發現了許多問題，他自己也深感不滿，已指定工務、警察兩局，會同其他有關單位成立小組，對戲院作全面檢查後要求戲院作一次徹底的改善。

但這一「改善」就是9年，1966年1月19日（農曆12月29日；除夕) 下午1時50分，新生戲院正在播映福新公司出品，林福地執導，陽明與焦姣主演的第一部國語片《海誓山盟》，大火忽然從靠衡陽路那邊的四樓樓梯口儲藏間竄出，旋即迅速延燒，由於整棟大樓外牆完全沒有窗戶，還蓋上一層巨幅電影廣告牌，消防水根本無法灌入，只能放任火焰在內燃燒。

衡陽路這邊又只有一座樓梯與一台電梯，結果樓梯被大火截斷，電梯則因停電而無法動彈，新生戲院這邊的安全門又無法打開，造成四樓萬國舞廳和五樓渝園川菜餐廳全毀，裡頭幾乎無人能倖免。幸好火災發生的時間是在下午，餐廳裡沒客人，舞廳裡的客人數目也不多，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大火發生時，台北市警察局、憲兵隊、警備總部派出大批治安人員，北起西門圓環，南至衡陽路與延平南路交叉口、東自武昌街與中華路口、西至桂林路，整個西門鬧區全部戒嚴，連所有平交道柵欄都一律放下，禁止行人越過中華路，以免因圍觀而造成交通阻塞。台電城中服務中心也切斷西門鬧區的供電。

台北市警察局出動了全市26部防車，加上陽明山、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等警局支援的24部消防車，松山機場也支援了三輛空軍所屬的泡沫消防車。所有北台灣能動用的消防車都來了，但最高的水壓只能射到35尺（約3、4層樓的高度），而新生戲院卻高達60尺高（6層樓）。等到下午六時，警方宣布：「火勢已被控制」，但此時新生大樓已幾乎被燒光了。

晚間消防人員清理現場，在四樓萬國舞廳內發現連性別都無法辨識的焦黑屍體24具，六樓渝園餐廳2具。台北地檢處首席檢察官焦沛樹於在九時，率領檢察官曾丁壽、胡致中、王剛及法醫高坤玉、宮可仁，指揮警員在火場勘驗，並將屍體一一編號，然後送往極樂殯儀館及市立殯儀館料理善後。

經過反覆查證終於確認死者身份，有24人死在四樓萬國舞廳，有2人死在六樓渝園餐廳廚房，還有4人則是跳樓後分送台大及馬偕醫院不治。另外消防隊小隊長曾光榮在雲梯上，被跳樓的萬國聯誼社職員唐進之拖到地上，送醫後也宣告不治 。

1966年2月17日台北地檢處檢察官蘇嶸華、曾丁壽、胡致中、王剛等四人專案偵查終結，以被告周陳玉樹既以新生戲院用途申請建築及使用，卻將大樓二、三、四、五、六樓之部分，分別出租他人開設凱莉咖啡廳、渝園餐廳、萬國舞廳等公眾聚集場所，又將六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門及五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梯堵塞，致火災發生後造成重大死傷慘劇，實難卸其過失致人於死傷之刑責，惡性殊屬重大，請科以重刑，以昭儆戒。另外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業務經理謝培松與總經理徐芝珊，也被一併起訴。

由於起訴的同時，受難者與萬國舞廳和新生戲院已達成和解，業者發給每名死亡者二萬五千元，家屬中無工作能力者（男子60歲以上，女子50歲以上，小孩18歲以下）每名在加發撫慰金五千元；殘廢者比照死亡辦理；受傷者醫療費概由業主負責。

1966年4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依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判刑四年，業務經理謝培松，總經理徐芝珊各依過失致死罪判刑一年，新生大樓業主周陳玉樹則無罪。承辦推事陸祖光指出：「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被告周陳玉樹否認堵塞五、六樓太平門及太平梯，稱均係該大樓承租後所為，與他無關。查渝園餐廳經理周毅，在檢察官調查時稱：『五樓通往新生戲院原有一門，是我們圍的。』與被告周陳玉樹所供相符，可見與周陳玉樹無關，應予諭知無罪之判決。」

周陳玉樹被宣判無罪後，將新生戲院拆除重建，改名「新聲戲院」。雖然鬧鬼的謠言不斷，但其實新生戲院大火罹難者中，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是電影觀眾。不過生意會差，是有比鬼更可怕的生物。

1981年3月24日，少女王代麗中午在看《天才開溜》時，放在座椅扶手上的右手掌被重達一台斤的大老鼠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而驚動了鄰旁的觀眾，大家都站起來要幫忙驅走這隻兇悍的老鼠。但這隻大老鼠卻不怕人，鬆了口卻依然在座位間穿梭竄走，吱吱大叫。王代麗趕緊到國泰綜合醫院敷藥，並打了破傷風預防針。

新聲戲院王姓負責人卻發表聲明：「應該不是老鼠，而是被貓咬傷，因新聲戲院裡有四百多隻貓。」問題是戲院裡又為什麼要有這麼多隻貓？不過是貓是鼠，有鬼沒鬼都不重要了，因為新聲戲院與新生戲院一樣都走入歷史了，如今這裡已是錢櫃KTV。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