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現象，如果真的還有一個點該談，卻沒有被談的。

我覺得就是「葉公好龍」。

徐巧芯、羅智強、趙少康，這幾個人都是希望積極主動搶食「不滿民進黨」這塊大餅。疫情嚴重影響全球經濟，沒有一個政府倖免被抱怨的狀況，本來就不可能大家都滿意。

他們不承認國民黨整個黨在國家認同上就與台灣產生歧義，對美政策、國際地位被這些立場上，都被台灣人民否決。

他們自己沒問題，問題都是民進黨。

雖然其實做出決定的是台灣人民，所以如果國民黨自己沒有錯，那...。

不管，他們也把台灣主體意識與國民黨漸行漸遠，詮釋為民進黨的「洗腦」與「教科書」，而國民黨在國家願景上的「空洞」，他們用態度來填補。

雖然這完全是深藍自我催眠的被害者情節作祟，但這部分我們先按下不表。

因此他們很主張要「戰鬥藍」。戰鬥藍的戰鬥，比較是態度，而不是內容。

所以什麼都可以戰鬥，什麼都要反對，廣義的一般大眾，本來就不見得能、會，跟上整個政治論述的繁複邏輯，就算如國民黨這般簡易的。

直線思考仍然佔大宗，A-B，差不多這樣就緊繃了。

他們要展現的，他們希望他們的群眾看到的，以及，大眾，看到的，是他們「不服輸，戰到底」的態度本身。

民進黨政府採購的疫苗，到貨慢，他們就說民進黨擋疫苗。民進黨美日關係好，他們就說你親美媚日。兩岸關係冷，他們自然就要主打自己才能處理好兩岸關係。

遭遇到每個議題，似乎都有個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反射性反對的立場，只要抓緊了與你民進黨在光譜上最極端的對立面就好。

什麼東西都是信手捻來，夾到籃裡的都是菜，天文地理臭水溝都能講，因為逢民即反的政治思考很膝反射，很廉價，也很量產、很迅速。

但問題來了，不是每個人都像他們這些戰鬥藍一樣。

遇到像是張亞中這種念茲在茲，就只有兩岸統一的真統派、真極端派，這群「戰鬥藍」就顯得都是假貨了。

所以不斷召喚「戰鬥藍」的「戰鬥藍們」，召喚來了真正的「戰鬥藍」，要拿著國民黨的統派立場來去跟中共談統一的張亞中。

某種程度上，張亞中不只是代表著統派嗆獨派「有種你就宣佈台獨啊」，張亞中甚至也代表著明統嗆暗統「有種你就去談統一啊」，在張亞中的狀況裡，可能更是「在這裡我最有種，要談統一，就該讓我來！」

對真統派來說，台灣不見得授權他去談統一，但只要國民黨授權他去，就成了，國民黨在全國各公職得到的選票，就是他去談統一的民意背書。

其實，這也是國民黨內部，明統派的崛起，而且這不是開玩笑的，三成的黨員票是很堅實的支持基礎。

而這個明統派的崛起，對台灣國家是帶著立即危險的。

這表示，一般人投給任何一個地方國民黨籍里長、國民黨籍議員的票，都將會是為助長日後極統派國民黨人前往中国談判統一的籌碼。

徐巧芯羅智強這些人整天要走極端偏鋒，結果召喚來了張亞中這個真正的極端統派。

這也是為什麼，趙少康在最後幾天反而急了。

為什麼幾乎所謂的「戰鬥藍」，都是力挺朱立倫的國民黨公職？

就是因為，這些人在國民黨內最焦慮，他們急於要國民黨有個可以與民進黨抗衡的氣力，但他們苦於國民黨在2021的現在，已經論述破產、中空了。

所以他們在「態度」上的極端，沒有「立場」上的極端來支撐。但也因為如此，他們的立場，就被張亞中這樣的真統派，代言了。

這些人真的遇到民意考驗時，全都被打回原形，別的不講，就說2022的地方首長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敢不敢踩像這樣的深藍立場？

所以他們表面上是「戰鬥藍」，事實上，就是假貨，假戰士。他們不敢真的為自己的中國人認同做出相對應的付出與犧牲，嘴巴上講講是最緊繃了。

而假戰士，遇到了真戰士，隨時能上場談統一的張亞中。

他們自然是又驚又怕，自然是防張亞中比防蔡英文還嚴陣以待。

但現實卻是，張亞中已經參選了，已經拿了3成票了，這組織拉不回來，大頭控制不了的黃復興票，已經連續三次違抗軍令了。

身為民進黨人，我的立場一向是，政黨競爭不讓我憂心。

讓我憂心的是政黨對台灣的不認同，持續成為影響最基本的政治判斷與資訊。

所以，只要在台灣的政黨，都能認同台灣，為台灣謀福祉，而不是運作讓台灣被中国併吞，才是台灣之福。

誠摯希望，看到這樣的發展。

※

基隆市議員 張之豪

PS。

1. 照片是昨天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副代表橫地晃先生來民進黨基隆市黨部參訪時的會議照片。
2. 這篇文章，是我在閱讀鏡週刊這三篇深入報導的感想（我也有受訪）。鏡週刊的人物組的報導，一直都非常切中要點，觀察敏銳、文字巧妙。我剛才為了讀這篇報導而加入會員，建議大家都去加入會員，以後才有這麼好的報導可以看。據說下個月開始要收費了，所以要當免費仔就是趁現在。 文章連結： 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10928pol001

譚新強：不要誤信金融危機是好事！
文章日期：2021年9月24日

【明報專訊】約5年前，我已開始提醒中國經濟有「四大危企」，都是萬億債務級企業，且大膽直接說出了名字：萬達、安邦、海航、恒大。其實增長太快，且債台高築的企業當然遠不止此四家，但這些都是較多海外投資者熟悉的民企，幾位老闆（和家人）都曾叱咤一時，甚至曾位列首富，經常穿梭於金融和娛樂版新聞。

提出「四大危企」後不久，其中三家就陸續出現問題。萬達的問題最輕鬆，只需減肥瘦身，賣出大量資產（但累了富力），即能勉強活存下來。安邦可能是四家中最虛的，所以下場亦最慘，整家企業幾乎完全消失（包括老闆），剩下來的業務，收歸國有；最厲害的是安邦一案，可說間接使保監與銀監會重新合併起來。海航的結局，可算在安邦與萬達之間，接近全面破產，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但部分核心業務如海南航空，仍在正常運作。

料恒大結局接近海航安邦

從前我每月回內地公幹，在不少公開場合我都提到此「四大危企」論。我一般都會「自嘲」預視能力有限，四家只能猜中三家，非常佩服恒大，竟能一直屹立不倒！但要來的始終是要來的，近日中國經濟正頗急速放緩，同時銀行正在收緊按揭，導致恒大財務狀况急速惡化。估計恒大總債務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單是海外美元債已200多億美元，佔整個亞洲企業高息債約10％，所以近日引起全球投資者關注，連美國股市都受到些微影響。

恒大絕非大到不能倒，反而是大到必須倒。國際傳媒不斷以雷曼與LTCM作比喻，雷曼當然代表嚴重性足可引發全球金融海嘯，LTCM稍為好一點，只導致短暫恐懼，但無長期傷害。其實LTCM危機反而迫退了索羅斯等對亞洲經濟的襲擊，間接幫了整個亞洲。

恒大是一家純粹中國的房地產企業，除海外債之外，與國際金融系統的關連極少，怎能與雷曼以至LTCM相比。較適當的比較，應該是其他三家中國危企。恒大情况肯定遠比萬達嚴重，我相信結局將較接近海航和安邦。近日已有傳聞政府將介入處理恒大重組，必將出售大量資產，跟債權人展開談判，拆為數家公司，最後甚至收歸國有。

我非常贊成處理恒大和其他槓桿過高的企業，打破財富產品剛兌的道德風險問題，更是我多年來一直呼籲的正確行動。但我仍然非常擔心兩件事，第一，我已多次苦口婆心提醒過，即使很多過去一年出台的政策，包括處理華融、恒大等這些高危企業，整頓教育、遊戲、電商，以及所有互聯綱平台企業的所謂壟斷性和數據權利問題，都有一定道理，共同富裕更當然是所有人都認同的美好目標。但關鍵問題是時間點和速度，是否與因防疫封關，加上受到過去幾年美國針對中國的無理霸道政策，因而不幸墮入圍城受困心態？有否足夠周詳考慮這些幾乎同一時間出台的政策，對中國經濟和未來發展的影響。只恒大一事，按高盛分析，最差情况已可拖慢中國GDP的4.1%！我相信不會出現最壞情况，但即使只拖慢1%，已非常嚴重。除此之外，當然也必須全面考慮到這些種種政策，對國際投資、貿易、外交、國家形象，以至世界安全等的影響。

「去英語教育」反智 對中國極大傷害

我擔心的第二件事，亦是受到西方民粹和甚至種族主義抬頭所影響，受到無理欺壓，無可避免地令到中國的民粹也高漲起來，導致某些思想變得情緒化，甚至開始非理性。

近日留意到中國有人推崇「去英語教育」，如落實，此舉極度反智，可為中國帶來極大傷害。中國當然應該繼續推廣中文成為一種國際語言（也應推廣人民幣），但絕不可放棄提升中國人的英語水平。當然接受英語教育會對思想有一定影響，但這是值得的，因為喜歡與否，英文已經是國際溝通的最主要語言，包括科學界、商界和外交界等等，是一件不需爭拗的事實。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國需要的是更了解全世界，也更需要世界各國和人民了解中國，而英文就是必須的溝通工具！

此外，我亦發現不少中國人，詫異地和危險地，竟然極端到歡迎爆發股災（已出現），甚至歡迎金融危機（幸而尚未出現），認為這些是好事！我嘗試理解他們的歪理，然後解釋一下謬誤之處。

「自我刺破股市泡沫」說法 令人啼笑皆非

1. 有此類人天真地以為美國股市只是一個巨型泡沫，即將全面爆破，引發全球金融海嘯。所以中國應提早自行刺破股市泡沫，逆方向收緊貨幣政策，並關緊外管和資本帳窗戶，實為最明智之舉！

不幸此想法幾乎全部錯誤，美國股市雖不算便宜，即將開始Taper QE亦是真的，但美國經濟仍然強勁，Delta wave亦已逐漸過去，過度性通脹也上升了不少，但10年國債息率仍處極低水平，徘徊在1.3厘至1.5厘之間。美國企業盈利增長仍非常強勁（部分受惠於中國科技龍頭已幾已放棄全球競爭，Tiktok或是唯一例外），今年標指的巿盈率更將由約24倍降至頗合理的21倍。

自我剌破中國股市泡沫之說更令人啼笑皆非。在今次股災前，恒指的巿盈率已是可憐的13倍不到，經此一役，愈來愈多國際投資者真的認為中國已變為「uninvestable」，現在巿盈率更跌至悲哀的10倍！過去20年，中國經濟以雙位數的名義GDP高速發展，但奇蹟地中國的A、B、H等所有股市，竟全部遠遠落後。

2. 亦有不少人錯誤地以為金融代表所謂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無關，所以可能金融危機影響不大，甚至可能對實體經濟有點幫助！這是瘋狂，完全不懂經濟的想法，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當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如出現金融危機，必帶來經濟衰退，甚至大蕭條。反之，如資本市場有較佳長期表現，中國企業融資成本必將較低，當然對中國發展有幫助，更有利於分散過度集中於銀行的風險。

除此之外，中國也有過億股民（如市場較好，當然更多），這亦是一個達到共同富裕的好方法！

某程度上，我贊同美國經濟走往另一極端，確有點過度金融化，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不止財富集中於華爾街，太多的學霸精英亦被金融行業吸引。但全球金融危機後，大量人才摒棄金融，改投高科技，最有錢的富豪都已變為高科技的創業家。再次提醒一句，各種互聯網服務，既包含商業模式創新，但即使只是突然被貶低的「賣白菜」電商和物流企業，都需要複雜的雲端、軟件技術和linear programming optimization高級數學，絕對是如假包換的高科技！

3. 更驚人的是有些人竟然以為中國股災，摧毁了過萬億美元的財富，尤其針對海外上市的所謂「中概股」，是天大好事，因為不少蒙受損失的是「邪惡」、不安好心，企圖傷害中國的國際投資者！這種想法完全暴露出病態式paranoia（偏執狂），非常錯誤和危險。

首先，這做法是經典的「cut off the nose to spite the face」（害人終害己），即使中國市場有不少國際投資者，但大部分仍是中國人的錢啊！况且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國際投資者，包括那些PE和VC，投資目的都是純粹賺錢，而非干預中國內政。

我明白中國永遠相信本土工程，過去40年，即使建造了不少鬼城和大白象工程，不少投資者焦頭爛額，但那些樓房、電廠和鐵路是拿不走的，一切損失，都只是金融遊戲，中國仍是最大贏家。但千萬不可以此歪理為國策，因為如蓄意這樣做，豈不是變成騙局，有辱中國泱泱大國之國體！此做法不止損害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給予本來已偏頗的西方傳媒更多攻擊中國的彈藥，更大大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最終甚至提升戰爭的風險！

4. 部分人的另一誤解是金融危機幾乎是一種「贖罪」的清洗過程。尤其QE氾濫十多年，確造成各種嚴重不良和不公後果，包括拉濶貧富懸殊，和間接引致全球各地的社會動亂，包括香港和美國！此說法不無道理，但主要是一個平衡問題。過度印鈔固然有很多後遺症，但如像亞洲金融風暴後，按照當年IMF代表西方列強的說法，問題源於各國過度揮霍和貪腐，所以必須勒緊褲頭，以緊縮財政開支來「贖罪」。但緊縮政策的後遺症比QE更嚴重，帶來6年多的通縮和經濟衰退，多個政府倒台，無數企業和個人破產，甚至不少人走上自殺的悲哀絕路！

須創完整經濟發展理論 政策應續實務為先

QE確令到很多人憤怒，上街示威甚或暴動，但似乎至今沒有一個政府倒台，可能因為沒有多少人真的肚餓和感覺真正的絕望。當然QE這個遊戲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玩的，先決條件是貨幣的話語權，和更重要的接近全面傳媒控制權。這才是數據年代的最重要殺手鐧。

總括來說，批評西方經濟制度容易，我也同意最適合未來全人類和地球的經濟制度，極可能較接近社會主義，但定必仍需配合大量更新的科學知識，尤其氣候變化，以及運用更多最新資訊科技。在中國仍未創出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經濟發展理論前（包括一些方程式和模型），所有政策必須繼續以實務為先！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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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了快半年的「反送中」，不僅「反中」的真實意圖早已圖窮匕見，原本不斷宣稱「和平示威」的虛假神話，也終於吹噓不下去，被證明就是川普所說的「暴動」(riots)。只要你稍微願意動腦，跳出西方世界及綠媒「雙標」的眼界，你就會看到警察是如何在人身受到威脅下開槍，以及這些「反中」甲冑是怎樣變成恐怖分子，不但癱瘓交通、破壞地鐵，甚至用汽油焚燒不同意見的普通市民！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新黨青年谷傳揚，募集第一線港警最需要的護目鏡、防刺衣等各種護具，親自送到香港警署慰問警察。他並在《王炳忠來了》節目中分享第一手的觀察：香港市民反中程度遠比台灣人低，但特定分子的抗爭手段卻比台灣來得激烈。台灣近三十年來各種抗議，早年民進黨有丟汽油彈，也有各種襲警暴力，但從未發生攻擊捷運，甚至連太陽花當時攻入行政院，以及後來以反核之名癱瘓公車專用道，都成為民意開始反彈的轉捩點。

最近才有一份調查出爐，指出台灣人普遍認為香港「反送中」繼續這樣沒完沒了，最後受害的會是香港人民。既然知道如此只會害了香港，大家卻又跟著蔡英文瞎支持「反送中」，不就是標準地詛咒給別人死、別人的小孩死不完？從香港的「反送中」，到蔡英文的台獨路線，再到藏身幕後的外國勢力，不就是一群居心叵測、要人去死的邪惡集團嗎？

[台灣人在新加坡的工作日記]

新加坡Vlog #14
太多網友想知道的問題解答來拉！
毫不藏私的心得分享
看完這影片再決定你要不要來新加坡工作！
PS新加坡沒有打工度假簽證喔～

其實新加坡人對台灣人的接受程度很高
再加上我們吃苦耐勞
只要英文程度還可以的話都不難找到工作～

下次再問我同樣的問題就打屁股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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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美行最後一天，6號清晨不到6點，即出門到VOA美國之音華府總部，接受現場直播訪問。
　
眾所皆知，VOA雖標榜 "accurate"（精確）、"objective"（客觀），但實則就是 #美國官方喉舌，以 #美國價值觀看待中國及全球事務。
　
這次十分鐘左右的訪談，我先說明新黨此行訪美，除了參加僑界舉辦的演講會外，也請教美國官員、智庫、國會議員對我們提出的新構想的看法，即省下對美龐大的軍購開支，移轉為對美基礎建設的投資，這也將是 #新黨參選2020總統的政見之一。
　
我們認為，台灣真正的安全，靠的從來不是有多少的軍事裝備，更非永無止境的軍事競賽，而是用智慧與大陸和平協商，求同存異，維持互信的穩定關係。
　
主持人又問，新黨在今年八月提出「和統保台」，是否就是「急統 / 極統」？我回應，要先釐清是「急」還是「極」？若是前者，不但新黨沒有主張立即統一，大陸也沒有如此準備。若為後者，則台獨既不可行，終極目標當然就是統一，這不僅是 #中華民國憲法 的設定，也是 #華府與北京之間中美三公報 的精神。
　
我說，美國既強調「一個中國」，兩岸勢必將來要統一。只是如何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以目前蔡英文的作法看，北京的忍耐程度可能愈來愈低，這也是讓大陸、美國、台灣三方的有識之士，都感到憂心的原因。
　
主持人接著再提出李明哲案，問新黨如何要求大陸面對人權問題。我反問，那台灣處理所謂的「共諜」周泓旭呢？我們有將心比心嗎？從最初說他「刺探機密」，到後來提不出證據，又羅織個不三不四的「發展組織未遂」罪名。大陸對李明哲案，還能公開直播審問，周案至今秘密審理，也不允許旁聽，有何資格單方面指責大陸迫害台灣公民，一邊卻在李明哲案之前，即先羈押大陸公民，押人取供，令其「被認罪」呢？
　
我反問，台灣說李明哲著手顛覆大陸政權，是「傳播民主無罪」，那如有大陸公民跑來台灣要顛覆台灣政權，我們認為有沒有罪呢？
　
我強調，對中國大陸採行的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我們應該予以尊重，不應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在與大陸交往的過程中，可以善意地建議他們對言論管控更放鬆一些，但不應採取特定立場，認定怎樣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正確。
　
我表示，民主必須配合不同社會不同的發展程度，沒有普世皆準，大陸正努力讓十三億人脫貧，走向小康社會，我們應該正面看待。
　
最後針對主持人對新黨規模小、「泡沫化」的挑戰，我回應，新黨登記在冊的黨員雖只有幾千人，但最近一次立委選舉得到4.2%的選票，只差不到一個百分點即可擁有兩席立委。新黨過去「泡沫化」的最大原因，就是在「泛藍團結」的大帽子下，很多人雖欣賞新黨的理念和戰力，最後選票仍投給國民黨。但隨著國民黨至今未能勝任最大在野黨責任，對軍公教退休金的保障也差強人意，我們很有信心，新黨後勢看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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