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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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政經八百政字標記
〔#政教關係面面觀 #從塔利班看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追求政教合一的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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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月來國際矚目的焦點，無疑是塔利班政權再度控制阿富汗，2001年倒台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重新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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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伊斯蘭社會屬於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涉入政府各個部分，伊斯蘭教的領袖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更是一切法律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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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竄起的塔利班也不例外，他們以建立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為號召，在1996年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酋長國，以嚴厲的伊斯蘭律法統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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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政教合一跟政教分離究竟差在哪？國教又是什麼？本周我們就從阿富汗出發，來帶各位壯士了解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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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關係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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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宗教間的關係，一直是西洋政治思想界熱切探討的議題，過往曾有「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的論點，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也曾提出政教分離三個基本原則，主張政治與宗教應明確地劃分彼此的任務與責任，互不介入與干涉。然而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在現實上往往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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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將參考日本學者小原克博的觀點，將政教關係分為三種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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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會主宰國家政治的神權政治，宗教的權威與政治的權威完全融合在一起。
2、國家與教會建立同盟關係，並且透過法律來規範兩者的關係。
3、為保障信仰自由，宗教與國家分離，國家亦不得介入教會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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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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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神權政治，英語為theocracy，是希臘文中神(theos)與權力(cracy)的結合，國家元首為神的代理人，具有神聖性(divinity)且為宗教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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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第岡是天主教唯一的神權國家，國家主權來自上帝，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皆集於最高主權（上帝），再交付給人間代行天道者（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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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塔利班新政權或許也將成為神權政治的代表，塔利班官員先前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明確表示，未來阿富汗將由治理委員會謹遵伊斯蘭律法來治理國家。最高領袖艾昆薩達（Haibatullah Akhundzada）將成為宗教領袖。而女性工作權、受教權及衣著等相關規定，都將交給伊斯蘭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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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教會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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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教會透過法律規範兩者的關係。一種是透過法律承認教會的地位，另一種則是基於多數國民有共同信仰，以立定國教的方式，給予教會一定的特權，例如英國、丹麥及多數的伊斯蘭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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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別注意的是，設有國教的國家並不等於神權國家，也不代表國教受到政府控制，只是政教並未分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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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國家中，國教被視為形塑國家認同的一部分，教會也是國家體系的一份子，神職人員多半直接由國家所聘用。只不過教會在各國地位也有落差，例如丹麥的信義宗教會欠缺自主組織架構，反觀希臘的教會自治程度則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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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措施包含：教會自治、承認宗教婚具效力、宗教教育列入國民教育必修課程、禁止褻瀆神明或禁止勸誘改宗等等。但也常衍生不少爭議，尤其是國家價值和宗教自由產生衝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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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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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離顧名思義，追求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分離，認定世俗政治與宗教組織相互獨立，國家應秉於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在宗教事務上採取中立態度，無論任何教會組織，皆平等視為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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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也禁止任何教派插手政治事務，神職人員必須退出國家組織，有些國家甚至會以憲法或其他法律加以落實這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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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實際運作上，政教分離國家仍有許多樣貌及差異，小原進一步將政教分離制度區分為三種模式：完全分離制、敵對的分離制以及寬容的分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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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是恪守完全政教分離的代表國家。在1905年頒布政教分離法後，憲法明定共和國保障宗教自由，但對各種宗教維持中立，不在經濟上扶持任何特定宗教，教會的功能僅僅是私法人，不得掌握任何政治或行政權力。近年更是積極試圖消除公眾領域中的宗教符號，衍生出不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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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敵對的分離制常見於冷戰時期的共產國家，由於共產黨信奉無神論，因此視教會為敵對的存在，自然不容許宗教影響人民的政治生活，更甚者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削弱教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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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寬容的分離制，又稱條件式政教分離，典型的例子則是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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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一戰後正式實行政教分離，憲法中雖承諾中立對待宗教和世界觀，但這個「中立」並不等於國家要對宗教敬而遠之，相反的，國家反而認為宗教能夠對社會團結做出貢獻，因此國家和宗教可以進行夥伴式的合作，例如國家可以資助宗教團體所設立的醫院或社會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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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國家和教會的密切合作，是和法國嚴格的政教分離不同之處。德國基本法所確立的政教體制是既有教會與政府的分離，但又同時透過憲法保障政府和教會合作方式，這是在保有國教和嚴格的政教分離之間走出的折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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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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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簡單的介紹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更了解政教關係的各種型態？我們不僅希望大家多多關注阿富汗的後續動態，也要澄清一個概念：伊斯蘭律法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法體系，在現實中如何踐行，高度仰賴執政者的詮釋角度，因此不能將塔利班的詮釋化約為是所有穆斯林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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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塔利班政權對於伊斯蘭教法的執行採最嚴格的詮釋，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公開處決、石刑和鞭刑將在阿富汗重現。更令人憂心的是阿富汗的女性處境，日後不僅必須穿著遮蓋全身罩袍才能出門，工作、教育以及獨自外出的權利恐怕也會遭剝奪，前景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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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秀蓮警告別再刺激大陸，
也提出無論是傳統反共的「中華民國」派，
或者是現在蔡英文用「中華民國」借殼台獨的「中華民國台灣」派，
都必須面對大陸及國際社會是否接受，
尤其是台灣沒有能力對抗大陸的現實。

但呂秀蓮提出的解方，
其實也還是老套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希望透過住民自決宣布獨立，
並且錯拿琉球（沖繩）作例子，
以為琉球歸屬是經過琉球人民自決，
其實琉球從來沒有公投過主權問題，
而是美日私相授受，
就把琉球連帶釣魚台做給日本。

按戰後聯合國大會形成的國際共識，
琉球應比照越南、朝鮮都予以獨立，
反而本就在中國治下設郡縣的台灣，
因為日本侵略戰爭才被割讓，
就該和香港一樣回歸祖國。
如果連琉球該獨立都沒獨立，
國際社會怎會承認台灣獨立？

呂秀蓮思想的務實地方，
在於了解台灣絕不能與大陸搞對抗，
更清楚一旦把美國勢力拉進來，
只會製造大陸動武的藉口，
美國又不會真的幫助台灣獨立。
但她以為只要宣布和平中立，
大陸就會允許台灣獨立，
仍是低估所有中國統治者的大一統決心。

大陸雖不能接受台灣獨立，
但可以接受「高度自治」，
以香港而言自治權還大於美國的聯邦州，
台灣地位更是本就比香港高。
另一「深綠」辜寬敏提出「兄弟之邦」，
也是知道不能挑釁大陸，
所以提出用每年「納貢」換取「老大哥」中國同意，
就讓「小弟」台灣做一個安份的小國。

但與其維持這種「面子」，
何不堂堂正正與大陸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大家談「台灣方案」的裡子，
爭取台灣保持高度自治，
又能加入中國崛起的最佳方案？
所以施明德才說，
不要聽到「一國」、「一中」就抓狂，
那只會凸顯智淺量狹，
因為「一國」可以鬆散可以緊密，
關鍵是透過九二共識，
兩岸實質簽署協議，
大陸已承認台灣「治權」的存在。

可惜台灣多數人都是智淺量狹，
只是拿「抗中」當選舉籌碼，
靠「親美」獲取私利，
台灣經濟發展的生路，
都只是他們玩弄的選舉話題，
最後搞到兩岸只能攤牌的境地。
可喜的則是因為如此，
大陸少了真正有智慧的「台獨」對手，
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
海峽兩岸因此更不會分裂，
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